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登顶的攀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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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攀登者》作为首部取材于中国登山队历史的登山片，可视作新主流电影在类型拓展上的一次有益尝试。影片实现了高完成度的类型叙事，成功将观众引入“戏梦”般的登山情境中，把友情、爱情、爱国情纳入攀登故事的叙述脉络中，引领了新的爱国符号——攀登精神。笔者将分别从新主流电影的类型拓展、三情同构的叙事脉络以及攀登精神的文化表达三个方面评价影片的得失。
　　【关键词】 《攀登者》;新主流电影;类型拓展;叙事脉络;文化表达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一、新主流电影的类型拓展
　　近年随着市场需求的持续推进，“新主流”的术语基本得到学者们的认同。“主流，通常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表达了执政集团利益和需求的主流;一种是代表社会多数人利益和需求的主流。在理想状态下，这两种主流应该相互融合。”[1]83即在主流价值与主流市场之间寻求一条合流，“新主流电影之‘新’，新在既不同于教化功能过于明显和外在的主旋律电影，也不同于商业功能至上甚至唯一的主流商业电影”[1]84。对于《攀登者》的评判，首先要厘清的是，它既非传统的主旋律电影，亦不可完全等同于主流商业电影。影片在各方面基本符合新主流电影的特征，它讲述中国登山英雄的主流题材，以勇攀高峰的主流精神为主题表述，以类型电影为叙事基础，以为国奉献的登山健儿为人物，也重视价值观与商业性的融合。综上各方面，《攀登者》可以划归至新主流电影的理论范畴内加以分析。学者陈旭光认为，新主流电影大片并没有明确界定什么类型、什么题材才是新主流，它是对当下多元文化的包容和对主流观众的尊重，因而需要争取文化、受众方面的主流地位。[2]13-21自《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以来，这些影片不断为新主流电影的创作给予新的锚定，用类型化的叙事与英雄化的认同，回应与引领当代文化的主流思想，受到了观众的普遍欢迎。但不难看出，它们多为军事动作片，在类型化的路线与题材的选择上都相对单一而无益于长期的健康发展。
　　《攀登者》作为首部取材于中国登山队历史的登山类型片，可视作新主流电影充分自觉的一次类型拓展的尝试。虽然影片从国庆亮相以来，口碑从备受期望至收到一些争议，票房收益也未能完全达到映前所预期的程度，但它的确为新主流电影带来了有益的变化与得失的经验。这种尝试的开拓意义在于，拓展了新主流电影的艺术观念与文化蕴含，使创作格局的层次更丰富，也有益于工业水准的进一步升级，推进了自觉的类型化意识。在登山片领域，欧美、日韩都拍过相关的商业类型片，国内关于登山题材除了在纪录片领域有所表现外，在类型电影领域一直处于真空状态。《攀登者》既满足了一定的类型期待，也相对突破了我们的“期待视野”。影片与其说是登山、冒险电影类型的国外引进，不如说是以登山、冒险为类型框架，融爱情、动作、体育等类型元素，以及集体主义、民族精神、国家道义等中国文化的主流于一身的类型杂糅。从题材的选取、故事的实现到视效的呈示，影片很大程度上运用了东方的叙事美学，开辟了一条新的类型地平线。
