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道德经》翻译版本框架对比下中外译者翻译视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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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我国的翻译研究领域不断扩宽，不再停留在简单语言转换形式的语言层面进行研究而是把翻译与历史、文化、社会因素相结合的翻译视角。本文从文化翻译观角度出发，对国内外译者的翻译理论和观点进行了总结。旨在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典籍《道德经》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探索对经典典籍《道德经》在英文目标语研究中存在尚未开辟的路径。
　　关键词：《道德经》;中国传统文化;翻译;对比
　　1. 典籍翻译中的历史文化因素及研究方法、目的意义
　　 中国古籍外译的历史可追溯到16世纪甚至更早，迄今也有很多古籍被译成了外文，就翻译过程看，中国古籍的翻译通常都会早在16世纪，中国古籍的翻译就已出现，就翻译过程看，中国古籍的翻译通文言文到白话文的的转换。据记载，圣德太子撰写《三经义疏》时引用了《道德经》，玄奘也将《道德经》译为梵文[1]。通过传教士将《道德经》译本传往西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20世纪世界文化名著发行量进行统计，《道德经》的发行量仅此于《圣经》、《道德经》传往西方[2]。
　　 关于佛经翻译自古译者有着不同的主张，从古代的“文质”之争到的现 代的“直译、意译”之分，针对社会和审美发展的需求，中国传统译论的范畴从翻译的标准从严复的“信、达、雅”到傅雷提出的“神似形似”延续到钱钟书 “化境”以及一些现当代理论家提出的翻译理论[3]。玄奘除了撰写的《大唐西域记》还将老子的《道德经》译成梵文，开辟了中国人进行典籍翻译的历史，被道家奉为经典的《道德经》是中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华文明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同时也对世界文化产生积极作用。中外翻译家也纷纷争相翻译，推崇度最高的版本有国内辜正坤和国外 Arthur Waley的译本。
　　 《道德经》的翻译对比研究属于中国古典学的扩展延伸部分，其目的在于重新诠释经典让读者和译者重新评估这部典籍的价值，从而推动中国典籍的现代化进程译程。从政治、战争、哲学等角度对《道德经》系统的研究探讨的学者甚少。翻译策略和方法的归纳远远多于对文本内容深层次地挖掘。翻译不足及具体错误的原因，笔者认为古籍翻译的目的应是最大限度提出了更适合于典籍翻译的异化策略，传递文化信息的同时还肩负弘扬民族文化的使命。
　　2.典籍 《道德经》 国内外翻译现状评述对比分析
　　 在《道德经》外译过程中，国内外译者地翻译译本各有所长，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译者也具有各自独特的审美意识，通过采用了适合本国文化和审美情趣的表达法来有效地传达了《道德经》原文中的美与质。例如辜正坤翻译的译本就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国际化审美意识，他的翻译同时在源语与目的语之间最大程度的追求其折中美[4]，而Arthur Waley则表现出更为理性的本土语言美[5]。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道经的英文翻译有三个高潮，道经的翻译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中获得了最高的地位。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其英语翻译进行了多元化研究，由于社会历史文化及背景因素的影响，因而，翻译的目的及采用的翻译策略都不同。据辛红娟介绍，《道德经》在英语世界传播中经历了三次翻译高潮。在第一个高潮期间（1868-1905），道德经在当时是作为英语世界掌握中国文化和传播基督教的工具，1868年John Chalmers 出版了第一本英文版的《道德经》，前期以目的语的译者为中心采用了归化译介策略。1934到1963年期间翻译的第二个黄金时期，期间的译本层出不穷，中国大多数译者采取着文化对比方式力求找到脱离西方垄断话语独白的路径，努力实现与源作品的有效对等[6]。其中最有影响力的版本来自Arthur Waley（1934）。在第三次高潮（1972-2004），女性主义和性认同被渗透进道经的翻译中，1972年Gia-fu Feng和Jane English中外译者的首次联合发行的版本为《道德经》在全球的文化角色和独特的语言魅力赋予了更大的权力，随后Stephen Michell （1988）， Michael Lafarges（1992）， Hamill （2005）， Moeller （2006）版本也争奇斗艳。从1868年到现在，以英语出版的道经的作品已经超过了130册。此外，一些受欢迎的人在最近几十年继续重印。
