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叙事与儿童教育：《格林童话》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要：作为世界儿童文学经典，《格林童话》在当代具有一种内在矛盾性：少年儿童是其主要的读者，但是这些故事中充斥着各种与暴力、残酷、恐惧相关的细节。文章研究《格林童话》的暴力叙事，分析其暴力伦理的特点。论文指出：这些故事中暴力的正义性是当时社会伦理的表达，也与社会等级、性别身份密切相关。要有效地利用这些童话故事教育儿童，我们既要回到《格林童话》产生的历史语境中考察其中暴力情节的合理性，又要在当代权力和正义伦理框架下反思这些暴力叙事可能对少年儿童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格林童话》；文学伦理学；暴力；正义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9）31-0025-04
　　一、引言
　　《格林童话》是经典儿童读物，但是其中许多故事的教育意义都基于各种暴力的惩罚，从而令读者恐惧。什么是暴力？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中的暴力定义，暴力是“蓄意地运用躯体的力量或权力，对自身、他人、群体或社会进行威胁或伤害，造成或极有可能造成损伤、死亡、精神伤害、发育障碍或权益的剥夺。”从这一定义来看，在《格林童话》最具经典意义的50个故事童话中，44个故事都有暴力内容。这些暴力描写可以分为以下几类：自我伤害、人与人之间的暴力、人与动物之间的暴力、动物与动物之间的暴力。
　　儿童作为最容易受到暴力伤害、也最容易被各类暴力因素影响的人群，是全球暴力文化的直接受害者。随着对媒体影响和儿童教育的日渐重视，儿童文学和媒体作品中的暴力再现及其印象受到文学和媒介研究人员的关注。有些学者从社会习得和社会认知理论出发，认为童话中的暴力元素让暴力解决问题变成一种自然现象，各种恐怖场景则会给儿童造成精神和心灵伤害。如海勒（Terry Heller）指出：“我们从童年经验知道，恐怖故事的确会令人害怕，虽然我们尚未明白为什么还要听这些故事或我们如何承受这些故事。”（Heller 26）然而，在近年来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童话中的暴力因素持积极态度。他们认为，童话中的恐怖与暴力有其教育目的，包括培养儿童的谨慎态度和处世能力，或是为了规训儿童。“在群体中，儿童会遇到成人生活中的各种挑战：背叛、阴谋、克服恐惧、争吵和嫉妒。他们要面对人性的丑恶一面，也要发展能力应对这些黑暗力量。”（Allan 7-8）
　　在中国大陆境内有关童话中的暴力问题研究并不多，但是已经有一些研究观众以儿童为受众的媒介中的暴力问题。有些学者关注的是普遍意义上的媒介暴力对儿童的影响，如卜卫在《媒介暴力与儿童》中指出：媒介暴力对观众带来的心理影响涉及行为、情绪和认知，但是同时强调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有差异。也有些学者关注特定的媒介产品对儿童的影响，包括动画片、漫画、电子游戏等。这些研究的立场相对统一，都认为媒介产品中的暴力能对儿童产生危害，有必要对其进行监管。
　　童话中的暴力残酷内容为什么存在于童话中？现代社会里，家长和老师引导儿童阅读这些经典故事时应该注意什么？本文通过分析这些故事的暴力情节来追溯故事产生时代的伦理环境，借助暴力伦理的变迁考察社会变迁，重新思考经典童话故事的道德倾向及其在当代的意义。
　　二、暴力的正义性与当代解读
　　迄今为止，虽然人类社会对暴力的态度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但是尊重个人权利和多元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应该如何理解《格林童话》中暴力的正义性？
　　暴力叙事在童话叙事中的主要功能有两种：一是衬托恶者之邪恶狠毒，二是匡扶正义，解救无辜受害的人。或者说，童话的经典叙事结构之一就是“以暴制暴”。正义暴力中最突出的一种描写是对作恶者的惩罚——这些作恶者往往是坏女巫或继母，在几个类似的故事中，她们所受的惩罚都包括羞辱（扒光衣服）、身体伤害（装进内壁有钉子的桶里）和示众（被马拉着在街上拖来拖去），直至死亡。这类故事以极端的暴力手段在儿童心中种植正义的种子，但是与当代社会以“人权观”为代表的价值观念完全背道而驰。
　　民俗学家的研究已经表明童话原本并非仅仅为儿童而创作，《格林童话》也并不例外。玛利亚·塔塔尔（Maria Tatar）在她的著作《格林童话中的残酷事实》中分析了《格林童话》的性与暴力因素，“残酷事实（hard facts）”包括“一个又一个童话中不断出现的受害/报复范式”，其中描写了“各种残酷无情的行为和惩罚”。她指出童话原本是部落聚会时由成人讲给成人听的故事，只是在过去二三百年的时间才成为儿童文学经典（Tatar，xxvi）。在很多方面，格林兄弟搜集的故事表现出从成人娱乐向儿童文学的转变，而格林兄弟以《儿童与家庭故事》命名，表明他们希望这部作品主要以儿童为目标读者（Tatar，21）。
