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与恶的博弈：评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 要〕 《我们与恶的距离》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短集电视剧。本文从多角度深度剖析此片中善与恶的博弈，彰明人性中善的光辉。
　　〔关键词〕善与恶；司法与民意；舆论操控； 理性
　　2019年一部仅有十集的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The World Between Us）火爆网络，豆瓣评分高达9.5分，成为第六届豆瓣电影年度榜单评分最高的华语电视剧集。该剧生动而现实，以上帝视角不带偏颇地展示了一起精神病患者无差别杀人的恶性事件后，受害者家属、加害者家属、辩护律师、盲从大众以及公众媒体各方的反应，深刻表明在善与恶，黑与白，好与坏之间没有绝对的对错，永远存在着一片灰色地带，而值得肯定的是，在所有的慌乱和崩溃之后，人类理性的光芒依旧熠熠生辉，带给人们以新的希望。
　　一、剧情梗概
　　故事发生在患有精神疾病的李晓明无差别杀人事件发生的二年后，宋乔安是品味新闻台的编辑主管，也是无差别杀人事件罹难者之一的母亲。痛失爱子的宋乔安终日生活在痛苦中，渐渐地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恶意，与丈夫、女儿、同事之间的关系都变得紧张。当在受害者家属与被害者家属，两个家庭的纠葛也正式开始。之后宋乔安发现了李大芝的身份，利用职权报道了李家人的居住地址，李家人再次陷入被媒体和大众的声讨之中，矛盾全面升级。
　　品味新闻台因为过分追求新闻热度而忽视了新闻的真实性，在每次的冲突面前总有品位新闻台报道的身影，其成为引导舆论的操纵者。而李晓明的辩护律师王赦是一位热衷于精神病犯罪研究的人，他致力于寻求精神病犯罪背后的行为动机，认为这是有效防范无差别杀人事件发生的根本途径，但是迫于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二审维持原判的法院提前对李晓明执行了死刑。王赦心灰意冷，迫于家庭的压力、大众的谩骂，选择了妥协，放弃再为精神病犯人辩护。
　　换了工作的王赦生活并不开心，王赦的妻子在见到丈夫日渐憔悴后逐渐开始理解丈夫的追求，并劝说丈夫回到原来的工作方向。李家人也选择放下过去，通过公益来积极面对生活，面对大众。乔安也在丈夫的帮助下努力回归家庭并在工作中找回新闻人该有的理性和谨慎，生活依旧美好，希望已经到来。
　　二、善与恶的博弈——剧中矛盾的深层分析
　　1.受害者和加害者
　　在《我们与恶的距离》这部剧中，导演不同于其他电视剧，用了大量的镜头描述：在哥哥李晓明杀人之后，其父母妹妹被贴上“加害者”的标签不停地遭受骚扰和攻击的画面。造成标签的“加害者”却是实际的受害者。父母为了让妹妹过上正常的生活逼着她改了名字进入品味新闻台工作，然而戏剧的是妹妹工作的上司（宋乔安）就是受害者家属之一。宋乔安在意外发现妹妹身份后利用手中的权力曝光李家父母的住址，让他们再一次遭受大众的谩骂，受害者成为实际的加害者，这便凸显了人性的复杂。剧中一段场景，李大芝质问宋乔安说：“难道我们犯人家属就没有活下去的权利了吗？”宋乔安回应道：“难道我儿子就没有活下去的权利了吗？”这无法分辨过错，因为人人生而平等，古代讲“杀人偿命”，这种观念在现代依旧盛行，其背后的原理在于生命权与生命权的对等，而不是数量上的对等。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生命的法益是高于一切的。该剧中受害人家属和加害人家属的对立，其实是人性善于恶的对立。没有人是圣人，也不能做到圣人。谁是加害者，谁又是受害者，在善与恶的天平之间又倾向了哪一边，这是《我们与恶的距离》呈现给我们的一个悖论。李大芝的老师对她说：“你是一个好强又好学的人，但是不要挑战人性。”这是何其讽刺又现实啊！
　　2.司法正义与大众民意
　　剧中的又一主人公是李晓明的辩护律师王赦，他是一名热衷于给精神病杀人犯辩护的律师。他认为“解决伤害最好的方法，是善后和预防”。在民众叫嚣着处死精神病杀人犯，媒体火上浇油的疯狂背景下，王赦似一朵奇葩，他冷静又执着，代表着绝对的正义和理性。他的理性主义和对正义公平的追求似乎不能被任何挫折所打倒，然而法院傳来李晓明被执行死刑的消息却给他当头一棒。剧中有一个特写镜头令人深思，王赦望着墙上象征着公平正义的天平，久久不语。剧中法院为了平息大众的怒火将李晓明提前枪决，本应该最是公平正义的法院在这一刻似乎也成了舆论的跟屁虫。何其悲哀！这是《我们与恶的距离》反馈给我们的第二个思考，当程序正义与大众的朴素正义发生矛盾时，我们应该如何抉择？亦即是当司法正义和民意不是特别吻合的时候，又该如何取舍？民意往往代表着人们朴素的正义观，是人们内心道德的反应，但是民意不代表理性。法律不仅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也是理性主义的载体。因此，当司法正义和民意发生冲突时，保持理性的法律观，坚持司法正义是必然选择。
