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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与“变”:新诗永远的动力与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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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诗的根本特性可概括为两个字:新与变。新在哪里?喜新厌旧,花样翻新,刻意求新,标新立异。举凡新观念、新语词、新感觉、新体验、新技法、新形式,在新诗每一个发展时期、每一流派社团,无不蜂涌而至,变幻多端。
  虽然新诗一诞生,就与意识形态、国家主义、民族战争捆绑得紧,颇受制约,但自由放任一直是新诗与生俱来的。这种本性,无论在诗形(形式、体式)、诗涵(内容、意义)、还是诗质(本体性元素)等方面,都成就了它求新求变的“天职”。
  学理地说,新诗的新,强调了对旧体诗的瓦解、离弃、断绝的一面,显示新诗对现代性的狂热追求。完全切合新诗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实际命名,所以我不太同意有些论者,认为新诗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权宜性的概念。
  不可否认,新诗的新,带来了因时间神话的幻觉而导致进化论的浓厚色彩,但就艺术而言,新诗的伟大功绩之一,是动摇了旧体诗在形式与内容上近于僵化、老化的模式,刷新了现代语境下新的诗性思维,开辟了书面语与口语相结合的新话语资源,不仅造就了这一新艺术形态独立成型,而且走向无限的开放。
  伴随新诗的新还有一个是“变”。变是指蜕变、嬗变、多变,大到本体性主要元素,小到形式上的跨行、押韵。变,是新诗永葆青春的最大秘密。贪得无厌的变,是新诗迄今不衰的根本动力。因为有变,新诗能与固化老化模式化抗争,新诗永远处于青春期,永远行走在“半路上”。所以我也不太赞同朱自清先生引袁中郎关于“因变而益衰”的说法。新诗的多变,不但不会衰败、消亡,反而是在寻求新的增长点,寻求扩容,激发活力,增添生长的无限可能性。
  由于自身的简括、短小、瞬间、便捷等特征,新诗的变自然容易出轨、出格。动不动就来个反弹、反拨、反叛(反叛前辈、反叛同行、反叛同道、反叛典律),时不时也来个断裂(自我分化、自我否定、自我裂变)。在变中,肯定是解构多于建设,极端多于守衡。正是变,造就新诗实验与探索两大特性。
  由于新与变的主宰,新诗始终难以形成基本的稳定状态,这是不争的事实,也因此为国人所诟病。人们最重要的依据是:一种艺术的成熟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过程,过快的嬗变,是不利于艺术审美规范的积累,而未臻于审美饱和的艺术,永远处于未成熟阶段。原先,我比较倾向于这种看法,现在则有所改变。
  由于新诗变动不羁的天性和诗人富于冲动敏感的禀赋,叫新诗做螺旋式的稳健提升似乎越来越困难了,它总是做“各领三、五天”的移形换步。从局部看,过快嬗变,对新诗的积淀来讲十分不利,肯定会产生不少丢弃、缺损、遗漏。但从整体上看,新诗在行进途中,它无所不用其极的挖掘、采撷,同样存在着回收、留存、汲取的作为,同样存在着边扬弃边积蓄的双向过程。仅仅是在更短时间内做出了比其他许多艺术种类来讲,抛弃“多于”积累的“反常规”行为。
  这样特殊的“反常”变化,是一种边储蓄边花费的过程,正如当下的“波波族”们――对于手上的钱物,无需计划和顾及,来得快去得快。
  它让我想起狗熊啃玉米的故事,面对那么多新鲜的食物,如何吃呢?一种是仔细地挑选一根,从头到尾,仔细啃一遍,再从尾到头用舌头舔一遍,这叫“深耕细作”;另一种是“囫囵吞枣”,每咬一口就丢一根。但想一想,仔细啃完一根(如若需要二十口的话),和分别咬二十根每一根咬一口,在营养的吸收效果上,不也是一样吗?!
  新诗的求新、求变,既是新诗生长的动力,又是新诗的陷阱。单就艺术美学而言,它的自由放任,必然引发了一连串失控、漫无节制:即兴发挥的“随口秀”,以粗鄙为荣,以精心打磨为耻,让散文化到处漶漫;“无限可能”的提倡,打开各种形式空间,同时也放弃了文体(体式)的经营建设,使“无型便是形”的超形式纵横无阻;游戏性促成快感写作蔚然成风,让“怎么写都行”沦为断线的风筝;在实验、探索的刺激下,大规模文体混交,嫁接得越来越离谱;而音乐性则遭到前所未有的放逐,语词脱离精神,我行我素。大部分诗歌失去难度,少部分诗歌超载过重。如此等等,都是拖住新诗后腿的陷阱。
  九十年的中国新诗,一方面依赖自身求新求变的引擎,做着一轮又一轮的冲刺、爬坡,另一方面又因变幻过快的消耗,抵消了部分能量。但总体上,它还是在高速中行进着。
  它总是最快感应、吸收那些前卫的、尖端的、新锐的质素,也总是迅速抛弃那些滞后、固化的东西,寻求无限的可能性。这样,求新求变,成为新诗自身最鲜明的本性和传统。我们很难约束这种本性。也许哪一天,我们真能制造一个坚固的辔头套上它,那么,这头充满生气的野马也就寿终正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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