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藏明代官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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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收藏一批明代（含南明）官印，印文内容涉及明代军事、宗教、交通、医学等诸多方面，为我们了解明代经营西南的史实和南明隆武政权的抗清斗争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关键词：明代;卫所;僧会司;驿站;医学;隆武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收藏8枚明代官印，除秦良玉“太子太保总镇关防”外，皆未见诸报道。现将8枚官印加以整理，依官印铸造的先后次序考释如下：
　　成都前卫左千户所百户之印 印面边长7厘米，高9厘米，铜质，直钮。印面阳刻九叠篆文“成都前卫左千户所百户之印”12字，印背钮右阴刻楷书同印文，钮左阴刻楷书纵读“礼部造”“洪武五年三月日”;印体左侧字号已模糊不清。此前，贵州省毕节市曾发现过一枚成都右卫后千户所百户之印，印背年款與这枚印年款相同，印体左侧字号为“荣字三十七号”[1]。
　　卫所制，是明朝创建的一种军事编制制度。明初“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2]。卫设指挥使一人，正三品。每卫通常下设前、后、中、左、右五千户所，统领5600人。每个千户所设正千户一人，正五品，下辖十个百户所，统领1120人。每百户所设百户一人，正六品，统领112人。
　　元末明初，四川地区由明玉珍及其子明昇盘踞。洪武四年（1371），明军由夔州瞿塘、陕南阶文诸地分两路夹攻四川，八月“蜀地悉平”[3]。九月，明朝在成都“置成都都卫及右、中、前、后卫”[4]，新设立的成都前卫隶属于成都都卫。洪武八年（1375）十一月，改成都都卫为四川都司，成都前卫改隶四川都司。成都前卫治所在“（成都）府治南六里”[5]。
　　宁川卫右千户所百户印 共2枚，其一，近正方形，长7.3厘米，宽7.2厘米，铜质，直钮。印面阳刻九叠篆文“宁川卫右千户所百户印”10字，印背钮右阴刻楷书同印文，钮左阴刻楷书纵读“礼部造”“洪武十一年二月日”;印体左侧阴刻楷书纵读“广字十□号”。其二，正方形，边长7.2厘米，铜质，直钮。印面阳刻九叠篆文“宁川卫右千户所百户印”10字，印背钮右阴刻楷书同印文，钮左阴刻楷书纵读“礼部造”“洪武十一年二月日”;印体左侧阴刻楷书纵读“广字二十二号”。
　　类似的官印此前也有发现，四川大学博物馆也藏有一枚“宁川卫右千户所百户印”[6]。此印形制与上述二印基本相同，惟印体左侧阴刻楷书“广字二十一号”。上述三颗铜印都是宁川卫右千户所下辖百户的印信。
　　洪武十一年（1378）四月，“置宁川卫指挥使司于成都府”[7]，隶四川都司。宁川卫下辖四个千户所，治所在成都。其具体方位《成都通史》记“宁川卫，在城北重阳观与白云庵之间”[8]，不知其所据。万历《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载“宁川卫，在府治东四里”[9]。茅元仪《武备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皆与此同，当以此为是。
　　汤阴县僧会司记 长8.1厘米，宽4.1厘米，铜质，直钮。印面阳刻九叠篆文“汤阴县僧会司记”7字，印背钮右阴刻楷书同印文，钮左阴刻楷书纵读“礼部造”“洪武十五年十一月日”;印体左侧阴刻楷书纵读“良字五百四十九号”。
　　汤阴地处河南省北部，原名荡阴。西汉置荡阴县，唐武德四年（621），改荡源县。贞观四年（627），改为汤阴县。宋、金、元因之。洪武元年（1368），明军北伐占领河南后，于当年九月设置汤阴县，隶彰德府。
　　僧会司为管理佛教事务的机构。明洪武十五年（1382）四月，“置僧、道二司”[10]，县设僧会司，置僧会一人，未入流，“其官一依宋制，不支俸，给吏牍”。在明代，僧会司属杂职，“初，杂职亦方印，至洪武十三年始改条记”[11]。汤阴县僧会司记铸于洪武十五年（1382），与明代初设僧会司的时间吻合，其形制为长方形条记，也与文献记载相同。
　　普德归驿记 馆藏信息作“晋德归驿记”，明代无“晋德归驿”，故误。从印面九叠篆文来看，“晋”字上有“丷”。印背楷书“晋”字左上有“丶”，右上磨蚀。综合来看，“晋”当为“普”，即“晋德归驿记”当为“普德归驿记”。官印长8.1厘米，宽4.1厘米，铜质，直钮。印面阳文九叠篆文“普德归驿记”5字，印背钮右阴刻楷书同印文，钮左阴刻楷书纵读“礼部造”和“洪武十九年□（当为“一”或“二”）月日”;印体左侧字号已模糊不清。
