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十五年现代口述史理论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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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口述史自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后，基于口述史方法的研究方兴未艾，近十年来更是遍地开花，口述史方法也成为研究热门。但是口述史理论研究却相对滞后，导致口述史学出现理论基础不足、研究规范不清等问题，本文试图从中国近十五年口述史理论研究中，厘清其理论研究过程和特点，并对其作出简单的评价。
关键词：口述史学;个人记忆;研究述评
口述史一般认为是历史学研究的一种新兴方法，是20世纪以来在西方特别是美英等国茁壮发展的一种史学模式。从20世纪80年代正式进入中国后，其研究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变化过程，从最初的理论不足，生搬硬套，到后期的理论基础逐渐完善，并试图参照西方的口述史发展模式（如机构设置、操作规范等）来进行中国口述史的学科建设。
但是在学科建设过程当中，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诸如国家对口述史的重视不够，资金不足，口述史自身理论发展滞后于实际研究，口述史操作规范不明等问题也制约着中国口述史的发展壮大。
自从2004年中华口述史学会创立以来，口述史研究慢慢从一种研究方法转移至史学研究的一种趋势，为成为历史学的一个正式分支而不断进步。
1. 口述史理论发展渊源及其概念界定
不同于通常所述的新兴方法，口述史其实是一种古老的历史学研究模式，不论是从西方史学还是从东方史学，口述的历史一开始就作为史料的主要依据作为历史学家的叙事基础存在。西方史学巨匠希罗多德的著作《历史》，在进行希波战争的史实梳理呈现时就运用了大量的口述资料，他在书中也论述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报道人们所说的一切。”①，包括后来修昔底德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也是以当地口述史料为基础，佐证以文献资料和地理环境最终呈现的。虽然在19世纪中叶之后，实证主义思潮兴起，以德国史学家兰克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历史学成为之后西方传统史学研究的主流，实证主义史学强调对史料以尽量客观真实的态度进行严格的考证，对于历史事实的追求成为主旋律，而传统的以个人记忆为主的口述史史料则因为不符合其“纯客观”的原则而遭到放置。②
不仅是西方传统，在东方史学体系中，口述史也有着同样的地位，东方史学的开山巨著，司马迁的《史记》正是运用大量的口耳相传的传说、记载和故事作为文献资料的辅助对三皇五帝时期的历史进行记述，由于秦汉时期文字资料的相对欠缺，所以口述史料还是占了其中的主要部分。③
作为传统史学史料基础的口述史料在史学的发展过程中重心渐渐下移，被更加正统的文献记载和档案资料所取代，在19世纪中叶，又出现了口述史料的复兴，到了20世纪4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艾伦·内文斯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口述史研究室，口述史才从口述史料的传统状态转移至一种新兴的研究方法和历史学学科分支，学界一般称从此以后的口述史为现代口述史。④
口述史作为一种史学研究方法在中国发展的也比较早，建国后，有一些会以口述史料作为研究基础进行政治史、革命史的研究⑤。但是现代口述史理論在中国发展的比较晚，一般认为，中国的口述史理论研究自20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口述史理论传入中国开始，在之后口述史理论经过两代学者的努力，从单纯照搬西方理论，努力想要发展出适应中国史学研究现状的口述史理论。
关于口述史的理论研究，首先是现代口述史这一概念的界定问题，学界目前主要有三种看法，一是站在史料的角度，继续沿用传统口述史的说法，区别于文献档案资料，将口述史认为是史学研究中史料的一种⑥;二是站在研究方法的角度，将口述史认为是一种纯粹的不同于文献考证方法的新兴史学研究方法⑦;三是将口述史作为历史学门类中的一个分支，但是不等同于政治史、军事史等纵向分支，而是一种横向的视角，对比其他分支则更加广泛⑧; 也有学者则持综合意见，认为口述方法和口述史应该区别开来，前者作为历史学研究方法，后者作为学科分支存在。⑨
2. 口述史理论研究趋势
整理了近十五年来口述史研究文献后，目前中国的口述史理论基础还比较薄弱，在这方面的专著，比较权威的有四部⑩，分别为外国学者的译著和中国学者的集成研究，其中译著当中比较盛行的是：美国学者汤普逊所作《过去的声音——口述史》[11]和唐纳德·里奇的著作《大家来做口述历史》[12]。
中国的口述史理论研究经历了西方模式的渗透和两代学者的努力，关于理论研究的专著主要有：扬州大学周新国老师的《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13]和温州大学杨祥银老师的《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14]。
在这些理论基础上，大部分学者依然将口述史作为一种单纯的史学方法，基本用来辅助传统史学方法的文献分析，但是由于最近口述史理论的研究发展特别是专属研究机构——中华口述史协会的成立，不论是机构的建立完善，还是诸如口述史规范的制定[15]，这些行动纵然是学习西方口述史发展的路径，但是也为中国口述史的发展贡献了很大的力量，纵观这些文献，当今的口述史理论研究有着以下几个研究重点：
一是继续探讨口述史的概念界定及归属问题，目前学界对于这种界定的分歧主要是两方面，口述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作为一种新兴的史学模式。
