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暴力事件中的大众心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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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碎片化、去中心化、网络空间部落化及话语权多方角力化的后现代社会，新闻暴力事件备受关注。文章试图结合心理学、社会学及新闻传播学的理论，从理性的层面、行为研究的角度呈现出大众对暴力关注的原因：大众游牧式阅读背后的“死冲动”，暴力情绪的宣泄说，盲目的从众心理和英雄情结以及创伤后的接受-释放机制等。
　　关键词： 死冲动  宣泄说  从众  英雄情结  创伤  接受-释放机制
　　基金项目：本文系天津市2017年度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般项目）《美国后现代自传体小说的伦理学研究》（项目编号：TJWW17016）的阶段性成果;系天津市2016年度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般项目）《建构主义视角下赫哲族史诗《伊玛堪》英译研究》（项目编号：TJWW16-013）的阶段性成果。
　　近年来，人们已进入新闻信息碎片化、媒介多元主体去中心化、网络空间部落化及话语权多方角力化的舆情2.0的后现代社会。然而纵观多元媒介纷繁复杂的信息报道，“公交坠江” “美国枪击案” “英勇殉职”“针扎幼童”“被精神病”“围观自杀”等暴力事件的阅读量稳居各大媒介榜首，简单地将此种现象归因为大众阅读品味的低下和媒体报道伦理的日渐丧失难免有失公允。结合心理学、社会学及传播学来看，后现代新闻暴力事件背后的大众心理呈现出如下特点：大众游牧式阅读背后的“死冲动”，暴力情绪的宣泄说，盲目的从众心理和英雄情结以及创伤后的接受——释放机制等因素，这些都试图从理性层面、行为研究的角度阐释大众对暴力事件热衷的原因。
　　大众游牧式阅读背后的“死冲动”说
　　在后现代社会的今天，多元主体生产的信息过度竞争，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越来越重细节、轻逻辑，难以追溯各种来源并以秒速更新，导致信息的碎片化和零散化。媒介也从以纸媒为中心过渡到电脑多媒体、手机客户端、电视、地铁及公交流动广告等多元主体形式。同时，后现代大众在网络数字空间中重建身份并逐渐部落化，而话语权也从政治——民众的两元力量向政治——技术——民众——境外的多方角力化的局面发展。此时，大众对新闻暴力事件阅读及观看的热情有增无减，弗洛伊德提出的“死冲动”说可以为此现象提供心理学的阐释。
　　在弗洛伊德看来，人出生就伴随着两种冲动：生的冲动与死的冲动。人作为千万年来演化发展的灵长类动物，在与环境、自然、野兽甚至同类竞争的过程中，将生存下来的生的冲动完美地保存在个体的基因体系中。同时，人的体内也保存一种向死的冲动，和生的冲动一样，它也是与生俱来并同等重要。
　　弗洛伊德认为：“出于受生物学支持的理论上的考虑，我们假定存在着一个死亡本能，它的任务是把有机的生命带回到无机物状态。”在弗洛伊德看来，和生本能一样，死本能也是人出生就有的本能，这两种本能交织在一起共同致力于生命的组建，如果说生本能是生命的出现、建立与延续的话，那么死本能就是生命的冲突、解离与消逝，人一直都有回到无生命的状态中去的愿望，这是一种生命体欲自我毁灭的本能。当生命体以自身为对象时，它力求通过自虐、自残及自我责罚等方式破坏生命，抵达死亡;但当生命体的自我防御机制起作用时，它便以自身以外的对象作为目标，这时死本能通常表现为破坏欲、侵略欲、控制欲、剥削欲以及对权威的反抗和妒忌等。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看来，由于把单细胞机体组合成多细胞的生命形式，单个细胞的死亡本能就可以成功地得到抵消，破坏性冲动就能借助于一个特殊器官而转向外部世界。这个特殊的器官似乎是肌肉组织;而死亡本能，似乎就会因此而表明自己的意思——虽然可能只是部分的表明。” 弗洛伊德的言下之意是，死本能在生本能的掩盖下，自残的倾向不明显，但它却以向外的武力形式表现出来，如侵略性、攻击性、敌对性等。而后现代的大众在法律的束缚与社会的规约下只能压抑自身的暴力冲动，转向视觉或平面阅读的渠道释放这种意念，而新闻中的暴力事件则满足了大众的这种对死本能的痴迷和追逐，如大众对“美国拉斯维加斯音乐会枪击案”“本拉登被击毙视频”“巴黎地铁爆炸案”及“墨尔本街头持刀伤人案”等事件的关注。
