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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王晓岩

  摘 要: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战乱迭起的时代,在世积乱离中,中原却仍和西域保持着密切的来往。经济的沟通带来了文化的交融,给中原文化添上了浓墨重彩的异域风情,中原文化得以焕发新生,呈现出新的面貌。西域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包括语言文字的交融、佛教的引入、文学艺术的互通、服装的改变等。文章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与西域的沟通交流对二者文化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
  魏晋南北朝是历史上的大动荡时期,其动乱原因在于中原地区残酷的政治斗争,使政权更迭频繁,兵事频起。广大人民为了躲避硝烟战火,不得不四处流离,寻找新的居所。自汉代起,中原与西域的沟通便无间断,或是和亲,或是往来朝拜。因此,至魏晋南北朝时,西域成为许多流民所选择的重要避难之所。汉人迁往西域,不仅仅是一次地域上的迁徙,更是把中原地区的文化带到了西域,同时汉人又受当地文化风俗的影响,在沟通交流中,两种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新的文化形态。
  1 语言文字的交融
  从广义上来说,西域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指一片区域;从狭义上来说,西域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新疆广大地区。西域幅员辽阔,大大小小的国家都聚集于此,因而民族众多,使用的语言文字也丰富多样。语言是人与人进行沟通交流的基本工具,因此,中原汉人与西域少数民族必然要经历一个语言磨合的过程。西域有许多国家,语言大相径庭,但西域各少数民族却深仰中原文化,多学习汉文,以汉语言来书写沟通。在罗布泊遗址中挖掘出的少数民族信件中,所使用的便是汉文,文章语言流畅,圆熟流美,有这样的记录:“羌女曰:取别之后,便尔西迈,相见无缘,书问疏简。每念兹对,不舍心怀,情用劳结。仓促复致消息,不能别有书裁。因数字值信复表。马羌。”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一段普通的文字,仔细考量这段文字中的主角,我们可以发现,信文中的羌女并非只是略通汉文,而是已经能够对汉文运用自如。也就是说,罗布泊地区的少数民族已经深谙汉语言的使用方法,且将其推广开来,成为书信交流的重要方式。
  此外,高昌地区也是文化交融的重要之地。高昌与内地毗邻,是古时西域的交通枢纽,是东西方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要塞,且因躲避战乱,大批汉人迁往西昌,使西昌汉人云集,因此,汉文使用十分普遍。《梁书·高昌传》记载高昌地区将五经、历代史、诸子集作为经典来研读,可以看出高昌地区对中原文化的强烈认同感,他们接受了儒家的经典教义,并作为治国的重要方针。同时,西昌“国人语言与中国略同”“文字亦同华夏”也可以证明西昌文化已趋于汉化,使用汉语、研读儒家经典来教化子民、发展国家,这些都是对中原文化的效仿。也足以看出,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原文化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其扩散到了中原以外的地区,被尊为治世经典。
  总的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的语言文字已十分熟悉,并将其运用到日常交流中。也就是说,此时西域已广泛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那么,在文化交融的背景下,迁入西域的汉族人又受到了西域文化的哪些影响呢?掌握语言是双方交流的前提,汉人迁入西域,也必须掌握当地的语言、文字,这样才能保证沟通能够顺利进行。从挖掘出的佉卢文书中可以看到“兹于伟大国王,上天之子迈利陛下在位之四年三月十三日,鲜卑人到达且末,劫掠国王,抢走居民。支那色伽尸由此处(给予)金币二枚和德拉克马二枚,作为对该人之答谢”。说明汉族人与当地居民已有一定的来往交流,在交流过程中,双方的语言文字互相融合,丰富了自身的语言系统,增强了语言表现力。在民族融合的背景下,是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互相认同、互相学习,反过来,文化的融合使各民族能够友好相处,对各民族的团结与和谐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2 佛教文化涌入中原
  据记载,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原,但是并未引起较大的影响。佛教真正在中原地区蓬勃发展,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杜牧曾写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可见当时寺庙数量之多,也印证了佛教在中原地区的繁荣发展。此外,佛教对中国诗歌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增强了文人的时间意识,增加了诗歌的艺术想象力,魏晋时期出现的“建安风骨”“竹林七贤”“正始之音”无不感慨人生的短暂,抒发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同时,佛教也带来了许多新的词汇,增加了诗歌意象,拓展了文学空间,如“菩提”“尘埃”“轮回”“因果”“涅槃”等词,增强了中国文学的表现力。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原地区繁荣生长,其影响延续到了唐、宋,既丰富了人们的精神追求,又给中国文化施加了新的养料,使中国文学异彩纷呈。
  3 艺术的互通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动荡不安,但与西域的交流并未因战争而停滞。在往来沟通中,中原地区与西域艺术逐渐融合,尤其在乐器、绘画方面。西域地区为少数民族聚集地,其艺术文化丰富多彩。西晋时期,天竺国送给凉州刺史张轨乐工十二人,乐器多种,包括笛子、琵琶、箜篌、皮鼓、铜鼓等,乐工进入中原,带来了多種天竺曲调;大量的西域乐器也为中国诗歌增添了许多艺术色彩,影响直至唐宋。唐代就出现了许多与音乐相关的诗歌,如白居易的《琵琶行》、李贺的《李凭箜篌引》、王之涣的《凉州词》等。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与西域在绘画上也逐渐融合,中国画使用毛笔,有粗、细、顿、折,印度画用苇笔;中国画讲究中和之美、气韵生动,而印度画则讲究立体之美,二者在文化交流中互相吸收,共同发展。
  4 风俗的影响
  在大量汉人迁往西域的同时,西域人也涌入中原地区。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西域各个阶层纷纷投向洛阳。孝文帝尊崇中原文化,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改革,使西域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更为紧密。在这个过程中,经济的交流带来了文化的融合,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互相渗透,形成了新的风貌。对于中原人来说,西域的风俗习惯、奇珍异宝、乐器、舞蹈等都带着一股奇特的异域风情,穿胡服、住胡帐、学胡坐、弹胡乐、跳胡舞成为风靡一时的活动。对于西域人来说,中原文明的繁荣昌盛,使他们生出仰慕之情,从北魏孝文帝改革即可看出一二。孝文帝为移风易俗,迁都洛阳,禁止胡语,改汉姓,尊孔子等,使鲜卑族接受了中原地区先进文化制度,推进了各民族的交流融合。在风俗互相影响的过程中,各民族间的交流更加密切,往来更加频繁。反过来,也推动了民族的团结统一,增强了民族情感,这对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5 结束语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与西域的文化交流使各族人民在交流中增加了友谊,增强了民族情感与民族凝聚力,推动了民族的融合。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所以繁荣昌盛、生生不息,原因便是文明的不断交融。文明的交流使各民族之间能够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正如孔子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文明的交流使各族人民在互相观照中既看到自身文化的长处,也看到自身文化的短处,学习对方的长处,摒弃自身的短处,进而推陈出新,推动文化的发展。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也能够看到西域各民族文化的多姿多彩,文化的交流融合不仅增强了民族的认同感,而且使民族之间具备更强的包容心来吸纳异域文明,这也正是中华民族爱好和平、以和为贵的精神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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