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劳动力迁移理论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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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在区域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各地区劳动力大量流动现象不断涌现。劳动力迁移问题是劳动经济学者们关注的重点话题之一。通过对劳动力迁移理论进行了回顾和梳理，结合东北地区劳动力流出的特殊性，从宏观视角的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托达罗模型、唐纳德·博格“推—拉”理论，到从微观视角的成本—收益理论、新经济迁移理论、行为主义理论，以及人力资本理论等进行回顾，梳理相关研究进展文献。通过理论和文献的回顾与梳理，总结归纳出劳动力迁移理论内在发展的逻辑性、特殊性和实时的适用性，最后给出了东北地区勞动力流出的理论启示。
　　[关键词] 理论综述;劳动力迁移;东北地区;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 F7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6043（2020）01-0006-06
　　关于“为什么劳动力迁移”和“劳动力迁移的根本原因”的话题始终是劳动经学界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针对不同条件下的劳动力迁移现象，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理论解释。劳动力迁移理论大体分为两类，一类主要从宏观角度出发，解释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以及跨区域流动的理论，例如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等;另一类是从迁移者本人和家庭的微观决策机制出发解释劳动力迁移行为的理论，如成本—收益分析模型和新迁移经济学理论等。本文主要研究的理论如下：
　　一、宏观视角下的劳动力迁移理论
　　宏观角度的劳动力迁移模型，将劳动力迁移看作是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劳动力转移。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经济差异，产生了不同的劳动力需求，从而形成了劳动力的迁移。较为经典的理论有：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模型、拉尼斯—费景汉模型、托达罗“预期收入假说”、唐纳德·博格“推—拉”理论。
　　（一）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
　　关于劳动力迁移模式研究，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W.Lewis，1954）首次提出了较为完整的“二元经济”理论模型，能够合理地描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迁移的现状及趋势。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由两个截然不同的部门组成，即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其中现代工业部门的生产率要远远高于农业部门。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工业部门不断扩张，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得工资上涨。生产率不同导致的工资差异，使得农村劳动力自发地从农业部门转向城市工业部门，直到刘易斯转折点。即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完全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工资方面的差异消失，劳动力迁移完成。刘易斯模型的提出标志着二元经济模型成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理论，但是该模型假设农村劳动力边际生产率的值一直为零，不符合实际情况下农业的发展现状。
　　拉尼斯（Ranis，1961）和费景汉（Fei，1964）认为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转移至现代工业部门源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进一步带来了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剩余。随着农村劳动力边际生产率的提高，农业部门难以吸收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当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等于工业部门的固定工资时，劳动力的转移模式会发生改变，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之间会出现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争夺。只有维持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生产率的同步增长时，劳动力迁移才能继续。修正的二元经济模型被称为拉—费模型，该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其工业部门固定工资水平的假设与事实不符。
