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寨人物系列(散文)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肖成年
之一:李领涛待客
钱寨村有两个人的名字上了《民乐县志》,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李领涛。我算不得名人,仅是一篇文章被收录而已。而李领涛的名声太大,大到千里之外的兰州人在喝酒时还常常提及他。
我印象中的李领涛,一脸的胡子,满脸的皱纹,一说话便露出长期抽烟而焦黄焦黄的牙齿。刚开放那几年,春节村上每年都要唱大戏,每处戏中几乎都有他的身影。他一会成了黑脸包拯,一会又成了媒婆,一会又成了武将把腿脚踢得满台子飞。
他所以有名并非是唱戏,而是饮酒。若干年前,我在离钱寨村百里之外的张掖与人喝酒,对饮者知道我是钱寨人,问我知道李领涛吧?我回答知道。他家里很有势力吧?他又问。普普通通的人,普通通通的农家,我说。那你是不知道吧,他们家很有势力的。怎么个有势力?他待客要杀几只羊,几只牛,要用皮车拉几桶酒……问我者反而成为介绍者。为了增加真实性,他挥舞着双手,又比又画,仿佛亲自受过李领涛的接待。
其实,李领涛待客的故事有不少版本,这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另一版本说,他酒量不大,辄饮即醉,客人只好自己招呼自己。而我觉得另外一个版本,虽和前面的那个相去甚远,但可能最接近事实本原。在这个版本中,李领涛待人很热情,但家里不算宽裕。钱寨人善饮,一人喝一斤酒不算什么稀奇。喝到最后,常常因为没酒而遭遇尴尬。李领涛为了避免这种尴尬,看酒没了,便装醉。我觉得这个版本最接近事实本原。
钱寨人好面子,家境再贫,也不能让来访的亲戚、朋友知道自己饭不够了。家中来客,尽可能地将好饭端上炕桌。炕桌上只有男人陪。女人和孩子是不上桌的,须等到客人吃完了才吃。逢上饭量大的客人,女人和孩子自然不吃,在灶房间盛饭时也尽可能小心,不让勺子和锅碰出声响。如让客人知道饭不多了,那是一件极其尴尬的事。倘若女人使了性子,执意用勺子把锅刮得山响,客人走后,这个女人是断然少不了男人的一顿打。七十年代中期,有各种各样的工作组经常进驻村子。进驻村子里的工作组被村民们称为“朱工作组”、“李工作组”等等。“工作组”们在村上吃派饭。有次,一“工作组”说,这里的人好面子,我们试一试。钱寨人吃饭都在炕上,下面煨着火,炕上铺着羊毛擀成的毡,在炕中央置一矮矮的方桌,又叫炕桌子。那天,主人做包子给“工作组”吃,热气腾腾的包子端在炕桌子上时,“工作组”们看似狼吞虎咽,其实吃得很慢。包子得一锅一锅地蒸,女主人看“工作组”们的吃相,便转身到灶间又去蒸。待女主人走向灶间,“工作组”们迅速地抬起炕桌子,把事先准备好的报纸铺展,将盘子中的包子码到炕桌下面。女主人在屉里放好包子,转身一看,包子已全没了,便赶快到院子里找柴,把灶间的火烧得旺旺的。待包子端上炕桌时,“工作组”又风卷残云地“吃”完了。如是几次,女主人抓紧时间剁馅子,又从邻家借来发好的面。炕桌子下面实在没办法码了,“工作组”们才借故离开。此后,“工作组”逢外乡人就说,钱寨人实诚得很。李领涛是钱寨人,当然也实诚得很。对李领涛辄饮即醉的做法,我理解的不过是普通百姓磨日子磨出的一种圆滑,怎么说都说得过去。说不准,李领涛是真的不胜酒力呢。
李领涛的名字不胫而走,越传越神。民乐县的人可以不知道县长是谁,但不能不知道李领涛。时间长了,老家的人请别人到家吃饭,家里的女人总会叮嘱男人一声:“别成了李领涛啊!”“哪能呢。”男人挠着头说着,但不到几个时辰,男人还真就喝得酩酊大醉,果真成了李领涛。
有次,李领涛的儿子到别的村,正赶上一家请同去的人吃饭,他也就去了。
“你们的酒量大,别把我搞成李领涛了。”主人知道他们是钱寨的人,戏说道。
同去的人只是笑,主人越发夸张地戏说,在一旁听的李领涛的儿子已经面红耳赤。
“我就是李领涛的儿子。”他终于装不下去了,只得说,弄得主人不好意思地搓着手。
“没相干(没关系),李领涛就李领涛吧。来,喝!”还是李领涛的儿子打破了僵局,儿子遗传老子的风范,让主人眼睛一亮。
编《民乐县志》时,李领涛被编者编进了本县流传的歇后语,条目是“李领涛待客――自己先醉”。不知编者的初衷如何,离世已几年的李领涛上了县志,李领涛的儿子应该高兴才对。但儿子从中感觉出了其中调侃的味道,说什么也不行,说什么也要有个说法,便将《民乐县志》告上了法庭。无奈,已印好的《民乐县志》便请人将“李领涛”三个字用刀片轻轻刮去,用炭素笔尽可能方正地画上三个框。有的人刮得不得法,把纸给刮破了;有的人刮得不彻底,还隐约地能看到“李领涛”那三个字。
这场讼事,算是画上了一个句号。
无论怎样,李领涛待客的事应该算是上了《民乐县志》。
之二:花丫头,抑或桂香
一个腆着肚子的女人和另一个腆着肚子的女人相遇了。
她望着她,她也望着她。两个女人相视一笑。
“你的多大了?”
