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中老年人风险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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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自2019年12月以来，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在中国持续扩散，引发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中老年人作为此次疫情危重病例的高风险人群，却在疫情扩散初期表现出不重视、不听劝的态度，在政府行动和媒体报道的日益增强下，中老年人才逐渐感知到疫情风险。因此，本研究以合肥市中老年人为研究对象，通过调研“新冠”肺炎风险传播期间中老年人的行为习惯和风险感知，基于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因子分析、多重对应分析等方法研究影响中老年人疫情风险感知效应的关键因素。研究通过建立评估风险感知效应的逐步回归模型，发现媒介使用程度和家庭环境因素在“新冠”肺炎风险传播中起到关键作用，而自我健康关注的贡献很低。贡献最为突出的媒介使用因素通过因子分析可以归结为五种独立媒介因子，其中新媒体在此次疫情风险传播过程中发挥显著效果。
　　关键词：风险感知;公共卫生事件;中老年人;媒介使用;新媒体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0）05-0025-06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的危害性极强，自身风险级别很高，中老年人因为年龄偏大免疫力低下，本身就是流行病的易感群体，在此次疫情面前更是危重病例的高风险患者。但是，在疫情扩散早期，中国有相当一部分中老年人并没有意识到这次疫情风险，微博热门话题#说什么也不愿意戴口罩的固执长辈#累积阅读量达到4.4亿，讨论超过18.4万;#防控肺炎父母不听劝怎么办#阅读量达到2.9亿，讨论逾6.4万……微信朋友圈、各大媒体、电视、报纸纷纷出现父母出门不戴口罩、筹划拜年聚餐、频繁出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报道。“不听话的爸妈”上了热搜，中老年人一时间成为疫情风险传播期间社会关切的焦点。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台新闻联播示范正确戴口罩的方法，就连《人民日报》都出来指导“年轻人家庭防控的5项建议”，而直到春节前后政府采取一系列交通管制手段和社区隔离策略以及各种媒体的积极报道，中老年人才逐渐改变他们的行为和态度，逐渐意识到此次“新冠”肺炎的风险与危害。
　　 中老年人在此次疫情风险传播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变化引起了研究者的浓厚兴趣。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中老年人因为风险意识淡薄属于弱势群体，他们难以真正感知到事件的实际风险，成为突发事件中的重点关注对象。“新冠”肺炎扩散期间，影响中老年人风险感知效应的因素有很多，本研究期望通过调研中老年人在此次疫情中的风险感知效应与日常行为习惯，明确影响中老年人疫情风险感知效应的关键因素，重点探讨新媒体在此次疫情风险传播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为今后指导中老年人应对类似突发事件时制定科学有效的风险传播策略，精准把握风险传播的有效途径。
　　二、研究现状与假设
　　 “风险感知”（Risk Perception）是人们基于某一特定风险事件结合自身直观判断和主观感受作出的概率性评估[1]。风险感知的突出特点是受众的主观性，因此基于自身主观判断风险特征与危害，往往会产生与事件实际客观风险之间的偏差。一般认为，“风险”具备两个维度，一种是事件本身实际存在的、可被量化的风险，即技术风险;另一种是受众基于心理认知构建的风险，即感知风险[2]。民众真实感知风险与事件实际技术风险之间并不存在显著一致性[3]，其差异来源于风险传播过程中媒体报道方式和决策过程带来的感知风险放大或減弱[4]。
　　 针对类似“新冠”肺炎急性传播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老年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感知风险远低于事件实际风险，即风险减弱。在民众感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过程中，媒体报道与决策尤其是新媒体发挥着关键作用[5]。李敏智以2009年甲型H1N1流感为例，从媒体报道、公共卫生类信息管理和新媒体传播三个角度出发，分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感知与信息传播机制，发现媒体的积极报道有利于民众正确感知社会风险[4];刘阳紫等人通过分析健康感知和媒介接触的关系发现，民众对健康风险的效能和威胁评估与不同媒介的接触和信任度显著相关，其中对电视和医疗渠道的信任增强会加深个人健康风险效能[6];孙壮珍以“问题”疫苗事件为例，研究风险传播与感知和微信媒介之间的关系时强调，由于手机等移动媒体覆盖面远超传统媒体，微信传播已经成为公众感知风险的重要渠道。新媒体在特定人群风险感知中究竟起到多大作用以及不同媒介又扮演何种角色，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7]。