　　乔根森（Jorgenson，1961）对二元经济模型进行了补充，他将人口增长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内生化。他认为：第一，只有传统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大于其人口增长率时，才会产生剩余劳动力。第二，人们对农产品的消费存在生理限度，工业品的形式多样，可以满足大量不同的需求。随着消费结构的变化，不同产业之间的劳动力会发生转移，劳动力流向更符合市场消费的部门。与刘易斯模型相比，该模型考虑了人口的增长的以及劳动力消费倾向的改变对于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充分考虑了城乡劳动力转移的农业内部因素。利利安（Lilian，1982）提出的部门转移理论也认可消费需求的变化会带动劳动力需求的变化这一观点，从而使地区间产生工资差异，进而促使劳动力发生迁移，对失业率造成影响。
　　基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国内大量学者结合我国劳动力迁移情况，展开了研究分析。研究方向包括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的关注，地区经济差异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以及劳动力迁移方面的制度分析。彭国华（2015）认为劳动力只有在迁入地才能得到符合他们劳动力产出的工资回报，因而，劳动力迁移满足理性决策。并且随着劳动力技能提升加快，劳动力的工资差异增大，劳动力迁移动机也随着劳动力技能水平的提高而加强。伍山林（2016）估计了农村劳动力迁移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有力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高双（2017）认为东北地区目前处于农村劳动力“有限剩余”阶段，应当促进将劳动力由异地转移转变为就近转移。俞剑（2018）研究发现，消费结构的变化、技术的进步以及部门间适当的要素价格差异都有助于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
　　刘易斯二元经济分析框架是研究劳动力迁移问题的理论基础，拉—费模型在此基础上凸显出技术进步作为工资差异的深层原因对劳动力迁移产生的作用。乔根森在此前提下，肯定了农业部门的发展对剩余劳动力的影响。在我国国情下分析劳动力流动的原因，针对劳动力流动的具体特征，丰富了该模型的前提假设，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扩展和丰富，认可地区间工资差异是造成劳动力流动的内在原因。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的革新、地区间工资差异增大，使得劳动力迁移的规模加大。对于劳动力力迁移模型的完善与补充，有助于解释我国国情下二元经济结构中的劳动力迁移问题，从而根据具体情况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促进劳动力资源得到更加高效的利用。
　　（二）托达罗模型
　　托达罗（Todaro，1969）针对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未能说明的城市失业问题，做出了解释。认为新生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业部门时会产生不可避免的摩擦性失业，个体劳动力的迁移以效用最大化作为考虑，因此暂时性的失业并不会影响劳动力迁移。并且劳动力的迁移可以提高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他进一步提出劳动力作出迁移决策的依据是预期收入、迁移成本、个体差异等特征。其中预期收入是一个长期收入，甚至会衡量整个生命周期将获得的收入。托达罗人口迁移模型可以简单地用下面公式表达： 　　M=F（ΔIf），F'>0 （1）
　　其中M为劳动力迁移规模，ΔIf表示预期收入差距，F'>0表示预期收入差距越大，劳动力迁移规模或倾向越高。其中，预期收入应为表现为预期净收入，即ΔIf =PIc-Ir？莓Ic表示迁入地实际收入，P为就业概率，PIc为预期收入，Ir为迁出地实际收入。
　　经济学家哈里斯（J.R.Arris，1970）对托达罗基本模型进行了补充，他将劳动力迁移对农业部门的影响与对城市部门的影响分开研究，考察了劳动力迁移对于迁入地、迁出地经济与福利产生的影响，形成了哈里斯-托达罗（HT）模型。卢卡斯（Lucas，2002）提出了“终身受益”观念，认为人们在决定迁移时所考虑的是长期收益，而不是短期高报酬。卢卡斯（Lucas，2002）认为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不会消失，因为城市工业部门之所以提供较高的工资报酬，源于劳动力具有较高的技能。而农村劳动力一般属于低技能劳动力，因而无法从事这些高技能、高收入的工作。