　　《攀登者》在类型化叙事上是可圈可点的。影片实现了高完成度的类型叙事，有着干净利落的叙事节奏、跌宕起伏的冲突建构，以及具有视觉冲击的极限动作与雪峰特效，成功将观众引入“戏梦”般的登山情境中，在沉浸式体验中，把个体、爱情、友情、爱国情联结于攀登精神的表达中，建构了比较易于接受的认同机制。从类型制作的规格看，影片水准也比较高。如还原了当年登山队的装备，有背包工具箱、氧气瓶、绳索、冰爪、冰镐等;高难度的动作场面也占了相当大的篇幅，有攀冰、赤脚登梯、雪坡滑落、飞身营救等，刺激而流畅，惊险而上镜;视觉呈现上，影片的镜头语言、剪辑节奏、摄影机运动等综合效果也属上乘，构图、光影與运动形态的组合搭配都让观众目不暇接，推拉摇移、降格升格、场面调度的镜语运用信手拈来;还有场景、场面的呈现，包括狂风、冰霜、雪崩、冰壁、地貌以及航拍的珠峰原貌，都较好地提供了雪山奇观的视觉震撼，基本完成了高难度的拍摄制作。
　　综合来看，影片类型化的叙事策略对主流观众的确有所倾斜，具备较强的娱乐性与观赏性，但整体叙事风格的呈现依然与观众的审美预期产生了一定的错位。一方面，影片实现了登山片的有效运用与开拓，奠定了一种中国登山片的制作、观赏以及反映的模式，满足了观众对于登山的心理情节与认知吁求。影片按照商业大片的操作模式，既有老中青的一线明星出演，也有跌宕起伏的叙事张力，有连贯而劲道的镜头语言，有交响乐、弦乐、击鼓乐等音乐、声效组成的听觉盛宴，也有毫不含糊的奇观奇景的数字技术，整体上完成了商业元素配置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影片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迎合反而显得过犹不及，削弱了主流价值的有效传达。观众的期待除了娱乐，当然还有登山险境与历史事件的真实代入感，如以纪实化影像获取的那种审美愉悦，之前上映的《徒手攀岩》便是个例子。总之，对登山电影的类型化探索值得再延续、加工与超越。创作者要继续在观众的观影快感与审美需求之间找到平衡，形成更有效的对话关系，从而在实现艺术形式开拓的同时，维护主流电影与主流观众的和谐。
　　二、三情同构的叙事脉络
　　友情、爱情和爱国情，这三情同构的叙事线索是《攀登者》讲述登山故事的主要脉络。它们既涉及编剧的剧作层面，也涉及导演叙事的转化与实现的层面。因而，从这三条线索来索解影片，是分析与把握影片的叙事成败的关键。一方面，要归纳三条叙事线索分别是如何铺设的，也要提炼它们各自在叙事推进中的效果;另一方面，还需判断三条线索所相互发生的化学反应，总结它们汇聚为叙事总体脉络的综合效果。以下分四点展开讨论：
　　其一，是队友、兄弟间的友情线索。友情线索主要描绘了方五洲和曲松林的队友情，以及两代攀登者间的兄弟情，把他们的情感纠结与兄弟情义以非常克制而恰切的方式，推至观众眼前而激起了真实的情感共振。最出彩的友情表现在五洲与松林之间。第一次冲顶珠峰的桥段中，五洲为救松林导致摄像机丢失，一种误解自此横亘在他们的友情关系间。尔后，时隔多年再度集结而重聚时，叙事着意表现了一个微妙的细节——松林没有拥抱五洲。于是到了夜晚喝酒的室内戏，背景中钢琴乐徐徐渲染着情绪色彩，松林敬方队长却不碰杯：“我敬你我恨你。”内心的隔阂终于在摔碎的酒瓶中爆发，关于选择保住队友的生命还是摄影机的情感抉择终究难以达成理解，近景镜头中吴京与张译的真情演绎极富感染力，编导对叙境的拿捏也基本到位。此后，友情关系里的五洲基本占据了理性者的位置。眼见松林面对质疑，是五洲主动站出来做表率;当出现战术分歧，仍是五洲始终为理性求稳。直至松林一瘸一拐地拉着牺牲的国梁回来请罪，他才理解了五洲当初的情义之重，终于与五洲相拥哭泣而冰释前嫌。此外，关于两代攀登者的兄弟情也是锦上添花的设计。比如李国梁与魔鬼教官松林的复杂关系，“我不是针对你，我是珍惜你”，同样摇摆于严厉与寄望之间。但松林对于国梁的爱情的批评，实际上与影片的另一条爱情线索形成了难以自洽的矛盾。 　　其二，是两对恋人间的爱情线索。这也是影片对新主流电影的一种突破，以往的爱情线往往被置于后景，或作为奋斗事业的浪漫点缀。对于爱情与事业的融合，是影片值得肯定的叙事创新，但融合的效果并不完满。方五洲与徐缨的爱情关系，在线索的发展上始终是明晰的，但过于戏剧化的处理削弱了爱情的真实美感。从影片伊始，五洲便答应了气象学院读书的徐缨在登顶后的约定。