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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蛊文化探源及现代反思

作者:未知

  摘要: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国家,苗族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一员,有着悠久且神秘的历史。苗族长期以来信奉巫教,崇祖祀魂,而作为其民间信仰外在表现形式的巫蛊术长期浸润于其日常生活中,不仅对苗族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历代史志、文人笔记、医学典籍也中也对之有大量记载,各地民间亦多有传说。但关于“蛊”究竟为何,又为何在历代流传千百年之久,于今天又有何意义,迄今少有关于此的系统研究。本文欲综合历史学、药理学等多个方面的知识,加之历代记述与实地调查的资料,而对于苗蛊文化进行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苗族;巫蛊文化;文化反思
  蛊文化是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不仅反映出了苗族地区的文化风俗及其特殊的信仰,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当时的科学、医学等意识。在本次研究中,笔者们通过梳理苗蛊文化的形成、发展以及演变,了解了当地苗民信蛊的现状,讨论和分析苗族的巫蛊文化,并且与科学、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理念与其调试、融合,对巫蛊文化进行一定的探索和反思,从而促进中华民族的更好融合与苗族文化的现代化发展。
  本文以文献为基础,对蛊的含义、内容及产生发展的原因等方面进行分析讨论,现节选文章第三部分关于苗蛊原因的讨论以及第四部分对巫蛊文化的探索和反思,敬请同好指正。
  一、巫蛊产生、发展的原因
  (一)最初产生的原因
  原始社会的采集狩猎活动中,对于当时大自然中所存在的动植物的毒性有了初步的认识,对“蛊”也有了一定的了解。随着社会的发展,当时的人们有意识地将这些毒素进行简单的提取加工,运用于日常活动中,从而促进本氏族发展。
  另外,当时的自然环境也是导致“蛊”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原始社会时期,人们主要生活在丛林等原始环境中,潮湿闷热,易滋生虫子。当时人们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加之生存环境恶劣,导致了当时的人们多灾多病,其中相当部分由于周围湿热的环境以及各种虫子所引发的疾病加剧了人们的恐慌,再加上當时人们的认识水平相当有限,由此,人们对当时环境中多见的虫子发生了“偏差”,进而为后来巫蛊的产生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对“蛊”的认识偏差越来越大的原因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水平等各方面不断发展进步,苗族的巫蛊文化却在封闭的环境中,沿着封建迷信的道路越走越远。在这一部分中,笔者将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对苗族的巫蛊文化的这种发展趋势进行一个大胆的论述。
  首先,从自然地理环境的因素来看,当时苗族所处的生活环境大多是山地地区,气候十分湿热,这样的环境是“蛊”最向往的“温床”,为蛊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苗族人民在这样的环境下不仅极易“感之多病,腹胀成蛊”,且在多虫的情况下,人们极易感染病毒而成蛊。同时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很容易酝酿出神秘的氛围,启发人们的各种幻想,唤起人们的神灵意识,极大推动了苗族蛊文化的形成。
  其次,政治方面,苗族等少数民族一直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的排挤、压迫的对象,再加上历代封建王朝对巫蛊文化的打击,苗族等少数民族及其文化向更加边缘的方向发展。再者,中央统治政府将苗族驱赶到边远地区后,疏于对他们的管理,也并不在意苗族内部巫蛊文化的发展影响,并且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不同于汉族的管理方式,进一步推进的苗族地区巫蛊文化的发展。苗族与同地区的其他民族之间的紧张的资源竞争中,为了区分他者的加强本民族内部的凝聚力,也为了解释现实中种种灾难,人们将弱势群体的女性当作“巫蛊”的“替罪羊”,这可能是当时普遍存在的一种应对危机的“文化模式”。此外,苗族内部缺乏一个遏制蛊术流行传播的法律机制,促成巫蛊文化的发展。
