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玄怪录》中的末世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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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续玄怪录》诞生于唐朝末年，李复言生平无考，但通过同时代其他文人的生活境遇可以看出李复言的生活是波折不平的。于是，其作品中体现了末世情怀。这种情怀大致分为对社会不满的批判，强烈的命定思想，对于飞升成仙的向往三类。三种类型中蕴含的核心情感是消极与背离式的冷静。这种思想情感产生的原因与道教更为兴盛的潮流密切相关。道教中出世与飞升的思想中潜藏着的冷静，影响了身处其中的士人，呈现在他们的作品之中。
　　关键词：李复言 《续玄怪录》 末世情怀 道教思想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12-0104-02
　　唐末之时，世衰时乱，诞生了晚唐体这一风格，这是社会的变化影响了作家的心态，进而反映在创作之中。这种末世的情怀不仅反映在诗文之中，同时期的小说也与时代相呼应，李复言的《续玄怪录》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一、唐末乱世
　　唐朝自宣宗之后便开始走下坡路。各地起义不绝，社会动荡不安。懿、僖二朝，开始屡有叛乱起义。从“浙东人仇甫反”[1]p256到“三月宛句贼黄巢陷郓、沂二州”[1]p266再加上云南少数民族叛乱，这两朝时期刀兵不断。除此之外还有灾异现象的发生，“二月京师地震，蓝田山裂，出水。”[1]p268“乾符之际，岁大旱蝗”[1]p281天灾人祸接连不断，社会处在一片动荡之中。在昭帝和哀帝时期，情形更是急转直下，外事未平又继以祸起萧墙，藩镇作乱威胁朝廷，“孙儒陷扬州，自称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奔于庐州。”[1]p283各藩镇作乱不断，最后哀帝逊位被害。
　　二、李复言生存状况推测
　　这种乱世使得文人的生活从盛唐时的安逸自足变得颠沛流离、郁郁不得志。李复言的生平已无法具体考证，不能得知在唐末之际他过着怎样的生活。但通过同时代其他文人的生活可以推断出李复言生活的大体情状。罗隐，科举屡次不第，而后“遇乱归乡里”[3]p122。杜荀鹤，早年屡不中第，又逢乱世，多伤感。“平生所志不遂，晚始成名，况于乱世，殊多忧惋思虑之语。”[3]p282韩偓，不能容忍宦官、朱全忠的擅权，欲助天子诛杀群小，夺回权柄，但是最终失败，险为所杀，后终不敢为官，只能“契其族南依王审知而卒”[1]5390。皮日休、司空图也都遭遇黄巢战乱陷于贼人，前者仕于黄巢，后者得遇弟弟的仆人能“遂奔咸阳”。[1]p533由此可见，唐末文人基本上都饱受黑暗、动荡社会的侵扰，在战乱中奔逃、流离。李复言同样生活在这样一个末世之中，他的情感自然也会受这时社会情状的影响。面对宦官弄权、强藩作乱，他只能无奈悲伤，这种情感在他的作品《续玄怪录》中有着鲜明的流露。
　　三、末世情怀的种类
　　《续玄怪录》中的末世情怀大体上可以分为对求道成仙的向往、强烈的命定思想、对社会不满的批判这三种类型。按照内心与社会的亲密程度，三者可以看作层层递进的关系：首先是对社会不满的批判，这是内心与社会关系最近的一层，在这一层面上作者的姿态是批评，暗含的是痛苦中愿其向好的心理。在《韦令公皋》一文中，韦皋身处微寒时，岳父百般厌恶，等到身处富贵时，岳父后悔得欲剜双目。一家人之间尚且势利相待，着实可恶。作者反对这种行为风气，希望天下人间此种不良风气再无，于是文末写到“非张相之忽悔，不足以戒天下之傲者”[7]p84。《张质》一文，阴司抓张质审问，却因为信息疏忽导致抓错了人，如果不是老妇指认，只怕是酿成一起冤案。作者在其中是隐含了对于人世官府办事混乱疏忽的暗讽。这些批评、暗讽都表达出了一种殷切希望社会转向良性的期盼。第二层次是强烈的命定思想，这一层中作者的内心与社会的关系没有那么密切，内心产生了退却，由积极变为保守;认为一切不可改变，皆为上天注定。这类故事大部分遵循这样的模式：主人公都有着一个命中注定的“剧本”，在人生路上，总会因为各种情况偏离既有路线，但最后终归还会回归设定好了的结局。《郑虢州騊夫人》中，卢郎不是命定之人，李氏之女在其眼中是怪物模样，而郑騊却视之为天仙。《叶令女》中，女主人公兜兜转转最后又回到了元方的身边。李公俊和韦固仿佛是一个例外，他们是在明知道自己命运的情况下仍要强起抗争，结果抗争失败，李公俊如鬼吏所说才得一州郡之位，韦固终究也还是娶了十四年前命定的妻子，有意反抗的失败更加显示出命运安排的不可更改。作者在这些故事中都抹杀了人的作用，这实际上是作者在面对现实生活的无奈反应，既然一切天定，那眼前的社会也是无可避免的，改变不了，最終也只能是无奈。最后一层是对于求道成仙的向往。这一层中，作者的心态完全表现出了一种背离社会的状态，想要逃离社会，但人在现实中是无法逃离的，便只好借助对仙道、仙境一类的想象来实现心灵上的超越。一方面，在人物身份设定上，基本上是“凡人终归超脱为仙”。《杨敬真》中，杨敬真本是一个普通的村妇，只因“性本虚静，闲即凝神而坐，不复俗虑得入胸中耳”[7]p75便得以成仙。《梁国武公李愬》中，畅想李愬是仙人下凡，“安知非谪仙数满而去乎？”[7]p77《薛中丞存诚》中亦是如此，仙界罗汉，“年足合归”[7]p78。《麒麟客》中，在张茂实家勤勤恳恳的佣仆王夐竟然是为了渡厄而暂处于此的仙人。张茂实在亲见王夐乘莲花峰彩云东走后，也意图超脱尘世。另一方面，作者于文中多有对仙境、仙物的描绘。《杨敬真》中，“仙乐、采仗、霓旌、绛节、鸾鹤纷纭、五云来降”[7]p73;《麒麟客》中，“物象鲜媚，松石可爱，楼台宫观，非世间所有”[7]p79，“其窗户、阶闼、屏帷、床榻、茵褥之盛，固非人世之所有;歌鸾舞凤及诸声乐，皆所未闻”[7]p79。《卢仆射从史》一文，赤裸裸地呈现出来社会黑暗;故事的后半部分，李湘问卢公元何以不返回人世，卢公元答道：“人世劳苦，万愁缠心，尽如灯蛾，争扑名利;愁胜而发白，神败而形羸;方寸之间，波澜万丈，相妒相贼，猛于豪兽，故佛以世界为火宅，道以人身为大患。吾以免离，下视汤火，岂复低身而卧其间乎？”[7]p80作者借卢仆射之口直接说出了社会的劳苦与黑暗。这种背离是作者希望早日逃离这个混浊、不安世界的内心写照。 　　四、情怀的核心：消极与背离式的冷静
