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贫困脆弱性的社会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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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社会学为视角，运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实地调研得到的第一手资料，对东乡族自治县的贫困现状进行调查和分析，对于明确当地贫困脆弱性产生的因素和影响，探寻造成东乡自治县经济发展迟缓的制约因素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研究，发现当地收入结构不合理、医疗水平不高，教育资源落后，农民社会关系网络层次低，风险意识偏低。当地居民面临的风险多样、风险强度大、而抵御风险能力弱及缺少风险时刻救济。进而为少数民族地区贫困治理政策的制定提出建议，为精准扶贫工作提供建设性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民族地区;贫困脆弱性;风险;抵御风险能力
一、引言
西北地区脱贫是当前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贫困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西北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难题。西北地区分布着大量的少数民族，由于地理环境、地区经济、宗教及文化差异等方面的影响，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更甚。虽然西北民族地区脱贫工作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返贫风险依然居高不下。因此，对于西北民族地区的脱贫工作，要寻找合适的方法对策，实现有效的扶贫、脱贫、遏制返贫率，是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努力共同解决。
东乡族自治县是西北地区典型的少数民族特困地区，全县229个行政村中84%为扶贫开发重点村。全县还有贫困人口8.25万人，农村贫困面高达29.14%，贫困面积大，贫困程度深，贫困人口多，自然条件严酷和区位劣势使干旱山区的贫困问题更加凸显。当地居民整体文化素质低，自我发展能力弱，加之因灾、因病、因学等问题返贫现象更加突出，全县正常年景返贫率在10%以上，灾害年景高达30%，扶贫成本和难度日益增高等因素，使扶贫工作面临的形势仍然十分艰巨。
导致贫困脆弱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收入结构的不合理，自然灾害的不可预知，生产资本和物质资本不充分，医疗水平和医疗设施滞后，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抵御风险能力的不强，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体系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都会导致居民陷入贫困和刚脱贫后家庭由于基础薄弱而返贫的现象时有发生。而本研究从精准扶贫政策出发，寻找东乡族自治县贫困脆弱性具体是哪些方面，并分析得出东乡族自治区产生贫困脆弱性具体的原因。由此找到精准扶贫对民族地区的贫困脆弱性问题的解决方案，并深究其背后的意义与内涵，为“十三五”之际的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工作提供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
二、民族地区贫困脆弱性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贫困脆弱性的主要因素可以从家庭收入和支出的风险，家庭遭遇风险的情况，以及社会服务体系对应对风险的支持等几方面进行考量。家庭收入风险从职业结构和主要收入来源两个变量来测量;家庭支出风险主要从支出排序来测量;家庭遭遇风险的情况主要从各类风险对家庭影响的程度来测量;社会服务体系对应对风险的支持主要从社会网络支持、社会援助类型和社会保障支持来测量。
本研究的调查总体是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的常住居民，以户为基本研究单位。东乡族自治县共有19个乡、5个镇，下辖229个行政村，共有人口30 万人。由于调查地人口较多，本研究采取多阶段抽样的方法。从这5个乡（镇）中各抽出4个村抽出500户作为样本。共发放调查问卷500份，回收500份，有效问卷475份。
（一）当地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风险分析
