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迈向普及化的几个共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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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教育部颁布的《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8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 83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8.1%。当我们谈论我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时，“未来已来”;当我们讨论高等教育普及化将至的可能性时，“将至已至”。依照马丁·特罗提出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划分标准，我国距离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仅一步之遥，指日可待。
　　自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至今，接受高等教育服务已不再是过去少数社会精英集团独享的特权。展望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未来，高校办学主体的多元化、学生组成的多样化、学生跨境流动的常态化、学习方式的智能化、招生压力的凸显化、学校治理主体的开放化……，这些在高等教育精英化、大众化阶段无法想象的情景和矛盾，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都将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主要矛盾正从过去“满足于能上大学”向“渴望能上理想中的大学”转变;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其它诸多矛盾既有国际上高等教育发达国家和地区所曾遇到过的共性问题，更多的则是集中反映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国情实际所特有的个性化问题。站在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转换节点上，亟需高等教育研究者科学、客观、准确地预测未来高等教育发展趋势，进而推动高校和各级政府以及教育主管部门做出有效应对。
　　从国际经验来看，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向普及化转变过程中会遇到一系列共性问题和现象。
　　第一，学生的年龄、性别、国籍、肤色、乃至是否结婚生子等学生的结构组成特征将发生显著变化，不仅会有年龄段的迥然差异，祖孙三代同堂学习也绝非少见。随着终身学习观念的渐入人心，越来越多未能进入大学校园学习的民众，在具备了闲暇时间、精力和财力之后，选择到大学接受教育服务必将成为一种社会趋势。这对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及整个国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升大有裨益，实属乐见其成的现象。不过，与此同时，随着“少子化”时代的到来，未来学校的新生入学计划完成率和在校生规模以及中途退学率、最终获得学位的学生比率等指标将影响乃至决定学校的生死存亡，高校如若经营不善，“关门歇业”或将成为一种寻常现象。与此同时，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保障提升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再加上以“留学中国（Study in China）”为标志的高等教育深化对外开放，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将日渐提高，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将会选择到中国高校学习深造，大学校园乃至课堂上学生结构都将发生显著变化，各种肤色和操着不同国家语言的留学生占比将越来越高。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高校学生事务服务理念和模式亟需做出相应调整和应对。
　　第二，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学生的学习方式以及教师的教学方式都将发生深刻变化，学习内容将更加注重知识媒介载体的信息化、可视化、可穿戴化，自主学习、深度学习和泛在学习、模块化学习将成为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主流学习方式，甚至利用脑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植入式学习也并非遥不可及。对于大学教师群体而言，他们不仅要承受传统意义上的教学方式带来的身心压力，而且还将面临对于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当然，教师在教书过程中的育人功能短时期内依旧无法被取代，但未来的发展变化速度和趋势不可预料，他们必须提前做好知识能力和技术技能储备。
　　第三，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高校的内部治理结构更加明晰，治理主体间的权力制约和均衡关系将越发明朗;高校与政府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间的关系也将由目前的接受和服从管理以及行政命令要求乃至硬性干涉等关系结构，向着以“平等、规范、自律和责权合一”为代表特征的“共享、分治、共治、善治”阶段转变。目前已开始进入公众视野范围内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将成为规范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干涉高等教育正常发展的“紧箍咒”和“红线”，责权利主体间的关系划分将更多地依赖于制度和法律，而非过去那种简单的“人治”和行政指令。与此同时，作为高校内部治理主体角色的行政权力代表的校长、政治权力代表的党委、学术权力代表的学术委员会以及权力监督和权益保障机构代表的教代会、学代会和工代会的功能和权限将会有更大的提升，或者是这些机构权限范围在现代大学制度和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背景下将有望逐步实现本然回归。可以预见，高校掌门人校长的遴选方式将会逐渐突破目前的“上级行政机关任命制”这一单一模式，大学校长群体的标配画像不再是由“两院院士”或类似“国字号人才”这种学而优则仕的“學术挂帅型”单一面孔，更多熟悉学校情况和高等教育办学规律、洞悉国际高等教育发展动向、具有丰富社会资源以及综合能力强、并且熟悉教育组织行为领导艺术的“专业化的教育家”校长群体将走向前台。
　　第四，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大学将更加侧重和回归人才培养的本然功能，学校办学方向和发展战略定位的决策过程将更加开放、透明。高等教育领域的供给侧改革的趋势，就是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在关注社会用人单位需求导向的同时，也将更加强调受教育者群体的个性化内在需求。不同类型和层次的院校将会有更加理性的自我定位，譬如，研究高深学问、引领和推动社会发展将依然是一流高校的办学使命和愿景;而旨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普通劳动者的院校定位将更加务实，不再一味地追求学校升格和申报硕士或博士学位点，主动撤销一些专业或者裁撤一些办学效益不佳的学科将成为常态，积极适应或者主动服务社会经济发展，以更好地提供能满足受教育者个性化发展需求的知识结构必将成为这些院校最真实、最理性的办学方向。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作为高校发展脊梁和支柱的学科建设模式，也必然会迎来焕然一新的局面。学科建设将摒弃目前依赖NSC（Nature， Science， Cell）或者SCI、SSCI论文数量而人为“造山填海”的学科发展和绩效评估方式，逐渐摆脱照搬各种学科评估结果来作出存废取舍的模式，目前高校学科建设过程中凸显出来的由校领导和学科管理部门靠查“ESI学科数量和排名”来设计高峰学科、高原学科等学科布局的局面。相反，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办学逐渐回归高等教育内在应然规律，将更加注重遵照学科内在的发展逻辑，日趋回归和遵从学科生态系统内在规律。
　　总之，高等教育从大众化进入普及化阶段，并非简单地是高等教育适龄入学人口比例在数字上的变化，而且是包括校长以及行政职员、一线教师、学生、政府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乃至普通社会民众等在内的高校内外部利益相关者集团的整体变化，是社会国民经济发展需求对于高校提出的要求发生的变化，甚至是高校自身在协调和合理均衡制约内部治理结构中权利主体间的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从世界范围来看，高等教育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值得批判地加以借鉴，但更重要的是需要密切结合我国高等教育实际，立足我国的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需求特点，立足中国大地，回归高等教育发展“育人为本”、引领社会发展的本然定位和应然状态，顺利实现中国高等教育从大众化进入普及化阶段的合理、稳定和高质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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