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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共享社会经济路径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市化水平与经济预测研究

作者:未知

  摘要 城市和经济发展对气候变化的贡献不容忽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出的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SPs),描述了气候变化与社会经济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所面临的气候变化适应与减缓挑战。本文设计5种共享社会经济路径下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情景,包括可持续路径(SSPl)、中间路径(SSP2)、区域竞争路径(SSP3)、不均衡路径(SSP4)和化石燃料为主的发展路径(SSP5).开展2020-210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市化和经济预测。研究表明: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市化水平和经济总量将呈增加趋势,城市人口比重由2016年的48%增长至2100年的77. 9%(55%~ 92%),CDP总量由57万亿美元增长至371万亿(210万亿~611万亿)美元。②未来城市化及经济水平在5种发展路径下将呈现不同的发展趋势,SSP1、SSP4和SSP5路径下“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发展迅速,未来几乎所有国家都能达到极高城市化水平.SSP2和SSP3路径发展相对缓慢,绝大部分国家能够达到中度城市化水平以上。经济水平在SSP5路径下发展较快,大部分国家能达到当前水平的5倍以上,SSP3和SSP4路径下发展缓慢,多数国家增幅1~4倍。③在低、中度城市化水平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对未来城市化和经济影响显著,到21世纪末期各路径间城市化差距达40q%以上,经济水平相差3倍左右;具有较高城市化水平的国家,未来城市和经济发展均较为稳定,各路径间城市化差异少于20%.经济发展相差约1.5倍。
  关键词 城市化;经济;共享社会经济;路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中图分类号 F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 2104(2019) 01 - 0021-11
  D01:10.12062/cpre.20180905
  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中国为辐射中心,连接亚太、欧洲两大经济圈,是当今世界上跨度最长、发展潜力最好的经济大走廊。“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迅速,经济和贸易总量大,全球变暖影响下面临着巨大的气候变化风险。不同发展道路的选取对沿线国家未来社会经济发展意义重大,对欧亚大陆乃至全球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资源配置影响深远。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和经济预测数据库,预测并分析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SPs)下21世纪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状况,以期为气候变化影响、风险、适应和减缓研究提供基础数据,并为相关气候变化对策和措施的选取提供参考依据。
  1 文献综述
  城市化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科学和文化水平的重要依据,指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变;或农业用地向城市用地转变;或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变的过程。其中,人口城市化作为城市化的核心和最直观的体现被广泛应用于城市化相关研究。经济增长是城市化的推动因素,工业化和经济水平的发展使得劳动生产率提高,第二、三产业的产值份额和就业需求不断扩大,吸引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同时,城市化的外部经济功能带动更多的产业发展,成为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全球贸易量激增、经济活动日益频繁、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带来大量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被认为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同时,城市的不断扩张引起局地和区域尺度的气候变化,进一步增加了气候变化的风险。全球变暖带来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海平面上升、农作物减产、生态系统功能破坏等问题,对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威胁,也对未来城市和经济的发展方向带来深远影响。城市化和经济的发展与气候变化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综合考虑各项气候情景和不同社会经济发展路径对人口的影响,有利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和政策的制定,对于国家和地区尺度科学应对气候变化风险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全球变暖背景下未来城市和经济的发展也成为气候变化影响研究和风险研究的重要议题。
