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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因素对冠心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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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冠心病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其发病率和病死率逐渐增加。冠心病的传统危险因素仅能解释部分病例,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体的应激状态、情绪、人格特征和社会支持等社会心理因素与冠心病的发生、发展、治疗和预后阶段有着越来越紧密的联系。一方面,社会心理因素作用于有机体从而引起一系列的生理心理反应;另一方面,机体生理功能的变化也会对个体的心理状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从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两大方面对冠心病患者的影响因素加以综述,以期为冠心病的防治和护理工作提供帮助,从生理、心理两方面去消除病因,促进患者更好地康复。
  关键词:冠心病;心身疾病;社会因素;心理因素;身心健康;危险因素
   心身疾病(Psychosomatic Disease)是一种器质性疾病,通常由心理社会因素引起而导致持久的生理功能紊乱[1]。在Alexander最早提出的7大类心身疾病中,冠心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不断上升,是目前中国成人心脏病发病或病死的主要原因之一,涉及到亿万人群的生命和健
  康[2]。心身疾病的发病因素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由社会、文化、心理以及遗传、代谢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的。除了生物因素以外,社会心理因素是机体赖以生存的一个重要的外环境,对于人的健康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诸多研究表明,社会心理因素与冠心病的发展紧密相关,而影响心身健康的社会心理因素主要有个体的应激状态、情绪、人格特征、社会支持、经济状况、慢性压力等方面[2],本文将从这些角度去探讨社会心理因素在心身疾病的发生、发展、治疗和预后的作用。
  1.社会因素
  1.1 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指的是个体通过社会联系所得到他人精神上的支持。每一个个体都不是独立地存在这个社会,有着众多人际关系纽带,并且这些纽帶都是可利用的资源。如果个体拥有良好的社会支持,那么当他遇到负性的生活事件时,他也能够缓冲由这些负性事件所带来的心理压力,从而维持自己的健康。另外,社会支持通过鼓励个体采取健康的行为方式,提高其治疗依从性和自我健康管理水平而直接影响个体自我效能感[3]。但是,在张国富等人的研究中发现,冠心病患者的社会支持评分显著低于正常人,由于患者在疾病反复发作慢性病程中获得较少社会支持,不能有效缓解慢性应激引起的负面情绪反应[4]。所以,缺乏了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可能导致疾病反复发作或者使病程不断地延长,这对于患者的治疗还是预后都是不利的。
  1.2  社会经济状况
   社会经济水平的高低极大地影响着冠心病的发生与预后。经济是影响慢性病患者心理状态的重要因素,而冠心病作为慢性病的一种,其治疗过程长,治疗费用高,经济水平高的患者容易接受更好的治疗,更容易获得战胜疾病的信心,并形成良好的、积极地心理应对方式。如Lazzarino等研究发现低社会经济水平可能会引起冠心病患者的心理痛苦,影响生活质量,从而提高其死亡率[5]。Woodward等通过对教育、职业、收入和经济水平相关的因素比较发现,经济水平的高低与冠心病呈负相关。而在女性的人群中,这一现象更为明显[6]。另外低社会经济水平通常伴随着更多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饮酒、吸烟、不健康饮食。同时与低经济水平相伴随的还有恶劣的居住环境、繁重的体力劳动和面对更多的生活压力[7]。总之,低社会经济水平的人群是冠心病发生的高危人群。
  1.3  慢性压力