　　托达罗模型的创新之处在于，他分析得出劳动力对预期收入的衡量不仅在于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还在于城市内部不同部门之间就业率的高低。人口迁移率超过城市部门就业创造率时，城市失业出现。适当的城市失业率具备合理性，无法避免，而过高的城市失业率则源于城乡经济发展不协调。夏怡然、陆铭（2015）认为劳动力选择迁移，除了为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工资报酬外，还存在寻租形式的迁移，即劳动力为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福利待遇而迁移。何微微（2017）研究发现，包含情感预期、职业预期和发展预期在内的非经济预期因素己经成为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动因。
　　劳动力在考虑预期收益时，不仅会考虑工资收入方面的经济预期，还会考虑到情感预期、未来职业发展空间等等在内的非经济预期。个人的预期不同，选择的迁入地也不同。综合来看，年轻的劳动力更倾向于选择有个人发展空间的一、二线城市，而且会选择多次迁移，而年纪稍大的劳动力更倾向于固定城市之间的迁移模式。托达罗模型对于分析东北地区劳动力迁移问题的现实意义在于：（1）必须要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缓解因劳动力迁移造成的大规模失业问题。（2）对于现有应劳动力迁移造成的城市失业问题，政府部门应当重新审视任何有可能提高失业率的政策机制，加强针对迁移劳动力的社会保障机制。
　　（三）唐纳德·博格“推—拉”理论
　　赫伯拉（Herberla，1938），米切尔（Mitchell，1946）提出了推—拉理论。他们认为迁出地存在一些不利于就业的因素，例如：高失业率、耕地不足、学校医院等基本生活设施的缺乏、自然灾害等构成了原住地的推力;同时，迁入地具有一些利于就业的因素，例如：更好的就业机会、更高的工资回报、更好的教育和医疗设施等构成了目的地的拉力。劳动力迁移就是迁出地的推力与迁入地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唐纳德·博格（D.J.Bague，1959）在此基础上，对“推—拉”理论进行了完善。即：劳动力迁移源于迁出地的各种不利因素产生“推力”和迁入地的各种有利因素产生的“拉力”。并且依据劳动力迁移现状，“推力”的作用明显大于“拉力”，劳动力被迫离开熟悉的生存环境，迁入到相对陌生的环境。
　　推—拉理论能够解释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劳动力迁移现象，我国有较多学者使用推—拉模型来分析中国国内的人口迁移和农民工迁移问题。随着我国农村劳动力迁移呈现出一些新变化，传统的推—拉理论无法解释农村出现的大规模劳动力回流和就地转移现象。吕惠琴、李锦雯（2013）运用推拉模型建立了反推拉模型，并用反推拉模型来解释珠三角地区近年来出现的“民工荒”现象。郑春勇（2016）在修正推拉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五力模型”，他认为农村劳动力迁移实际上是在迁入地的推力、迁出地的引力、迁入地的拉力、迁入地的斥力以及劳动力的个人能力这五类因素共同作用下进行的。
　　东北地区劳动力迁移多倾向于跨区域流出，劳动力流向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或者大城市。因为大城市有着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较多就业发展机会和较优越的生活条件。这些都可以看作是迁入地对于劳动力的“拉力”，这种拉力促使着东北地区的劳动力流向该地区。除此之外，由于交通、地理优势和风俗习惯相近，东北地区的劳动力在迁入北京时，迁移的非经济成本会大大降低。而东北地区经济因素、产业结构因素、人口因素对于劳动力就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形成了劳动力迁移进程中的“推力”，促使劳动力大量流出。
　　二、微观视角下的劳动力迁移理论
　　从宏观视角分析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因素，虽然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但是劳动力作为迁移活动中的个体具有主观能动性，没有考虑到个体差异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无法说明不同的劳动力迁移行为。而从微观角度研究的劳动力迁移理论，更多地关注了个体差异性，以及以家庭为迁移单位的劳动迁移主体对于迁移成本与收益考虑。较为经典的理论有：成本—收益理论、新经济迁移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等。
　　（一）成本—收益理论
　　经济学家库茨涅茨（Kuznets，1955）较早研究了劳动力转移的收益与成本，得出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给劳动力带来了收入，促进了人均总收入的增长，这也说明了地区间收入差距确实是选择劳动力迁移的原因。斯加斯塔德（Sjaastad，1962）发现劳动力的迁移是为了实现净收入的最大化，劳动力将劳动力迁移看作为一种投资。并且，他指出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包括货币成本和非货币成本。其中货币成本指的是因劳动力迁移到城市后无法及时就业而产生的费用，例如：交通成本、住宿成本以及工作搜寻成本等。而非貨币成本主要包括：离开熟悉环境带来的心理成本和社会成本等。巴卡斯和布阮恩（Barcus，Brunn，2011）的研究也表明，地方依恋会产生心理成本，这种非经济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劳动力迁移，但并非具有地方依恋的人都不具有流动性。那些流动的人，也并非没有地方依恋，这说明了劳动力迁移与否在于对迁移行为的货币净收益与非货币净收益之间的衡量。 　　关于劳动力迁移的成本—收益决策模型的目标函数主要考察货币化收益以及货币化成本。劳动力迁移决策在于净收益大于零，函数形式如下：
