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体育全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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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对“体育全球史”的理论来源、学术历程和核心内涵进行了探讨。研究认为：“体育全球史”是“全球史”观念与“体育史”研究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与国别化的“外国体育史”及带有“西方中心论”倾向的“体育全球化”不同，“体育全球史”旨在以多元文明观解析世界历史上那些跨区域、跨民族和跨文化的体育交往活动及其多向度的社会与文化影响。以“互动”为指针的“体育全球史”研究，将开启观察人类体育与社会生活变迁的新视角，有助于思考体育文化领域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
　　关  键  词：体育全球史;体育互动;西方中心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9）04-0001-07
　　Abstract： The author probed into the theoretical source， academic course and core connotations of “global history of sports”， and dre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global history of sports” is the product of the concept of “global history” combining with “sports history” research practice; different from country differed “foreign sports history” and “sports globalization” with “west-centered theory” tendency， “global history of sports” aims at analyzing those transregional， transnational and transcultural sports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in world history and their multidimensional social and cultural influ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versified civilization; “global history of sports” research oriented by “interaction” will open a new perspective for observing human sports and social life changes， it is conducive to thinking such an issue as “human destiny community” in the sports culture area.
　　Key words： global history of sports;sports interaction;west-centered theory;human destiny community
　　對于中国学界同仁来说，“体育全球史”既熟悉又陌生。拆开来看，“体育”“全球”和“历史”都很容易理解;但在术语意义上，“全球史”“体育史”及“体育全球史”（Global History of Sports）却另有深意。作为独立概念的“体育全球史”有别于“全球体育史”“外国体育史”和“体育全球化”，拥有专属的研究旨趣。20世纪80年代以来，“体育全球史”研究在欧美体育史学界悄然崛起，但相关动向并未引发中国学界的注意。故而，本研究拟用文献分析、比较考察和案例剖析的方法，尝试梳理“体育全球史”的源流，评说欧美学界的典型成果，理清其确切内涵，更深入地理解全球化时代全球体育的发展趋向。
　　1  “体育全球史”的思想源流
　　1.1  “全球史”观念的生成