　　 此外，中老年人由于群体的特殊性，当风险来临时，往往因为身心特点的独特性无法真正感知到事件的真实风险[8]，需要厘清自我健康关注在风险传播中的影响。同时中老年群体随着生理机能慢慢退化，社会活动也相应减少，家庭的代际支持是中老年人获取支持的主要渠道[9]，其风险感知很容易受到家庭的影响，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爆发于中国传统农历新年的背景下，家庭环境因素对提高中老年群体的风险感知效应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基于以上讨论，本研究认为，“新冠”肺炎风险感知效应和家庭环境因素、媒介使用程度、自我健康关注度相关，并提出以下假设。
　　 H1：中老年人使用媒介获取健康知识频率越高，风险感知意识越强。
　　 H2：中老年人与家庭成员交流健康知识频率越高，风险感知意识越强。
　　 H3：中老年人自我健康关注度越高，风险感知意识越强。
　　 H4：不同媒介渠道接触对中老年人的风险感知意识影响不同。
　　三、研究设计与样本
　　（一）数据与样本
　　本文将以中国合肥市45岁（依据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以上的中老年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基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背景，研究中老年人在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传播过程中，影响风险感知效应的关键因素，并重点考虑媒介使用、家庭环境因素和自我健康关注的作用。安徽省毗邻湖北，与华东六省相邻，在此次“新冠”肺炎扩散期间，疫情防控形势也十分严峻，省会城市合肥市作为重要交通枢纽，春运期间人口流动量大，疫情潜在传播风险强。因此，基于地理和人口学特征，以及对本地社会心态的判断，合肥市是本研究开展的一个理想采样点。 　　本文基于定量分析方法，以问卷调查为核心展开研究。通过在合肥市范围内发放问卷，了解中老年人对于“新冠”肺炎的风险感知能力和日常健康行为习惯。问卷设计22道题目，覆盖包括风险感知效应的主要变量，同时统计一般人口学变量。问卷统计回收177份，有效问卷144份，其中年龄不符合45岁以上问卷18份，主要变量五级量表评测出现缺省或无效值15份。
　　（二）变量选择
　　本文主要研究“新冠”肺炎在中国的风险传播情况以及影响风险感知效应的因素。研究设置风险感知效应为因变量，初步选择自变量7个，涉及家庭环境、媒介使用、自我健康和健康信息四个方面，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月收入等。主要变量概述如下。
　　风险感知效应（Y）：衡量中老年人对“新冠”肺炎的风险感知程度。通过电视媒介、网络媒体、社交网络、亲友劝告、政府行动5种途径引起的疫情关注程度评估。自制量表信度系数值0.758，量表信度较好。
　　家庭环境因素（X1）：衡量家庭环境对中老年人获取健康知识的贡献。
　　媒介使用程度（X2）：衡量媒介使用对中老年人获取健康知识的贡献。通过医护、报纸、电视、专业书、网站、微信、论坛7种获取健康知识的媒介渠道评估。自制量表信度系数值0.734，量表信度较好。
　　自我健康感知（X3）：衡量中老年人自我健康感知的程度。
　　自我健康重视（X4）：衡量中老年人自我健康重视的程度。
　　健康信息频率（X5）：衡量中老年人关注健康信息的频率。
　　健康信息广度（X6）：衡量中老年人关注健康信息的广泛程度。
　　健康信息动机（X7）：衡量中老年人关注健康信息的动机意识。
　　上述变量采用自制量表评估，数据均做归一化处理，数值从0到1代表相关变量级别逐渐升高。
　　（三）模型与分析
　　基于SPSS21.0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数据分析和模型讨论。主要包括：1.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2.风险感知效应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3.媒介使用渠道因子分析与回归分析。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統计
　　 基于问卷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主要变量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因变量风险感知效应和7个自变量均作数据归一化处理，数值从0到1级别逐渐升高，统计类型包括频数、极值、均值、标准差。媒介使用程度评估通过7种获取健康知识的媒介渠道自制五级量表评估，风险感知效应通过5种引发“新冠”肺炎关注类型的自制五级量表评估。
　　（二）风险感知效应影响因素分析