  全球尺度的人口城市化预测最初通过对城乡人口生育率,死亡率和迁移率的关键参数进行设定并开展研究。20世纪50年代初,联合国开始定期开展全球各国家和地区的人口预测研究,并于1988年开始发布世界城市状况报告,关注2100年前的城乡人口变化。全球范围的经济预测则主要基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持续开展经济预测研究并发布相关结果。当前的大部分研究中未考慮或仅简单设定人口和经济情景。1990年以来,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历次报告中逐步完善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假设。于2010年在典型浓度路径(RCPs)的基础上开发了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SPs),定量描述气候变化与社会经济的相互影响。SSPs能够反映不同发展路径的选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动态描述气候变化影响、适应和减缓的综合联系,近几年在人口、经济、能源等方面的预测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NCAR)等机构基于SSPs框架,分别开展了国别尺度的经济和城市化预测。但对中国的预测仅基于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统计资料,与中国实际情况有所差异,且未考虑中国新的人口政策对劳动力和城市化的影响。研究团队致力于SSPs路径下中国社会经济预测研究,基于中国历次人口、经济普查及历年统计年鉴,结合当前国情,改进了国际上采用的人口和经济预测模型参数,建立了2010-2100年SSPs路径下中国分省人口经济数据库,并在与2011-2016年的实测数据的对比中得到了较好的验证。
  2 研究区、数据和方法
  2.1 研究区及分类
  本文选取“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经过的65个国家。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达到56.5万亿美元(2016年价格,下同),占全球GDP总量的47.0%。总人口46.3亿人,占全球人口的62. 3%,其中城市人口22.3亿,城市人口比重48. 3%,略低于全球54.3 010的平均水平。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量众多,各国之间城市化水平差异较大。为分析不同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国家在未来的发展趋势,根据2016年城市人口比重将“一带一路”65个国家分为4类,分别为低城市化国家(城市人口比重<40%),中度城市化国家(40%≤城市人口比重<60%),高度城市化国家(60%≤城市人口比重<80%)和极高城市化国家(城市人口比重≥80%)。其中,低城市化国家17个,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波黑、不丹、东帝汶、吉尔吉斯斯坦、柬埔寨、老挝、孟加拉国、缅甸、尼泊尔、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也门、印度、越南,多分布于中亚和南亚,工业化基础相对薄弱,人口密集,经济水平较低,当前人口总数20.1亿人,人均GDP约6 000美元;中度城市化国家20个,包括阿尔巴尼亚、阿塞拜疆、埃及、菲律宾、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黑山、克罗地亚、罗马尼亚、马尔代夫、马其顿、摩尔多瓦、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泰国、土库曼斯坦、叙利亚、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分布于东亚、东南亚、中亚、西亚、东欧等地,工业化水平较低,但拥有充足的劳动力、丰富的资源或者较好的地缘优势,经济和城市化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总人口约20.2亿人,人均GDP约1.5万美元;高度城市化国家19个,包括阿曼、爱沙尼亚、巴勒斯坦、白俄罗斯、保加利亚、波兰、俄罗斯、捷克、拉脱维亚、立陶宛、马来西亚、蒙古国、土耳其、文莱、乌克兰、匈牙利、亚美尼亚、伊拉克和伊朗,多位于中欧、东欧和西亚,具有较好的工业化基础,或原本发展水平较低,但在近30年经济、城市化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迅速,总人口约5.4亿人,人均GDP约2万美元;极高城市化国家9个,分别为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科威特、黎巴嫩、沙特阿拉伯、新加坡、以色列和约旦,除新加坡,均位于中东地区,依靠丰富的油气资源获得大量资本,大多在二战后快速发展并达到极高的城市化水平,人口仅0.8亿人,人均GDP约5.2万美元。