　　西方史学界对于全球的认知，萌生于文化传统中对于“世界”的描述。早在古希腊城邦时代，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1]（Herodotus，公元前485年—前425年）就记录了当时的“世界大事”——希腊与波斯的战争。为了探究战争的背景，他远赴西亚和北非，留下了西方史家最初的关于希腊城邦以外的异域图景。但是，希腊人眼中的“世界”范围极小，希罗多德的脚力和目光所至基本局限于东地中海。罗马帝国的建立为历史学家的异域观察打开了宽广的视野。罗马史家波里比阿[2]（Polybius，约前204—前122）意识到：“时至今日，历史已然成为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一切变化均趋于同一个结局。”
　　在尚未认识到人类共居于一个的整体的地球之前，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认知。西方人对于全球历史关联认识的质变，发生于15世纪哥伦布和达伽马的全球航行之后。马克思对于海陆大通的“世界历史”意义有过经典阐释：“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3]但是，马克思的先见并未成为19世纪西方思想界的共识，流行于那个时代的主流世界观是“西方中心论”。西方殖民者以“世界主人”自居，贬低非西方文明的价值。黑格尔[4]曾写道：美洲文明缺乏原创性;非洲人太过原始;亚洲各地要么荒僻野蛮，要么闭关自守;唯有欧洲才拥有真正的历史，能代表真正的世界精神。此种傲慢与偏见在20世纪之初的全球变局中遭遇了挑战[5]。二战以后，亚非拉国家的发展变革和席卷世界的全球化运动，促使西方历史学家深度调整思维，一种新型的世界历史认识体系逐步建构起来。为区别此前的种种世界历史学说，这种新观念被命名为“全球史观”[6]2。
　　1955年，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7]在《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中率先提出“全球史观”，呼吁西方历史学家放弃偏狭的“西方中心论”，以更宽广的视野和平等的价值观念来看待非西方世界对于形塑世界历史的作用。此后，他又在《当代史导论》（1967年）、《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78年）和《泰晤士历史地图集》（1978年）中深刻阐述了全球史写作的时代价值。1963年，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8]的《西方的崛起》出版。这是第一部以全球史观为理论指引而完成的世界通史著作，标志着全球史书写范式的确立。该书虽名为“西方的崛起”，但确是在全球背景下考量西方崛起的背景与过程，与以往的“西方中心论”式的历史解释模式大为不同。20世纪7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9]的《全球通史》面世。在其第7版序言中的“新世界需要新史学”体现了作者与时俱进的学术睿见。美国历史学家杰里·本特利[10]的《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2000年）是一部比较晚近的全球史重要著作。该书既关注文明在时间纵向演进中的“传承”，又特别重视随区域文明发展而展开的空间维度上的横向“交流”。横纵两条线索交织成一个崭新的全球史编纂的立体框架。 　　1.2  “全球史”的核心主张
　　首先，全球史以“整体”的世界为历史考察的背景。全球史是一种新型的世界史，它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9]2。“全球史”期待突破任何形式的“地方中心主义”，以求在更为宽广的全球背景下来思考局部历史的演进，利用区域史与国别史的具体研究成果，“对其进行比较，关注较大模式，并提出理解变迁的方法，以便阐明全部人类历史的性质和意义。”[6]3
　　其次，全球史强调多元文明间的“互动”。世界上不止一種文明，推动世界历史的也绝非一种动力。人类文明成果的创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益于文明间自古以来便绵延不绝的交往与互动。恰如中国历史学者刘新成[11]所言：“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群之间通过接触，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领域实现的互动，是全球史观的核心理念。”