贫困脆弱性与家庭的生计脆弱有着直接关系，而生计脆弱性主要表现为家庭的生计来源的不稳定和家庭资本不足，在遭遇风险冲击时短时间内无法承受损失，而使家庭生活陷入困境。而东乡族自治县由于受地域条件和自然资源条件的限制，当地家庭的生计脆弱与自然生态状况密不可分。而消费的波动则是也贫困脆弱性直接相关的另一直接因素，而且未来还存在不确定的潜在消费风险。因此，我们首先分析受访者家庭的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
（1）收入来源与职业状况风险分析
东乡地区的被调查家庭职业结构较为单一，职业选择偏向性严重，职业以农民为主体，务农与外出务工是该地区被调查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调查中发现，务农与外出务工分别占到总体的47.5%和34.4%，其余收入来源都在调查总体中占较少份额。至于两者的相关关系则需要后续检验给予证明。但仅由收入来源与职业状况做交叉分析的结果来看，贫困户家庭目前的职业结构比出现明显失衡，多数家庭劳动力职业现状是职业收入偏低、职业波动性较强、受其他环境因素影响较严重，不利于维护家庭收入的稳步增长，所以由此易出现贫困波动现象，即贫困脆弱性。
（2）家庭支出风险分析
调查中发现，在所有被调查家庭中，分别有31.3%、41.7%的家庭将食品支出排在第一位与第二位，41.9%的人将生产支出排在第三位，绝大多数人将交通出行支出排在第四五位，只有2.1%的人将交通出行支出排在第一位，52.8%的人将医疗支出排在第一位，76.5%的人将其他支出排在第六位。总的来说，该地区的居民在医疗支出与食品支出两方面的花销比重较大，这极大程度影响该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这些被调查家庭在过去一年中的支出最大的方面是医疗方面，意味着该地区的人口的身体健康状况较差，劳动力有限，且医疗支出占据家庭支出的很大一部分，不少被调查家庭表示为家庭中的老人看病甚至需要亲朋好友提供经济帮助。
（二）风险遭遇情况分析
風险总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进程，家庭遭遇风险的冲击是许多家庭所无法预估的，如果风险冲击的损失过大或风险冲击频繁，那家庭贫困的脆弱性自然也就更大。因此，风险遭遇是影响家庭贫困脆弱性的重要因素。
可以看出，对该地区的家庭来说，影响最大的风险因素是疾病因素，其均值为3.7523，在所有因素中最高。婚姻支出风险在该地区也较高，均值为2.7041。同时，疾病因素影响程度的标准差为2.22379，同样是所有因素中的最高的值。这同样说明了疾病因素对家庭情况的影响：一方面其影响程度得分较高，另一方面其标准差则表明一个家庭一旦有患病成员将对家庭产生重要影响，而没有患病成员家庭又将是另一番景象。此外，自然灾害风险与人情往来都对家庭产生着较高影响。其中人情往来的标准差为0.95395，这表明被调查家庭对人情往来对家庭的影响具有较高的共识。另外，由于该地区特殊的教育政策与就业结构，教育风险与工伤因素对家庭的影响程度较低。总的来说，疾病因素、自然灾害因素以及人情往来对家庭产生着较大影响，教育因素与工伤因素对家庭的影响较小。 （三）社会支持与社会保障状况分析
陷入贫困家庭除了家庭主观努力脱贫外，社会支持与社会保障的外部帮助能够帮助贫困家庭尽快摆脱贫困，尤其风险的不可预见性，更加突显了社会支持与社会保障重要性。
（1）社会网络支持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将社会援助类型与风险援助类型进行交叉分析，最终有330个被调查家庭样本能够综合两个变量观察被调查家庭在当前家庭的社会网络情况下，被调查的贫困户家庭会选择什么类型的援助帮助自身解决当前问题。从调查数据中发现，村民遇到困难向亲戚、朋友寻求援助的情况最普遍，在受到的援助中，资金援助占比最高，就业援助和其他援助类型占比最少，并且依然以直接的资金援助为最多选项。样本中社会关系网络所表现的连接关系是“亲戚—朋友—政府—邻里—社会组织”，并依次从强关系到弱关系。
（2）社会保障支持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社会保障作为满足一定社会贫困群体的基本生活需要的一种社会安全制度，是降低贫困脆弱性的重要方式和手段。风险意识淡薄和、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等等，实际上对社会保障制度造成很大规模影响，在社会保障制度无法给予个人或应有的保险保障，那么保险才是抵御风险和困难的最好屏障。在475户被调查家庭内，有434户家庭购买了各个种类的社会保险，41户家庭没有购买任何一类的社会保险。其中共计有773户次家庭参与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成为购买保险家庭的主要选择对象，各占340户次和421户次，占比为44%及54.5%。除此之外在实地调查中我们了解到，东乡地区无论城镇与乡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基本是固定缴纳的，而且由政府作为牵头者，基本上家庭成员均要参加。医疗保险及养老保险成为覆盖面最广的保险品种。但除了带有公益性质福利保险外，样本总体中购买有其他如农业保险、商业保险的家庭数总计仅为12户，在样本总体内属于极少数。因此综上可知，贫困家庭对于购买保险提高生活保障水平知之甚少，有意识购买保险的家庭极少。
三、结语
（一）职业结构单一，收入来源方式落后