   压力又称应激或紧张,其定义最早是由Selye在1980年提出,他认为压力就是“个体在某些因素或事物的作用下,身体为满足需要所产生的一种非特定性反应,并指出压力会诱发疾病的发生”。压力不仅影响认知、行为和情绪反应,而且影响神经体液的反应,若这种生物的应激反应持续时间长,频繁会诱发心血管疾病或加速其发展[8]。慢性压力主要指持续较长时间的压力性事件以及经历极大影响的突发事件后持续的慢性应激。杨燕飞等人通过分析临床研究成果和流行病学的调查进展,认为慢性压力引发冠心病的机制是复杂的,因压力事件所产生的压抑、焦虑及消极等负面情感会导致冠心病发病率的增加、病情加重、预后不佳[9]。马建琴等人认为婚姻压力、工作压力、经济压力等慢性压力都与冠心病的发病率呈正相关[10]。李莹等人认为慢性职业紧张会导致交感神经系统的过度而持久的激活,导致一系列的病理生理反应的产
  生[11]。持续的职业紧张状态会引发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如Chazelle等[12]通过横断面和前瞻性研究证实了职业紧张与睡眠障碍存在相关性,间接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慢性压力是诱发冠心病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危险因素[13]。胡恩元认为个体若长时间处在慢性压力的状态下,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将会 受到明显的影响,并打破体会皮质醇水平的平衡,这在冠心病的发生和发展中起着重要的影响[14]。
  2.心理因素
  2.1 应激
   应激是个体对紧张刺激的一种非特异性的适应性反应,是决策心理活动中可能会产生的一种心理因素。其中,应激性生活事件,是指在生活中需要作适应性改变的环境变故,是造成人们产生应激的重要原因。张国富[4]等人通过调查问卷研究发现,如果病前经历了负性生活事件的冠心病患者,在这种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程中应付方式会日趋消极。应付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个体的个性特征,同时它也影响着个体对应激的评价。如果个体采取的是认知探索和行为探索的应对方式,那么他或许能避免由于应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个体采取的是认知回避和行为回避的方式,那么他可能会产生心理危机。根据Selye[15]提出的一般性适应综合症,认为应激反应要经过三个时期,分别是警戒期、抵抗期和耗竭期。警戒期阶段,机体通过激活神经系统来对抗应激源,保持有效行动并做好准备;抵抗期阶段,在神经、内分泌系统的协调下,机体可以忍耐并保持与应激源作长期抗衡的状态;到了耗竭期阶段,机体因为对应激的生理、心理能量的对抗导致耗竭而需要得到及时的休息与能量补充。倘若个体在面对应激时,一味地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此时,应激对于冠心病的发生阶段而言,它是一个诱发因素。应激就像是一个入侵者一样,在个体的机体处于衰竭的情况下,打破了机体的平衡,使得机体往疾病的方向转移。   2.2 情绪
   情绪是指个体根据客观事物是否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产生的态度体验,是对一系列主观认知经验的统称。而体验主要有肯定的和否定的两极分类,肯定的体验如愉快、欣喜等,否定的体验如悲伤、焦虑等。良好的情绪对于个体保持健康具有重要的作用。如果个体持续地出现消极的情绪,那么他将长期处于紧张的状态而导致机体衰竭,诱发疾病的产生。此外,持续消极的情绪容易使个体采取消极的防御机制,使个体不能正确地认知、评价自己所面临的遭遇,如患病,进而导致医生和个体无法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这对于治疗而言是十分不利的。应优优等通过对125例患者的研究发现焦虑是诱发冠心病发病的独立且重要的危险因素,同时冠心病伴发焦虑抑郁的比例会显著高于非冠心病组伴发焦虑抑郁[16]。负面情绪中的焦虑与抑郁会影响冠心病的发病与预后,是冠心病的一项独立危险因素[17]。通过日常生活经验我们可以发现,当一个人处于焦虑或者愤怒的状态时,他的心跳会加快。甚至有临床观察发现,处在这种状态下的个体红细胞的数量激增,血液凝聚加快,血液上升,心律不齐,而这些症状是会诱发心肌梗塞、猝死等疾病的发生。相反,在任佳豪等人的研究中发现,如果根据冠心病患者的不良心态给予针对性的护理,能对控制冠心病的延伸产生积极的作用[18]。因此,情绪的好坏与冠心病的发展息息相关,不良的情绪会使冠心病患者的病情恶化,而病情的恶化又会增加个体焦虑、紧张等不良的情绪,产生恶性循环。而良好的情绪、心态,能促进患者的康复。