　　再次，全球史重视文明互动的“多向度”影响。文明互动的结果既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也不是相反。在互动的过程中，所有的参与者都通过文明互鉴取长补短，彼此改变。互动的最终结果，就是全球联结成一个难分彼此、因果互牵的整体。据此，中国世界史学科奠基者之一吴于廑教授[12]认为：系统阐述人类自孤立分散走向整体的过程，是世界史的学科任务。
　　2  “体育全球史”的探路实践
　　2.1  英国体育史学界的探索
　　英国是体育史学科范式最先确立的国家，至今仍执国际体育史研究之牛耳。曼干（Mangan）是英国体育学术史上不可绕过的人物，正是在他的努力下，英国的体育史研究才在20世纪80年代走向规范。1986年首次出版的《运动伦理与帝国主义：一种意识形态传播的多视角考查》既是曼干教授个人的成名作，同时也是英国体育史学科创立的典型标志。曼干教授的学术贡献之一，就是“以全球社会为视角为体育研究拓展了独立领地”[13]。在该书1998年版的序言中，曼干[14]写道：“体育是文化帝国主义的重要工具。英帝国统治者通过体育运动的输出，欲意培养殖民地臣民的忠诚、勇敢和服从秩序的品格。本书的目的，就是以若干个案呈现这种道德意识形态在帝国的传播。”“体育帝国主义”所强调的“运动伦理”在英帝国范围内的传播及其引发的文化互动，正是“体育全球史”的主张。
　　1992年，曼干[15]借助新出版的《文化的纽带：体育、帝国与社会》进一步明确了“体育帝国主义”的概念。他把体育项目视为最重要的“英式精神输出品”和“帝国文化纽带”。受其启发，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间，英语学界的“体育帝国主义”研究渐次展开，领域不断拓展。
　　2003年，在《运动伦理与帝国主义》再版重印之际，当年关于“体育帝国主义”的一本专著已壮大为一套丛书。作为主编，曼干将丛书定名为“全球社会中的体育”，并以丰富选题展现了体育的“全球性”，如“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与女性身体”“澳大利亚体育的今昔”“体育与南非种族政治”以及“足球与祸患：国际的视角”等等。对于这套丛书的缘起，曼干[14]写道：体育不但在19世纪和20世纪扮演着重要角色，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日益发展为一个“地球村”，体育同英语和科技元素一道，参与了这个世界的重塑。这套丛书至今仍在推新，在国际体育史学界影响颇大。仔细观察便会发现，丛书中既包含了英国以外的外国体育史选题，如对意大利和澳大利亚体育史的研究，也包括对超越国家疆界的国际体育影响的关注。其中有些作品已颇具“体育全球史”意味，如多萝西和哈尔对法国参与1998年世界杯经历的研究，作者探讨了一个“世界体育组织”对一个民族国家的影响，以此彰显体育的全球影响力。
　　2.2  美国体育史学界的努力
　　在美国体育史学界，阿兰·古特曼（A. Guttmann）是公认的学科先驱，他的《仪式与纪录》是现代体育史学的经典。在众多的古特曼代表作中，可以首先关注《五千年体育运动史》[16]，一部体育史权威工具书评价说：“该书是截至目前为止为数不多的展现出了‘全球史’研究风范的著作，古特曼教授对于非英语原始资料的广泛运用令人感佩，书中对于亚洲和拉丁美州区域体育史的介绍和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体育和帝国主义的历史。”[17]231但是，严格意义上讲，《五千年体育运动史》更多地展现出了全球“各区域”丰富多样的体育传统，而对于真正的“体育全球史”所需要的“区域体育互动”却着墨不多，因此，这部著作更像是一部“区域/国别体育史”。
　　在古特曼的作品中，远有比这部作品更适合作“体育全球史”经典案例的著作，那就是他出版于1994年的《运动与帝国：现代体育与文化帝国主义》，其字里行间闪耀着关于全球体育交往及其历史影响的真知灼见，比如这一看法：“现代体育有时能够激发反殖民主义的情绪，甚至是为民族独立运动提供组织载体。”[18]之所以说这一观点别具新意，是因为它大胆超越了传统体育史解释中的“冲击-反应”模式，在承认西方体育全球影响力的前提下，另辟蹊径地注意到了殖民地自身对于外来西方体育的“加工”与“利用”，从而更为全面地解释了近代西方体育传播全球过程中的多向交往与复杂互动——这正是“体育全球史”的要义。
