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媒介角色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 要：新媒体时代打破了不平等的信息传受关系格局，网络赋权给予了公共话语更多的表达空间，在此背景下网络舆情也随之呈现出新的规律和特点。作为公共舆论的集中场域、社会结构性暴力的减压器、舆论监督的重要渠道和网民的主要求助平台，承担多元化媒介身份的微博跻身成为信息传播系统中的重要一环，成为舆论形成、发酵、撕裂、次生分化与重组的重要阵地。本文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事件”（以下简称“新冠”肺炎）为例，依据微博的媒介属性和公共文化属性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微博的媒介角色进行全面分析，旨在对微博舆论场域的舆情引导提出合理有效的对策，构建多元包容的话语语境和健康的舆情生态，缓和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二元对立。
　　关键词：微博;舆论场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事件”;网络赋权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0）05-0012-04
　　2019年12月，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肺炎疫情在武汉爆发，截至2020年5月13日已造成国内八万余人感染，4 633人死亡。在疫情期间，疫情动向、疾病防控、捐赠品调配、渎职人员处理等多个相关新闻事件频频登上微博热搜榜，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微博是新浪公司旗下的大型社交媒體平台。根据笔者发放的关于“新冠”肺炎调查问卷结果显示：从民众获取疫情新闻的主要渠道来看，微博以81.55%遥遥领先，远远超过微信/QQ群（49.51%）、微信公众号（46.28%）、新闻客户端及网站（36.25%）等常见新媒体形式，也超过了报纸（6.47%）和电视（60.52%）两种传统媒体形式。基于此，笔者以微博为研究对象，全面分析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扮演的角色。
　　凭借其庞大的用户基数和裂变式的传播方式，微博在近年来诸多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在舆情的引发、引导和舆论监督形式的创新中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微博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事件”中扮演的角色
　　（一） 时效性极高的公共舆论场域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事件”期间，微博屡屡成为许多重大新闻的第一发源地。当疫情出现任何新的动向，都会迅速呈现在微博的“热搜榜单”上。
　　 例如，在疫情初期，武汉多家医院出现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物资匮乏的情况，众医院不得不向社会请求紧急支援。微博账号“湖北之声”将武汉众医院的求助信息汇总，发布了一条微博，得到《新京报》等主流媒体微博账号的转发，“武汉多家医院物资紧缺”的话题也迅速登上热搜榜第二名，讨论量累计23.5万。不计其数的网民看到这条热搜后积极响应，竭尽所能为疫区医院捐款捐物，涓涓细流在极短时间内汇成大江大河。
　　微博的传播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时效性，是由其裂变式的传播模式造就的。截至2019年年底，微博月活跃用户达到5.16亿[1]。如此大数量级的微博用户，在通过微博浏览各类信息的同时，也可以在平台上自主发布和转发信息，同时扮演着传播者和受众的身份。
　　当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的子事件发生时，离新闻现场最近的微博用户在平台上发布一条微博，“点对面”的传播随即形成。发布者若是具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消息无疑会以裂变的形式迅速传播。即使发布者只是普通网民，只要发布的内容具有足够的重要性，便会被微博算法推送到“热门”频道，经过更多拥有大基数粉丝量的“大V”转发后，传播给更多用户。
　　微博的裂变式传播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于一体，使得“一片雪花”经过滚雪球般的传播过程，形成人尽皆知的议题。值得一提的是，在微博的传播中，负面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影响力远大于正面信息。此处的负面信息既包括真实发生的负面事件，也包括各类流言、谣言。因此，一方面，裂变式的传播能对与负面新闻相关的机构产生监督作用，倒逼其积极做出反应，带来积极效应;另一方面，裂变式的传播也使得流言、谣言不胫而走，若不能及时澄清，则极易造成公众的恐慌情绪。
　　（二） “社会结构性暴力”的减压器
