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大运河”两个问题的思考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束有春

　　“中国大运河”由“隋代运河”和“京杭运河”两部分组成
　　运河—大运河—中国大运河，是一组质地相同、但内涵外延差别很大的语词。
　　“运河”就是人工开挖的河道，与自然河道及其他河流相连，除航运外，还可用于灌溉、分洪、排涝、给水等。
　　“大运河”是就其体量、长度、宽度比一般运河要长要宽而言。每一条运河都有自己的地理名称，按理，“大运河”这个名称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所指地理环境不清晰。用“大”来修饰，是因为与国外只有190公里的埃及西奈半岛西侧“苏伊士运河”相比，与全长只有82公里的中美洲“巴拿马运河”相比，与全长只有98.26公里的德国“基尔运河”相比，与全长只有6.3公里的希腊“科林斯运河”相比。正是在与外国的对比中，加之中国的运河置身于泱泱大国的怀抱，由西向东，由北向南，显得绵长而又阔大，纵贯五大水系，故可毫不夸张地称为“大运河”。
　　我们之前都约定俗成地称自己的运河为“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因为申报“世界遗产”的需要，最后统一用“中国大运河”作为固定名称呈现在世人面前。所以，“中国大运河”成了运河文化中又一个重要概念。
　　国人对大运河“历史价值”认识经历了漫长的褒贬不一的过程，其差别可以用“天壤”来形容。在唐代人眼中，“隋代运河”除被唐代人继续使用并不断疏浚拓展外，歌颂赞许之声通过诗人皮日休的《汴河怀古二首》可见一斑。该组诗第二首云：
　　尽道隋亡为此河，
　　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
　　共禹论功不较多。
　　现代人对大运河的重视，也是从其“文化遗产”价值引发开来的，并且还是逐步升温。2006年，国务院公布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大运河被列入其中，用的名称是“京杭大运河”。从2006年开始，江苏就着手省内运河沿线8市的大运河保护规划编制工作。2009年，国家决定在2014年将大运河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开始“吃香”起来。江苏扬州成为中国大运河申遗“牵头城市”，笔者参与了前期大量筹备工作。开始时，运河沿线城市只有33家，后来浙江的绍兴、宁波二市认识到大运河申遗的重要性，要求加入，加之隋唐时期，大运河的南端事实上已经伸入到了宁绍平原，所以，中国大运河沿线城市就变成了35家。最后成立了国家层面的运河城市联盟，扬州作为中国大运河申遗牵头城市，申遗办公室正式挂牌成立。从此，以“中国大运河”名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伟大工程正式拉开了序幕。
　　2013年5月3日，国务院公布了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将“春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位于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浙江省、江苏省、安徽省、山东省、河南省境内的运河，与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京杭大运河”合并，合并后的名称为“大运河”。这样做，不仅在名称上将我国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内涵与外延作了进一步明确，而且也更加有利于整合大运河文化遗产资源，推动我国大运河“申遗”工作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开展。
　　2014年6月22日，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
　　“中国大运河”由隋代运河（习惯又称“隋唐运河”）和京杭运河两大部分组成，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在部分文章或文件中出现了将“浙东运河”与“隋代运河”“京杭运河”并列的现象，称中国大运河由三部分组成。这种“三分天下”的做法不仅与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称及内容不符，更与我国申报世界遗产时，对世界遗产“协约国”的承诺不符。