　　一是不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劳动力迁移模型，即：
　　二是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成本—收益决策模型，即：
　　在以上模型基础上，将非货币收益与成本纳入，采用效用函数进行衡量劳动力迁移的成本与收益的大小。即：
　　其中，Ur→c为劳动力迁移产生的效用，NNMr→c表示劳动力迁移产生的非货币化收益与成本，Umin为主体关于劳动力迁移的最低期望效用。只有当Ur→c>Umin时，劳动力才会决定迁移。
　　基于成本—收益理论，劳动力作出迁移决策时，会考虑到迁移的净收入最大化。近年来，东北地区劳动力迁出群体愈来愈年轻化，原因在于年轻人的迁移成本较低，对于迁入地的就业信息了解更全面。相对于年纪大的劳动力，年轻人在迁入地具有更高的工资回报率。除此之外，年纪较大的劳动力比较注重家庭观念，家庭依恋带来的非货币成本进一步阻碍了劳动力迁移。随着迁移劳动力收入的提高，劳动力会更倾向于非货币化收益及成本的考虑。
　　（二）新经济迁移理论
　　斯塔克（Stark.1986，1991）等学者在“推力—拉力”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的相关理论，提出“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新经济劳动力迁移理论主要包括“投资组合理论”和“契约安排理论”两部分。他提出劳动力会根据家庭预期收入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原则，来决定迁移与否。关于“投资组合理论”，斯塔克（Stark.1986，1991）认为劳动力迁移有助于家庭风险转移。原因在于迁出地市场不完善，家庭收入单一化会带来极大的经济风险。而劳动力迁移分散了家庭人力资本的“投资组合”，克服了农业生产中面临的风险。他认为劳动力的迁移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收入的多元化，而非只注重“收益最大化”。关于“契约安排理论”，他认为许多家庭选择外出就业，是因为迁出地信贷市场、保险市场不成熟以及相关制度的约束。劳动力无法获得相关政策保障，同时自身也无法获得失业保险支持。随着保险市场，信贷市场成熟化，农村劳动力面临的风险大大降低。政府所提出的相关政策也有助于促进劳动力市场信息的完备化，减少劳动力市场失灵，从而减缓劳动力迁移的速度。
　　除此之外，斯塔克（Stark.1986，1991）还提出“相对剥夺”的观点，即家庭关于收入差异的衡量会参考周围人群的相对收入水平，若收入不及周围人群的平均收入水平，家庭可能会选择劳动力迁移。其基本内容可以用以下公式说明：
　　假设收入函数是连续型，F（X）表示参考群体的收入分布，X的取值范围是[X，X+ΔX]，ΔX→0。
　　波斯特（Portes，1993）和梅西（Massey，1990）认为在劳动力迁移过程中，劳动力也可以高效利用社会关系和信息资源，降低迁移成本，促进了劳动力迁移。卡林顿（Carrington，1996）研究发现早期的迁移群体可以通过社会网络，向打算迁移的劳动力提供很多帮助。例如：信息搜集、工作机会、就业渠道等方面。劳动力迁移成本就会逐渐降低，进一步促进劳动力的迁移。罗伯茨（Roberts，2000）认为迁入地的相关信息对于潜在迁移者十分重要。信息渠道的缺乏，即社会关系网络缺失增加了劳动力迁移的转移成本。
　　中国劳动力迁移体现出家庭利益最大化的特征，并以最大化家庭成员整体的经济收入为目的。李吉品（2018）研究表明迁移人口的年龄、迁移时间、家庭收入水平等因素，对家庭化迁移造成影响。叶敬忠（2018）研究发现受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排斥机制等因素形成的边缘性生存状态，使得农村劳动力很难实现家庭的整体迁移，由此衍生出庞大的“农村留守人口”群体。王亚章（2016）从理论分析老龄化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认为老年照料可能会抑制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但是我国农村家庭中存在着逆反哺的代际模式，又可以抵消就业挤出效应。李超等（2017）研究发现老龄化对我国农村的女性、高龄和低学历劳动力迁移的负效应更显著。黄敦平（2016）研究发现，家庭规模每增加一个单位，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概率将增加3.5倍。此外，农村劳动力流动还存在明显的同群效应。
　　新经济迁移理论认为家庭因素对迁移与否有重要影响。反之，迁移决策作出之后也会对家庭产生一系列影响作用。东北地区的劳动力迁移表现出家庭迁移意愿强烈而定居能力差的情形，一方面由于经济原因以及子女教育问题，家庭会选择东部地区作为迁入地;另一方面，东部地区生活成本较高，家庭面临着较高的家庭支出。因此，大多数家庭会选择迁移成本较低的相邻近的省份作为迁入地。除此之外，家庭结构对于东北地区的劳动力迁移也存在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东北地区近年来生育率极低，人口老龄化严重、“空巢老人”等社会问题越来越严峻，将家庭因素纳入到劳动力迁移问题的研究毋庸置疑。
　　（三）行为主义理论