　　 译者根据不同的语境来解读构建文化交流的道路，译者试图用各自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来阐释分析《道德经》，翻译理论的运用也各持己见，阐释学，功能对等，深度翻译，意向，女性主义。从文化角度结合现代翻译理论方法比如文化解读，文化预設，思维方式入手。个别从语言学和综合历史研究方法来做《道德经》英译研究，比较全面的探讨了英译文多样性的原因，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3.《道德经》国内外翻译过程中的个别字词和风格对比研究
　　 各个阶段的译本在意识形态取决于不同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从上述对比不难看出来看，典籍的英译研究随着社会、科技、文化的发展不断进步，虽然现阶段仍存在一些不足，为了让不同目的语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译者更倾向于采用文本批评的方法对多个译本全面分析总结。
　　第一，《道德经》译文中关键词汇贯穿整篇意义有，尤其是对“道”“名”“天下”“天之道”“无为”“阴阳”“甲兵”等词汇的翻译。
　　第二，“道”的翻译争论颇多，第一章围绕老子宇宙宏观论进行阐释，而对于“道”这一词语的多个译本，多角度对比后择优采用。
　　     第三，英译数目繁多，出版物选用的翻译版本的比较单一，主要是少数几个著名译者的译本，我们应从多角度全方面地进行分析才能吸取各家精髓。
　　 第四，同时却涵盖了生活方方面面，隐藏在文字后面的丰富文化和哲学思想在翻译时应该把深刻内涵思想翻译到位。
　　《道德经》核心思想就是“道”。对“道”一词的翻译始终译者们热烈讨论的话题。据笔者统计，只研究“道”这一词的翻译的论文就多达33篇。我们常见的六种翻译版本中，经过译者对选词的和社会文化背景等综合因素对比后，“道”英译为Tao能够保留其源文本中老子思想的精神实质并且把整个核心概念统一到《道德经》中，视为比较理想的翻译版本。 　　在《道德经》中其他常见的关键字比如“德”“虚”“静”“有”常”、“始”、“无为”、“万物”“无”等词的翻译。随着中国传统文化逐渐被世界各国接受，使用翻译策略经历了从归化法向异化法转变过程，为了更好的再现原作思想内涵和语言风格。为了提高中国典籍的汉译英水平，让中国典籍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是译者面临最重要的问题。随着中国传统文化逐渐受到世界各国的接受，《道德经》的英译研究也经过几十年的对比研究与发展，翻译策略完成了从归化过渡到异化这一过程。译本对比也成為翻译专业学生或老师课题研究的重要选题方向。同时，汪榕培认为：“古典名著汉译外是我国文学翻译领域的短板”[7]。国内翻译家对翻译理念和翻译策略的变化使得《道德经》在世界上的影响逐渐扩大且西方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认知经历从认可再到欢迎的过程。全面分析评述中国典籍英汉翻译中常见问题将是一种比外译中更有意义和挑战性的工作。
　　4. 中西典籍文化比较对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的启示
　　 目前，《道德经》共有28个语种版本，其中1100多个译本，居中外译汉译本之首， 流通和翻译频率远高于《论语》，这两个都是中国的经典著作，和英语文化经典相比仅次于《圣经》和《薄伽梵歌》。典籍翻译不仅在语言文字上的区别，我们在选择译本研究的时除了体现不同的文化或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译本进行语言层面研究时，首先是译者的选择，一般比较倾向于对研究西方译者比如像韦利，韩禄伯。国内则优选辜正坤，许渊冲等著名的译者，而忽略了其他译者的翻译版本。从长远看，如果我们不研究其他译者的作品，不仅影响了译者们的工作热情，也不利于典籍的英译研究发展。王佐良曾说：“没有比翻译更能体现出文化的联系与交流”[8]。在全球化背景下，经典典籍的翻译属于文化翻译， 因此，当今的翻译研究应更加重视文化有效性的传播。《道德经》作为我国的古典文学的典范，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就连中国人面对生涩的词汇也只是一知半解更不用说外国人。体现道家文化并被读者接受，译者广泛应采取简洁明了的表达方式。本文以《道德经》几种典型的英译本作为研究对象，以框架的分析形式对个别关键词进行了对比研究，从而为《道德经》英译研究开辟了新颖的研究途径。