  2.2 数据和情景
  本文以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代表各国的城市化水平,以GDP衡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采用购买力平价(PPP)折算至国际美元价格,反映不同国家生活和消费水平的差异。历史时期中国城市化和经济数据,包括人口总数、城镇人口数、GDP总量以及城镇乡人口生育率、死亡率、迁移率和教育水平,来自历次人口和经济普查以及历年统计年鉴。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统计,包括沿线各国人口总数、城市人口数、生育率、死亡率、迁移人口、经济总量和历年PPP转换因子,时间尺度为1990-2016年。
  城市化和经济预测基于IPCC的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SPs)框架。SSPs描述没有额外政策对辐射强迫或适应能力产生影响的情况下,未来社会经济不同的发展可能,并反映不同的发展道路时,未来世界所面临的气候变化适应与减缓挑战。SSPs框架的建立基于大量的试验和讨论,并经过一系列专家组讨论以确保情景的内部一致性。框架考虑了建立未来社会经济情景的6个关键要素:人口、人类发展、经济和生活方式、政策和体制、技术、环境和自然资源。提出的5种典型SSPs路径情景中,4种路径(SSP1、SSP3、SSP4、SSP5)设定了高或低的减缓和适应挑战的不同组合,SSP2为一个两方面挑战都相对适中的路径。在大多数情况下,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应介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路径之间。
  (1) SSP1(Sustainability,可持续路径),一条绿色的道路。通过技术创新和高水平的国际合作,世界逐渐朝向更加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教育和卫生的投资加速了各国向低生育率社会的转变,导致人口相对较少,经济发展的重点逐渐转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从而牺牲了部分经济增长速度,国际间和国家内部的贫富差异有所减小,城市化水平高。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提高了能源和资源的利用率,对可再生能源的重视使生态环境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并带来较低的气候变化减缓挑战。同时,人类生活水平的改善和区域与国家能力的提升,带来较低的适应挑战。
  (2) SSP2(Middle of the Road,中间路径)。维持当前的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趋势,一些国家取得相对较好的进展,而另一些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全球和国家机构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改善生活条件、提高教育和医疗卫生水平,但进展缓慢。由于人口结构完成转型,全球人口增长在本世纪下半叶趋于平缓,但教育投资不够高,使得低收入国家依然保持较高的生育率水平。技术发展迅速,但没有根本性的突破。对化石燃料依然有着一定的依赖,资源和能源的消耗整体上有所减少。经济和城市化发展较为平稳,贫富差距有一定的改善,所面临的减缓和适应挑战都处于中等水平。
  (3)SSP3(Regional Rivalry,区域竞争路径),一条崎岖的道路。地区冲突、种族问题、区域竞争等问题频发,政策的重点逐渐转向国家和地区的安全问题。贸易壁垒逐渐加强,多数国家以牺牲发展速度为代价,致力于国内能源和粮食安全保障。经济发展缓慢,教育和科技投资减少,医疗和卫生水平落后,区域间的不平等持续或有所恶化,环境问题和其它全球性问题得不到有效的协调。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率低而发展中国家人口急剧增长,对资源和化石燃料的需求增长,国际间合作和减缓技术的发展停滞,面临高的气候变化减缓挑战。人类发展和经济收入增长缓慢,以及缺乏有效的机构开展相关行动,导致同样高的气候变化适应挑战。
  (4) SSP4(Inequality,不均衡路径),一条差异显著的道路。高度不平等的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政治权力的日益悬殊,导致国际和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和社会分層加剧。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经济和科技水平较高的地区和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经济和技术发展缓慢的地区之间差异显著。中高收入水平的国家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增长,而低收入国家经济可能有所倒退。高收入国家生育率较低导致老龄化加剧,向城市迁移的居民减少,城市化维持中度发展,中低收入国家人口快速增加,巨大的贫富差距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新能源投入不足,但能通过对低碳能源的投资加以应对,同时,能力较强的国际政治和商业集团也对能源的消耗采取相应的控制,意味着较低的气候变化缓解挑战。但大部分低收入国家,面临严重的气候变化适应挑战。   (5)SSP5(Fossil-fueled Development,化石燃料为主发展路径),高速发展的道路。在工业化和新兴经济体的推动下,世界对市场经济信心日益增强,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本发展迅速。全球市场日益一体化,卫生和教育方面投资也有所增加,同时,化石燃料资源被大量开发以推动全球经济和城市的快速增长。全球人口在21世纪出现峰值后下降,同时随着收入差距的缩小,劳动力市场逐渐开放,国际范围的人口迁移也有所增加。对化石燃料的强烈依赖以及缺乏对全球环境的关注,可能会给减排带来巨大挑战。人类发展目标的实现、强劲的经济增长和完善的基础设施,促使气候变化的适应挑战相对较低。