该地区的主要聚居民族是东乡族，由于受民族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居民大多以种地或就近打工为主，而不会走出去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因此，当地收入来源过于单一，而且外出打工所从事职业收入偏低、职业收入波动性较强、而农业收入受其他环境因素影响较严重，不利于维护家庭收入的稳步增长，所以由此易出现贫困波动现象，即贫困脆弱性较为明显。自然环境决定论认为，土地贫瘩、气候恶劣、生态环境恶劣、交通封闭等自然因素是造成贫困的根源。东乡族自治县由于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限制，产业发展严重不足，无法为当地居民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导致当地劳动就业非常不充分，收入结构不合理，这也是当地贫困脆弱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偏低，劳动技能缺乏
从教育机会的分布来看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因为教育机会的分布影响收入的分布。而该地区大多数家中主要劳动力受过教育低，这致使该地区大多数劳动力成为“边缘人口”生活状况很不稳定，经常处于贫困的边缘，被排斥在高端劳动力市场之外，只能从事低端行业。这也是劳动力“内生性动力”不足导致的贫困脆弱性，加剧了脱离贫困的难度和返贫的风险。阿马蒂亚·森提出：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认为贫困是一种基本能力被剥夺，而不是仅仅是收入低下。也就是个人缺乏能力而导致的贫困，而贫困又弱化了这些家庭的可行能力，能力的弱化反过来又限制了他们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当前我国的扶贫工作，也不仅是要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同时，更要提高他们的能力，以及相应权利的实现。我们目前有些扶贫政策其实虽然有意和无意地体现着这些精神，但还需要进一步自觉。
（三）家庭消费支出结构不合理
居民家中消费基上以满足家庭基本生活保障为主，而用于教育等自我发展的投资性消费很少甚至几乎没有。说明当地居民家庭消费中恩格尔系数较高，在教育、交通、旅游等文化娱乐和发展资料消费较少。由于多数家庭经济情况较差，难以从基本生活消费转向其他方面的消费，难以发展家庭的其他各个功能，导致该地区家庭抵抗贫困脆弱性的能力就更差了。居民家庭主要消费支出中医疗支出所占比重明显偏高，“因病返贫”风险极高。在访谈中了解到，虽然当地居民也购买了医疗保险，但由于当地医院医疗水平和设施较为落后，导致居民对医院和医生的信任度降低，一旦病情较重，大多数人舍近求远选择到省城大医院治疗，增加了治疗成本，加重了家庭负担。
（四）面临的风险多样，且风险系数较高
疾病因素、自然灾害因素和婚礼支出因素是当地居民所面临的较为突出的风险。疾病因素不再贅述;东乡县由于自然地理条件恶劣导致当地干旱少雨，旱灾已是常态化自然灾害，当地种植业无法增收与自然灾害风险有明显相关性;而当地近些年来结婚彩礼节节攀升，彩礼支付标准在8-10万元左右，如果家中有未婚男青年，极有可能出现“因婚返贫”。“因病返贫”、“因婚返贫”、“因灾返贫”等风险因素在这一地区叠加，家庭所承担的风险暴露概率大且具有较高的风险强度，这也是该地区贫困脆弱性的一个重要表现。
（五）社会支持体系不完善，风险意识薄弱
该地区社会支持系统主要依靠的依然是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强关系，也就是亲属，而政府和社会组织等弱关系的社会支持非常缺失。贫困户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需求漏洞，帮助大部分贫困家庭度过难关。一些社会关系网络较差的困难家庭也基本享受到了政府扶贫带来的福利。但毕竟政府给予扶贫帮助的覆盖面广泛，地方政府及社会组织能力有限，无法满足每一个人的全部需求，一旦未来出现更大的需求漏洞，这些社会关系网络较差的家庭根本无力抵抗，只能重新陷入深度贫困的泥潭，贫困的脆弱性借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网络得以体现。
另外，当地居民的风险意识较弱，绝大多数家庭仅有基本的医保和社保，而一些商业保险和意外保险基本没有，当然这也与家庭经济能力直接相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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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甘肃社会主义学院2017年招标课题（GSSY ZB201702）。
作者简介：曹义杰（1980- ），男，山东招远人，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民族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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