　　3.舆论与媒体
　　在现如今的互联网信息时代，舆论的压力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我们与恶的距离》中推动剧情发展，反应舆论现实的一个重要平台—品味新闻台，是一个追求新颖和快速的新类型的新闻发布平台。为追求新闻热度而报道假新闻：泰国爆炸案。为博人眼球将撞死女大学生的新闻标题改成撞死女高材生。还有乔安的同事麻木地说：“我们做新闻的，怎么能不报道假新闻呢？”这些细节描写鲜明表明媒体已经成为为抢占眼球而忽视客观事实真相的工具。一次次夸张失真的报道，煽动着民众的情绪，操控着舆论的走向而罔顾事实和真相。媒体已经成为恶的制造者和传播者。在剧中曾出现多次网友在品味新闻台留言的画面，语言激烈谩骂诅咒充斥其中却高喊着“正义”之声。媒体丧失基本的职业道德底线，操控着舆论，成为充斥着恶意的刀。这是《我们与恶的距离》让我们深思的第三个困惑：在物欲横流、信息爆炸的今天，肩负着传递信息作用的媒体平台应当承担起怎样的责任与使命？怎样引导大众舆论？值得庆幸的是剧的最后一集中宋乔安发现了这一问题，开始试着改革，重新找回媒体人的理性与谨慎。这也在告诉我们作为媒体人应当始终坚持基本的职业道德底线，为自己向社会发送的每一个字负责，积极引导社会舆论，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三、善恶博弈的深刻反思
　　1.善的缺失是惡的结果的根源
　　王赦有段台词说：“不是每个人生下来都可以选择……我们是在不断地被否定中长大的，甚至有时候就会相信，那些在我们脑袋里面说我们没有出息，没有用的那些人，那些声音是真的....他想杀掉的人，大概是那个小时候的自己。他的确犯下了难以原谅的错误，我会说他是个罪人，可是他不一定是个坏人。”人们说“童年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童年幸运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这句话是不无道理的。尽管对于人性的探讨从苏格拉底时期至今都没有定论，但是生来就恶的人至少能说是少数，绝大部分的犯罪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缺少善的引导。善的缺失是造成恶的结果的根源。
　　2.理性的思考是阻止恶的关键
　　人是理性与感性并存的生物。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的原因在于人具有独有的理性思维。感性是促进人们感情的催化剂，理性却是人们保持克制和限制欲望的关键所在。在本剧中能看到多少理性的光辉呢？当最应该代表理性的法院也屈服于舆论之下，仅仅依靠一个普通的律师来维持理性的冷静，又可以坚持多久呢？当盲从的大众激昂地随意散发带着恶臭的谩骂喧嚣于网络之时，理性的声音淹没其中，恶的结果又怎么可能不出现呢！正如一句话所说：“夸奖的话可以脱口而出，诋毁的话要三思而行。”在现在信息爆炸的社会，人们依靠着便携的交流方式，肆意地散发着自己的观点，又依靠网络匿名外衣的保护而更加肆无忌惮。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只有真正降临在自己身上时才知道脱口而出的诋毁究竟有多伤人。语言可以杀人，但同时也可以救人，关键在于这语言是脱口而出的咒骂之语还是通过自己理性思考之后发出来的温暖之语。人因感性而鲜活生动，千姿百态，却因时刻保持理性而理智。我们都有可能与恶擦肩而过，但唯有爱和放下，可以继续向前走。如果我们开始设身处地地为他人考虑几分钟，开始认真倾听他人的话，我们学着理想思考，善意对待一切，在按下发送键前开始认真考虑，我们的世界或许会变得不一样。
　　（责任编辑：翁婷皓）
　　参考文献：
　　[1]柏拉图.理想国[M].江苏：译林出版社，2018.
　　[2]顾晓.网络时代公共事件传播中的社会负效应——以台湾现实题材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为例》[J].新闻爱好者，2020（03）.
　　[3]休谟.人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4]杨婷.浅议现实主义电视剧的艺术化处理——以《我们与恶的距离为例》[J].视听，2019（08）.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7/view-1535404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