　　 在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面前，民众感知风险与事件实际风险往往并不具备一致性，政府决策和媒体报道对于风险感知存在放大和减弱作用。在此次“新冠”肺炎风险传播过程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中老年人的感知风险低于疫情实际风险。因此，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将研究影响中老年人疫情风险感知效应的关键因素，建立相关评估模型。
　　 研究初选七个自变量，分别从家庭环境、媒介使用、自我健康关注以及健康信息关注四个角度度量对风险感知效应的影响。首先进行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确定影响风险感知效应的主要变量和次要变量，相关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研究发现，风险感知效应和家庭环境因素与媒介使用程度在显著性水平0.01上显著相关，而健康信息频率和健康信息动机则是在显著性水平0.05上显著相关，自我健康感知、自我健康重视和健康信息广度认为不相关。因此，假设H3不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衡量中老年人自我健康关注的感知变量和重视变量在此次疫情风险传播过程中并没有发挥明显作用，这主要是因为“新冠”肺炎呈现阶跃式扩展态势，“武汉封城”、交通管制、封闭式管理等一系列雷霆手段使得中老年人对于武汉疫情的风险感知程度也呈现突然式增长。因此，自我健康关注等缓慢性因素对于风险感知效应贡献不大，这也是中老年人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共性。
　　为了进一步研究相关自变量对风险感知效应的贡献程度，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建立风险感知效应（Y）和主要变量家庭环境因素（X1）、媒介使用程度（X2）和次要变量健康信息频率（X5）、健康信息动机（X7）之间的标准化回归方程：方程的R2为28.3%，说明模型对风险感知效应解释力较好。方差分析显示，说明在显著性水平0.05下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比较显著。模型回归系数t检验如表3所示，健康信息的媒介使用程度（β=0.387，P<0.05）对“新冠”肺炎风险感知效应的影响最大，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正处在信息高度交流的互联网时代，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发展之路已经成为新时代媒体发展主旋律[10]，疫情风险传播实质仍是一种信息传播，而民众日常了解健康信息的渠道与这次关注疫情发展的途径相似。因此，媒介使用度较高的人接触到疫情风险的频率越高，进而具备更高的风险感知意识，假设H1成立。此外，家庭环境因素（β=0.198，P<0.05）对“新冠”肺炎风险感知效应的影响也不可忽视。“新冠”肺炎爆发正值中国传统农历新年，大量外出务工、上学子女回到家里与父母团聚，他们相较于父母网络活跃度更高，风险感知能力更强，先了解到此次疫情传播风险的他们第一时间分享给父母，因此家庭环境因素成为中老年人感知“新冠”肺炎风险的重要途径，假设H2成立。而健康信息频率（β=0.053，P>0.05）和健康信息动机（β=0.100，P>0.05）对中老年人风险感知效应的贡献较低。
　　回归方程包含的自变量越多，回归平方和越大，模拟的效果越好，但预报工作量也会越大，其中有些相关性不显著的预报因子会影响预测的效果。在多元回归分析中，已经发现健康信息频率（X5）和健康信息动机（X7）对中老年人风险感知效应的贡献有限。因此，考虑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寻找评估疫情风险感知效应的最优模型，设置准入显著值0.05，剔除显著值0.10。分析结果剔除变量健康信息频率（X5）和健康信息动机（X7）。使用家庭环境因素（X1）和媒介使用程度（X2）度量的标准化方程为： 　　回归方程的R2为27.2%，方差分析显示。其中仅使用媒介使用程度（X2）度量的标准化方程为：
　　回归方程的R2为24.4%，方差分析显示。
　　 利用媒介使用程度评估风险感知效应的模型决定系数R2已经达到24.4%，进一步论证了媒介使用在此次疫情风险传播过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这主要得益于以微信、微博、网络论坛等新媒体加入风险传播的行列。加入家庭环境因素的模型决定系数R2值达27.2%，与初始回归模型相差无异。因此，笔者认为在此次疫情风险传播过程中，中老年人风险感知效应主要取决于媒介使用程度和家庭环境因素，相应自变量指标值越高，中老年人风险感知程度越高。
　　（三）媒介使用渠道因子分析与回归分析
　　 上述研究发现，媒介使用程度在中老年人疫情风险传播过程中发挥着最为关键的作用。为了进一步探究影响风险感知效应的7种媒介之间的关联，寻求最能反映健康知识获取途径的媒介因子，明确新媒体因子的具体效应，笔者进行了基于主成分方法的因子分析。
　　 结果表明，通过媒介途径获取健康知识的KMO统计解释值为0.739，大于因子分析阈值0.5，表明健康知识获取媒介适合作因子分析。同时Bartlett球形检验值199.133，相应Sig.=0.000<0.05，说明媒介变量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因子分析模型中相关因子解释总方差量如表4所示，为满足因子分析要求的累计方差解释量达到85%，提取前五个主成分。