  2.3 人格特征
   相关研究证实,个体的人格特征与疾病之间存在十分紧密的联系, 个体的人格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心理、生理的健康发展,某些人格特征与有某些特定疾病具有相关关系[19]。美国医学家Friedman和Roseman在研究心血管疾病患者的心身反应时,把人格分成A、B两种类型,并提出说A型人格是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素[20]。而A型行为类型与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关系也已经被明确了。根据行为主义理论,当个体的刺激受到奖励后,其行为会得到阳性强化,当今的社会发展正造就越来越多的A型行为模式者[21]。通过调查研究发现[22],A型人格者的行为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有远大的抱负、竞争意识强烈、好胜性强,情绪易波动,好斗、缺乏耐心;有时间紧迫感与追求高效率等特点;常同时进行多种思维与动作,言语与动作的节奏快。从这些行为特征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人群将会常常处于应激的状态下,而应激会使得个体的交感神经处于兴奋状态,表现为血压升高、动脉收缩等,导致神经内分泌系统的紊乱,最后引起代谢功能的紊乱,从而引发了冠心病。宋晶晶采用A型行为问卷对40例冠心病患者与对照组40例进行测试比较,发现A型行为模式与冠心病具有相关关系,即A型行为者更容易患冠心病[23]。涂群芳和魏友平通过把60例冠心病患者按照患者行为分为A型行为冠心病患者的实验组与B型行为冠心病患者的对照组进行研究发现,A型行为是诱发冠心病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A型行为患者发生紧张,使交感神经兴奋、血浆儿茶酚增高,导致病情的加重[24]。因此,总体来说,具有A型人格特征的个体和正常人相比起来,更具备了冠心病的易感素质。
   由于人体健康受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很大,所以单纯地用医学方法已经不能解决人类身心健康的所有问题。本文通过对社会支持、社会经济状况、慢性压力应激状态、情绪、人格特征、这六个社会心理因素的阐述,可以发现冠心病与心理社会因素是紧密相关的,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前面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个体自身的生物躯体素质是冠心病发生的生理基础,但个体的人格特征却是其的易感素质。因此,具有A型人格特征的病患者在治疗过程中还要辅助认知行为的心理疗法对其进行综合治疗,让个体能够感知到A型行为对冠心病带来的危害。而由于生活应激事件以及因此所引起的负性情绪则是冠心病的诱发因素,应激事件可能主要作用于冠心病的发生阶段,而不良的情绪则主要作用于冠心病的发展阶段。应激事件的发生加剧了对个体的心理损伤,进而引发了冠心病。不良的情緒则使病情在发展阶段不断地迁延,难以治愈。在这样的情形下,彼此相互影响,最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影响了病症治愈的时机。而社会支持则主要对个体的心理压力起着缓冲的作用,如果个体在预后能够有良好的社会支持尤其是家庭的支持,那么不仅能够减轻患者的心理症状,还能够使患者在预后感受到治疗的效果从而提高自身的生活质量。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所提的六个因素并不是独立地作用于冠心病的发生、发展、治疗和预后的每一个阶段,它们是一起作用于每一个阶段,但在每一个阶段作用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3.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冠心病患者的治疗过程中,不仅要使用药物,还得使患者明白社会心理因素在其疾病中的作用,并对其采取有效的心理干预,这样才能够从生理、心理两方面去消除病因,从而更好地促进患者治疗和康复。
  [参考文献]
  [1] 张银玲, 雷鹤. 护理心理学[M].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2003.
  [2] 李丽, 高大胜, 蔡鑫.不同年龄段冠心病患者临床及冠状动脉病变特点[J].新乡医学院学报, 2008, 25(6):608-611.