  2.3 方法
  2.3.1 人口预测
  采用PDE(population -development-environment)多状态模型,基于201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乡人口数、生育率、死亡率、迁移人口等参数分别开展未来城市和农村人口预测,以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作为城市化指标。某一年t+l岁的人口数Pt+1和新生人口数Pn的预测公式分别为:式中,Pt为上一年t岁人口数,Dt+1为当年t+l岁人口死亡率,Mt+1为当年t+l岁迁移人口;PT为当年t岁人口数,Rt为当年t岁人口中女性比例,Ft为当年t岁人口生育率。
  模型中的生育率、死亡率、迁移率和教育水平等参数的设定基于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开展的人口试验。试验对全球各国根据其生育率和经济水平分为高生育率国家(总和生育率>2.9)、低生育率国家(总和生育率≤2.9)和OECD成员国,并对各类型国家的未来生育率、死亡率、迁移率提出高、中、低3种方案;对未来教育水平提出快速发展、全球趋势发展、恒定入学率、恒定入学人数4种方案。每种路径根据其社会经济发展特征对应一组参数方案(表1)。
  生育率依据各国历史时期数据建立的回归模型、在线问卷调查和专家会议,首先确定了中间方案的具体参数,并根据维也纳人口研究所(VID)提出的预估方案确定了较中等方案相差±25%的高和低方案。死亡率设定基于IIASA全球收敛模型的输出和专家组评估结果,认为中间方案下2050年前各国预期寿命每10a约增加2岁,高/低方案较中间方案每10a多/少1岁。未来迁移率的设定认为中间方案下维持当前水平,高和低方案下分别在三个五年内变化至当前水平的两倍和降为0。教育水平的设定中,快速发展意味着各国升学率以最快速度发展至全球教育最发达国家水平,恒定入学率指保持当前的升学率,全球趋势发展设定为介于以上两种方案之间,恒定入学人数仅出现在SSP4路径下的高生育率国家,教育水平和设施基本得不到发展,仅维持当前的入学人数。
  当前IIASA所采用的人口参数中对于中国的设定与中国的实际国情有一定差异,本文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进(表2)。以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作为初始数据,2010年中国人口总量为13. 33亿,其中城镇人口6.70亿,乡村人口6. 63亿;总和生育率为1.18,其中城镇人口总和生育率为0. 97,农村人口总和生育率为1.44。国内外多数学者认为,普查数据对中国的生育率有一定的低估,实际总和生育率在1. 45~1.8之间,本文选取1.45作为2010年的实际值进行预测,城市和农村生育率的差异则根据普查数据进行相应计算,分别为1.19和1.77。近年来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了“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一般认为在政策影响下,中国的生育率将在数年内有一定程度的增加,并最终保持在1.8左右。同时,由于城市居民受独生子女政策影响显著高于农村地区,“二孩”政策发布后,城市生育率将有较大幅度增长,农村地区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城乡生育率的增长幅度分别能够达到35%和7%。因此,设定中等方案下,城乡人口生育率分别能够在2017年达到1.61和1.89,之后,虽然各自生育率保持不变,但由于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总和生育率将呈现下降的趋势,到21世纪末期约为1.61,较IIASA给出的结果有一定的增加(表2),这也接近于当前低生育率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高和低方案较中等方案±25%。城乡预期寿命根据普查数据中分年龄死亡率重新计算,未来变化基于IIASA的设定。迁移人口初始数据基于人口普查结果,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随着经济的增长,区域间发展差距的缩小,人口省际和乡城迁移趋势减缓。结合相关文献,设定中等假设下,2030年以前净迁移人口在初始人口基础上每5年减少20%,此后迁移规模继续降低,到本世纪末城乡迁移步入尾声。低/高等方案下,迁移人口分别相对于中等方案低/高50%。
  2.3.2 经济预测
  经济预测基于Cobb-Douglas模型,认为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存量和劳动力三大要素。为便于与当前水平对比,经济预测统一以各国PPP转换因子调整至2016年美元价格。某一年的经济总量Y(t)为:
  Y(t)=K(t)L(t)1-aA(O)eAt
  (3)
  式中,Y(t)为£年国内生产总值(GDP),L为劳动力投入量,K为资本存量,a为资本输出的弹性系数,A(O)为以2010年为初始年的全要素生产率,A为科技进步水平。