　　与此同时，后现代的大众在电脑多媒体、手机新闻客户端、电视、报纸杂志，甚至地铁及公交广告等各种媒介的联合信息轟炸下，慢慢从深度思考的阅读者转化成“后现代游牧部落”的流浪者和观光客。这是后现代阅读者的集体身份隐喻，他们像“游牧部落的人们一样处在迁移状态”，是一群“不定居者”，他们游荡在各种光怪陆离的视听信息及平面信息中，放弃了对世界理性而深度的思考，进而转向凝视般的浅显阅读，这种阅读是随机的、短暂的。流浪者和观光客“不知道他将在他所在的地方待多久，并且他经常根本无法决定何时他的停留会结束。”“但像流浪汉一样，观光客知道他将不会在他到达的地方停留太久。”而在纷繁复杂的信息面前，人们似乎更多地被死亡、暴力、血腥、凶杀等信息吸引，用大卫·弗里德伯格（David Freedberg）的话来说，“那些紧张而又令人震惊的视觉冲击力时刻激起了人们的钦佩、敬畏、恐惧和欲望。”弗里德伯格表明，视觉上的暴力会引起观众一系列的心理反应，对暴力的恐惧、对挺身而出对抗邪恶的勇气的敬畏与钦佩以及对死的潜意识的向往，如公众对“重庆巴南妇女砍伤幼儿园儿童” “昆山龙哥反杀案”及“武汉理工硕士陶崇园自杀案”等的持续关注都显示出公众对暴力的既排斥又向往的矛盾心理。不难看出，对暴力事件的阅读会使人以幻想性的方式将积压在现实生活中的愤怒、压抑、怨恨等消极情绪宣泄出来，从而达到降低或化解敌意，消除暴力的目的，这种“宣泄”说早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论中就展现出来。
　　大众暴力情绪的“宣泄”说
　　后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日趋快节奏，愈发高负荷和高风险、高压力，而人与人的交往则日益功利化，人际关系日趋淡漠、紧张。但网络虚拟的空间却可以使人拥有双重甚至多重身份的机会，让人在假想的空间中完成自身隐秘的、难以诉说的愿望，尤其在阅读及观看新闻暴力事件后，可以通过积极的渠道对自身的负面情绪进行宣泄，这种“情绪宣泄”说早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就有所论述。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论述悲剧时，提出了悲剧具有宣泄情感（catharsis）的作用。他这样定义悲剧：“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通过语言及动作“借引起怜悯与恐惧”，以此宣泄观众的恐惧、害怕、悲伤、愤怒以及其他各种消极的情绪。后现代社会中，传统的纸媒似乎被以电脑和手机客户端为载体的新媒体逐渐取代，而电脑和手机空间也日渐成为大众“孤独的狂欢，人与人的交往抽象为机与机的交往，人类浪迹在虚拟的世界里，远离大地和尘土。”（吴伯凡《孤独的狂欢》）在高匿名性、高交互性与虚拟性的网络时代，人们更可以充分“释放自我、挑战权威、宣泄情感，并可以在网络空间寻找身份的认同。”
　　新闻暴力事件后，大众情绪的宣泄大体可分为积极宣泄与消极宣泄两种。积极的宣泄是从法律及道德的层面对暴力的行为予以声讨并对受害者给予适度的同情。这种声讨是在理性指导下的公众参与舆论行为，盲从性减少，更多的是出于道德的立场欲为受害者讨回公道。中国人自古以来对武术的热爱及仗剑走天涯的英雄主义情结使大众难免会有对暴力诉诸的渴求，对正义伸张的大声疾呼，例如在“2018年余杭遛狗男子打人事件”中，大量网民在阅读新闻及观看视频后群情激愤，开始在网上积极声讨打人男子的暴力行为，尤其当受害者是一个为保护孩子挺身而出的母亲，而男子的施暴行为是当着两个年幼的孩童的面进行时，这无疑更激起了广大网民的集体愤怒。杭州警方在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立即行动，迅速调查并及时进行警情通报，打人男子被刑拘并面临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幅度内的量刑。可以说，这种广大读者及网民积极参与，对暴力行径的谴责并持续关注使得正义到来得很及时。而大众的这种行为正是情绪积极宣泄方式，它使人体验自豪感、正义感和胜利感的同时，使自我的负面情绪得以排解。
　　然而暴力事件的背后也有大众情绪的消极宣泄。源于广大读者与网民的教育背景、年龄、阅历、工作环境的迥异，并非所有的人都可以对暴力事件进行冷静而理智的思考。盲目的从众或英雄主义情结都可能导致舆论的谬误及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大众在围观公众暴力事件后，由于时间地点及报道深度等限制，不能及时客观地看待事件的原委，很容易受盲目从众和英雄情结的影响。人们在网络上围观公共事件时，往往受他人视角及意见的影响，从而失去自我的推理及判断，这是普遍的盲目从众心理。同时，人们在后现代社会中会被偶像的光环迷惑，从而盲信偶像的话语，进而导致“说什么”“怎么说”不重要，重点是“谁说的”这种局面。而所谓的偶像和头领在勒庞看来，“就人类的群体而言，所谓头领，有时只不过是个小头目或煽风点火的人，但即使如此，他的作用也相当重要。”弗洛伊德也曾指出大众的从众及英雄情结。他指出：“生物一旦以某些数量聚集在一起，不管它们是一群动物还是人的集合，它们都本能地把自己置于一个头领的权威之下。一个群体是一个顺从的动物群，没有首领就绝对不能生存。它如此地渴求忠顺，以至于它本能地服从于自称为首领的任何人。”例如在“2018年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中，一些网络大V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一度断言是涉案女司机的过错，这种言论在网络空间内不断复制、重复，并迅速传播，导致大量网民人肉女司机的信息并进行恶毒的言语攻击，直至涉事公交车内部影像公布，事件的真相才浮出水面。然而舆论的谬误早已形成，对女司机的二次伤害也已造成，于事无补。这是典型暴力事件背后大众情绪的消极宣泄，人们不顾事情的原委，本着固有的偏见，对受害者进行侮辱谩骂，网络空间已成为大众泄私愤的渠道，这种消极的宣泄只会给无辜者造成更重的二次伤害。