　　 最终，笔者认为在汉语典籍的英译过程中，译者应兼顾归化与异化策略，以达到促进中国文化和读者阅读的目的。通过分析《道德经》英译本的多样性得出译本是基于不同的历史，文化，社会等因素而产生的结果。在翻译教学中，为了防止学生主观判断译本的好坏，教师应引导学生结合翻译过程中各种问题，针对不同的翻译译本进行综合分析。解决教学过程中遇到实际问题的步骤：首先让学生了解译者对原文的不同选取并引导学生分析。其次，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各翻译理论和策略以及所带来不同翻译效果。再次，让学生全面综合考虑读者及所处的文化背景。最后，引导学生客观地对不同翻译行为及目的进行评价。
　　 5.结语
　　 王宁认为：“当欧洲中心主义走向全球化的时代，文化本身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危机时，西方有长远眼光的学者开始认识到东方文化的价值和精神内涵。所以，弘扬东方文化并与西方文化碰撞交流广大译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也是中西文化进行平等的对话的前提[9]。研究中不难看出，译者应该更准确、更有效地传递《道德经》中的审美品质。《道德经》译本繁多，译者翻译时对选词达意必须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本文作者通过比较全面的分析，翻译的归化与异化策略，美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SL与TL之间的妥协的趋势，翻译的艺术在于在SL和TL的语言和文化元素的各种因素之间寻求“妥协”或“平衡”，其中审美因素优先于其他因素，中国古代汉语中某些特殊的用词的消失，似乎在英语翻译中是不可避免
　　的[10]。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权衡利弊时，译者必须设法达到平衡的目的。中国典籍《道德经》的翻译，不仅是简单的字面意义转化，更多的解读字面背后所蕴含的不同的文化知识。由于英汉文化和语言的差异性以及古汉语所特有的特征，古文典籍的翻译存在诸多困难，国外读者在文本理解上，甚至译者也存在许多误译的地方。没有阅读和理解障碍的目的语读者毕竟有限，我们应当在以后的翻译过程更加注重加强自身的文化的修养。在尽量保持音美、形美、意美的同时，还得考虑到译文忠实流畅，尽可能地做到文字到文化的转型，让各国目的语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
　　[参考文献]
　　 [1]齐晓 飞 . 国家道德经论坛坛与老子集成 [J].中国宗教，2011（5）：17-21.
　　 [2]刘 静.道 德 经 英 译 的 缘 起 与发 展[J].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2009 ，10 （5） ：120-122.
　　 [3]王宏印，中华民族典籍翻译研究概论——朝向人类学翻译诗学的努力（上）[M.]大连海事出版社，2016.
　　 [4]辜正坤，道德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5]Arthur Waley，The Tao and lts Power：A Study of the Tao Te Ching and lts PlaceChinese Thought[M].New York：Grove Press，1985.
　　 [6]辛红娟，追寻老子的踪迹—道德经英译本历时的描述[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8（1）：79-84.
　　 [7]汪榕培、李秀英，典籍英译研究[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8]王佐良， 翻译 ： 思考与试笔[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9]王 宁，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J].中国翻译， 2000，（1）：12- 1.
　　 [10]冯晓黎，帛书本《老子》四英译本的三维审视[M]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作者单位：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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