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的主题嬗变与民族认同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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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大屠杀电影作为一种特殊题材的电影类型，影像再现叙事在不同时期历经主题的阶段性嬗变。通过对比分析中外大屠杀电影的发展历程与影像再现手法，探索优秀的历史叙事手法、再现策略，使“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成为保存民族记忆、铭记历史创伤、型塑民族认同感的重要资源。
　　关键词：南京大屠杀  主题  集体记忆
　　基金项目：1.国家社會科学基金项目《战后中西大屠杀文学书写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6BWW075）;2.海南省教育厅项目《文化自信视野下的中西比较文学“话语范式”转换研究》（ 项目编号：Hnjg2018-14）;3.海南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文化自信视野下的中西比较文学“话语范式”转换研究》（项目编号：hdjy1830）。
　　中外大屠杀题材电影综述
　　与“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相比，西方该题材电影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再现叙事风格和效果上都更胜一筹。二战结束后，纳粹的暴行得到清算，一些档案以及秘闻随之被披露，银幕上也开始出现了以“纳粹屠犹”为主题或背景的纪录片和电影，以此来控诉和批判纳粹对于犹太人民的伤害，反思战争的罪责。西方人关于“纳粹屠犹”的印象也通过这种传播不断加深，主题也不断深化。迄今为止，西方已有200多部关于“纳粹屠犹”事件的影片。诸如《夜与雾》（1955）、《苏菲的选择》（1982）、《浩劫》（1985）、《辛德勒的名单》（1993）、《美丽人生》（1997）、《钢琴家》（2002）、《朗读者》（2008）等名片已然获得各大电影节的赞誉，进入到经典电影序列之中。
　　总体而言，在二战刚刚结束的一段时间内，尚未从战争创伤的深深痛苦中解脱出来的犹太人也未积极诉说这段历史，而是整体性缄默，背后也自有政治文化因素。直到1960年奥托·普雷明格（Otto Preminger）导演的《出埃及记》上映，“以色列以及随后出现的大屠杀成为好莱坞的主要话题。普雷明格不仅介绍了以色列诞生的故事，还在银幕上塑造了大屠杀幸存者。”该时段多以纪录片和纪实性故事为主，主要表现纳粹令人发指的残暴罪行，更多倾向于再现叙事、苦难叙事;20世纪70年代之后，影片关注的焦点放在了幸存者的精神创伤以及反思极权下的人性;90年代后，对于大屠杀的素材处理则更加主观化，更加注重对于内心世界的表达。新世纪以来，受到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思想的影响，有关大屠杀的片段也逐渐多元共生，纳粹大屠杀开始与僵尸、妖魔、吸血鬼等类型电影携手，丰富了大屠杀题材电影的表意区间。
　　反观“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却有着相对更长时间的缄默期。由于日本政府否认侵华历史“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歪曲历史真相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拒不承认在南京所犯下的血案。为了唤醒国人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防止这场惨剧消失在历史记忆中，“南京大屠杀”也逐渐受到了国家以及社会群体的重视，相关的历史研究以及纪念馆开始慢慢推进，一些纪录片、故事电影也相继涌现。
　　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第一部电影于1987年出现，就是罗冠群导演的故事片《屠城血证》，随后涌现出了《黑太阳：“南京大屠杀”》（1995）、《南京：1937》（1996）、《五月八月》（2002）、《栖霞寺：1937年》（2004）、《黄石的孩子》（2008）、《拉贝日记》（2009）、《南京！南京》（2009）《金陵十三钗》（2011）。
　　大屠杀电影的主题嬗变
　　每一部电影都有它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这就是电影的叙事主题。李·波布克认为，“任何一部影片，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主题。如果观众不清楚影片讲的是什么，那么就很难指望他们去评论、分析和研究它。”“南京大屠杀”与“纳粹屠犹”同为法西斯暴行，对于这一题材内容的再现与反思，主题与情感召唤是相似的。这些叙事主题大致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对法西斯罪行的控诉与批判，二是对残酷战争背景下的人性关怀和反思。
　　控诉与批判——记录历史。二战后，搜集整理资料，并通过影像再现的方式去揭露“纳粹屠犹”的真相，产生了一些经典电影，如《安妮日记》等，纪录片有《夜与雾》《浩劫》等。