  其中,劳动力投入量(L)由工作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和教育程度计算:
  式中,q为工作年龄人口,分为15~ 64岁和65岁及以上两组,WAP为工作年齡人口,LFPR为各年龄段劳动参与率,日为教育程度,M为平均受教育年限。未来分年龄段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自本文的人口预测结果。劳动参与率采用波兹坦气候影响研究所(PIK)依据不同SSPs经济特征确定的结果,认为SSPl~5路径下15~64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在100 a内分别达到0.7、0.7、0.6、0.75和0.8,65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在25~ 75 a内约达到0.15 。
  资本存量指经济社会在某一时间点的资本总量,历史时期采用永续盘存法进行计算。某一年资本存量K(t):   式中,Pk为资本价格,反映资本投资的回报率,根据历史时期特征设定为恒定值0. 12;a为资本输出的弹性系数,反映资本的密集程度。当前资本强度较低的非洲国家的a值多低于0.2,日本等高资本强度国家则在0.5以上,参考PIK的研究结果,设定未来高度全球化的SSP5路径下a将在250年内达到0. 45;SSP1和SSP2路径下未来资本强度处于中等水平,根据其经济发展速度,分别在75和150年内达到0. 35;全球化水平较低的SSP3和SSP4路径下则分别在150和75年内达到0.3。
  全要素生产率是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即技术进步,采用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估算。依据SSPs的假设,对未来对不同经济水平的国家全要素生产设定不同的变化方案(见表3)。基于不同路径下经济发展特征,中间方案下每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0.7%,高和低方案下分别较中间方案高/低50%。同时,高度全球化的SSP1和SSP5路径下,设定各国将以更快的速度趋近于发达国家水平,SSP3和SSP4路径下则呈相反趋势。
  3 研究结果
  3.1 “一带一路”国家城市化和经济现状
  “一带一路”沿线人口密集,资源丰富,近年来城市化和经济水平都表现出了快速增长的趋势。1990-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市人口平均每年增加2.6%,2016年较1990年增加近1倍。农村人口变化较小,平均每年增加0.23%,2016年比1990年增加约6.2%,城市化率33.4%增长至48.3%,其中最低的斯里兰卡仅18.4%,而最高的卡特尔、新加坡等国家则超过了99%。低城市化国家人口总量大,经济和工业化水平低,生育率较高,大多数国家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均呈现上升趋势,27年间城市化率增加8.5%;中度城市化国家城市发展迅速,除了欧洲的克罗地亚、罗马尼亚等国家城市和农村人口均呈减少趋势外,其他国家城市人口大多有所增加,而中国、印尼、泰国等国家的城市人口增加,农村人口减少,城市化率由30.1%增长至55.3%;大部分高度城市化国家经济水平高,且人口基数小,生育率低,农村人口多呈减少趋势,但仍有一半左右的国家城市人口增加;极高城市化国家多位于中东,生育率较高且经济水平发达,农村和城市人口均呈增加的趋势。高度城市化国家和极高城市化国家则始终保持着60%以上和80%以上的城市人口比重,27年间分别增长6.5%和5.2%(图1)。
  1990-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迅速,由8.5万亿增长至56.7万亿美元,27年间增长了5.8倍。其中,低城市化率国家经济基础薄弱,发展空间大,虽然城市化发展相对缓慢,但经济取得了较为稳定的增长,增长了6.8倍;中度城市化国家人口密集,经济总量大,27年间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增长了9.4倍,2016年经济总量达到29.3万亿美元。以中国的发展最为瞩目,GDP总量由1990年的1.1万亿美元增长至21.4万亿美元,增长近20倍;高度城市化国家多位于东欧和中欧,在苏联解体之后经历了数年的转型与摸索,20世纪90年代经济有所衰退,21世纪以后发展开始加快,经济增长约2.5倍;位于中东的极高城市化国家凭借石油资源,经济保持平稳的发展态势,27年间增长约3.9倍(图2)。
  3.2 城市化和经济变化趋势
  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路径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市化水平均有所增长(图3上)。其中,SSP1、SSP4和SSP5路徑下,城市人口的发展趋势基本相同,2065年以前快速增长,之后增速有所放缓,2020-2100年间每十年增长速率约4.9%,到2100年城市人口比重将达到91%左右;SSP2路径下城市化发展速度处于中等水平,每十年增长速率约3.7%,2100年接近78%;SSP3路径下城市化发展相对缓慢,2020-2100年每十年的增速仅1.3%,2100年城市人口比重约为55%。
  不同城市化类型的国家呈现不同的发展态势。SSP1、SSP4和SSP5路径下,低和中度城市化国家的未来城市人口比重将急剧增加,每十年增长速率分别达到6.3%和4.4%,高度和极高城市化国家则仅为2.1%和1.0%,且当城市化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基本保持不变,2100年城市人口占比达到90.1%~96.7%,城市化水平差距缩小。SSP2路径下,低和中度城市化国家未来城市发展速度低于SSP1、SSP4和SSP5路径,分别为每十年4.6%和3.2%,高度和极高城市化国家基本和以上三种路径相似,到2100年时各类型国家城市化率约为73.1%~96.3%。SSP3路径下,经济滞后,城市化发展相对缓慢,各类型国家城市化发展速度均小于每十年2.0%,未来各城市化类型的国家间依旧存在较大差距。