　　为了解释这一全球史的认识，古特曼特意援引拉美体育史研究者阿尔比纳[19]（Arbena）的成果：“最初，从欧美输入的体育确实以有利于西方人的方式影响了殖民地上层社会，形塑了其亲西方的价值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英美体育运动的在地化，这些本土化程度越来越高的运动却日益发展为“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载体。”比如，在板球运动传播的全球史解释中，会鲜明呈现印度是如何将板球改造成了“反帝国主义”的工具。
　　上述思考形成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也是“体育全球史”研究的开端。在美国体育史学界，继古特曼之后，将“体育帝国主义”研究推进到新阶段的代表人物是杰拉德·詹姆斯。古特曼的研究是概述式的，侧重问题的提出;詹姆斯则立足原典史料，专门研究了美国如何以体育为工具扩大全球影响，他把这种影响修辞化地称为“竞技的征伐”[20]。 　　如同英国体育史学界，美国学者也在最先发力的“体育帝国主义”之外逐渐开掘出了新的具有全球史意味的主题。2004年前后，罗特莱兹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大型学术丛书，名为“世界史书系”，其中一册为科罗拉多大学体育史资深教授麦库姆（McComb）所著的《世界史上的体育》。作者以世界历史的宽广背景审视现代体育的世界传播历程，但其非常敏锐地注意到“体育的传播并不是单向的”：一部分非西方人接受并模仿了西方化的体育观念与生活方式;同时有些运动，如马球和柔道，在融入了现代西方体育的因素之后，又以独特的风貌展现于全球体育舞台[21]。这就使得该书的体育史解释不同于传统的世界体育史，上升到了体育全球史的新高度。
　　2.3  孕育中的“体育全球史”
　　尽管1980年代之后的英美体育史研究已经展现出鲜明的反对“西方中心论”的理论姿态，曼干和古特曼等学界名宿的成果也得到了公认，但及至今日，西方学界对于世界体育的研究仍处于碎片化阶段，史学同行关于“全球史”的热烈讨论并未引发同在西方学界的体育史研究者的敏感，肃清“西方中心论”在体育史领域的影响，仍任重道远。
　　2010年，罗特莱兹出版社在全球范围内组织一流的体育史研究专家，组稿出版了一本全面评述体育史各分支领域学术成果的大型工具书，名为《罗特莱兹体育史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在梳理当代西方体育史的学术史时，《指南》总结道：“直至今日，西方学术界的体育史研究基本上还是以或明或隐的‘西方故事’为主线。在北美和欧洲的绝大部分学术机构中，在探讨宽泛意义上的全球体育历史现象，依然按照传统的“西方文化视角中的体育”来构建框架。从希腊、罗马到中世纪的体育史叙事已经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研究习惯。”[17]230接着，这部权威工具书点名指出了具有西化历史叙事倾向的、流传甚广的两部体育史著作：贝克[22]的《西方世界中的体育》和麦基卡夫与埃斯特斯[23]合著的《体育运动的历史与哲学：从古代文明到现代世界》。后者出版于2002年（此为第三次出版发行），可见体育史学中的“西方中心论”仍具一定影响力。
　　客观地讲，无论是古特曼教授对于“美国体育扩张”的理论建构[18]，还是曼干教授以英帝国为对象的“体育殖民”研究，皆未超出“文化帝国主义”的范畴。曼干在“全球社会中的体育”丛书中所使用的“全球”，也与职业史学界所指定的“全球”专名之意相去有距。即使是代表欧美学界前沿水准的《罗特来兹体育史研究指南》也没有充分注意到“全球史”的研究动向及其参照价值，相关的认识只是零散地被收纳于“帝国主义”（Imperialism）和“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章节之中[17]229-267，“体育全球史”理应作为一级标题，单列一章，客观评价这一选题方向对于当代国际体育史学发展的积极意义。
　　3  “体育全球史”的理论主张
　　3.1  反对“西方中心论”
　　“体育全球史”反对任何形式的“国族中心论”，特别是要超越以西方体育为唯一价值尺度的“西方中心论”。它力主全球体育的历史轨迹与现实面貌，系由参与区域体育与全球体育互动的多元主体共同推动和创造的，是“历史合力”的结果。西方在传统体育向现代体育变革的进程中确实走在了全球前列，变革后的西方体育对于其他区域体育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也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但仍然不能判定西方在全球体育的历史谱系中居于“中心”地位。无论固守于哪个“中心”，都拒斥了多元价值体系的公允评价，都遮蔽了其他视角的有益观察，都否定了人类体育交往中所谓“非中心”力量的存在，由此所观察到的体育世界，自然是片面和偏颇的。一句话，“体育全球史”有别于任何形式的“中心论”。