  第三,苗族本身的信仰传统。苗族的巫蛊文化的产生于当时的灵魂观念具有密切的关系。当时苗民的原始信仰基础是“万物有灵”、“鬼魂不灭”,由此产生了全民族性对蛊的信仰。这就使得苗族的巫蛊文化与汉族等民族相比,具有更加鲜明的原始的神秘色彩,更体现出了苗族“信鬼好巫”的宗教文化特点。
  第四,由于苗族的社会生产力在历史的长河中并没有得到太大的发展,以至于生存条件恶劣、卫生条件极差、医疗条件简陋、对外交通不发达等不利因素,再加上苗民的文化水平相对低于汉族人民,对于患病就医没有较强的概念,只是在家里有了病人之后请巫婆、鬼师来“驱邪除魔”,或向神灵祷告许愿。
  第五,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巫蛊文化或许可以看做是一种调节社会平衡的文化机制。当时被认作是蛊婆的对象大部分都是一定程度在生理、心理或者家庭背景上与大部分人“与众不同”,于是成为众人的“眼中钉”,从而需要“被制衡”,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平衡。所以,被认定为蛊婆的人某种意义上促进的巫蛊文化的发展,实际上,他们也是特殊的自然、历史和文化条件下的牺牲者。
  (三)巫蛊文化影响扩大的原因
  第一,如上文所说,中原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维持汉族文化的主体地位,以苗族的巫蛊文化为切入点,在汉苗之间用文化和法律树立起一道无形的心里边墙,从而应在一种“危机想象”,但这种“危机话语”却产生了反作用,在汉民族内部同样也产生了较之前更严重的对这种巫蛊文化恐惧心理。再者,汉代的“巫蛊之祸”等政治性事件的爆发进一步将民众推到了对巫蛊文化的恐惧的最高峰。
  第二,文学作品对于各种文化思想的广泛传播有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民间的志怪小说中,作者利用语言文字手段添油加醋、颠倒黑白、无中生有,把蛊描绘成专门饲养出来害人的东西,而使巫蛊文化“失真”。而民间众多读者在文化水平欠缺的情况下,又带着猎奇心理、想象及市井流言的传播,最终导致巫蛊文化“百害而无一利”。
  二、对巫蛊文化的探索与反思
  (一)关于“巫蛊”真实性的讨论
  根据笔者在搜集资料的过程的发现,在民间传说中被认定为放蛊者的女子一般分为六类:1.经常吵架的妇女;2.妇女中的弱势群体,如家族势力单薄的女性,尤其是寡妇;3.贫弱妇女;4.老蛊婆的儿媳妇或女儿;5.动作另类、举止不当的妇女;6.美丽动人但性格上有缺陷或者婚姻不遂的较为年轻的女子等。   由此引发了笔者的一个疑惑:在巫蛊故事中,为什么主角永远都是女性?笔者认为,首先,是因为女性处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文化中,必然处于一个较为弱势、边缘的位置。其次,当时苗族内部的医生“匠嘎”由于自身医学知识的不足,为了给自己的无能找借口,或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医术高明,同时博取民众的信任,以获取财物,从而有意将某些病症诊断为“蛊病”,且虚构一些与蛊婆斗法的故事来宣传自己,由此,“匠嘎”的存在对蛊婆的认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除此之外,社会舆论的压制以及“蛊婆”自身的默认、无力为自己辩护等种种因素,都最终促成了女性成为了巫蛊文化的“主角”。
  既然这些蛊婆的身份是由于各种“外力”而被强加在女性身上的,那么,我们便不得不对这些被扣上“蛊婆”身份的女性是否真的具有“放蛊”的能力产生怀疑,以及当时的那些被诊断为患有“蛊”的病人是否真的是巫蛊所致?通过一些材料发现,一些“中蛊”患者本身体弱多病,并且从现代医学的方法来看,当时这些所谓的“蛊病”实际上多是一种长期在气候湿热、岚雾作瘴、毒虫丛生的环境中容易滋生的肺结核、慢性肝炎和慢性肠炎等病症。
  然而我们也不能就此否认巫蛊的存在,笔者认为,巫蛊文化之所以能传播开来,必定是有真实事件作为原型,可能最初事件发生的时候并没有像后来传说中的那么神秘、玄幻,其所产生的后果也许并没有太过严重,只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认识水平有限、对苗族的文化也并不是特别了解,在恐惧和好奇的心理状态下,对最初发生的巫蛊事件进行了“加工”、口口相传,“加工”的色彩越来越浓烈,从而演变成神秘色彩极浓厚的巫蛊文化。这从中原王朝采取法律措施阻止巫蛊的传播这一方面可以得到一定的启发。当时对巫蛊采取措施的都是国家宪法,中央政府不大可能对于一些子虚乌有的东西特地制定法律严加控制。