“八个月了,你的呢?”
“也八个月了。”
二人站在大队队部的一截断墙边聊着天,聊的话越来越近,站的位置越来越近。“我们生下来的孩子如果是一男一女,就做儿女亲家吧!”看着太阳就要走向中天,其中的一个女人说。
“那就说定了,不许变卦呀!”另一个女人说。
我所描摹的是1963年底的一段往事。所以说是描摹,是因为我就是其中一个女人肚子里的孩子,其中一个女人就是我的母亲,所有的情节都是根据她的讲述还原而成。另一名孕妇是李家的婆姨,后来果真生一女孩。在钱寨兴做娃娃亲,就是从小就给自己的儿女找对象,但像这样指腹为婚已不多见。
之前,钱寨人在外面工作的人并不多,但到了我们那茬人,通过考学、招工等路子,到外地工作的人忽然就多起来了,订娃娃亲这个习俗自然留下了不少后患。
在外面工作的人眼界阔了,越想越觉得不能应承这门婚事,便吞吞吐吐地提出退婚。女方家一听这还了得:“好你个陈世美,你想变驴哩,不成!”但大多闹腾一阵子,男方铁了心要退婚,女方家想想再闹下去也无趣,便经第三方斡旋,将男方家过年过节送的“过节礼”和已交割的“财礼”尽皆抹去,再立一些“擦灰”之类的名堂,向男方家索要些钱财,事也就罢了,女方大多旋即嫁了人。
也有的女方家人多势众,不愿受这个气。“你个变驴的!”女方家拿个驴笼头,用提包装了驴粪,揪住男方的父亲,要将驴笼头套在他头上,还要让他学驴叫,爬着学驴走路,边爬边要将提包里的驴粪撒出。男方家受不了这种欺侮,就认命了,娶了人家。另有一种情况是,男方提出退婚后,女方说什么也不允,否则就要立时里给眼道。姑娘拿着刀子或绳子,要死在男方家。男方怕惹出人命来,便忍气吞声地和女方结了婚。这两种情况下结了婚后,男方多将女人接进了城里,让女人打些临工。常能听到男人唉声叹气,但也就了此一生了。也有结婚好几年了,甚至生下了孩子,但离婚的火苗一直暗燃着,一有风吹草动,这火便借势着了,终究会离了婚。
再说这生了一男一女的两个女人,日后真的结成了亲家。两家相距也就一公里多点的路,逢年过节按亲戚一样走动着。走亲戚是我极爱做的事。亲戚家端上的茶,用茯茶熬得极酽,红中带些黄,非常好看。有时还会在碗里放上一枚甚至两枚用油炸过的鸡蛋,诱人的黄,透亮而新鲜。喝完茶,亲戚家女主人便去做饭了,男主人则留下和大人寒暄。我知道,做饭得有段时间,便和周围的孩子去“冲呀、杀呀”。我们在草房、牲口棚圈、狭窄的灶房间,挥舞着葵花秆甚至擀面杖什么的。李家的姑娘并不参加我们的打斗,围着她母亲转,看着她母亲做饭。有时,我们拉她去玩,她也扭扭捏捏地不去。不去拉倒,满脑子英雄和敌人的玩伴们才不管!
