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简.奥斯丁的女性主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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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伍艳萍
摘要:女性主义文学( feminist literature)与女性文学(women’s literature)不同,前者是女权运动的旁支,凡反映妇女在男权社会的困境、挫折以及奋斗的文学作品都是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奥斯丁用现实主义手法,直接地反映出女性在家庭空间的困境。她凭借自己的“女性经验”,真实地描画出属于女性性别的想象与女性性别的历史。奥斯丁的作品里表现出女性主义文学初期的特征。她通过既顺从又叛逆父系文学准则,绵里藏针地取得了女性文学的伟大实绩。她的作品具有鲜明而独特的女性意识。
关键词: 女性主义文学 奥斯丁 女性意识
女性主义以异军突起的姿态崛起于当代西方文坛,法国西蒙 . 波伏瓦(Simone de Beauvior,1908-1986)1949年发表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被誉为是当时唯一全面探讨女性生存环境的论著。女性主义文学(feminist literature )与女性文学(women’s literature)不同。前者是女权运动的旁支,它可以分成创作和批评理论两方面;后者指女性作家的作品。女性主义文学并不限于女性作家或女性批评家,凡反映妇女在男权社会的困境,挫折以及奋斗的文学作品都是女性主义文学作品。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着力刻划女性角色,其作品显示了女性主义的色彩,而成为女性主义作家。许多女性作家是站在男人的立场,以男人的视觉、听觉、感觉、为男人言说和描写,作为男性欲望的对象化而出现在文学中,女性的经验,女性对自己生存处境,生存的感知和思考被阻挡在文学之外,真实的女性在文学的世界里处于失语状态。
公元前五千年至前三千年,由于频繁的战争,金属及交通工具的产生,人口增多,粮食增加,畜牧业的出现而导致的奴隶制的发展,使男人在生产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妇女的社会地位日渐衰落,逐渐产生了男人对女人进行统治与控制的父权社会,“父权制”代替了“母权制”,女性成了一个受压抑的群体。基督教的《圣经》里宣扬女人是由男人的肋骨造成的,作为他的“配偶”。英语中man为男人。 woman为女人,它是由 womb (子宫)与man合成的。女性皆是低于男性的劣等公民。西方一些著名学者,如柏拉图将女性喻为容器,男性为模具,妇女虽然可以参加社会活动,但在各方面都不如男人。亚里士多德认为,男性天生比女性优越,男人统治女人恰如君主统治臣民。卢梭在《爱弥尔》中称,按自然界的次序,妇女不宜参加公众活动,她们应服从男人。叔本华在《论女人》中称,“女人是不雅之性”,无论对音乐、诗歌还是造型艺术,她们都不会有真正的感受,也写不出好诗。妇女逐渐被剥夺了财产权、婚姻自主权、社交权及受教育的权利。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是妇女思想解放的开始。在英国,18世纪中叶以后,由于新闻业的崛起,识字人口剧增,人们的隐私意识增强,妇女读者群急剧扩大,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从18世纪后期开始,英国法律及风俗习惯诸方面起了变化,大批中产阶级妇女有了点闲暇,受了些教育,开始从事文学活动。她们参加学术会议,讨论莎士比亚,翻译古典作品,靠写作挣钱。小说的读者首先是从女性开始的。《旁观者》报与理查逊的小说都是以女性读者为主要对象,其视觉也是女性的。女权运动与女性对文学的习读有密切的关系。
1791年,英国的玛丽.袄尔斯通克拉夫特发表了《为女权辩护》的著名论文,对于女人生来是男人附属品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指出女人与男人一样具有理性,在政治,教育,工作及财产继承等方面应该享受与男人一样的权利。倡导女人不做只知打扮、取悦男人的寄生虫,而应为世界的改革做贡献的具有独立人格的人。
1851年至1867年,英国产生了一些妇女协会,要求妇女的政治权利,支持赞成妇女拥有政治权利的约翰.S.密尔竞选国会议员。1870年英国通过《已婚妇女财产法》,妇女有了财产继承权。1888年,66位美国妇女和8位欧洲妇女创办了“国际女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简称ICW),将19世纪女性主义者所提出的一切要求列入了行动计划。1899年,伦敦召开了第二次ICW,5000名妇女参加了大会。这次大会明确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妇女解放的同时也解放了男人,不仅妇女受益,整个人类都会得到好处。(1)1920年至1928年,英美妇女获得完全的选举权。