　　李（E.S.Lee，1966）在博格（D.J.Bague，1959）研究基础上，为劳动力迁移理论注入了新思想。他认为，一、迁移者选择迁移的原因存在差异性;二、每个人对迁出地与迁入地的评价具有差异性;三、每个人克服流动障碍的能力存在差异性。他构建的劳动力迁移的分析框架包含了迁出地的影响、迁入地的影响、迁移过程的障碍和个体特征这四个方面因素。李（E.S.Lee，1966）的劳动力迁移理论创新之处是从劳动力个体角度分析了劳动力迁移的个体差异性。博加斯（Borjas，1987）提出了自我选择模型。他发现人力资本较高的劳动力往往会选择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就业市场，而人力资本较低者则会選择工资差距较小的就业市场。戈登（Gordon，2000）的贡献在于在劳动力迁移决策中加入了性别、家庭因素、预期收入、人力资本、家庭资源、社区特征等因素的作用，建立了一个综合性迁移决策行为模型。藤田（Thisse，2002）认为劳动力迁移决策受个人的家庭状况、生活环境、受教育状况、特殊偏好等影响。尤其是当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时，劳动力异质性会逐渐增强。 　　麦尔旦·吐尔孙（2017）研究发现夫妻双方年龄越年轻、受教育程度越高、健康状况越好的情况下，选择联合迁移概率越高。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提高，劳动力在作出迁移决策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迁出地和迁入地的环境因素。肖挺（2016）从环境质量的视角对“逃离北上广”问题进行分析，发现环境问题带来的驱赶效应具有区域性差异。在经济较发达地区，随着收入水平的增长，环境质量对于人们的迁移决策造成的影响程度会逐步提升。关于东北地区流出的劳动力个体特征的研究，可以从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以及生活环境等因素，来分析劳动流出的具体原因。
　　三、人力资本理论
　　关于人力资本的一般性解释是劳动力通过相关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社会实践经验、劳动力迁移、身体素质训练等方面获得知识与技能的积累。不同于我们所熟知的物力资本，人力资本提升与其所有者的工资等收益成正相关，并且这种资本的外部效应是边际递增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最早将劳动力的能力看作一项资本，他肯定了劳动会创造价值、劳动是一项特殊的资源，劳动力价值的一项重要构成是技术或者称为技能。通过相关教育培训，劳动力的工作技能会有显著的提升。
　　卢卡斯（Robert E.Lucas Jr，1988）认为人力资本的形成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学校教育，二是在实践中学习。其中学校教育有助于形成一般人力资本。实践中学习有助于形成专业化人力资本。一般人力资本的水平会对后期专业化人力资本形成产生一定影响。并且，只有学校教育才可以形成人力资本生产的规模效应，显著提高劳动力的人力资本。除此之外，将“实践中学习”贯穿于学校教育中，也可以通过学校教育形成专业化人力资本。
　　舒尔茨（Theodore·W·Sohultz，1961）認为直接用于教育以及其他为了实现迁移的成本应当看作为人力资本投资，其最终目的在于迁移之后获得更高的收益。与年龄较大的劳动力相比，年轻的劳动力拥有更多劳动力迁移的机会，通过劳动力迁移来为人力资本投资。舒尔茨（Theodore·W·Sohultz，1961）的人力资本理论表明了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以及个体素质对于劳动力迁移的影响作用。雅各布·明瑟（JacobMincer，1974）认为通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职业培训或工作经验以及劳动力迁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可以得到一定的提升。
　　巴里·奇斯维克（Barry.R.Chiswick，1999）在斯加斯塔德（Sjaastad，1962）和贝克尔（Becker，1987）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劳动力迁移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型，该模型表明在迁入地与迁出地的工资既定的情况下，高技能的劳动力迁移收益率高于低技能劳动力。关于劳动技能高低对迁移的影响，孙一平（2016）认为较之于本地劳动力，高技能对外来劳动力的工资收入促进作用更高，拉开了外来劳动力和本地劳动力的工资差距。此外，关于人力资本投资还包括劳动力在营养、医疗保健、娱乐等方面所需要花费的成本，这种投资结果主要表现在人口寿命的提高和死亡率的降低上，甚至有时候也会间接提高劳动力的生产效率。
　　针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的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难以实现有效迁移的原因在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赵耀辉（1997）分析了教育对于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发现教育程度更利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本地非农产业。韩其恒（2018）发现迁移成本降低会促进迁移人员更愿意配置高风险高收益的教育投资，增加教育投资意愿。李昕（2018）认为增加教育投入可以直接促进城乡人力资本积累、提高边际劳动产出和收入水平以及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赵曼（2017）提出政府对于公共教育的投入能够提高当地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从而避免因为能力问题造成的劳动力反复迁移。柳建平（2018）研究表明拥有更长教育年限的劳动力在劳动力迁移时能获得更多劳动收入。