　　“中国大运河”申遗文本中明确表明：中国大运河的主体工程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期：一是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出于战争和运输的需要竞相开凿运河，但都各自为政，规模不大，时兴时废，没有形成统一体系。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事件就是“邗沟”的开挖，它沟通了淮河与长江，成为中国大运河河道成型最早的一段，并作为重要的区域性交通要道而得到不断维护与经营。二是隋朝时期，为了连通南方经济中心和满足对北方的军事需要，在政府统一规划、建设和管理下，先后开凿了通济渠、永济渠，并重修江南运河和疏通浙东航道，从而将前期各地方性运河连接了起来，形成了以国都洛阳为中心，北抵涿郡、南达宁波的大运河体系，完成了中国大运河的第一次全线大贯通。三是元朝时期，由于国家政治中心从中原地区移到了大都（今北京），忽必烈组织开凿了会通河、通惠河等河道，从而将大运河改造为直接沟通北京与江南地区的内陆运输水道，形成中国大运河的第二次南北大沟通。明清两朝维系了大运河的这一基本格局，并进行了多次大規模的维护与修缮，使大运河一直发挥着漕粮北运、维系国家稳定繁荣等重要功能。
　　由此可见，“浙东运河”是很早就包含在隋代大运河中了。
　　东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大力开凿修治浙东运河，自杭州东渡钱塘江至萧山西兴，再由西兴镇东通至宁波，沟通了姚江、甬江、钱塘江、曹娥江等自然河流。经过一千多年的营建，到隋统一中国，以中原地区为中心，贯通东西南北的中国大运河体系已初步形成，为隋唐时期对运河大规模开挖、整治及航运大繁荣奠定了基础。隋炀帝不仅对春秋时期的“古邗沟”进行了疏浚畅通，也对浙东宁绍平原上由“山阴古水道”形成的固有河道进行疏浚，实现了隋代大运河对包括钱塘江在内的“五大水系”的全部纵向沟通。
　　隋代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分别由西向东南、向东北方向延伸，呈“Y”形或侧卧“人”字形。京杭大运河以元大都为中心，由北向南纵向延伸，虽然名称是卡位卡到杭州称“京杭”，呈“I”形，但实际上与宁绍平原的浙东段运河水系也是相连的。如果要将“浙东运河”独立出来，与“隋代运河”“京杭运河”并列，又会呈现出什么样的形状？浙江的政治经济中心在杭州，杭州又是南宋都城所在地，历史地位明显高于绍兴和宁波，因此，后人将由元大都南下通达的大运河命名为“京杭运河”，而不称“京绍运河”“京宁运河”，是不需要讨论商量的。我们的先人在给运河取名时，采用了两种方法：一种是历史标记法，如“隋代运河”（或曰“隋唐运河”）;另一种是地理标记法，如“京杭运河”。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围绕国家或地方政治中心来思考定位。 　　我国将“中国大运河”分为十大河段，由北向南分别为通济渠段、卫河（永济渠）段、会通河段、通惠河段、北运河段、南运河段、中河段、淮扬运河段、江南运河段、浙东运河段。“浙东运河”与“江南运河”“淮扬运河”等其他九个河段一样，只是“中国大运河”十大河段之一，是在第二层次，绝不可以僭越到与“隋代运河”“京杭运河”相等的第一层次。
　　在“中国大运河”十大河段中，江苏拥有三个河段还多一点：“中河段”包括徐州、宿迁二市，“淮扬运河”段包括淮安、扬州二市，“江南运河段”包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四市，另外，还有与安徽省泗县相连、由盱眙入淮的“通济渠”一部分，流经全省13个省辖市的8个市。
　　“中国大运河”在江苏的实际长度，分开来说，“隋代运河”全长2700多公里，其中在江苏省内有800余公里;“京杭运河”全长1797公里，在江苏境内达1000余公里。由于两条线路有重叠交叉之处，在江苏境内的最终数字，江苏省水利部门的统计数字为1027.4公里，规划编制部门的统计数字为1023.3公里，可以这样说：“中国大运河”在江苏境内的长度达1020多公里。
　　“古邗沟”与“太伯渎”谁是中国大运河“第一锹”开挖地
