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自由、理性与职业化的新闻业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历程很多是与新闻业联系在一起的，他们通过为报纸撰稿、发表公开声明、递送信函等方式争取出版自由权利、阐述理念观点，在长期斗争中形成马克思、恩格斯新闻学经典论著。这其中，他们为争取自由报刊的出版权利而呼吁，对现实中受限的出版自由展开批判;也表达了建立新闻业的理性标尺，让报刊做人民思想和情感的表达者;提出新闻业要具备少发空论、注重时效、公正等具体要素，在探索中指明了职业化道路。
　　关键词：自由报刊 出版 新闻理性 新闻职业化
　　马克思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1842年在《莱茵报》担任记者。他参与过该报的编辑和出版，撰写了多篇有影响力的评论文章，后成为《莱茵报》主编。恩格斯也是从这一年起为该报撰稿。但由于《莱茵报》革命民主主义主张的影响日益增强，普鲁士政府在1843年对该报进行查封，马克思因此退出《莱茵报》编辑部。而从那时起，两人进一步形成相对统一的、运用新闻业开展斗争实践的理念。这一选择不仅是因为当时仅有文字传播的手段，也是因为看到新闻业对人们不可或缺的影响。恩格斯曾在文章中写道，“听听人们见面时的互相寒暄吧：‘有什么新闻吗？’‘没有什么新闻吗？’如此而已。他们总需要新闻，需要前所未闻的消息。”马克思、恩格斯在长期实践中通过报纸、刊物、信件等方式对落后制度开展批判，阐述先进的思想理念，进行思想舆论领域的斗争，并在积累中逐步明确新闻职业化的现实要求。
　　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马克思、恩格斯不断地通过《新莱茵报》《纽约每日论坛报》等报刊发表评论、通讯，也通过写作小册子等传递观点，运用新闻业中的报刊去揭露黑暗制度、宣传革命主张。1849年2月，当马克思创办的《新莱茵报》因揭露宪兵和科隆检查机关的非法行为而受到控告时，他在科隆法庭上辩护道：“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的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由此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当时以报刊为主要形式的新闻业已经做出社会价值、舆论监督、实用功能等多个维度的重要判断，并将其作为抨击旧有制度统治、推动社会进步的有力手段，这在他们一系列的文字论述中都有所体现。
　　自由的报刊：
　　呼喊与对现实的批判
　　报刊出版自由是充分表达思想观点、舆论意见的前提之一，马克思、恩格斯新闻学论著里的一些篇章都包含对自由报刊的论述。在1842年发表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马克思提及“精神的主要形式是欢乐、光明，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适合的表演;精神只准穿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花丛中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其中蕴含着对于个性化、多样化精神属性的认同与追求，表达了对报刊出版、观点表达自由的认同。
　　报刊的自由并非只属于出版主体，也是属于全体人民的最广大需求。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學论著中，人民性的观点贯穿其中。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发出呼吁和号召，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大特点。报刊的信息空间和观点表达，要最大限度地与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对此，马克思于1842年在《莱茵报》发表的文章中指出：“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结起来的有声纽带。”在这里，报刊的自由并非是狭隘的业务主体的权利，而是更广大人民享有的、通过某种方式实现个人言论权利的必备元素，使人们在“观念的世界”中让信息、观点自由流通。
　　对于报刊出版自由的反复阐述、呼吁，使得这一自由的理念逐步被更多人所接受。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文字武器”围绕报刊自由进一步论述，以在更广的范围实现报刊自由的理想。这其中的有力论断之一就是希望把报刊自由的争取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并将其扩大到新闻出版自由、集会权和结社权等权利。因为“没有这些自由，工人政党自己就不能获得行动的自由;争取这些自由的斗争，同时也就是工人政党争取自己本身生存条件、争取自己呼吸所需空气的斗争。”当工人运动成为斗争的有力手段时，自由的诉求才有了可实现的基础和路径，从而也将在更大层面上使自由的理念、观点深入工人运动的有机环节。
　　报刊自由需要争取，也需要保护。最根本的形式，就是通过法律的途径对其进行认可与确定。马克思较早地意识到要通过新闻出版法来实现新闻出版自由的长久运行，使其符合职业的规范。在批判“书报检查制度”的过程中，马克思阐述了自己对法律保障新闻出版自由的认识，即“新闻出版法就是对新闻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认可。它是法，因为它是自由的肯定的存在。”由此可见，新闻出版法并不是对自由的压制，而是在有利于更多人认同与接受的条件下让其形成普遍的共同追求。
　　新闻理性：
　　做人民思想和情感的表达者
　　新闻业的“生命力”不仅需要信息、观点在浅表层面的朴素表达，也需要遵循客观规律、深入把握发展本质的理性思维，这样的“新闻理性”构建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于新闻行业的内涵要求。马克思强调报刊的人民性，认为其应该是人民思想和情感的表达者。这一本质的把握成为新闻业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并要求报刊“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同情人民的一切希望与忧患、热爱与憎恨、欢乐与痛苦。它把它在希望与忧患之中倾听来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建立在人民思想和情感基础上的新闻理性，不仅真实反映人民内心与生活的原本状态，也从一定层面上用本质的真实，形成对人们理智的促进与解读。