　　明代普德归驿属贵州乌撒地（今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是由黔入滇的咽喉。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朱元璋命颍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为左副将军、沐英为右副将军率30万明军征讨云南，于曲靖白石江大败元军。其后傅友德遣蓝玉、沐英率军入云南，自己则率军攻击乌撒。十二月，傅友德攻克乌撒，授实卜为乌撒知府，并在乌撒筑城，“群蛮来争，奋击破之，得七星关以通毕节。又克可渡河，降东川、乌蒙、芒部诸蛮”[12]，乌撒始定。洪武十五年（1382）正月，设置乌撒卫，隶云南都司。永乐十二年（1414），乌撒卫改隶贵州都司。明军入滇之初，即设置邮驿，“随其疆界远迩，开筑道路，其广十丈，准古法以六十里为一驿”[13]，普德归驿就是此时由傅友德建立的。
　　明代普德归驿的地望，据杨正泰《明代驿站考》记载，“在今贵州威宁彝族自治县南，确地待考”[14]。《贵州省志·文物志》则认为“黑坭坡（今贵州威宁南）一带历史上是滇、黔、川官道“普德归驿”所在地”[15]。这两种说法指明了普德归驿的大体方向，但皆未明确指出其地。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记载“普德归站（即普德归驿），在（乌撒）卫城南八十里”[16]。万历时期的督学郑旻在《牂牁江解》中记到“比余历普安，斜出沾益，趣乌撒卫校士，抵乌撒普德归驿。驿门对可渡河堧。河之南，沾益境也;河之北，乌撒境也。驿抵卫城八十里”[17]。据此可知，明代普德归驿的方位应在乌撒卫城南40千米、可渡河北岸。
　　此外，普德归驿与桃花溪、可渡桥关系都很密切。万历《贵州通志》记载，“桃花溪，在普德归站由可渡桥迤西而入河”[18]，说明桃花溪流经普德归驿。万历《黔记》中的《乌撒卫地里图》也可看出“普德归站”在两条河流的交汇处，其中较长的一条为可渡河，较短的一条即桃花溪。可渡河、桃花溪的地名沿用至今，两者的交汇处在今云南省宣威市杨柳镇可渡村可渡河北岸的旧城附近。可渡桥自明代以来，虽多次遭到毁坏，但屡有修葺，由最初的木桥变为石桥，至今犹存，其位置也在今旧城上游不远处。 　　可渡村现有两座关城，分布在可渡河南、北两岸，南岸的可渡关为“新城”，北岸的为“旧城”，“旧城”在清代被称为可渡城。清道光《大定府志》记载“今威宁州南八十里有可渡城”[19]，清代威宁州即明代乌撒府（明代乌撒府、卫同城），从方位里程来看，清代可渡城恰在明代普德归驿的位置。又“可渡桥城在河北，傅友德筑，方围里许，东、西二门。西门设把总一员，汛兵三十四名，滇黔分界”[20]。证实清代所谓的可渡城其实是一座明代城池，为明初傅友德建造，这与明朝经略西南的史实和普德归驿的设置时间契合。再从可渡城的规模看，仅“方围里许”，这与明代很多驿城大体相同。如宁远卫的曹庄驿城“周围一里一百二步”[21]、广宁前屯卫的东关驿城“周围一里二百五十步”[22]、高岭驿城“周围一里七十八步”[23]，这些明代驿城方圆都在一里左右，规模与可渡城相当，证明可渡城在明代应当是作为驿站使用的。综合来看，明代普德归驿即清代可渡城，位置在今云南省宣威市杨柳镇可渡村旧城。
　　永宁宣抚司医学之印 正方形，边长6厘米，铜质，直钮。印面阳文九叠篆文“永宁宣抚司医学之印”9字，印背钮右阴刻楷书同印文，钮左阴刻楷书纵读“礼部造”“永乐十年三月日”;印体左侧阴刻楷书纵读“神字□号”。
　　明代永宁宣抚司治所在今四川叙永县。洪武四年（1371），明军平定四川，永宁内附。七年，“改升永宁等处军民安抚司为宣抚使司，秩正三品”[24]。八年，任命土司禄照为永宁宣抚使。永乐八年（1410）十一月己丑，“设四川永宁宣抚司医学、阴阳学、僧纲司”[25]，此印即铸于此背景下。
　　永宁宣抚司医学的品级史籍缺载，按明代除顺天府、应天府为正三品，其余府皆正四品，永宁宣抚司“秩正三品”，其医学的品级应不低于府医学。明代府医学，始设于洪武十七年（1384）六月。府置医学正科一人，秩从九品，“正从九品，俱铜印，方一寸九分”[26]。又明代营造尺约合今32厘米[27]，则一寸九分约合6.08厘米。永宁宣抚司医学之印邊长6厘米，与明代九品官印尺寸接近，因此永宁宣抚司医学应为九品，与明代府医学品级相同。
　　今已知明代医学印仅6枚，除永宁宣抚司医学之印外，分别为崇德县医学记[28]、高县医学记[29]、南川县医学记[30]、郃阳县医学记[31]、石泉县医学记[32]，这5枚医学印都是明代县医学的官印。明代县设医学训科一人，为杂职，未入流。明代“未入流者铜条记”[33]，因此上述5枚县医学官印皆为长方形条记，永宁宣抚司医学之印是存世明印中唯一一枚医学方印，对研究明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医学的发展及医学官印的形制具有重要价值。