前者将口述史作为一种单纯的工具和方法来进行分析，主要研究口述史的实际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是教科书式的教学内容。[16]后者则将口述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类进行研究，这种分类类似于文化史、社会史、思想史这样的学科划分，试图将口述史作为一种全新的史学模式进行研究。[17]
二是探寻口述史理论研究中不同要素的关系问题：
在史料方面，主要探索口述史料和文献史料之间的关系，学者们普遍认为文献证史和口述史料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这是从司马迁、希罗多德时期开始就流传下来的史学传统。[18]杨雁斌认为：“口述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印证和重现历史，而非解释历史，历史研究仅仅依靠文字史料和实物资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充分的口述史料作为补充，两者必须相互印证，才能够真正地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充分说明了两种史料之间的关系。[19] 在研究对象方面，探索具体人物研究和公众史学之间的关系，口述史在中国率先发端的就是具体人物研究，如以政要人物的自传、回忆录或录音资料为基础的史料研究，但是这种研究还是沿袭了西方史学传统的宏大叙事，关注的还是影响政治等大事件走向的人物历史。而公众史学则将目光下移，关注普通民众的历史[20]，依旧按照口述史方法来做，这可以看做是一种由王侯将相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21]
在研究内容方面，主要探讨个人记忆与群体记忆之间的关系，口述史研究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研究趋势，在对于历史研究多为文献研究的刻板印象下，口述史研究作为一种更加鲜明生动且趣味盎然的研究，在内容方面有其夺人眼球的独特性，正是因为这种独特性满足了读者对于历史人物的窥私欲，所以成就了近年来口述史研究的热门原因。
从这些研究的内容来看，基本都是通过个人或者群体记忆来进行以小见大式的研究，并且这种“热门”本身就是一种抢救形式的，对于历史记忆的保护和传承，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中国近十年的口述史研究内容基本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研究方向：探讨国家权力和个人命运之间的关系、探讨社会群体的互动机制、从个人记忆到历史变迁。[22]
在研究特征方面，口述史理论研究一直在探讨研究中的主体性和客观性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集中在历史口述者在既是历史亲历者，又是历史书写者的双重身份下的记忆真实性问题上[23]，除此之外，口述史料的客观性问题也成为口述史能否作为所谓“正统历史研究”的一员的重要的考量标准。[24]
最后，在叙事方法上，和研究对象的关系一脉相承的是，口述史学也在探讨宏大叙事和微观史学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集中在名人回忆录和以小见大式的研究方法之间的区别中。[25]
三是研究口述史中的实际操作部分的可行性问题
在这一部分，口述史理论研究主要注目于口述史方法和回忆录、田野调查、新闻采访、民族志方面的区别和具体实操步骤的把握。如左玉河在文章中探讨了口述史学家与新闻工作者和社会学家之间所用方法的不同与其研究成果的区别。[26]
在实际操作方面，历史学学者唐德刚先生在进行胡适的口述史料整理的时候曾经论述过自己整理史料的方法。“我替胡适之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和补充。”[27]也在实操层面论证了之前在研究特点当中存在的口述史客观性的问题。
3. 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现代口述史还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口述史作品在现今的图书市场上非常热门，但是这种热门是由于口述史作为传统史学基础的“生命力”[28]所带来的潮流，并不是作为历史学研究方法，还是历史学一员的口述史学成熟的标志，口述史研究还存在着非常明显的问题：
一是口述史理论研究整體不足。[29]目前口述史的理论研究对比西方来说相对滞后，口述史学家对于理论研究普遍不是很重视，只是将它作为一个文献研究辅助的方法进行使用，所以大量的用口述方法完成的研究并不能严格划分到口述史门类下。
二是口述史研究没有一个清晰的、指导性的细节研究规范，没有形成学科应有的体系。[30]对比口述史发展最好的美国来说，中国的口述史研究还呈现一种“各自为战、杂乱无章的局面，不仅缺乏一套关于口述史采访，出版、研究的规范章程，而且缺乏……基本的技能培训。”
[31]
三是国家对口述史研究的重视不够，导致这部分的研究资金较为缺乏，也没有相应的专项课题来支撑研究。[32]所以导致很多研究因为资金问题进展缓慢，成果也不尽如人意。
4. 结语
口述史学并不完全是一种全新的史学研究模式或者史学分支，而是传统史学在当今史学的文化转向中的一种复兴和创新。中国的口述史发展经过了两代学者的共同努力，机构设置和研究路径都已步上正规，但是还存在诸如理论不足和规范不清等问题亟待解决。
[注释]
①希罗多德：《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91页。
② 张广智：《克利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160页。
③张广智：《论口述史学的传统及其前景》，《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④ 杨雁斌：《口述史学百年透视（上、下）》，《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2、3期
⑤ 张宪文：《中国现代史史料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5页。