　　这是个老而又新的问题。就江苏而言，十多年前，在中国大运河“申遗”过程中，曾出现过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来自外部的压力，即山东济宁要与江苏扬州争夺“牵头城市”席位，结果经过几轮论战，最后花落江苏，扬州成为中国大运河申遗牵头城市。第二个是来自内部的“运河第一锹土”所在地之争。当时无锡市就有人提出“伯渎港”“伯渎河”问题，认为中国大运河的“第一锹土”应该是在无锡，理由很简单，也很吸引人，就是“吴太伯”是“吴王夫差”的老祖宗。结果在“以史为征”、功能、作用等要素对比下，加之无锡顾全大局，不搞“兄弟阋于墙”，扬州市终于坐稳了中国大运河申遗牵头城市的交椅。
　　2019年12月26日，由無锡市新吴区宣传部、梅村街道办事处主办，无锡市吴文化研究会承办的“中国运河第一撬”学术研讨会在无锡市新吴区梅里镇召开，尽管“锹”“撬”二字音同而词性截然不同，但研讨会所要表达的意境是十分清晰的。这是推动江苏大运河文化研究、丰富运河文化内涵的一个重要举措。会议通报了近年来无锡市在太伯渎两岸开展考古工作取得的成果，发现了体量面积很小的商周末期的灰沟及陶器残件，故而有了“第一撬”研讨会的出现，有人进而断言现在的“太伯渎”就是当年吴太伯开挖的。
　　笔者着重从文字学与史学的角度，对有关问题进行梳理，谈一点个人看法。
　　一、“邗沟”之“沟”字与水关联密切
　　“沟”字与水有关，其本义有二。第一是指田间水沟或水道。《周礼·遂人》有：“十夫有沟。”意思是十户人家所种的田要有一条水沟用于灌溉。第二是指“护城河”。《史记·齐世家》有：“楚，方城为城，江汉以为沟。”这句话在《左传·僖公四年》中为：“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方城”是春秋时楚国的一座城池，也可理解为一个区域，带有拱卫防御功能。“江”指长江，“汉”指汉水。这句话的意思是：楚国把方城当作城墙，把汉水当作护城河。
　　吴王夫差开挖古邗沟的记载最早见于《左传·哀公九年》：“秋，吴城邗沟，通江淮。”晋杜预注曰：“于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粮道也。今广陵韩江是。”这是文献中最早出现“邗沟”的记载，那是公元前486年。中国大运河申遗文本据此精确地表述为：中国大运河的开掘始于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486年，为北上争霸，吴国在今扬州附近开挖邗沟，沟通长江与淮河水系，成为中国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第一条有确切开凿年代的运河。
　　古人以“沟”来表达人工与自然相结合的水系，除了“邗沟”，还有著名的“鸿沟”。战国中期，魏国为争雄称霸，于公元前361年前后开始挖掘改造鸿沟，北接黄河，南边沟通了淮河北岸的几条主要支流，构成了黄、淮之间的水路交通网络。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建立和巩固新生帝国政权，充分利用鸿沟水系，从各地漕运大批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关中和京师咸阳。鸿沟水系的许多支流后来因黄河泛滥而淤塞，只有其主水道汴渠尚未断流。隋炀帝在前代汴渠的基础上下令开凿通济渠，沟通黄河与淮河，汴渠也成为隋代大运河的一部分。
　　二、“太伯渎”之“渎”字是多义字
　　“渎”字的本义是什么？在先秦时期，差别很大。
　　先看与水不沾边的“渎”。
　　《周易正义》卷一：“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晋王弼注曰：“渎，蒙也。”这里的“渎”是指没有悟性、蒙昧的意思。
　　《左传·昭公十三年》曰：“晋羊舌鲋者，渎货无厌。”晋杜预注曰：“渎，数也。”这里的“渎”是指屡次、反复的意思。
　　《左传·成公十六年》载：子反入见申叔时，曰：“其师何如？”对曰：“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详以事神，义以建利，礼以顺时，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时顺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无不具，各知其极。故《诗》曰：‘立我民，莫匪尔极。’是以神降之福，时无灾害，民生敦，和同以听，莫不尽力。以从上命，致死以补其阙。此战之所由克也。今楚内弃其民，而外绝其好，渎齐盟，而食话言，奸时以动，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进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谁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复见子矣。”