　　纪录片《夜与雾》直观展现了大屠杀的惨象。导演阿雷·雷乃按照历史逻辑重新对于素材进行组织和建构，让影片在黑白与彩色之间不断轮转，过去残忍恐怖的屠杀景象与安详宁和的现在形成了强烈反差，让人触目惊心。
　　对于《浩劫》的导演克罗德·郎兹曼来说，那些在大屠杀之中丧失生命的人是无法重现的，人们能够表现的，就只有那些幸存者以及见证人的内心。因此，郎兹曼拒绝使用现成的影像资料，只通过口述在观众心目之中塑造大屠杀的历史。这种间接的表现方式，与《夜与雾》相比，少了一丝残酷，多了一份疏离之感。同时，《浩劫》的这种疏离让观众不被真实的残酷画面所影响和干扰，迫使观众在这种冷静叙事中进行思考与反省。
　　在国内，“南京大屠杀”相关影片的拍摄，一开始是出于相同的目的，即是对于施暴者的控诉。在进入到了上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日本侵略者否认侵华历史，并对战争进行美化，尤其是拒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史实，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下，1987年出现了第一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屠城血证》。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在“南京大屠杀”的背景下，一群幸存者试图将证明日军罪行的照片送出城外的故事。揭示真相、展示证据，不仅是这部影片的核心叙事任务，同时也是导演罗冠群希望通过这部电影传递给观众的沉重民族创伤。
　　到了1995年的《黑太阳》，对于日本侵略者的控诉，则更加不加掩饰。影片花了大量的篇幅来描写日军在攻占南京后的残暴行径，并把极其血腥暴力的画面呈现给观众：大批儿童被枪杀、女性被奸淫、平民被活埋、孕妇被剖开肚子、婴儿被活烧等，全景式地再现了日军当年的所作所为，带给观众直接而强烈的情感震撼，从而达到控诉和批判日本侵略者的目的。
　　人文关怀——表现历史。随着大屠杀电影的发展，电影也逐渐从记录历史走向了表现历史的阶段，导演们开始将注意力放在大屠杀对于受害者内心的摧残以及人文关怀上面来。这类作品中有人们熟悉的《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钢琴家》《芬妮的旅程》等。这些电影作品通常不会有太多的镜头来呈现屠杀的血腥和残酷，在震撼观众心灵的同时，并对人性和战争进行反思。 　　比如《辛德勒的名单》将叙事的重点放在了辛德勒的性格转变，最后救下了几千名犹太人的壮举，彰显了人性的光辉。而《美丽人生》更是花了大量篇幅描述纳粹进城前主人公圭多的爱情故事，平静热闹的城市与之后集中营的惨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而圭多为儿子编造的善意谎言，更是让人潸然泪下。在《钢琴家》中，影片又着重表现主人公对于钢琴的热爱，即便是身处恶劣的险境，也仍然不忘记音乐。这些人性元素的加入，丰富了大屠杀电影的主题内涵，同时也扩大了在公众中的影响力。
　　国内的《金陵十三钗》讲述了在南京沦陷后，在教堂里避难的女学生、沦落风尘的妓女以及一名美国人和两名受伤的中国军人的故事。在影片最后，一群妓女毅然决然地代替女学生前去日军的庆功会演唱，原本贪财的美国人以及孟先生，都完成了自己的人格转变，纯洁与肮脏、善良与邪恶，在这一刻表现得淋漓尽致。
　　解构后的大屠杀——消费历史。20世纪90年代之后，后现代主义思潮泛滥，全球的政治语境也相对宽松，商业娱乐盛行，“纳粹屠犹”题材电影也在求新求变，突破其原有的模式，并在资本的推动之下，开始了消费历史的时代。
　　大屠杀在这样的环境下逐渐碎片化、解构化，大屠杀也不再具有严肃的意义。比如在《禁闭岛》（2010）中，主人公作为参与过二战的士兵，见识过集中营惨绝人寰的场景，这在他的内心之中留下了难以抹除的记忆与伤痛。但是电影的整个故事已经与大屠杀完全无关了，集中营场景的出现，只是作为一个历史背景来塑造主人公的性格，为故事提供支撑。像这类作品还有《冒牌上尉》（2017）、《无耻混蛋》（2009）等。
　　而有的电影甚至在此基础之上更进一步，沦为彻底的娱乐狂欢。比如大量恐怖片以及喜剧片中出现的纳粹僵尸、吸血鬼等形象，将纳粹妖魔化，反纳粹以及“纳粹屠犹”作为了单纯的娱乐消费话语，这类作品有《地狱男孩》（2004）、《死亡之雪》（2009）等。虚构成为一种编码方式再现已知世界，同时通过想象表现未知，结合历史记忆与艺术传达，创伤经历得以更好地表现。由于东西方意识形态以及历史文化的差异，国内导演对于“南京大屠杀”电影的创作态度一直较为严谨，即便是商业化较为明显的《金陵十三钗》，也仍然保存着对于历史的高度尊重。对于国人来说，“南京大屠杀”既是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耻辱记忆，回望那段历史，不可能对此感到释怀、宽慰、和解。这种复杂的内心感触，让人们不自觉地抵御着商业电影消费历史的倾向。
　　记录历史、表现历史、消费历史，可以看到大屠杀电影主题不断嬗变，这在一定程度上映现了人们对于历史的态度：时间渐渐远去，人们对于历史的敬畏也在慢慢消失。但这种多元化的再现方式也成功地将纳粹的罪恶符号化、符码化。在各类型影片中，这种反复出现的符号已经成为不断提点历史、不断加深观众的历史反思、凝聚集体记忆的有效路径。
　　集体记忆的民族构建