　　3.2  聚焦“体育文化互动”
　　“体育全球史”不刻意追求世界各地体育传统的全部再现，而是首先关注历史上各区域与各文明之间体育活动的跨文化互动。“互动”是“全球史观”的核心理念，“体育互动”是“体育全球史”的核心理念。所谓“体育互动”不仅是指对于参与体育交往的多元主体力量的尊重与认可，同时强调体育交往的结果与影响是多向度的。按照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的“冲击-反应”模式的传统解释，中国近代的社会开化与进步，是在被迫回应西方文明外力冲击而做出被动调整和改革的过程中完成的，同理，中国近代体育的改良完全是受赐于西方的强劲影响[24]。而在“体育全球史”的“互动”视角中，中国近代体育的转型并非完全被动，它是基于自身传统和本土国情而对域外体育文化的选择性重构[25]。与此同时，发生在中国近代以来的中外体育交锋不仅影响了中国，而且反向作用于西方（最为典型的就是乒乓球运动）并影响了世界。
　　3.3  建构“体育文化之网”
　　“体育全球史”建诸于泛文化的社会历史语境的解释框架当中，以“基于体育且超越体育”的视野再现体育互动的综合影响。纵观人类历史行程，体育是区域文明交往的卓具特色的形式与纽带，以体育为载体而发生的文明互动不仅丰富了体育活动自身的内容与样式，同时促进或实现了商贸的互通有无、思想的冲击碰撞、习俗与生活方式的彼此交流以及民众感情上的增进认同。如果说全球史的主线是人类区域文明由分散走向整體的长时段进程，那么“体育全球史”的基本轨迹同样是经由体育与文化互动而逐渐形成的范围越来越广大、依存程度越来越高的人类“体育文化之网”的形成，全球体育交往互动的宝贵历史经验及其当下成果，恰为构建未来的体育文化领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了理论铺垫。
　　4  “体育全球史”的概念辨析
　　4.1  不是“全球体育史”
　　“全球体育史”与“体育全球史”高度形似，二者的用语完全一样，只是词序不同。但是，词序不同却意味着迥异的逻辑组合，传递出差别鲜明的概念内涵。“全球体育史”是“全球的体育史”的简称，意指发生在全球范围内的体育历史事件，或者说，它要求再现和书写发生在全球或世界各地历史上的体育现象。“全球体育史”的英文表述是Sports History in the Golbal Sphere，此处的Global Sphere主要是一个地理概念，用作修饰“体育史”的空间方位，因此也可以翻译成“世界体育史”（Sports History in the World）。自然的地理世界与全球范围宽广，想要书写这么一部“全球体育史”或“世界体育史”，当囊括亚非拉欧美各大洲历史上的体育现象及体育事件，由于追求内容涵盖上的“大而全”，必条目巨多，卷帙浩繁，体量庞大。笔者尚未见到这样一部规模可观的、尽收全球体育史事的大百科全书，倒是在私藏图书中找到两套类似体例的典籍。一本名为《北美体育史百科全书》（2002）[26];另一套则初版于1897年的伦敦，名为《体育百科》[27]，分上下两卷，按英文字母升序条列流行于19世纪西方的渔猎、运动与游戏等消遣项目400余项。尽管这两套体育史所含内容仍具有明显的西方的地域性，但其编撰理念与手法却与“全球体育史”完全相通，所差只是体量与规模而已。 　　“体育全球史”则肯定不是上述百科全书式的“全球体育史”。“体育全球史”的第一关键词是“全球史”（Global History），其次才是“体育史”（Sports History）。在这里，用以约定“体育史”的“全球”（Global）首先是一个文化或人文地理概念，而非自然空间概念。这样说来，“体育全球史”并不追求书写对象的逐一条列、面面俱到和包罗万象。“全球体育史”可以写成，更准确地说是“编”成按字母自然顺序条列的体育大事记和资料集，条目之间的逻辑是外在关联和形式排序，它可以完全忽略所列体育史条目之间的内在逻辑;但“体育全球史”必给出一种因果逻辑，意即它所选择载入的体育史事件或体育史现象应当具有“全球性”或“世界性”，而更重要的是这些事件与现象必然构成某种历史观指引下的历史因果解释体系。对于专注“全球史”书写的体育史家而言，无所不包的体育史既无成书的必要，也无写作的可能。“全球史学家正是以其方法而不是史实，区别于那些研究地区史或国别史的学者。……发现史实和汇编初级历史这类基本工作不是全球史研究者要做的事。”如果试图通过简单地添加更多民族国家历史的方法来实现“全球史”研究的意图，那肯定是徒劳无功[6]2-3。任何历史叙事，包括全球的体育史叙事，都不是历史原貌整体的完整再现，而是叙事选择和各种倾向性解释的建构性结果。换言之，全球史的书写者必须在他所关注的体育史领域内寻找到一条极具事件整合性与粘着力的主线，在选择性叙事的基础上，写出一个具有“全球性”（Globalism）的独特历史解释结构的体育故事。