女性读者的产生是女性作者产生的前提。长期以来,妇女大多数不识字。19世纪早期,一名英国小说家在其《自传回忆》中抱怨道:当她年轻时,年轻女孩公然念书被认为有失体统,大家认为女孩子应该坐在起居室中缝衣,聆听他人朗读书本,并随时准备好招待到访的客人。(2)
在男性中心主义传统文化中,女性的生活体验、思想感情从来都是被排斥的,被歪曲的。为了改变这一传统,找回女性的真实,就需要通过创作,阐明女性体验。茅盾在《蚀》,《虹》等作品中,塑造的引人注目的“新女性”系列。在这些小说里,作者对女性形体形象的描述往往发自一个男性人物或男性视觉、听觉、感觉系统,这个男性毫不掩饰地以她对自己的吸引与威胁来判断她的可爱与可恨,诱人之处与可怕之处。在作者笔下“看不到分裂的女性内在世界本身”,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身上“分明烙有作家自己和男性群体的想象痕迹”。(3)
男人在写着历史(history=his+story),那是男人的历史。男性笔下的女性通常分为二极:“天使”或“魔鬼”。但丁笔下的贝雅特里齐,弥尔顿笔下的妻子,歌德笔下的玛甘泪被塑造成纯洁、美丽的理想女性或天使,她们的主要行为都是向男性奉献或牺牲,而这种献祭注定她走向死亡。男性笔下的另一类女性的形象是妖女或恶魔,表现了男性作者对不肯顺从,不肯放弃自私的女人的厌恶和恐惧。而这些女性形象实际上恰恰是女性创造力对男性压抑的一种反抗形式。真正的女性在男权社会的压抑下变得软弱、无声。
奥斯丁(Jane Austen,1775-1817)的作品是19世纪出版的,但大部分是在18世纪写成的。奥斯丁的作品具有现实主义创作倾向。她用现实主义手法,直接反映出女性在家庭空间的困境,反映整个社会对妇女的种种不公平态度与限制,反映了妇女受压抑的状况。奥斯丁一反当时流行的伤感小说惊险传奇的矫揉造作的写作方法,独辟蹊径,以自己的创作方法表现普通人物的日常生活。奥斯丁喜爱的理查逊、克拉伯、约翰逊等作家和诗人的作品也大都是描写现实的。克拉伯的作品中没有一点传奇文学的色彩,他的诗歌着重刻划现实生活,而不是向读者展示太虚幻境或渲染荒诞事件。奥斯丁的《诺桑觉寺》是为了讥笑当时流行的哥特式小说,特别是雷德克利弗夫人的小说而写的。小说中女主人公凯瑟琳・莫兰由于受当时广为流传的“恐怖”小说对她产生的不良影响,犯了判断上的错误,最后她抛掉了幻觉。奥斯丁的《理智与情感》嘲笑了感伤主义者。玛丽安由于感情冲动,吃了很多苦,最后改掉自己的毛病,嫁给一个年龄比她大得多的男人,过上了安宁的生活。
奥斯丁同时代的女小说家常常超出她们的知识范围,描写放荡不羁的绅士堕落的生活方式等等。而奥斯丁坚持创作自己熟悉的生活小说,保持自己独特的风格。她凭借自己的“女性经验”,真实地描画出属于女性性别的想象与女性性别的历史。她的作品中有舞会上受冷落的姑娘,或者嫉妒情敌的姑娘,但她的任何作品中没有一处写没有女人在场的、男人间的相互交谈。因此,我们读一本奥斯丁的小说如同自己有了一番亲身体验,了解她书中的人物,就像自己曾与他们在一起生活过。奥斯丁以其“女性经验”的真实性尺度,避免了男性创作对女性形象的扭曲,重构了妇女文学传统。奥斯丁笔下的女主角所呈现的“疯狂”,并不是偶然的,是女作家深层心理的隐喻性表露,是她们反叛冲动的投影、“重像”,是反对父权制的一种形式,通过它,真正的女性之声得以表达。奥斯丁探寻女性生活的新模式,塑造具有女性独立意识,有个性的女性形象。《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是奥斯丁喜爱的人物,也是她笔下的新型人物,她聪明、美丽,说话有幽默感,她与当时的上流社会格格不入。当时评价一个女人的美德标准是能否弹钢琴、绘画、跳舞,达西也是这样认为的,伊丽莎白对这些则满不在乎。伊丽莎白为了探望生病的姐姐,踏着泥泞的小路满身泥土地来到彬格莱家,表现了姐妹深情,却被认为有失体统,受到彬格莱姐姐的嘲笑,然而得到了达西的赞赏。
奥斯丁在《傲慢与偏见》中表现出反对门当户对的封建婚姻、资产阶级的买卖婚姻,及中产阶级女子把爱情和婚姻看作是唯一出路的思想,主张妇女人格独立,争取平等权利。柯林斯是奥斯丁讽刺的对象,柯林斯把他的牧师待遇当作求婚的优越条件,认为伊丽莎白尽管“有许多吸引人的地方,不幸你的财产太少……不会有另一个人向你求婚了。”他向伊丽莎白毫无感情的求婚,使人想起了滑稽剧。当伊丽莎白发现达西“无论在个性方面和才能方面,都百分之百是一个最合适她的男人”时她采取了主动,运用时机,扭转了不利于自己的婚姻条件,从而胜利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她蔑视贵妇迦苔琳夫人,这时,她的反抗精神达到了顶峰。