　　《续玄怪录》中的末世情怀整体上呈现出的消极背离的状态，主要是受道教的熏染。消极与背离式的冷静，末世情感中一般多是强烈的哀痛或是对往昔的怀念，像《诗经·王风·黍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这是对国家乱离的痛心，对自己流亡的悲伤，其中蕴含着强烈的扣人心弦的悲痛[6]p151。像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4]p3这是对故国深深的追念，不是《黍离》的那种烈，而是静水深流式的哀悼。但是李复言在《续玄怪录》中体现的情感却不大相同，没有高呼，没有默哀，而更多的是一种冷静。这种情感潮流与汉末魏晋时期士人的情感变化有些相像。东汉末年，宦官与外戚轮番专权，儒家信仰在士人心中渐趋崩塌。一部分士人选择坚守儒家信仰，但在现实中总是受挫，于是魏晋时期有寄寓的动物赋增加了;一部分士人选择了超脱，如阮籍、嵇康一类人，越名教而任自然。李复言的这种冷漠的情感就属于阮籍、嵇康这一流。阮籍、嵇康为代表的放浪形骸的名士行为与“《老》《庄》玄学与佛教玄学相辅流行，”[5]p99有很大的关系。既然玄学的思想潮流影响了魏晋士子行为，那么也可以从这个角度观照一下唐末思想上的流行倾向，看看《续玄怪录》中的这种消极与背离式的末世情怀是否与之有关。
　　会昌灭佛使道教思想更为流行。唐朝虽然尊奉老子道教为国教，但是并没有排斥其他的思想，实行的是三教并行的政策，道教第一，儒学次之，释教最后。在这种大的宽松的思想背景下，士子的思想倾向是多元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信奉道教的李白，信奉佛教的王维，奉命主持编定《五经正义》的孔颖达。但是唐武宗时，情况发生了改变，除了佛寺众多耗天下之粮外，主要的还是唐武宗太过信奉道教，道士赵归真也多次怂恿“归真乘宠每对，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颇信从之”[2]p268，实行了灭佛政策。“八月武宗诏载天下共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寺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倾，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2]p270毁佛力度之大，实在令人震惊。唐代三教中，涉及宗教的只有释老两教，两教一直也是处于相争的状态。佛教的被毁，标明道教将步入更加兴盛的阶段，道教的思想也就比以往流布得更加广远。虽然宣宗、懿宗对佛法也多有喜爱，但终归也不及武宗前两百年间积累的兴盛。所以，唐末道教思想对士子的影响是远超以往的，不再是从前的那种多元化，而是带有一点集体倾向的感觉，李复言为其中一份子也不可避免。老庄清静无为的出世思想是道教思想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神仙方术一脉的飞升成仙也一直为道教所倡导，而这两个部分宣扬的都是一种不参与，体现出的都是一种冷静意识。当乱世来临时，由于冷静思想倾向的影响，士子的心态就不仅仅是以往的悲痛，而是生发出了消极与背离;当其进行文学创作时，这种思想也就不可避免地渗入其中。所以，一方面，面对人世社会的诸多纷杂时，没有人热切参与，只有消极地服从。爱情婚姻也好，科举考试也罢，都被涂上了一层命中注定的消极色彩，无论人怎样发挥主观能动性，事情如何曲折波澜，最后都会回到命运既定的轨道中来。另一方面，道教本身倡导飞升成仙，再加上乱世的不堪，个人的逃离思想更加鲜明，于是在作品中多有对成仙的叙述，对于仙境的描绘，这是对凡人成仙过程的着重描绘，更是寄寓了作者想要超拔出这个乱离社会的愿望，是通过这种背离过程的可能性给予了自己一种希望。
　　总之，在唐朝末年这个大的背景下，《续玄怪录》的创作产生了末世情感，但是這种情感不同于《诗经》的黍离之悲，《春望》的溅泪惊心，基本上表现出的是一种消极与背离式的冷静：人世的一切都是命定的，成仙才能脱离苦海。作者的这种比较特别的思想情感是与唐末道教愈发流行密切相关的。唐武宗灭佛，使得道教传播力度更强，原本多元的思想倾向，变成了宗教领域内集体倾向道教思想了。道教的出世、飞升思想所潜含的冷静，影响到了士人的心态，也呈现在其文学作品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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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杨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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