　　确立新闻理性的标准除了要指明正确方向，也要对不恰当的新闻业生产现象进行及时纠偏。马克思、恩格斯就曾对其他有悖于新闻规范的刊物开展抨击，在一定程度上以反面视角形成对新闻理性的正确认识。比如报纸保持公正性和独立性对于营造客观真实的信息环境、取得民众的信任非常重要，这样的职业要求却在当时的《泰晤士报》遇到阻碍。“每当改革的拥护者胜利在握时，《泰晤士报》就来一个急转弯，从反动阵营溜掉，并且能想出办法在紧要关头和胜利者站在一起。在所有这些情况之下，《泰晤士报》就不是指导舆论，而是生硬地、勉强地在试图挽回人民运动的狂澜久而无功之后，屈服于舆论。”这种观点、态度的摇摆变化受到马克思的抨击，通过剖析失范的案例，表明这种方式并不是新闻理性所应该进行的选择，从而起到告诫作用。 　　新闻业满足公众的信息知情权，同时具有宣传功能。特别是对于政党来说，当时的报刊是传递党派主张、争取群众、影响舆论的主要阵地，因此，党的机关报成为宣传前沿的重要窗口。但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宣传本身并非是一个不讲策略与方法的手段，而是要充分把握规律和公众心理。恩格斯曾谈到党报和领导机构的关系问题，认为“宣传的正确策略并不在于经常从对方把个别人物和成批的成员争取过来，而在于影响还没有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可见，宣传已经从注重内容、途径发展到更加注重效果，即针对哪部分人群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作为公共性媒介平台的报刊，需要通过自身职能的履行维护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当公众利益被侵害时，新闻媒体应当主动发声、行使监督，这也是它重要的社会功能之一。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文章中，通过揭露、抨击、批评等监督的方式，形成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促进社会思想的革新。恩格斯在家乡筹办的《社会明镜》杂志就特别注重监督职能和客观报道，“为了找出并采用一些办法来切实而彻底地消灭我们社会生活中各式各样的而且还被人为地掩盖着的罪恶，首先必须查明这些罪恶。”职业的舆论监督将社会问题放在公众视野之下供读者自行判断。这样的新闻理性也在监督时遵守伦理规范，在保证信息真实可靠的条件下对来源进行匿名处理以保护线人。
　　职业化方向：
　　在长期斗争中探索的道路
　　新闻业要实现信息的有效传播、取得公众关注并进一步影响舆论和社会思潮，必须在遵循新闻规律的条件下走职业化的道路，以专业的信息、观点的呈现达到新闻业的运行目标。在以报纸为主要形态的阶段，这一职业化的要求和素养并非一朝一夕建立的，而是在长期的实践、斗争、摸索中逐步形成的一种业务规范，这些都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办报经验中得以凝练。在1842年参与《莱茵报》的编辑工作时，马克思就强调要“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实际，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虽然报纸的宣教功能不可缺少，但马克思认为也要重视信息的实际功用，满足公众获取具体内容的需求，这也成为报纸赢得公众阅读的一个基础条件。
　　在传播方式单一、技术条件受限的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依然对新闻业的信息生产反复提出职业化的要求。新闻业之所以能将信息的触角抵达公众，主要是要“新”，也就是要强调时效性在信息刊载、传播速度中的重要位置。马克思、恩格斯分别在实际新闻业务中都表达过提升信息传递时效性的看法，就是要“改变这种缓慢状态”，并认为“丧失时机对新闻来说是致命的”。不仅要在信息的“第一落点”上争抢时效，让报纸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优先选择，而且要更加注意信息提供的力度，这主要通过细节和统计数字来实现。恩格斯在通讯中曾批评“这些报纸虽然代表着自诩为世界上最讲求实际的民族的舆论，却从来不屑于研究细节和统计数字，而这些细节和统计数字不仅在贸易和政治经济方面，而且在国家政策方面都是采取一切明智措施的基础。”通过改善新闻报道业务的相关环节，新闻业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下就更具有一定的专业水平和吸引力。
　　在西方的政党斗争中，党派报刊作为其主要的发声渠道，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公众对其所刊发信息、观点的信任程度。由于所属党派的立场、角度不同，机关报刊必然也深深打上了本党派的烙印，要代表所属党派的利益，传播符合其价值标准与判断的主张。但作为提供公共信息服务的新闻业，在党派性的基础上不能因为自身立场和利益而影响客观的职业标准，即一定要建立公正、公平、客观的信息流通机制。在1848-1849年匈牙利发生民族解放战争期间，恩格斯曾撰写了大量战争报道。虽然他在政治上站在匈牙利一边，但是在行文报道中却始终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决不允许自己的倾向影响对战争报道的判断，“既没有把这些报道说成是夸大，也没有把它们堪称福音，而是把它同其他消息相比较，批判地确定了它的可靠性。”站在中立的角度去客观地看待事实本身，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所采取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结语
　　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学论著，对新闻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无论是为自由报刊鼓与呼，还是建立新闻理性、走职业化道路，根本目的之一就是要得到民众的承认，因为这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无可挽救地陷入绝境。”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新闻业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這些规律性的认识不仅为当时的报刊舆论斗争提供了有利的观念武器，也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思想精髓。其时代意义和当代价值，也在进一步促进行业的规范发展。（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
　　注释：①[德]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卷，第412-413页。
　　②[德]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6卷，第275-278页。
　　③④⑥⑦[德]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卷，第110-112、179、175-176、352页。
　　⑤[德]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1卷，第114页。
　　⑧[德]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5卷，第335页。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7/view-1513394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