　　 研究和平问题的理论家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最早提出“结构性暴力”这一概念[2]。他把这一暴力定义为任何对个人实际肉体和思想潜力的控制，与直接暴力相对，结构性暴力强调暴力的主体难以确定，但同直接暴力给人类造成的精神痛苦是一样的，主要是基于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文化的等传统因素对人的潜力限制，具体包括，专制政体、不合理的经济制度、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不平等关系、社会歧视等方面。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舆论演变初期，部分民众在微信群聊中发布未经证实的疫情信息，以圈层传播特点著称的微信并未使信息得到裂变式传播。信息垄断导致新闻媒体对专业信息源获取不足，出现媒体预警滞缓等现象，使得信息传播遭遇阻塞，加剧了信息不对称。而公众作为信息资源获取的“弱势群体”，受信息杠杆作用影响，处于权威资源获取和信息传播架构中的底端，最终导致“新冠”肺炎疫情舆论进程加快。
　　 随着众多专业医疗信息资源被曝光、疫情中漏报瞒报等现象被披露，公众自发形成了以微博为阵地、以“肺炎”为主议题的母舆论场，希冀政府给予公开回应。在这种社会组织架构安排的权力支配网络信息的传播中，信息受传关系的底层逻辑被推翻，议程设置理论失效，公众成为信息传播生态格局中的“中心点”。
　　 从网络反腐公共监督，缓解官民矛盾到为不同阶级、群体的价值观碰撞提供平台，一定程度上缓和阶级矛盾，微博作为社会减压器以平等、自由、开放、包容的公共文化属性弱化了社会结构性暴力产生的可能，减少了因政治、经济权力等不平等关系而造成的舆情在主流视线中被埋没的现象，在专业信息资源共享公开、网络监督中赋予了公众更多权力。
　　（三） 最广泛、最直接实现舆论监督的渠道
　　 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发展壮大，也意味着受众地位的崛起。在传统媒体时代，信息的传播是单向的，受众单方面接收媒体传播的信息，却难以及时作出反馈。即使表达权向来是我国受法律保障的公民权益，普通民众却苦于没有充足的渠道行使这一权利。而微博发布消息没有门槛，没有严格的“把关”限制，为用户提供了畅所欲言的平台。 　　“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微博舆论监督成为了舆论监督的新形式。监督主体不断扩大，话语权实现下移，舆论传播的人性化趋势更为凸显。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媒体舆论监督渠道实现了诸多创新。各类各级专业媒体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利用多种媒体形式，将最新疫情动向在微博上广泛传播。同时，许多媒体适应新媒体受众的阅读习惯，一改精英声音淹没患者话语的惯例，更多将报道视角投向身处疫情中心的“普通人”，大大增加了报道的丰富性的同时，对不作为的相关部门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压力。
　　而普通微博用户通过自主发布微博、转发、评论等方式，各抒己见，积极行使表达权，对疫情事件中行为不端的机构加以诘问。普通民众在湖北红十字会干部渎职、大理违规征用口罩等疫情相关事件的问责中均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了网络舆论场的主要生产者，形成了有效监管相关部门的坚实民间力量[3]。
　　尽管微博传播的信息内容具有碎片化的特征，但当无数个体的讨论聚合于同一议题下，所产生的力量仍不可小觑。任何有损人民利益的行为，在网络的显微镜下都无所遁形。因此，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应更加重视微博舆论监督的力量，发现并解决问题，才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促使社会进一步向好发展。
　　（四）“拟态环境”中的求助平台
　　 早期就有网民利用微博进行求助的现象，如渐冻人求助、微博打拐等事件。多数事件主体借助个体、社会公益性组织、自媒体等来发布求助信息，都从属于小范围、低概率情况，民众对微博求助功能的普遍认知也较为欠缺。
　　而在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微博求助功能全面升级——面对日益增多的用户求助，国务院开通微博求助平台;微博推出线上“肺炎患者求助”专区，为“新冠”肺炎求助者提供求助通道，肺炎患者及家属可在#肺炎患者求助#超级话题中留下详细信息;相关政府部门则设置专门的通道，与求助者进行核实和对接。尤其在疫情爆发早期，各方面的应急机制仍未上正轨时，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微博社交平台实际上最先承担了承载求助信息、扩散求助信号的责任。
　　 微博以自身的媒介特性创建虚拟求助情境的拟态环境，在弱连接但互动充足的社交关系规律基础上，赋予每个普通个体发声的渠道，为无权者、失声群体提供技术赋权。同时求助信息又通过裂变式传播，让“遥远的哭声”实现近在咫尺的情感共振，使求助者的呼声在舆论的助力下获得更多的社会感知和社会动员，并最终得到问题的实际解决方案。
　　根据清博大数据显示，微博求助信息的发布者来源于普通平凡的个体，是不同阶级、不同群体的共鸣，而并非某一特定的弱势群体，微博放大了个体叙事的力量，一定程度上逆转了公众接受社会救助的被动局面。
　　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微博舆论的治理措施
　　（一）加强对微博平台消息真实性的考证和把关，遏制谣言传播
　　作为最主要、最快速的信息集散地与舆情发酵的场所，海量信息的泛滥为谣言传播提供了天然途径，微博也成为谣言产生与传播的温床。
　　 鱼龙混杂的用户身份、疫情阴影下情绪代替理智的民众、庞大的用户基数、裂变性的传播方式等因素，都进一步助推了谣言的传播，在加速舆情无序发酵的同时，引发了民众的社会恐慌情绪。同时，微博的把关机制更多是“事后把关”，往往是在假消息已经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后，才对相关微博进行处理。这些都不利于对舆论的引导和管控。