  未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水平将大幅提高(图3下),2020-2100年GDP总量平均每十年增加17%~34%。经济发展为导向的SSP5路径下,经济始终保持快速的发展态势,2100年经济总量将达到611万亿美元,为发展最缓慢的SSP3路径的3倍,可占当时全球GDP总量的67.4%;SSP1路径下,2070年前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之后增速有所放缓,2100年GDP总量基本与SSP2持平,达到270万亿美元;SSP4路径下,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财富主要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总体上慢于SSP1、SSP2和SSP5,2100年约达到246万亿美元;SSP3路径下,沿线国家经济总量基本保持缓慢的增长速度,最高能够达到210万亿美元。
  不同城市化类型国家的未来经济发展差异更为显著。低城市化国家发展空间较大,经济发展迅速,5种SSP路径下每十年增长约25%~50%,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SSP1、SSP2和SSP5路径下,2010年经济总量将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近一半。SSP3和SSP4路径下发展则相对缓慢,2100年与中度城市化国家经济总量持平;中度城市化国家在SSPl~4路径下到21世纪中期经济快速发展,后逐渐变缓直至基本保持不变,每十年增长幅度约为13%~20%,SSP5路径下则持续增长,每十年增长约26%;高度和极高城市国家具有基本相似的经济发展速度,SSP5路径下每十年增长幅度约为29%,SSP3和SSP4路径下每十年增长幅度约为15%-18%;SSP1和SSP2路径下经济发展速度介于SSP3、SSP4和SSP5之间。   3.3 未来城市化和经济分布格局
  未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市化格局将较当前发生较大变化(图4a)。21世纪末期(2091-2100年),SSP1和SSP5路径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市化高度发展,所有国家城市人口比重均能达到当前极高城市化国家水平,各国城市化水平在80.7%~100%之间,平均为91.8%,有3/4的国家城市人口占比超过90%,各类型国家间城市化差异缩小;SSP2路径城市化发展低于SSP1路径,不同国家城市人口比重在55.7%~100%,有一半的国家超过80%;SSP3路径城市化发展缓慢,城市人口比重平均为54.5%,各类型国家城市化水平虽然都较2016年水平有一定增加,但差异依旧显著,城市化水平最低为24.6%,最高超过了99%。当前处于低和中度水平的国家大部分发展至中度和高度城市化水平,有1/4的国家城市人口比重小于50%,仅有14%的国家城市人口比重超过90%;SSP4路径下城市化发展迅速,但由于发展模式不均衡,各国之间的差异高于SSP1,在77.7%~100%之间。空间上,南亚、西亚和中亚城市化发展迅速,SSP1、SSP4和SSP5路径下城市人口将较2016年增长40%以上,SSP2路径下增长20%以上。但在城市化发展缓慢的SSP3路径下,几乎所有国家增长率都小于20%,蒙古、土耳其、泰国等个别国家城市人口比重甚至有所下降。
  路径选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显著(图4b)。发展最为迅速的SSP5路径下,到21世纪末期沿线国家GDP平均水平较2016年增加近10倍,大部分国家GDP超过了l万亿美元,其中经济总量最大的中国、印度均能够超过100万亿美元;SSP1和SSP2路径下发展较为相似,较2016年水平增加约5倍,有约近一半的国家GDP总量超过l万亿美元,少数的5个国家GDP能够超过10万亿美元;SSP3和SSP4路径经济发展缓慢,SSP3路径下有33%的国家GDP超过l万亿美元,仅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GDP能够超过10万亿美元;SSP4路径下,37%的国家GDP超过l万亿美元,有3个国家GDP超过10万亿美元,一半的国家GDP小于5000亿美元。各路径下经济水平最高和最低国家间的差距都较2016年显著减小,低城市化和经济水平的国家在未来GDP增长较其它类型的国家更为迅速。空间上,SSP1和SSP2路径下,大部分国家21世纪末期GDP将达到2016年水平的3倍以上,其中南亚、东南亚和西亚经济发展最为迅速,达到2016年的5倍以上,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家更是超过10倍,中国仍为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GDP达到127万亿美元;SSP3和SSP4路径下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东欧、中亚的国家增长不足2倍,但南亚和西亚保持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多数国家超过2016年水平的5倍;SSP5路径下,几乎所有国家的GDP较2016年增长5倍以上,仅在东欧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相对缓慢。总的来说,SSPl~SSP5下,南亚和西亚经济将呈快速的增长态势,而中欧和东欧地区增长则相对缓慢。