　　赵耀辉（1999）在研究发现那些具有最高的人力资本禀赋的农村劳动力，会优先考虑本地区的非农产业，而非异地迁移。张广胜（2018）研究得出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以后，中国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供给，因此需要以劳动力的质量替代劳动力数量，实现人力资本红利，推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因此，如果不考虑迁移过程中存在的阻碍因素，高技能劳动力在决定迁移时会倾向于选择人力资本回报率较高的地区，因为在这里他们能够获得更高的人力资本回报。东北地区人才总量和专业技术人员总数占地区总人口数的比重较大，但是因为东北地区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该地区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并不匹配，高层次人才的优势在东北地区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人才外流进一步制约东北地区经济持续发展。
　　四、结论
　　综上对劳动力迁移理论的梳理，学者们在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托达罗“预期收入”假说、唐纳德·博格“推—拉”理论、成本—收益理论、新经济迁移理论、行为主义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等诸多方面对劳动力流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因为劳动力迁移本身具有多变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变更，劳动力迁移理论所研究的问题也会表现出新变化趋势和特征，所以，劳动力迁移理论仍然需要继续研究探索新问题。尤其是东北地区在随着改革开放新经济形势下，出现劳动力大量流出的新问题、新趋势，更加需要新的劳动力迁移理论来全面解释新现象。得出如下启示：
　　（一）东北地区劳动力流出与区域经济环境市场化的关系
　　东北地区劳动力流出现象和这个地区的区域经济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当然也和东北地区发展经历有密切相关性。所以在研究东北地区劳动力流出问题时，应该在区域经济环境发展的背景下来探索，只有这样才能更全面地抑制东北地区劳动力流出，促进东北地区经济发展。
　　（二）东北地区劳动力流出对流入地经济的影响
　　劳动力流出对于流入地的经济影响，体现在就业机会、工资收入、社会保障政策等方面。因此，对于流入地的影响不仅在于经济方面，更在于社会行为方面，一方面，虽然流入地劳动力供给充足，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劳动力迁移使流入地的社会服务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对政府的公共服务政策提出更高质的要求。 　　（三）东北地区劳动力流出对流出地经济的影响
　　劳动力流出对于流出地的经济，存在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尤其是高技能型人才、企业家、创业者及中青年劳动力的大量流出，对东北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到难以挽回的影响。所以，在分析东北地区劳动力流出问题时，应该在教育回报率等人力资本背景下，进一步研究，除此之外，地方政府的人才流动政策也是应当考虑的重要因素。
　　（四）东北地区劳动力流出和人口增长的关系
　　东北地区劳动力流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地区人口增长缓慢，尤其近年来东北地区人口增长出现负增长的态势，人口结构出现恶化。在研究东北地区劳动力流出问题时，政府的婚姻和生育政策也是研究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在当前东北地区的人口提前进入老龄化、生育率持续降低等影响因素的现实情况下。
　　（五）社会保障政策对东北地区劳动力流出的影响
　　在就业过程中，社会保障对稳定性就业起到重要的作用。在研究东北地区劳动力流出成因时，考虑到良好成熟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东北地区劳动力流出起到了控制外流速度作用。所以，在研究东北地区劳动力流出问题时，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留住人才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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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潘洪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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