　　创伤事件后的接受-释放心理机制
　　后现代社会信息瞬息万变，突发性灾难会对人的心理造成创伤，这是一种精神创伤，并会有持续和深远影响，它使受害者“永远沉迷于记忆之中”，无法走出创伤的影响。例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2001年美国的“9·11”事件及2017年洛杉矶音乐会枪击案等。弗洛伊德用“谈话治疗”方法医治精神创伤，即通过与病人谈话“使病者把含有症状意义的潜意识历程引入意识”，让病人意识到病因。卡鲁斯指出经受精神创伤的个体医治精神创伤需要经历三个过程：一、回到该事件当中，并设法将各种碎片整合起来以获得对于该事件的理解;二、尽管创伤的个体在现时对世界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他仍将其创伤经历糅合到现时他对世界的理解之中;三、用一种叙事语言将该创伤经历叙述出来，从而找出创伤的根源。后现代社会大众面对突发性的灾难所带来的创伤，依然可以依照心理学家提出的创伤疗法予以治疗。
　　灾难性事件大量的文字报道、图片呈现及视频播放都会给读者及观众造成难以察觉的“大写的創伤”（“large-T”Trauma）或是不足轻重的“小写的创伤”（“small-t”trauma），这种创伤也许是在阅读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已深入内心，造成人的无力无助、紧张害怕，甚至情绪崩溃。绝望与无力是大多数人面对巨大灾难的普遍反应，即使人在此时采取逃避及遗忘的心理机制，有意识地规避这种情绪，灾难的景象有时也会清晰地再现在人的记忆中。因此，采用接受-释放的心理机制面对灾难，应对创伤才是积极有效的治疗方法。
　　在莱文看来，人的记忆分为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两种，外显记忆又分为陈述性记忆和情境记忆;内隐记忆又分为情绪记忆和程序记忆。陈述性记忆是人主动的、有意识的，通过解释并罗列事实清单而产生的记忆，而情境记忆是通过人细微的感受并持有清晰的画面而产生的记忆。陈述性记忆和情境记忆都是人的有意识的记忆，通过清晰的表述显现出来，所以合成为外显记忆。而情绪记忆则是通过当时或愤怒或喜悦或悲伤等的情绪而产生的应激性记忆，程序性记忆也是通过人的趋生避死及规避风险等生存反应而产生的应激记忆，这两种记忆非有意识的主动记忆，所以被归为内隐性记忆。创伤是内隐性记忆，它夹杂着各种情绪和趋生避死的应激反应。因此，必须对创伤情绪给予疏导，才能达到治疗创伤的目的。
　　后现代大众面对灾难性事件造成了由隐性记忆构成的创伤，必须通过接受-释放的方法得以医治。首先，大众需要从内心接受灾难性事件，而不是一味地排斥规避。无论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灾难，人都应以一种平静的、理智的心态接受它，并积极地参与到后续的援助活动中。例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就有很多志愿者赶赴现场，对伤者进行医治，对死者进行哀悼。即使不能亲身赶往一线，仍有广大网民在网络上捐款捐物，对灾区人们给予帮助与支持。这种积极的参与看似是对他人的一种援助，实则更是医治自我创伤的有效的方法。同时，大众也可以通过网络上撰文、凭吊死者等方式来书写创伤，还原真相，在书写灾难的同时疗治自我的创伤，使人的绝望无助等情绪得以释放。 　　结论
　　我们身处在一个事物纷繁复杂、信息瞬息万变的后现代社会，如何阅读并看待新闻中的暴力事件是关乎个人、关乎社会的重要事项。社会应对大众的舆情予以适时的检测，应在体会民生、体恤民情的情况下对舆论的导向予以正确引导。与此同时，新闻媒体也应对暴力事件予以公平、公正和及时的报道，不能为博得阅读量和点击量而丧失了媒体的伦理道德。而大众也应在理性、理智、平和的心态下阅读和浏览暴力事件，并对自身的情绪加以疏导和管理，同时对灾难性事件造成的隐性的心理创伤予以正确的医治，还自身一个健康的心境，还网络一个干净而健康的环境。
　　（作者单位：天津科技大学）栏目责编：乐 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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