　　要理解童话中“正义暴力”的合理性，必须考察《格林童话》诞生的17、18世纪的时代背景和《格林童话》所承载的民族特性、价值观念和文学传统等。陆霞在《走进格林童话》中指出：“德国一直是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战场，是欧洲列强争夺霸权、德国人自相残杀的地方，德国人民长期饱受分裂与战乱的痛苦。”当欧洲列强完成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之后，德国仍然处于小国林立的支离破碎状态，“千百年来德意志总是一切战争的战场，总是外国的战利品。”（陆霞，21-24）在德国文化长河中，争取德意志民族的统一一直是很多文学运动的动力与主旨。随着浪漫派文学的兴起和狂飙突进运动在德国发展，文学家们的关注点由宫廷贵族转向了民间的平民百姓，民间文学、民歌民谣、民间童话等成为文学创作的新材料和源泉。格林兄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始搜集民间童话，整理、编写了《儿童与家庭童话集》。因此，这些故事必然带有当时时代的烙印。
　　彭懿指出，《儿童与家庭故事集》初版由于“没有任何意义、肮脏”遭遇了大量批评，在第二版中，格林兄弟大刀闊斧地删除了34篇童话，其中不乏那些因其血腥暴力、诲淫诲色而遭受批判的故事。此后，格林兄弟仍然继续对这些故事进行修订，直至完成经典的第七版。（彭懿，57-58）然而，正如塔塔尔指出的那样，虽然多年来，“威廉·格林有系统地净化故事中集中涉及性的内容，掩盖关于乱伦欲望的描写，”但是“大体来说，对于虐待儿童、饥饿、冻伤的触目惊心的描写，还有对残酷惩罚的细节刻画，他并未进行审查。”（Tatar，10）童话中这些血淋淋的事实符合家庭冲突和幻想等心理现实，它们是对儿童情感需求的回应，而童话经久不衰的魅力也正在于此。 　　在西方文明发展的早期，暴力并不必然是邪恶的，这一点可以从有关正义战争的讨论中看出。正义战争学说在中世纪成为主流的理论，如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正义战争应具备三个必要条件：（1）有权宣战的统治者的权威；（2）要有充分根据的理由；（3）交战者需要有一个正当的目的（阿奎那：135-136）。由此来看，童话中的“正义暴力”也符合这些条件：暴力的执行者是法官或国王等权威人士，作恶者的行为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而复仇或惩罚等目的也是为正义背书的合理理由。也就是说，暴力带来的善必须远大于恶，并能恢复正义的秩序。在格林童话中，等级关系是维护暴力行为正义性的主要因素。暴力执行者往往是一些有特权的人：在家庭中，父亲拥有对子女的绝对权力，丈夫拥有处罚妻子的权力，母亲（继母）拥有决定女儿命运的权力；在国家里，国王拥有支配所有人命运的权力；在人与自然界之间，人类拥有支配动物、杀戮动物的权力。这些普遍存在的威权暴力，一方面再现了格林童话创作年代的社会价值观，另一方面也让当代读者反思各种等级制度和霸权关系。
　　著名和平理论学者约翰·加尔顿（J.Galtung）提出了“结构性暴力”和“文化暴力”的观点。在他看来，暴力是“任何使人无法在肉体上或思想上实现他自身潜力的限制”。他把暴力区分为“直接暴力”、“结构性暴力”和“文化暴力”三种形式。直接暴力的形式（杀戮、残害、肉体折磨）和各种与此相关的压迫形式显而易见。结构性暴力有四种因素：剥削、渗透、分裂和排斥。“文化暴力”包括宗教、艺术、经验科学和刑事科学等一系列“象征领域”，它是文化中能被用来为直接性的或结构性的暴力辩护、使之合理化的方面。直接暴力和结构性暴力都需要通过“文化暴力”获得合理性（徐贲，212），这一合理性的过程也就是霸权得到合理化或正常化的过程。《格林童話》故事提供了各种基于结构性暴力的暴力叙事。《聪明的农家女》、《忠实的约翰》等故事表现出因“劳动分工的不平等结构”而导致的剥削（国王拥有王权，因此可以随意处置农民或侍从）。各种施咒的故事，正是“渗透”的努力——统治者通过控制被统治者的思想来占据中心地位。《荆棘丛中的犹太人》讲述了一个关于分裂的故事——法官所代表的统治者，将同属于被统治者的犹太人和长工分而治之。各种针对好公主、恶女巫、坏继母及其女儿的处罚，则是“排斥”的故事，它们将为王权或父权所不满的人置于边缘位置，表明权威不可挑战的尊严。从善与恶、好与坏的冲突设计出发，这些童话将各种霸权叙事包装在耳熟能详的故事里，从而为结构性暴力辩护并使之合理化。