  4 结论与讨论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倡议连接欧亚大陆,沿线国家城市和经济状况差异显著,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对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本文设定IPCC的可持续路径、中间路径、区域竞争路径、不均衡路径和传统化石燃料为主发展路径5种共享社会经济路径情景,结合国际相关机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情景的研究和中国城市、农村人口和经济预测,分析2020-210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市化和经济发展趋势与分布特征,得到以下结论:
  (1) 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城市人口比重48.3%,GDP总量约56.5万亿美元。地域分布差异显著,中欧、东欧和西亚地区经济相对发達,人口稀疏,城市化水平较高,城市人口比重高于60%;东亚、南亚、东南亚、中亚的大部分国家经济水平较低,人口密集,城市人口比重小于50%。1990-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市人口增长迅速,增幅14.9%,农村人口基本保持不变;GDP总量增加了5.8倍。以中国为主的中度城市化国家资源丰富,劳动力密集,城市和经济发展最为迅速,分别增长了25.2%和9.4倍。
  (2) 2020-2100年,不同发展路径下沿线国家城市化水平和经济都将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中间路径下到2100年城市化水平达到77.9%,最低和最高路径分别为55.2%和91.9%,平均每十年增长1.3%~5.0%。GDP在中间路径下能够达到371万亿美元,最低和最高路径分别为210万亿和611万亿美元,平均每十年增长约17%~34%。可持续的SSP1和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SSP5路径下城市化和经济发展迅速;维持当前趋势的SSP2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处于中等水平;不均衡发展的SSP4路径下经济发展较慢,但城市化发展迅速;区域竞争的SSP3路径下经济和城市化发展均较为缓慢。
  (3)未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城市化和经济水平差距将缩小。SSP1、SSP4、SSP5路径下,低、中度城市化国家城市进程迅速,到21世纪末期多数国家城市化较其2016年水平增加20%以上,沿线所有国家都能够达到当前极高城市化国家水平,各国城市人口占比在77.7%~100%之间;SSP3路径下各类型国家城市人口比重有一定增加,但差异依旧显著,仅略低于当前,各国城市化率在24.6%~100%。SSP1、SSP2和SSP5路径下,低城市化国家经济发展迅速,其他三种类型国家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在SSP3和SSP4路径下,虽然沿线各国整体发展缓慢,但低城市化国家依然保持着较高的发展速度,GDP最高和最低国家间的比值仅为2016年的一半。
  (4)低、中度城市化水平的国家,当前社会经济水平较低,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未来城市化和经济能够获得较大幅度的增长,但不同社会经济路径的选取对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影响重大,不同路径间发展水平差异较大;高和极高城市化水平的国家,经济和城市化发展较为平稳,不同路径的选取对未来经济的增长有一定影响,但已不再是城市化进程的最主要推动因素,21世纪末期经济高度发展时城市化水平基本保持不变。
  本文采用5种标准SSPs路径作为预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依据,分析了未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演变规律。结果表明不同的发展道路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未来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将呈现显著差异,并在城市化发展到较高水平时,经济增长对城市化进程的作用逐渐降低。城市化与经济的演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文章期望通过不同发展道路的设定,给出未来“一带一路”沿线社会经济发展的多种可能,但对于突发性事件如灾害、战争、地缘政治、资源能源等对未来的影响尚无法准确预测。同时,在城市化研究中,除了考虑城乡人口外,土地利用、三产比重等也是衡量城市发展的重要标准。未来有必要深入开展“一带一路”沿线人口结构、产业结构以及城乡用地的预测和对比研究,进一步探讨“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化演变和发展规律。
论文来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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