　　4.2  不是“外国体育史”
　　“外国体育史”是中外体育史学界对于“世界体育史”最初的天然萌生的认识形态，时至今日，仍极易被望文生义地理解为“体育全球史”。这大概与中国学界长久形成的“外国史等于世界史”认识习惯有关。中国人的“世界史”意识，诞生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对于“天朝崩溃”深刻反思，中国人“开眼看世界”带有明确的“救亡图存”动机。中国的“世界史”从一开始就把中国史排除在外，一切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历史都可以叫“世界史”。因此，在中国的历史学科分类中，大家通常把“世界史”等同于“外国史”[28]。“全球史”引入中国之后，由于Global与World意义相近，都可以翻译成“世界”，遂有人将Global History翻译成“世界史”。按照“外国史等于世界史，世界史等于全球史”的逻辑，终形成了“外国体育史”就是“全球体育史”或“体育全球史”的认识习惯。
　　从语义范畴来讲，“外国”对应的是“本国”，在中国，与外国史相对应的本国史就是“中国史”。早在20世纪初叶中国的体育史学科的萌芽期，就形成了“中外分明”的体育史编纂与认知方式。最早的由中国学者独立编写的体育史通史著作，就是1919年出版的由郭希汾先生[29]所著的《中国体育史》。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中国学者编写的冠以“世界体育史”之名的著作，如程登科先生[30]的《世界体育史纲要》，其内容实质上也是“外国体育史”，因为书中所叙的“世界”中未出现“中国”，显然，作者是在以中国人的立场和视角来认识“外面的世界”，通过域外体育史的介绍来丰富中国人对世界体育的认知。
　　但是，就本研究所欲意形塑的“体育全球史”而言，不存在“中外分野”。在体育的“全球史”中，中国不能缺席。“体育全球史”不刻意回避和主观漠视全球任何一地的体育传统，只要能够进入全球史研究所建构的体育互动与关联体系，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都应当纳入书写的范畴之中。脱离世界的中国体育史，与抽掉中国的外国体育史，都与体育全球史相去有距。全球或“真正的世界”只能作为一个关联性的整体而存在，世界的任何微小局部或庞然大部，都代替不了这种整体性。
　　4.3  不是“国别体育史”
　　如果“外国体育史”支撑不起“体育全球史”的大格局，那么，用中国来补足，“中国体育史+外国体育史”就等于“体育全球史”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
　　“外国体育史”或与之相对的“中国体育史”在史学编纂体例上皆属于“国别体育史”。这种著史体例的基本特征是，以某个国家或若干具有可比特征的国家为历史叙事的单位，按时段线索，在国家疆域或政治与军事可控版图的范围内，揭示一国一族之体育的古今演进。国别框架内的体育史对于呈现国族独有的体育文化传统和独特的体育发展脉络具有天然的体例优势，此外，培育读者的家国情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别体育史也是全球体育史的认知基础，良好的国别体育史研究成果铺垫，可以为体育全球史的综合提供丰富的史实储备与背景资料。国别体育史也是欧美学者历来重视和擅长的著史类型，有些国别型体育史已被公认为国际体育史学的经典范本，如奥代尔[31]的《澳大利亚体育史》、古特曼[32]的《日本体育史》和罗尔森[33]的《体育与英国中产阶级：1870—1914》等。在中国体育史学界，编纂和出版外国国别体育史专著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体育全球史”与国别史体例不同，它恰恰是追求打破国别叙事的限制，超越国别史学的范畴。“全球史所要求的方法，完全不同于讲授民族国家或地区叙述性历史的常规方法”[6]2。如果“中国体育史”缺少历史上中外体育交往互动的内容，鲜谈中国体育与世界的联通，那它就不是一部具有“全球史”意识的中国体育史（这意味着即使是像中国体育史一样的国别体育史，也可以恰当融入“全球史”视角的解释）;同样，如果“外国体育史”缺少历史上的国与国之间的体育交往的叙事与分析，缺少世界体育如何在国际体育交往中逐渐走向人类体育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关照，那它同样是一部缺少“全球史”意识的世界体育史（这样的世界体育史其实就是国别体育史汇编）。严格意义上讲，上述样式的纯中国体育史、外国体育史或“中国+外国”的世界体育史，都是国别体育史，其区别仅在于是书写了一国还是几国，是中国还是外国，但都是以“国家”而非“全球”为体育史叙事的单位。