“成娃,这是你媳妇!”直到有一天,大人们指着端碗进来的李家姑娘对我说。她红着脸放下碗扭头就跑,不粗的长辫子在身后一甩一甩。而我也羞红了脸,三下五除二扒完那碗饭,一溜烟跑了。其后,两家还是像亲戚一样往来,但我从未再去过她家。那时,我应该是六七岁的样子吧。
之后,好像还见过她一次。春节村上唱大戏,我远远地看到她与几个同龄女孩站在一条长凳上,站在戏台的左前方。她的脸和嘴用方头巾蒙着,不时和同伴们说笑着什么。看戏的人们不时制造人造涌浪,把她们挤下长条凳,但一会又见她们挤上了长条凳说笑着。她那双眼睛大而水灵,在乡下透明的空气中,在星光和舞台灯光照耀下,闪着一种亮晶晶的让我内心一动一动的东西。这么多年了,那种复杂的感觉我未曾再遇到过。
那年,我打起行李奔向遥远的新疆求学,我们的那场“婚事”便悄悄地宣告结束,是不是父母从中百般周旋,但是我父亲没有受过”变驴”之苦是肯定的。假期,听说她嫁给了我同村的一个男子,怅然若失的感觉很长一段时间包围了我。事隔多年,这场“婚事”被岁月涤荡得几乎无一点印迹,偶尔忆起她,能记起的也只有围着方头巾看戏时那双大眼里发出的光。我甚至不记得她的小名了,一会记得应该是花丫头,一会又觉得是桂香。她没上过学,我不知道她的学名,也不知道她是否有学名。前些天,她的小叔子来兰州找我。我想问问她的情况,想想,直接问不好,便问:
“你哥生了几个孩子?”
她的小叔子淡然答道:“四个。”
之三:忧郁瓦房城
确切地说,瓦房城是一座水库的名字,一座坐落在祁连山深处的水库。我去那里时周围几乎看不到人家,但为什么以城相称,我不得而知。随着岁月的流逝,瓦房城那个地名几乎被我遗忘了。而一个人的死,一个我们称做怀爷的人的死,像一根火柴突然擦亮,明亮了瓦房城这个地方。
一
2002年10月1日,我回到千里之外的老家。老家人告诉我一个消息:怀爷死了,是在犁地时一头栽进犁沟里而死的。他当时并没死,是送进乡卫生院后才死的。送到乡卫生院后,医生告知有两种情况:一是可能花一笔钱,但有可能成为半身不遂;另一种情况是花一笔钱,但治不好,也即人财两空。家里人想想空空的四壁,默然地承受了后者。
怀爷死了。人之生死,本是常事,况且他与自己非亲非故,可有件事却让我十分震惊。他死后,翻遍他的全家,也找不到一张可以挂在灵前的照片,哪怕是一张一寸的照片!也就是说,他可能终生都没照过一张像。
我诧异于他一生没照过一张像。向周围的人问,难道他制作身份证时没照过吗?周围的人都说不知道,反正身份证也没见过。此时我忽然想起并理解了一个名词:草民。草民,就是像草一样自生自灭的人。
怀爷其实并不老,应该是四十多岁吧。之所以叫他怀爷,是因为在村子里,他的辈分大而已。对他的认识,缘于二十年前瓦房城水库。
二
四周的群山像一尊尊怪兽,把铅灰色的天空啃啮得又窄又小,活像一张羊皮。一团又一团乌云在这张羊皮上翻来卷去,像一团团被人抖来抖去的旧棉絮。
“这可咋办哩!”一个声音闷闷地说。
“天不由人啊,要是由人的话我让他晒上七七四十九天。”
地窝子里的人都蜷缩在被子里,唉声叹气地咒着老天爷,谈论着一天一天正在饱满,一天一天正在变黄的庄稼。
有个少年走出那孔窑洞,回来后大声说:“天晴了,天晴了!”