　　侯官县印 印面边长7.2厘米，铜质，直钮。印面阳刻九叠篆文“侯官县印”4字。印背钮右阴刻楷书“隆武元年八月二十八日”，钮左阴刻楷书“行在福建礼部造”。
　　侯官县，明代属福州府，治所在福州城内。弘光元年（1645）闰六月二十七日，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改元隆武，以是年七月以后为隆武元年，“改福州为天兴府，称行在，寻改福京”[34]。“行在”即天子所在的地方，朱聿键称帝之初，锐意恢复。隆武元年（1645）八月十八日，“亲统御营中军平彝侯郑芝龙、御营左先锋定清侯郑鸿逵，统率六师，御驾亲征”[35]，计划“兵发五路”，恢复南都。此时隆武政权仍视南京为都城，故只称福州为行在。其后，隆武朝廷为郑芝龙挟制，先期出师的几路军队也纷纷溃败，眼见还都南京无望，方才将福州改称福京，正式定都于此。此印即朱聿键称帝后，以福州为行在时，由行在福建礼部铸造。
　　此前，由“行在福建礼部”铸造的官印也曾见诸报道。1978年，在江西省靖安县文物普查过程中曾发现过一枚“平虏爵下中军游击关防”，印背刻款为“隆武元年柒月拾柒日，行在福建礼部造”[36]，与“侯官县印”为同一时期的官印。
　　太子太保总镇关防 长11厘米，宽6.4厘米，高9.5厘米。铜质，直钮。印面阳刻九叠篆文“太子太保总镇关防”8字。印背钮右阴刻楷书同印文，钮左阴刻楷书纵读“礼部造”和“隆武二年八月日”，印体左侧阴刻楷书“天字七十三号”。此印原存秦良玉太子太保忠贞侯大都督府玉音楼，1950年由四川石柱县文化馆征集[37]，现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此印为隆武二年（1646），朱聿键铸造颁发给秦良玉的印章。秦良玉是明末著名女将，石柱土司，长期坚持抗清，战功显赫。太子太保为东宫官职，负责教导太子，并保护其安全，与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并称“三师”。明代太子太保为从一品，有衔无职，一般作为一种荣誉性的官衔加给重臣、近臣。
　　“总镇”一词，董其祥认为“明代镇守边区的带兵官叫‘总兵’，驻守一地的武官叫‘镇守’，两者连称为‘总镇’”[38]，此说不确。明代“总镇”之名说法不一，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2《参赞军务之始》：“今天下称赞理军务者，惟巡抚一官，俱在边方。盖以挂印总兵既称总镇，故稍逊其称以亚之。”[39]认为挂印总兵方可称总镇。万历《明会典》则称“其总镇，或挂将军印，或不挂印，皆曰总兵”[40]。二说虽略有不同，但都认为总镇即总兵，区别仅在于是否挂印。
　　“关防”为官印的一种，始于明初，取其“关防严密”之意，故名关防。隆武政权建立后，曾重新申定关防制度。“其礼部造关防，自隆武元年八月初三日起，亦定天、地、人三字号。天字号关防，文武一品、二品用之……文用凤头直柱钮，武用狮头直柱钮”[41]。“太子太保总镇关防”是隆武朝一品官印，编号“天字七十三号”，符合一品、二品关防采用“天字号”的规定。但该印为直钮无装饰，与“狮头直柱钮”的规制不尽相同，说明隆武元年申定的关防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可能没有严格执行。
　　该印铸于隆武二年（1646）八月，正是隆武政权即将覆灭之时，清军完全占领浙东。十三日，清贝勒博洛、闽浙总督张存仁、巡抚佟国鼎率领满、汉军从衢州出发，开始收取福建。十八日，清军越过仙霞岭。二十一日，隆武帝闻仙霞不守，自延平出奔赣州。二十八日，清军追至汀州，俘隆武帝及皇后曾氏，隆武政权灭亡。此印应当铸于隆武帝出奔之前，一方面是为了笼络以秦良玉为代表的仍忠于明室的地方实力派，另一方面也有号召勤王、出兵迎驾的用意。但形势发展太过迅速，官印送到秦良玉手中时，隆武政权早已覆灭。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收藏的这批明代官印，为我们研究明代官印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物证。同时，为我们了解明代卫所、宗教、交通、医学等方面的情况和隆武政权的抗清斗争提供了新的线索，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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