⑥ 此种看法在前期研究中比较多，如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的创始人艾伦·内文斯的学术继承人路易斯·斯塔尔认为“口述历史是通过有准备的、以录音机为工具的采访，记述人们口述所得的具有保存价值和迄今尚未得到的原始资料。”戴维·杜纳威、威拉·鲍姆：《口述史学：一个跨学科文集》，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4年8月。
⑦ 针对此种看法，有学者认为口述史学“是以同被访谈者有目的的访谈录音、录像所记录的口述资料，作为构建或复原历史原貌的重要史料文本的一种学科方法……就其科学性质来讲，我认为首先是一种科学方法论” 曲彦斌：《略论口述史学与民俗学方法论的关联——民俗学视野的口述史学》，《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4期。
⑧ 作为学科分支的口述史是现在口述史学界的普遍观点，其中如杨祥银认为口述史学是史学的分支学科。见杨祥银：《试论口述史学的功用和困难》，《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
⑨引自李小江在妇女口述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屈雅君：《妇女口述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评述》，《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⑩四部著作的选取见左玉河：《中国口述史研究现状与口述历史学科建设》，《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4期。
[11] 保罗·汤普逊著，覃方明等译：《过去的声音：口述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2] 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王芝芝、姚力等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
[13] 周新国主编：《中国口述历史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國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14] 杨祥银：《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15] 周新国：《中国大陆口述历史的兴起与发展态势》，《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16] 钱立成、张翮翾：《社会记忆研究：西方脉络、中国图景与方法实践》，《社会学研究》，2015年6月。
[17] 荣维木：《关于口述历史研究中的概念界定》，周新国主编：《中国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18] 朱志敏：《现代口述史的产生及相关几个概念的辨析》，《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2期。
[19] 杨雁斌：《口述史学百年透视（上、下）》，《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2、3期。
[20]“以往的历史研究往往忽视了对人的研究，尤其是忽略了对下层民众的研究。” 杨雁斌：《口述史学百年透视（上、下）》，《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2、3期。
[21]左玉河：《书写公众的历史与公众书写的历史》，《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3期。
[22] 钱立成、张翮翾：《社会记忆研究：西方脉络、中国图景与方法实践》，《社会学研究》，2015年6月。
[23] 在论述口述史史料的真实性问题是，杨雁斌老师认为：“被调查的当事人往往是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其叙述的历史事实至少具有一定的真实性。而口述史学家在访谈和取证时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出现的，他们不会也不可能别出心裁地提出新的凭证，这样，口述凭证和口述史料搜集工作的流程也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杨雁斌：《口述史学百年透视（上、下）》，《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2、3期。
[24]杨祥银：《试论口述史学的功用和困难》，《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
[25] 张广智：《“把历史交还给人民”——口述史学的复兴及其现代化回响》，《学术研究》，2003年第9期。
[26] 曲彦斌：《略论口述史学与民俗学方法论的关联——民俗学视野的口述史学》，《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4期。
[27] 唐德刚：《史学与文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版。
[28] 张广智：《论口述史学的传统及其前景》，《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29] 左玉河：《口述历史与国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3期。
[30] 左玉河：《中国口述史研究现状与口述历史学科建设》，《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4期。
[31]左玉河：《中国口述史研究现状与口述历史学科建设》，《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4期。
[32]周新国：《中国大陆口述历史的兴起与发展态势》，《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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