　　正如德国心理学家哈拉尔德·韦尔策所说：“我就把社会记忆定义为一个大我群体的全体成员的社会经验的总和……属于回忆社会史（Sozialgeschichte des Erinnerns）范畴的，有口头流传实践、常规历史文献（如回忆录、日记等）、绘制或摄制图片、集体纪念礼仪仪式以及地理和社会空间。”毋庸讳言，我们曾一度视历史是对过去发生的事件建立真实陈述的方式，只有历史学家才有权对历史陈述进行经典化和阐释，从而使历史记忆与历史真实得以再现。但是影视艺术的兴起改变了人们传统的历史观，影视媒介用视觉语言来书写历史，铸就“影视史学”，反映真实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在不期然间引导和型塑观众的历史记忆，并且在潜移默化中影响观众对历史事件判断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南京大屠杀”电影创作面临的掣肘有很多，但首要的问题仍然是，通过电影的叙事和记录，我们该怎么再现中华民族这一段特殊的集体创伤记忆？我们又该如何将历史真相传递给那些从未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年轻一代？
　　如何讲述历史成为电影导演需要反思的着力点，如何讲好历史、讲好故事，传达历史创伤记忆、指认罪行、抚慰民族创痛，需要优秀的电影再现策略。在“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序列中，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太执着于历史再现而轻视了故事的叙述，仍旧停留在苦难叙事层面。《屠城血证》《黑太阳》里大量强奸暴力镜头的设置，给观众带来的是强烈的视觉刺激，日军真实虐杀百姓的场景太过血腥，观者的观影体验由于过于震惊和恐惧，就难以激发下一步的悲悯、愤怒以及对于战争的反思。“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李秀英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记住历史，但是不要记住仇恨。人们今天之所以仍在谈论大屠杀，就是为了将这段惨痛教训传承下去，以防止在将来再发生。而故事的重要作用，就是消弭现实历史的冰冷残酷，重新让人感受到温暖与人性，从而呼唤起观众内心最纯洁的那片净土，这也是《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钢琴家》等影片广受欢迎并成为经典的原因之一。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进行民族苦难叙事、追求普遍人性的同时，不能落入西方话语体系的逻辑圈套之中。《拉贝日记》虽然塑造了一群国际主义英雄，但是作为大屠杀主体存在的受害者，此时却变成了衬托客体精神的物件。《南京！南京》提供了看待历史的另一种维度，却把叙事主体拱手让于敌人。创作者在处理“南京大屠杀”题材时，需要时刻进行反思与自省，坚守民族与国家立场，只有真正浸润到那段历史之中，才能触摸和体悟到被伤害者的心灵和疼痛。不能为了谋求所谓的国际公共传播价值，而将本应该作为大屠杀叙事的主体，放逐到他者的位置之上，这是对于历史的背离。
　　当历史记忆不断再现，最终被留下的不应该仅仅是愤怒与仇恨，而应该升华为国家与民族奋勇自强的斗志和决心，对家国的热爱，是讓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前赴后继投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的不竭源泉。近代以来的衰退与落后，使中华民族遭遇生死存亡的时刻，让这片土地沉浸人民的悲痛。因此，“南京大屠杀”不仅是30万同胞遇难的惨烈国殇，也是“落后就要挨打”的理性逻辑。“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创作，要承载一个国家的创伤记忆，更要展现国家奋起振兴的坚定决心。这是一项历史重任，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每一次历史的重新唤起，都在公众的意识空间中加深了记忆痕迹。就“南京大屠杀”题材的影视创作而言，应该更新表现手法，避免单向度的苦难叙事，丰富叙事空间表现和再现叙事策略，使“南京大屠杀”再现超越单一时代情境而生成民众视觉接受符号化、可轻易识别的历史记忆符码，使其生动地“活在”当代人的记忆之中，希望电影人能够肩负使命，重新启程，拍出在民族历史叙事的感召之下发人深思、经得住时代考量的影片。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
　　注释：①[美]埃里克·高德曼著，王诗源 译：《好莱坞的犹太人》，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
　　②[美]李·R·波布克著：《电影的元素》，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年版。
　　③章 颜，黄文凯：《言说的困境与见证的力量——奥斯维辛大屠杀幸存者文学书写》，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3）。
　　④[德]韦尔策编，季 斌、王立君、白锡堃译：《社会记忆：历史、 回忆、传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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