窑洞里的汉子们不约而同地半跪起来,身上半披着只能隐约辨出颜色的被子,惊问:“真的吗?”性急的人已开始套裤子。
“天晴了,那是不可能的。”那个少年看看大家的表情,为能成功地欺骗大家而高兴得手舞之足蹈之。
“砸烂他的骨拐!”有人提议,大家纷纷附和,但没有一个人真起来去砸。大家复又将身体蜷缩在被子里了。
那个少年就是我。
那七八个人中,其中有一个人就是怀爷。
三
直到现在,我也没明白那个“额子”应该是怎样的两个字,但我终于明白了我喜欢下雨天,而他们不喜欢的缘由。每家在水库上干活都有额度,比如运几方土算一个“额子”,每个“额子”大体上是一个壮劳力一天的工作量。一口人是二十个还是多少个“额子”,我已记不得了。眼看麦收时节就要到了,连绵的阴雨使大家无法去完成“额子”,心里当然着急。而我则因为下雨可以不出工而高兴。
阴沉的天像一口倒扣的锅,铁青着脸,雨下个不停。
人们不能出工,便闷在窑洞里,讲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也唱一些诸如《小寡妇上坟》、《浪光棍》、《借笊篱》、《哭五更》之类的小曲子,或者漫一些随编随唱的“花儿”。“小曲子”是他们对流行于民间的一种音乐的称呼,大都充满了哀愁的意味,间或有一两段带黄的句子。其中《小寡妇上坟》和《浪光棍》印象非常深。前者叙述一个年轻妇女失去丈夫后生活的艰难,至今我还能断断续续地唱下去;而后者则表达了一个未娶者生活的艰辛,我已不记得里面的内容了,但那个小曲子每节后面都要重复出现的“天下的男人多,哪一个能像我”的句子还记忆犹新。怀爷算得上唱小曲子的高手,尤其对《浪光棍》最为拿手。唱着唱着,声音越来越小,渐至无声。抬头看,怀爷已是泪流满面。
这就是怀爷。这就是在瓦房城和我一起挣过“额子”的怀爷。
直到现在,怀爷一直穿着一条藏蓝色的裤子走在我的记忆中。事实上怀爷也仅有这一条裤子。有天裤子不小心挂破,他便把自己围在被子中缝裤子。纤细的针在十根粗大的手指摆弄下,显得异常笨拙。有人趁他不注意,猛地将被子给掀掉,他又拉被子又要遮私处,好不慌乱。我为他没有穿内裤而羞愧,后来才知这是贫困使然。
四
站在瓦房城水库大坝向四处望去,北面是一座水电站,在当时看来已极为壮观。后来参观了刘家峡、三峡等水电站,才知那座水电站不过是一座非常简陋、规模也很小的水电站而已。
把目光再向北伸去,就看到了专门为修水库的人而开设的医务室、商店、邮电所等等。据说生意大都不好,大概是因为像怀爷这样的人太多了,人们没有经济能力光顾这些场所而致。
大坝南面是郁郁葱葱的松树林,更远处是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峰。库区两边的山上,布满了像蜂窝一样的窑洞。那些蜂窝中,就有一孔是我们――钱寨村九队的人所居住的。每天早晨,窑洞就成了屁股,把一个又一个人屙出来;收工时,它又变成了嘴巴,把一个又一个人吃进去。
窑洞里面便是我们的铺位,用一些石块垒成炕沿,里面铺满了麦草。麦草上面铺着颜色不一、新旧不同的十几条羊毛毡。羊毛本是好东西,但老家的人似乎不会加工,只是由毡匠们将羊毛铺在竹帘上,卷起又放下,放下又卷起,如此反复,将羊毛踩得结为一块而成。直接将身体睡到毡上面是很扎人的,所以条件好一点的人家又用布缝了褥子,再差一点的也用一些碎花布拼起来做成褥子。而怀爷则什么都没有,他就赤条条地躺在毡上。
五
2003年2月1日。我又回到老家,与亲人共同度过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春节。除夕之夜,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在外面一阵接一阵的鞭炮声中,我们谈着未来,谈着过去,谈着谈着便提及了瓦房城水库。怀爷的影子突然又从记忆中闪了出来。
“怀爷这辈子不容易。”我叹道。
“是呀,怀爷人也精干着哩,可就是一辈子没活上一天舒坦日子。”弟弟说。
“死了也不舒坦呀。”我父亲忧郁地说。看父亲挺认真的样子,我问:“为什么?”
“怀爷有多高?”
“一米八五是打不住。”
“可是,由于他家里穷,所买的棺材木头长度不够。做的棺材比常人的棺材尺寸还要小。入殓时发现,人伸着腿根本就放不进去。”
“那咋办呢?”
“能咋办呢!”
……
次日,我开车路过那段走瓦房城必经的路,禁不住望了一眼。我没有看见瓦房城,只见更远处的祁连山披着一身白雪,一脸的肃穆。
责任编辑 存 学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5/view-131709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