　　因子分析旋转成分矩阵如表5所示，可以发现因子1和报纸、专业书有很强的正相关，可以定义为传统纸媒因子，因子2和健康网站、微信联系紧密，可以定义为个人社交因子，因子3主要和电视媒介相关，可以定义为电视媒介因子，因子4和医护变量正相关，定义为专业媒介因子，因子5和论坛联系密切，定义为大众论坛因子。因此，获取健康知识的7种媒介途径可以归结于5种媒介因子，为了衡量5种媒介因子相较于7种媒介途径对于风险感知效应的评估程度，笔者分别采取逐步回归分析的方法建立相应最优模型，剔除相关性较差的变量。
　　首先对于问卷设计中的7种媒介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研究风险感知效应与健康知识获取途媒介的关系，设置准入显著值0.05，剔除显著值0.10。回归分析表明仅有微信媒介（β=0.513，P<0.05）和医护媒介变量（β=0.518，P<0.05）准入，报纸、电视、专业书、网站以及论坛变量被剔除。回归模型R2为29.2%，方差分析显示。比较标准化路径系数，微信媒介（β=0.513）比医护媒介（β=0.518）对风险感知效应影响更大，这主要是因为移动网络在我国网民中覆盖率很高，新媒体行业正在蓬勃发展，微信朋友圈成为人们了解各种信息来源的主要渠道。虽然回归模型决定系数较高（达到29.2%），但是仅将媒介使用归结于微信朋友圈和医护人员健康知识咨询并不能真正反映各种媒介的贡献，这主要是因为媒介之间具有相关性，并不相互独立。
　　 因此考虑采用因子分析中标準化媒介因子作回为分析变量，建立风险感知效应（Y）和传统纸媒因子（η1）、个人社交因子（η2）、电视媒介因子（η3）、专业媒介因子（η4）以及大众论坛因子（η5）之间的回归模型。模型采用逐步回归方法，设置准入显著值0.05，剔除显著值0.10。回归分析剔除变量专业媒介因子（η4），得到回归方程：
　　回归模型R2为22.4%，方差分析显示，F=11.316，Sig=0.000<0.05。基于因子分析得到的媒介因子彼此独立，更能反映媒介在风险传播中起到的作用，假设H4成立。专业媒介因子被剔除，主要是因为对于健康人群通过专业人员获取健康知识的频率较低，在日常风险感知中起到的作用有限。比较不同媒介因子影响风险感知的效果，发现个人社交因子明显优于其它媒介因子，说明相较于传统媒体，新媒体在此次中老年人风险感知过程中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作用。此外电视媒介因子也发挥着比较显著的作用，传统纸媒因子和大众论坛因子的影响则相对有限。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合肥市中老年人群体在“新冠”肺炎扩散期间的风险感知效应研究和相关影响因素的关联探索，通过相关性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因子分析等方法确定了影响“新冠”肺炎中中老年人风险感知意识的主导因素，揭示了中老年人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传播过程中的认知和感知规律，对发展受众心理层面的健康传播理论，以及指导针对中老年人群体的传播策略都有显著意义。研究主要结论概述有以下几点。
　　 一是在中老年人应对疫情风险传播过程中，媒介使用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风险传播归根结底是信息传播，媒体科学有效的报道对于民众尤其是中老年人感知事件实际风险至关重要。我们正处在网络高度发达的信息时代，依托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新兴媒介传播，风险才能第一时间被民众感知，这对于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尤为关键。
　　 二是家庭环境因素在此次中老年人感知疫情风险过程中也发挥了影响。疫情爆发期间正值中国传统春节，青年群体的大量返乡使得原本信息闭塞、相对固执的中老年人也能第一时间感受到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危害性和自我防护的重要性。
　　 三是自我健康关注并没有在此次“新冠”肺炎风险感知过程中发挥明显作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般呈现从缄默状态到突然爆发的发展特点，因此风险会在短时间内通过新媒体被民众感知，衡量民众长期自我健康关注的因素影响会被减弱。
　　 四是基于因子分析可以将与风险传播密切相关的媒介使用归结为代表性的媒介因子，其中反映新媒体效应的个人社交因子对中老年人风险感知效应贡献最为突出。新时代背景下，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发展已经与国家同命运、共呼吸，评估不同媒介因子接触对于风险感知效应的贡献程度，对于科学指导各种媒介尤其是新媒体集中发挥风险传播效应尤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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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杨楚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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