　　上述比较的初衷，绝不在于有意贬低“外国体育史”这种著史体例，其优点已在上文阐明。将“外国体育史”等同于“世界体育史”已然在中国形成认识习惯，此种传统不必刻意改变;但作为国内历史学界及体育史學界的新词，且具有独特学术内涵的“体育全球史”而言，却应当着意尊重其原意和国际通行的内涵，通过概念的厘清尽量避免它与其他形近的中文术语混淆，不宜再根据字面理解的习惯将“外国体育史”等同于“体育全球史”。在历史学界，曾有学者提议：“既然‘世界史’作为外国史在中国史学界已经约定俗成，不妨尊重其历史形成的特定框架与结构，将重视文明交往与全球统一性的‘全球史’界定为历史学门类下的一个新的学科分支。”[34]体育史学界不妨借鉴这一技术策略，从维护语义清晰的层面上同时尊重“外国体育史=世界体育史”的老传统和“外国体育史≠体育全球史”的新约定。 　　中外疊加的体育史体例传统为中国体育史学界所习用，在晚近出版的国人编写的《体育史》中仍有痕迹。比如，由郝勤教授主编的《体育史》教材就把外国体育史和中国体育史分作上下两编[35]。有学者探讨过20世纪以来中国学界的体育史叙事转向，那就是由“区域型”或者说“国别型”的体育史逐步过渡到体现世界互动与全球关联的“体育全球史”的过程。在熊晓正教授主编的北体大版《体育史》中，“体育全球史”的意识体现得尤为明显。实质上，这就是一种尝试突破国别史体例，展现观察人类体育宏观趋向新视角的努力。
　　4.4  不是“体育全球化”
　　在首创“全球化”概念的一部分西方学者看来，“全球化”首先是“西方化”，是当代欧美世界在近代崛起之后向全球输出资本、商品、制度模式和价值观的过程，其动机和结果是以西方为样板再造一个世界。如果以“唯西方独尊”的历史价值观来衡量全球化的过程，则非西方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皆是落后的、待征服和改造的。不加鉴别地全盘接受“全球化”观念，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这一点已有学者明确提出[36]。如果将这种“全球化”运用于世界范围内的体育史的历史解释，则很可能会先入为主地得出这样一种判断：近代体育全球化的过程，就是以西方体育模式为主导的全球体育一体化和标准化的过程;以德国体操和英国田径为原型的竞赛项目和以1896年复兴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为样板的现代赛会，具有先天的优越性和普遍的价值，理应一统全球;以西方体育标准来衡量，非西方的体育运动传统已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潮流，理应接受西式的改造或干脆被废弃。
　　事实上，“体育全球史”反对的就是这种“西方中心论”式的“体育全球化”。“全球化”存在多种模式，这个历史过程的推动者绝非单一主体，今日全球的面貌乃至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也肯定不是西方单独塑造的。如果认同或者不自觉地接受这种实质为“西化”的“体育全球化”，那很可能在西式体育的强劲冲击下主动放弃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和振兴的契机，全球体育基因的多样化与均衡性将受到严重破坏，从而影响人类文化生态的健康成长。“体育全球化”中漠视的世界体育传统的多元性，恰好是“体育全球史”力倡的学术观点与价值判断。
　　5  结论
　　“体育全球史”是在西方史学界“全球史”主流学术范式的，是“全球史”观念在体育史领域的研究新实践。“体育全球史”试图超越“国族中心主义”的局限，以“文明等价论”的历史价值观，重构世界不同民族和文明之间超越地理、疆域界限和文化差异而进行的体育交往，揭示体育互动对各方体育交往者所产生的体育、文化与社会生活等全方位的历史影响。没有哪一种体育文化理应占据世界体育文化传统的主导，世界现代体育格局的形成实赖于各种文明实践中体育文化元素的合力互动。这一概念深刻揭示了人类体育多元存在及其互鉴交流的价值，创造了诸多选题，启发我们在“人类共同命运”的观念引领下，尊重他者的体育文化传统，坚定民族的体育文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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