  (二)从药理学角度探究“巫蛊”文化
  从“蛊”这个字最初的意思来理解,最原始的含义可能是一种虫病。在《灵枢·厥病》中:“肠中有虫瘕及蛟蛕,皆不可取以小针。心肠痛,憹作痛肿聚,往来上下行,痛有休止,腹热喜渴涎出者,是蛟蛕也。以手聚按而坚持之,无令得移,以大针刺之,久持之,虫不动,乃出针也。”从其中所描写的症状来看,与民间相传的中蛊的症候相类似,但在此医书中将这种表征归类为一种虫病,而非中蛊,且在《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等医书中都对这些寄生虫病等有所记载。笔者认为,对于“蛊”的误传,仍然是因为普通民众在药理知识方面的缺乏,无钱求医问药,只能寄希望于一些巫术等欠缺科学根据的方法,最终由于疾病的加重而对“蛊”的害怕。
  在这些记载的虫病中,其中有一个在近代被发现并且确切命名,即血吸虫病。长沙马王堆女尸、湖北张家山男尸,经考古挖掘发现都存在着大量的血吸虫卵,这应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血吸虫病在当时长江流域已较为流行。因为当时生产水平、认识水平有限,蛊病临床表现又极为复杂,確切的病因确是难以完全清楚,所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始终处于无知与恐惧的情绪状态之下,对该病的感染流行不可避免地离开了对“蛊”为“聚虫于皿”的认知,从而形成了各类怪异荒唐的说法。但事实上,不论这些说法是如何之诡异,我们始终是有必要以彼时医学家们的症候判断及记载为根据,结合当时民众的认知水平,还巫蛊文化一个“真相”。
  光绪《乾州厅志》中记载:“苗妇能巫蛊杀人,名曰放草鬼,遇有仇怨嫌隙者放之。放于外则虫蛇食五体,放于内则食五脏……”而在隋代太医巢元方等主编的《诸病源候论》中系统总结了隋以前病因、病理、证候学等成就,并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在此书中,就人体寄生虫类别而言,记录了主要寄生于肠道的“九虫”、附于体表叮咬皮肤的昆虫及隐匿南涧的小虫等。所以,《乾州厅志》中记载的放于体内体外的“蛊”,实际上可能就只是一些寄生虫,对人体的危害并没有涉及巫术的因素。
  其实,上文中所提到的“黄谷蛊毒”的集中比较主要的蛊,都有一定的药理学依据。现代医学证明,蛇毒是由许多蛋白质、多肽、酶类等其他小分子物质组合而成的混合物。利用现代的医学技术手段将蛇毒分离成许多种毒素分子,其中有一类分子对哺乳动物的神经系统具有毒性效应,这可能也就是蛇蛊起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蜈蚣在中国古代医学中作为药用其实由来已久,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记载蜈蚣辛、温、有毒,具有镇惊、熄风的功效。当代中国医学工作者对蜈蚣的毒素成分进行化学分析,认为其中所含有的两种类似蜂毒的成分,而蜂毒对中枢神经系统对发生一定的作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蛊毒都具有这种药理学依据,如石头蛊、蔑片蛊等,所以笔者认为,在巫蛊文化中真正发挥作用的可能不是这些毒性,更多的是心理作用在“作祟”。
  三、结语
  综上,关于“蛊”的真实性以及相关问题,学界仍然存在着争议。从“虫病”最终发展到到“巫蛊”,这之中诸多因素发挥着作用。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关于“蛊”的内容涉及文学、医学等多个方面,而本文限于篇幅,仅节选文章第三部分关于苗蛊原因以及第四部分对巫蛊文化的探索和反思进行初步的研究。
  作者简介:
  蔡予越(1998-),女,汉族,福建厦门人,西北大学本科生,研究方向:历史。
  周歌(1997-),女,汉族,陕西延安人,西北大学本科生,研究方向:历史。
  金旻(1998-),女,汉族,云南昆明人,西北大学本科生,研究方向:历史。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8年西北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8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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