　　在这一段齐楚双方重要人物的战前对话中，出现“渎齐盟”三字，晋杜预注解为“渎，不详以事神”。这里的“渎”是指“亵渎”、不守信用、背弃的意思。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有：“国有外援，不可渎也。”这里的“渎”通“黩”，是“贪污”“贪财”的意思。
　　“渎”字在上古文字运用中还通“窦”，指“洞穴”。
　　再看与水沾边的“渎”。成书于战国后期的《尔雅·释水》中有：“江、淮、河、济为四渎，四渎者，发源注海者也。”《礼记·祭法》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战国后期的《韩非子·五蠹篇》中有：“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这里的“决”就是挖掘、疏通，“渎”就是指河流、水道。到了汉代，《史记·殷本纪》中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句。但“渎”字有时也指小水沟、小水渠。如贾谊《吊屈原赋》中有：“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吞舟之鱼！”意思是说，那小小的污水沟，怎能容得下能够吞下舟楫的大鱼呢！ 　　吴地人喜欢用“渎”字命名水系，反映了水网密布的地域特色。除了“太伯渎”，还有“木渎”“练渎”“射渎”“蠡渎”“孟渎”等。至今，吴地仍有许多地名是带“渎”字的，宜兴市号称境内现存有“七十二渎”，每个渎都有自己的名字，当地还专门成立了“渎文化研究会”。
　　如果我们放眼至长江北岸的“老吴地”，吴王夫差开凿的古邗沟，亦有“山阳渎”别称。现在的盐城人也喜欢用“渎”，如“盐渎”。盐城在历史上盛产盐，“盐渎”应是指用于运盐的水道“串场河”吧。现如今，“盐渎”也成了地方文化代表性符号，有《盐渎》杂志、盐渎公园、盐渎街道，还有“盐渎风”文化品牌。
　　三、关于“太伯渎”名称来源蠡测
　　根据笔者所获悉的有限资料，“太伯渎”（亦作“泰伯渎”）出现的最早时间应该是在唐宋时期。
　　北宋著名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二记载：“太伯渎，西带官河，东连范蠡渎，入苏州界，淀塞年深，粗分崖岸。元和八年，刺史孟简大开漕运，长八十七里，水旱无虞，百姓利之。”这里出现了唐代刺史孟简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所开“孟渎”与传说中的吴太伯的“太伯渎”的关系。笔者仔细查阅了《新唐书》，在卷四十一《地理志五》“江南道”中，“常州晋陵郡”条的原文和补注是这样的：
　　武进，望。武德三年以故兰陵县地置，贞观八年省入晋陵，垂拱二年复置。西四十里有孟渎，引江水南注通漕，溉田四千顷，元和八年，刺史孟简因故渠开。
　　无锡，望。南五里有泰伯渎，东连蠡湖，亦元和八年孟简所开。
　　这是“泰伯渎”在官史中的出现，但同时又注解“泰伯渎”“亦元和八年孟简所开”。由此不难推断，“泰伯渎”的出现，最早在唐宋年间。
　　正是在这样的正史文献基础上，后起之地方史乘不断地对“泰伯渎”加以发酵，日积月累，偏差愈多。清代《锡金考乘》卷一转引元代王仁辅《无锡县志》云：“渎开于泰伯，所以备民之旱涝。民德泰伯，故名其渎，以示不忘。”《梅里志》卷二云：泰伯渎“西枕运河，东连蠡湖，而梅里当其中。长八十七里，广十二丈。起自无锡县东南五里许。历景云、泰伯、梅里、垂庆、延祥五乡，入长洲界，相传泰伯所开。盖农田灌溉之通渠，亦苏锡往来之径道也。唐元和八年，常州刺史孟简尝浚导之，改称孟渎。然民間有口，但云伯渎，不闻孟渎也”。《锡山志》又云：“泰伯渎，运河之支也。于清宁桥南入口。有桥跨其上，名伯渎桥。”“相传”多了、久了，人们就禁不住从实处来做，并且是愈做愈逼真，因为他们在落笔成文时，看到的就是眼前“此时”的现实，而对于泰伯“彼时”的实情是并不在意也无法在意的。历史认知是叠加的、渐进式的，亦犹如“积薪”，使用者从其中任意“抽”取一页，都可以说是历史，都拿来为我所用，但问题的关键是历史的原点在哪里。把续写的历史当作原点的历史来认定，是极其危险的学术公害，必须予以澄清。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自古就有“尚同”“尚贤”的习惯性思维。黄帝时代的一切发明创造，人们都要归到黄帝身上;尧舜禹时代的一切罪恶和不好的东西，人们都要归到“四凶”头上。吴王夫差开邗沟，图谋伐齐，国力再强大，但他最后还是把吴国丢了，让越国灭了，把老祖宗创下的基业给毁了，后世子孙们总是不能原谅他，怎么办？就说老祖宗太伯好，把光环都朝“太伯”头上套，骂夫差千万个不是。正是出于这样的心理诉求，吴地人在埋怨夫差的同时，诅咒越国的范蠡使用西施美人计，所以至今吴地仍有一个地名叫“骂蠡港”。孟简作为唐代常州刺史，受朝廷之命，历时四年多，带领十多万民众开通疏浚河道、引江入运，通漕工程取得成功，正是隋代大运河工程在唐代的延续，所以后人称“隋唐大运河”也是于史有征的。孟简不仅留下了“孟渎”，还留下了今天常州境内的“孟河镇”。