　　 从“嚼大蒜、喝酒、吃抗生素可预防‘新冠’肺炎”，到“用开水煮口罩可杀死病毒”，再到一些重量级官媒发布的“双黄连可抑制‘新冠’病毒”消息导致全民抢购浪潮、连双黄莲蓉味月饼也不放过的窘状频出。不实消息的传播，无疑会助长不必要的恐慌情绪，使舆论环境更加复杂，产生诸多消极影响。因此，信息平台加强对消息真实性的考证和把关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大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微博具有得天独厚的时效性优势，在对谣言的辟除上，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因此，微博运营方应当健全自身的把关机制，加强对消息真实性的甄别，当诸如“双黄连口服液可以治疗‘新冠’肺炎”的流言开始有传播的苗头时，要及时求证，删除不实信息，将谣言的真相公之于众，并对造谣用户根据情节恶劣程度进行相应惩罚，在造成更恶劣的影响前及时遏制住蔓延的趋势。
　　（二）把握“正和博弈”规律，构建有序“舆论生态”空间，实现双赢
　　正和博弈论的内涵在于当发生矛盾和冲突时，如果人们能从对方的利益出发，能从良好的愿望出发，便能使社会交往达到互利互惠的正和博弈状态[4]。换言之，我们应该在取长补短、相互谅解中达成统一，实现双赢的效果。
　　“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在微博这个重要的舆论场域，如何平衡官方和民间舆论场的话语权是核心问题。以形而上学的官僚化思维预设民众的心理预期，会使信息传播与公众关切错位;害怕或限制民众开口发声，忽视微博舆论空间的构建和舆论生态的净化，问题就会演变为网络空间舆论的口诛笔伐，甚至上升到现实冲突。
　　因此，政府应该加强对微博舆论生态的监测管控，依据微博自身强大的社交属性设立智能化民意、民情搜集系统，做到舆情实时监测与研判。政府还应给予民众广阔的发声空间和快速有效的表达与监督渠道，借助微博平台敦促构建平等、理性、信息对流交互的对话机制，在網络空间中积极回应公众关切的问题，努力构建有言可发、有法可控、民有所呼、必有所应的双赢局面。
　　在扩大民众话语权的同时，对侮辱、诽谤、谩骂等非理性化、情绪化发言应加强管控，进一步完善相关网络空间信息法令，依法严惩，防止舆论生态恶化引起谣言四起、舆论撕裂等不可控局面。
　　（三） 加强舆论引导，对症下药，提高新媒体素养和情感传播中的共情能力
　　造成舆论发酵、针锋相对的主要原因是信息不明朗，使得民众处于信息资源获取的弱势地位。保持知情、消解恐慌、积极防护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最直接有效的舆情应对步骤。因此政府及工作人员应顺应信息社会发展规律，培养自身新媒体素养和新媒体应用能力;加强专业权威信息公开透明度，提高舆情回应速度，在情绪取代理智的舆论态势产生之前减少信息不对称的可能。 　　同时，政府要严肃处理相关机构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典型问题，努力做到与公众同频共振、携手共进，谨防“塔西佗陷阱”。共情是现代公民的基本素养，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及时把握群众的“心理痛点”，对症下药，在共情传播中做好情绪宣泄和疏通，积极有效疏导焦虑、恐惧、愤怒等负面情绪，消解公众恐慌情绪。
　　作为此次疫情的界内“教科书”，交上优秀答卷的“硬核河南”在把控舆情、发挥舆论引导作用中的实践工作也可圈可点。首先，利用APP、短信、电视、广播、文字标语、无人机等一切宣传手段进行疫情信息输出，最大程度减少官方与民众的信息不对称，满足民众的“信息刚需”;其次，针对舆论呼声第一时间积极采取疫情应对措施，缓解舆论中隐匿的恐慌情绪;最后，河南省内主流媒体还加强舆论引导，率先占据舆论高地，奠定正能量的舆论基调。这些举措都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舆情应对与管理提供了宝贵经验和范式。
　　三、结 语
　　综上所述，微博在“新冠”肺炎这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舆情生态中扮演了多重角色，在舆情的引发、引导和舆论监督的各个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形成了个人、媒体、政府等多方共振的舆論场域，但也不可避免的面临谣言迭生、舆情难控的二重困境。微博运营方和政府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提高新媒体运营能力，重视微博作为公共舆论场域的代表性和特殊性，重视民众的声音，对微博舆论环境作出进一步规范，构建良好的舆论生态。
　　参考文献：
　　[1] 2019微博第四季度及全年财报[EB/OL].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2020-02-26/doc-iimxyqvz6006957.shtml，2020.
　　[2] Galtung J.Peace by Peaceful Means：Peace and Conflict.Development and Civilization.London： Sage，1996.
　　[3] 王新慧.博弈理论在人际关系处理中的应用[J].教育现代化，2018，5（24）：357-359.
　　[4] 任昌辉，郑智斌.微博舆论场的构成及其博弈探析[J].宁夏社会科学，2017（1）：57-61.
　　[责任编辑：杨楚珺]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7/view-1523863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