之后回溯至有年代感的浪漫情节，爱情线索却总被任务打断。如图书馆的对手戏、无人区中飞檐走壁的示爱、锅炉房里的逃避。从“因攀登结缘”到“未了的心事”，任务有意无意间成了一种叙事障碍，永远说不出口的话显得可疑而出戏。直至重逢，当爱情关系转化为工作任务的复杂关系后，感情的克制处理才真正还原了爱情叙事的魅力。如，冰塔林过裂缝时，他们不动声色又着实关切的眼神;气象组掉队后，五洲为救徐缨用背驮冰石的毅然决然;得知还有登顶窗口期后，那种兴奋与幸福交织的亲吻。爱情与事业的关系，在眉眼的传递与共同的使命中悄然融合。之后的线索展开基本张弛有度，有燃情亦有悲情，最终五洲背负着爱情与事业的双重使命冲顶成功。叙境营造出登顶后的复杂心境，旋即抒情音乐起，闪回徐缨生前的身影。当五洲将作为登顶象征和爱情信物的化石放回峰顶后，画面却在紧握的双手中戛然而止，近乎完满的爱情叙述始终留下了遗憾。此外，着墨不多的李国梁与黑牡丹的情感，则施展得当而让人印象深刻。包括黑牡丹对国粱的调侃、训练时的包庇、学拍照、人工呼吸等情节，以及国粱吹口琴的浪漫、危机时的主动垫背、偷偷拼贴的合影照片，种种细节的抒情刻画都比较美好而点到为止。
　　其三，是登山团队的爱国情线索。这里以两次艰难的冲顶为线索，着重表达两代登山团队为国奉献的精神感染力，描写了登山团队的精神传承，借由攀登传递了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感。第一次冲顶，叙事明确交代了攀登珠峰不仅为征服大自然，更为祖国的领土完整。在老队长牺牲的情况下，他们依然创造了历史，却遗憾于没有留下影像证据。随着登山队解散，五洲回工厂做兼职教师，面对学生质疑而不被理解，这从侧面反映出登山队的遗憾，为再次冲顶埋下了伏笔。第二次冲顶，为丈量珠峰的具体海拔，也为了向世界证明我们的“中国高度”与国际声誉，表达攀登队员“为国登顶，寸土不让”的爱国情怀。其中，在表现队员为国奉献的方面，杨光这一真人改编的角色塑造得比较成功。如他登场后发壮言：“就算死在路上这辈子也没白活。”他得知体检报告后，仍决意要成为父亲的骄傲。最后为照顾队友，他放弃自己的保暖袋，导致失去右腿，这种热血的爱国情怀极具感召力。松林作为魔鬼教练，形象也足够立体，他对年轻队员的严苛训练，只为了将为国登顶的精神传承下去。不难发现，爱国情的线索中穿插了一些个体英雄的闪光时刻，在叙事链条中，也起到燃起报国情绪的效果。如五洲三分钟做到的激动人心的训练表率，又如队员不慎滑落后五洲独当一面的飞梯救援等等。
　　其四，是三条情感线索汇聚成叙事脉络的综合效果。根据以上归纳的三点来看，友情、爱情、爱国情的三条叙事分支，每条线索都有着各自的发展张力与起承转合的连贯性，也有引起共情的感染力度。但最终汇成总体的叙事脉络，亦即从观众的观影接受来看，却有些差强人意。究其原因，主要由于整体的情节链条过分饱满，限于时长篇幅，导致每条线索既不能完全施展开来，又容易在汇聚一体的时候产生错位的冲突。如在友情与爱国情的情节链条上，对于爱情发展的前后态度是难以自洽的;在爱情与爱国事业之间那种试图完满的融合，却总是需要取舍而留下了遗憾。总之，在为国登顶的冷峻环境下，以温暖的爱情、友情包裹爱国英雄的做法绝非失当，用丰富而饱满的人性、人情代替以往单一的英雄认同也更加亲近常人。遗憾在于过分庞杂的叙事分支，导致伏笔的铺垫、细节的雕琢与情感的升华汇聚在一起不那么自然，使得线索间的互相匹配与相互强化也难以做到圆融。
　　三、攀登精神的文化表达
　　李仁港作为原本擅长动作电影的导演，这一次的创作也别开生面地为新主流电影做出了有益的文化贡献。即便难以复制《战狼2》的电影文化景观，但切实建构了一种新的爱国符号——攀登精神。不能忽视的是，《攀登者》同时是一部献礼片。影片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片，它必然要满足以国家为主体的时代诉求，满足大多数国人的心理需求，参与到价值的引领上。为国登顶的攀登精神，不失为一种适时而恰当的表达。