  [3] 刘柳, 田建丽, 张红,等. 中老年住院冠心病患者疾病相关健康素养与社会支持现状分析[J]. 护理管理杂志, 2016, 16(1):7-9.
  [4] 张国富, 任彩丽, 黄丽. 社会心理因素对冠心病的影响[J]. 新乡医学院学报,2009,26(6):2.
  [5] Lazzarino A I, Hamer M, Stamatakis E, et al.Low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s Synergistic Predictors of Mortality from Stroke and Coronary Heart Disease[ J ].Psychosomatic medicine, 2013, 75(3): 311-316.   [6] Woodward M, Oliphant J, Lowe G, et al. Contribution of contemporaneous risk factors to social inequality i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all causes mortality[J]. Preventive Medicine, 2003, 36(5): 561-568.
  [7]杨黎, 张晓明, 杨红梅. 冠心病与心理社会因素相关性的研究进展[J]. 护理研究, 2008, 22(33):3013-3016.
  [8] 辛若丹, 李文森, 管考华,等. 焦虑抑郁障碍与冠心病的相关性[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7, 37(6):1556-1559.
  [9] 杨燕飞, 张敏, 郭涛. 慢性压力对冠心病发生、进展及预后的影响[J]. 心血管病学进展, 2013, 34(2):238-240.
  [10] 马建琴, 张秀丽, 张津宁,等. 慢性压力与冠心病[J]. 心血管病学进展, 2009, 30(3):437-438.
  [11] 李莹, 徐伟仙, 郭丽君. 职业紧张与冠心病发病和预后的相关研究进展[J]. 中国心血管杂志, 2018(1).
  [12] Chazelle E, Chastang J F, Niedhammer I. Psychosocial work factors and sleep problems: findings from the French national SIP survey[J]. International Archives of Occupational & Environmental Health, 2016, 89(3):485-495.
  [13] 史云科, 张敏, 肖践明. 慢性压力对冠心病患者心率变异性的影响[J]. 临床医学, 2014, 34(1):117-119.
  [14] 胡恩元, 张敏, 肖践明. 慢性压力与冠心病患者体内皮质醇水平的关系[J]. 心血管病学进展, 2017, 38(1):94-97.
  [15] Selye H. Stress and the general adaptation syndrome[J]. Br Med J, 1950, 1(4667):1383-1392.
  [16] 应优优, 李浙成, 胡智星,等. 焦虑抑郁与冠心病发生的关系研究[J]. 中华老年心脑血管病杂志, 2015, 17(7):762-763.
  [17] Kozela M, Bobak M, Besala A, et al. The association of depressive symptoms with cardiovascular and all-cause mortalit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Prospective results of the HAPIEE study:[J]. Europe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Cardiology, 2016,23(17):1839-1847.
  [18] 任佳豪, 刘志琛, 孟宪梅. 冠心病患者不良心態分析及心理护理对策[J]. 心理医生, 2016, 22(19):106-107.
  [19] Hofer S, Sliwinskim. Associations between health, cognition and personality evidence from longitudinal studies of aging [J]. Gerontologist, 2004, 44 (1): 765-775.
  [20] Friedman M,Rosenman R.H., Association of specific overt behavior pattern with blood and cardiovascular findings; blood cholesterol level, blood clotting time, incidence of arcus senilis, and clinical coronary artery disease[J].J.Am.Med.Assoc,1959,169,1286-1296.
  [21] 秦子玉. A型行为模式与冠心病综述[J]. 教育现代化, 2016(16):111-112.
  [22]包晓红. 心理因素与常见心身疾病的发生发展[J]. 攀枝花学院学报, 2003, 20(1):80-83.
  [23] 宋晶晶. 冠心病与A型行为模式的调查研究[J]. 大家健康(学术版), 2013, 7(8):81-81.
  [24] 涂群芳, 魏友平. A型行为冠心病患者血浆儿茶酚胺、5-羟色胺测定的临床分析[J]. 医学信息, 2016, 29(11):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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