奥斯丁的作品里反映出的新型女性与男性同样聪明,他们都可以成为教育者。《爱玛》中奈特利先生给爱玛・伍德豪斯许多教导,《劝导》中安 . 艾略特是文特渥斯上尉的精神向导。《傲慢与偏见》中达西向伊丽莎白学到了许多东西。《曼斯菲尔德庄园》中伯特拉姆夫人是当时社会中理想的妻子,她凡事总要向斯托马爵士请示,她拒绝承担任何责任,成了托马斯爵士的一个包袱。
奥斯丁的作品里表现出女性主义文学初期的特征,即“19世纪那些独立的女主角,通常都被设计为最终都回到了男人的大氅和安慰的避难所。“(4)《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与达西终成眷属,简也与彬格莱喜结良缘。奥斯丁的作品在故事情节上脱离不了父权社会文学成规的框架,但其内在含义及叙述视觉方面具有颠覆传统权力关系的作用。在《劝导》中,只有安妮这个女性能够通过对身体外表的观察来阐释内在意义,解读男性人物的动机、反应和欲望。读者也通过安妮的眼光来观察故事,这是对男权叙事传统的一种颠覆。这个时期是模仿传统的流行模式,使其艺术标准及关于社会作用的观点内在化的时期。
由于妇女写作被认为是不正常的事,奥斯丁不敢像男人那样暴露自己的深层心理,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是躲在房间里,在一扇吱吱嘎嘎作响的房门的掩护下悄悄写成的。她写作时还随时提防要在来访者进门之前藏好稿子,写成后把它压在抽屉里好几年未发表。奥斯丁的《感情与理智》,《傲慢与偏见》都是隐名发表的。在创作过程中,妇女的想象与激情受到男性传统的钳制。奥斯丁往往采用“替身”的手法来表现其痛苦、愤怒及疯狂。她把这种反叛意识投射到了小说中的疯女人或魔鬼般的女人身上,“从男权观点看,拒绝在家庭中保持顺从与沉默的妇女都是可怕之物――蛇发女,海妖,六头怪,蛇身妇及死亡灾星或黑夜女妖,而从女性的视觉看来,魔女仅只是一名寻求自我表达的女性。(5)奥斯丁通过既顺从又叛逆父系文学准则,消除了身份危机,取得了女性文学的伟大实绩。实现了文学史由描写“精英”转为描写普通民众,特别是妇女这个弱势群体。
奥斯丁往往运用戏仿(parody)手法,绵里藏针地表达了自己的反叛意识奥斯丁的嘲讽既温和又耐人寻味,往往需要读者再细读一遍才能体会出人物对话在奥斯丁的小说中起着重要作用。她笔下的人物通过谈话和行动表露自己的个性特征,也露出作者的意见和理想。奥斯丁的小说“在既不脱离她们各自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中的叙事常规与社会习俗,又与这种常规和习俗格格不入的情况下创建了自己作者的声音”。(6)
奥斯丁的写作存在教育与阅历的局限。当时的男作家几乎个个家境富裕,受过良好的教育或有着丰富的阅历。如詹姆士、高尔斯华绥、福斯特、乔伊斯等都生长在富裕的家里并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或有着丰富的阅历,康拉德则几乎跑遍了全世界。而奥斯丁则出身在一个居地偏僻的牧师家庭,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她没有经历过战争、航海、没有从事过政治活动或商业。她不能写出场面广阔的法国战争或格式优雅的诗歌,她只能写出乡村舞会、拜访等自己曾经历过的发生在自己的家庭和情感中的日常琐事。
奥斯丁以她独特的女性视觉,非凡的艺术表现力,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探讨了女性生存的处境及其深层意识中的传统烙印,其作品具有鲜明而独特的女性意识。
参考文献:
(1) Hurwitz, The Internation Sisterhood, 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 Boston , Hughton Mifflin,1977,p.331.
(2)阿尔维托 . 曼古埃尔著,吴昌杰译:《阅读史》,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47页。
(3)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4) Elaine Showalter,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p.13.
(5)Sandra Gillbert and Susan Gubar,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New Haven: Yale U.Press,1979,p.79.
(6)苏珊.S.兰瑟著,黄必康译:《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作者:
伍艳萍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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