　　影片本身，对于攀登精神的文化表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登山队员在困境中的选择来体现;另一方面，也通过登山集体冲顶过程中的冲突建构，以及化解危机的解决方式来给予诠释。
　　首先，体现于角色身处困境中的抉择。吴京、张译、章子怡、井柏然等明星的形象就是中国梦的一种理想版本，他们也将攀登精神灌注于一个个丰满的英雄形象中。借由各个攀登英雄，折射个人、集体与国家间的关系思考，把队员保护领土完整的天职精神上升为英雄感召的道义伸张与情怀表达。具体而言，这些角色还原了人性的丰满与幽微，既有那种人之常情的胆怯，如松林从鲁莽到保守的转变;也有果决奉献、自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如徐缨、国梁在生死抉择中超乎常人的表现。最典型的例子，是深入登峰险境的摄影师李国梁。从接受严酷的训练，到主动请缨表现青年的精神召唤与使命担当，他始终不是一旁的冷观者，他的摄影机正是攀登英雄的视点，也代表广大观众的眼睛。特别在冲击第二台阶时喊出的“我们上”，以及命悬一线时视死如归地说出“我要你们继续”，充分体现常人在历经攀登精神的召唤、学习与改造后激发而出的英雄担当。总之，影片通过表现攀登精神引领下的人物成长，让个体介入使命，通过其主动选择捍卫尊严与荣誉的激情感染，把无数观众联结到命运共同体的深刻体认中。
　　其次，通过冲突的建构与危机的解决方式来表达集体的攀登精神，亦即团结一心、一致向上的凝聚力。影片中，首次冲顶时老队长留下遗言：“自己的山要自己登上去，让全世界看到。”这种小我连接大我的主体意识已然标示出攀登精神的集体荣耀感，在精神的传承下，才有面对“人为什么登山”的质疑时那种坚定不移的精神回应。对他人而言是地狱，因为“山神不会慈悲”，但对担负祖国使命的攀登者来说便是实现自我价值与集体荣誉的天堂。影片以多种方式呈现了集体在攀登精神的引领下，团结一心而化险为夷的设计。如，表现团队放梯子、搭營地时的迅捷配合;用步话机联系的分工明确而高效的集体作业，包括突击队、气象组和后勤队;还有那捆绑着每个队员生命的绳索。在最后冲顶的高潮段落也不乏点睛之笔。五洲在虚幻中看到了老队长的身影，随后在顶峰自然而然地发出心声：“李国粱，你看到了吗？”紧接着，是切割画面中每个英雄的身姿，无不清晰地显示着一场集体的胜利，皆为攀登精神的集体显影。
　　此外，还有攀登精神所折射的文化事实。这种文化表达，既体现在攀登精神作为历史传统的恰当召唤，也表明了攀登精神仍是一种时代必然。首先，是在题材的选择中呼唤出攀登精神的历史传统。我们回眸历史，为了理解现在并把握未来。当下历史不再是不言自明的现成尺码，被忽视的状态亟需打破。《攀登者》以1960年与1975年中国登山队的历史壮举为题材，就是强调中国人一贯以来的奋斗精神，彰显历史的潜能，用优秀的传统回应现实焦虑，唤醒新时代观众对历史的主体体认。再者，重申攀登精神也是时代的必然追求。对攀登精神的沿袭，是对当前文化态势的影像呈现，通过表现关于领土、主权问题的坚决态度，诠释中国在国际结构中的走向，建构自强不息的国家形象。那正是时代的必然，是对各行各业中的攀登者的召唤，既符合中国在经济实力、话语权与影响力等方方面面的崛起事实，也契合国人进一步提升祖国国际地位的真实愿望。
　　结 语
　　《攀登者》作为新主流电影的一脉，在类型化叙事的开拓、题材的选择以及文化精神的表达方面，都不乏创见的收获。但在叙事脉络的搭构、细节的雕琢、情感的升华，以及整体叙事的考量、权衡、匹配与侧重等方面仍表现出不足。对于未来的新主流电影创作来说，在政策上得到照顾的基础上，既要追求社会效益，也要确保相应的经济效益。在当下，只有赢得观众的追随，守住文化与受众的主流地位，才能充分实现新主流电影的积极价值，达成官方与大众都认同的新主流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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