　　唐代的无锡地区属于“常州晋陵郡”管辖，不仅《新唐书》如此记载，《史记·吴太伯世家》张守节“正义”也告诉我们：“太伯居梅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常州是郡，无锡是县。长期以来，吴地人养成了宽厚善良、吃苦耐劳、不忘根本的好传统，当他们在取得治理水患成绩时，忘不掉老祖宗当年的辛劳与伟绩，将一段疏浚开通的河流冠以老祖宗的名字，也是情理之中的。“伯渎河”“伯渎港”，纵然不是太伯、仲雍时代的产物，但也的确是吴地人对祖先感恩之情的圣洁表达。无论从唐代还是宋代算起，“泰伯渎”的存在都有一千多年了，仅这一点，就已经值得我们去珍惜和纪念。
　　四、吴太伯时期的荆蛮之地需要掘渠挖渎吗
　　关于太伯、仲雍兄弟二人当年由西部岐山周原“奔吴”一事，《史记·吴太伯世家》说他们奔的是“荆蛮”之地。“荆”是古荆楚之地的旧称，泛指湘江流域，“蛮”泛指闽越南夷之地。也就是说，他们当年离家出走后，落脚的地方是在古老的楚、越之间。尤其是他们采取“文身断发”的过激行动后，更充分说明当时的荆蛮之民是以渔猎为生，要经常下水“捕鱼捉虾”。如果今日的无锡一带也属“荆蛮”之地，那当时一定是好一派“水乡泽国”风光！独木舟自由穿行水面，弄潮儿涛头站立，又何来“渎”？又何须用原始工具去掘去撬？大禹治水，也只能是采取“疏”，让水就下流走而已。
　　太伯生处商代，那时南方的生产力水平还极度低下，铁器还没有产生，处于刀耕火种的渔猎时代，如果要掘渠挖渎，其劳动工具也只能是大禹治水时的木质“耒耜”而已。只有到了铁器时代即春秋战国时代，铁制农具尤其是类似后世的铁锹出现后，进行大规模的河道开挖才成为可能，而吴王夫差的春秋时代已经具备了这种生产能力。有人会说，“良渚古国”时期已经有水利设施了。不错，但良渚古国的先人们主要是利用自然山势走向，在下游进行筑坝拦水，不需要发达的掘进工具。
　　当年竟然有一千多户没有见过世面的“荆蛮”愿意跟着太伯、仲雍这两位“北方佬”干，要抱团发展就得有旗号呀，于是就带着“舌”之音，取号“句吴”。太伯这个外来和尚，自然就是“大酋长”了。一直到了周武王伐纣成功、周王朝正式建立后，通过“周章”这个晚辈后生，周武王“追封”他那位未曾谋过面的堂曾祖父为“吴太伯”，从此有了“吴国”。
　　必须指出，吴太伯是没有子嗣的，他去世后，实行的是“兄终弟及”制，让弟弟仲雍接过了他的大酋长交椅。他之所以被称为“太伯”，而不似“仲雍”“季历”将“伯、仲、叔、季”序号放在前面称“伯Ⅹ”，就是以他的“侄子们”的口吻称其为“大伯”。古文字中，“大”字与“太”字相通，先由“大”字，再有“太”字，“吴太伯”在之前，应该称为“吴大伯”，“吴太伯”最早应该是由《史记》发出先声。《史记》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后来的吴王夫差与吴太伯之间是没有直接血缘关系的，夫差是仲雍的嫡系后裔。
　　日月迢递，江河东逝，沧海化为桑田。当年的荆蛮之地逐渐“裂变”诞生出了楚、越、吴等，当年的水乡泽国“裂变”出了许多湖、泊、汊、港、渎等。从宏观历史角度来看，无论是吴太伯时代的“句吴”，还是吴王夫差时代的“吴国”;无论是今天的“古邗沟”所在地扬州，还是今天的“太伯渎”所在地无锡，都属于历史上的“吴国”范围。在中国大运河成功申遗的今天，我们如果硬要为姬姓“吴门”的这两位先人弄清楚大运河“第一锹”的“知识产权”问题，欢喜一个又恼掉一个，恐怕有点吃力不讨好。吴文化如果以太伯、仲雍来到荆蛮之地作为滥觞，那么到今天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笔者粗略思考，吴文化大致经历了周王朝建立前的“先吴文化”、秦王朝建立前的“吴国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吴地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新吴文化”四个大的发展阶段。吴王夫差虽然不是吴太伯的嫡系，但他开挖“邗沟”，打通江淮，北上争霸的行为，正是对祖先那种筚路蓝缕、艰苦创业、不断进取精神的最好发扬，是吴文化自强不息精神内涵的又一次伟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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