　　在启蒙运动时期，和平主义思想兴起，人们开始摒弃中世纪的战争道德观，消除国际政治中的暴力开始成为政治家们的最崇高目标。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对政治暴力的研究逐渐达到高潮，出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学术著作。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并颁布《世界人权宣言》。“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止。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这些对个人尊严、人格、生命的尊重从此成为一种普世价值。从这些立场来看，我们有待重新审视“正义暴力”的合理性，它并不符合当今对权利、自由、平等、正义和和平等普世价值。
　　三、暴力的性别特征及其当代解读
　　在《格林童话》中，性别立场是有关暴力的一个重要因素。男女都可能成为施暴者，但是男性施暴者的身份往往更具权力因素，暴力目的也多是为救人或作为惩罚手段；男性施暴的方式有两类最为普遍，分别是出于各种目的的惩罚和不可挑战的威权（包括父权、夫权和王权）。此外，有一些暴力动机是男性独有的，比如执行命令和遗弃，这体现了童话生产时期特定社会中的劳动分工和所有权的归属。女性施暴者则分为两种——好女人和坏女人，其中最为普遍的方式是女巫的施咒和坏继母的蓄意伤害。好女人（往往是公主或其他单纯的女孩）的暴力行为更多是出于好的动机、带来好的结果，或是作为复仇、惩罚的手段；而坏女人（往往是继母或女巫）的暴力行为则出于邪恶或自利的目的，最终会受到惩罚。
　　另一方面，男女作为受害者也有不同情境。在这些童话中，善良女性作为受害者出现的频率最高，她们承受的暴力主要来自邪恶女性的蓄意伤害，其次是父权和夫权剥夺她们的权益。面对其他女性的伤害，几乎所有的女性受害者都没有拯救自己的能力，只能依靠国王（丈夫或父亲）的帮助对施暴者进行惩罚。在这些女性受到救赎的同时，另一些女性成为暴力的对象，这一点是1970年以来女权主义童话研究在文本分析方面关注的主要问题。自吉尔伯特和古芭的研究《阁楼上的疯女人》出版以来，经典童话中好女人与坏女人的对立也成为讨论各类文学电影、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先声。与此相反，当伤害来自父亲、丈夫或国王时，这些女性更可能依靠自己的聪明、忍耐获得救赎。这说明，虽然很多耳熟能详的童话里，女性都是被动的受害者的角色，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童话都无视女性的机智、聪明和自我拯救。也就是说，这些故事提供了重新思考童话中的性别刻板印象的空间，也与后女性主义时期女性能动性的重要性相呼应。
　　相比来说，男性受害者所受的暴力形式有所不同。若他们承受的暴力由女性实施，则这类暴力往往是通过邪恶女人的施咒，被施咒之后的他们可以与弗洛伊德笔下被阉割的男性相提并论，但是由于施咒是一种神秘现象，因而这种暴力形式无损其男性气质，一旦解除咒语，他们总是能够立刻恢复并保持自己得体的男性气质。至于男性与男性之间的暴力表达，它强调的是惩戒，无论是出于误解、威权或者正义。在这些暴力的两极，一边是男性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正义，另一边则是男性的忠诚、机智、勇敢，这体现了这些童话所认同的霸权式男性气质特点。
　　B·鲁斯·波提盖默（B.Ruth Bottigheimer）的著作《格林的坏女孩和大胆男孩：童话的道德与社会视野》讨论了格林童话在道德和社会上发挥的作用。她采纳了女权主义的立场，比较了各种版本的变化，其中包括对“暴力”因素的改写。在《禁制、僭越和惩罚》、《死亡和处决》等章节里，她分析了因性别身份而不同的待遇。男性往往能够逃脱惩罚，或是经过法律审判被判处死刑，而女性则往往因为僭越招致惩罚，对她们的处决残酷，且具体而清晰地进行描写。她认为，格林兄弟按照19世纪道德准则对童话进行修订，但是这一道德准则对女性不友好，于是在他们有意识的操控下，故事的主题结构聚焦于“女性地位的弱化”（Bottigheimer 168）。格林童话中存在张力和暧昧意义，原因在于影响这些故事创作的三个文化传统。第一个传统是格林兄弟所处的启蒙时代的教育传统，这类故事往往表现出男女之间拥有较高程度的社会平等；第二个传统是粗俗、直白的民间文学传统；而第三个传统来自格林兄弟自己的观点分歧——他们一方面依赖旧时代的各种文本，包括16至18世纪的各种文稿和故事，另一方面他们以中世界末期和早期的现代价值观念为基础，为这些故事添加了基督教立场。 　　通过童话中的暴力来看性别表达，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经典童话中的暴力具有鲜明的性别化特征。暴力作为男性气质的表达方式，强调对男性权力和维护正义的表达，同时也再现了关于童话产生时期的社会分工。涉及女性气质时，童话强调好与坏、善与恶的二元对立，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好女人都没有自主性，在回应男性施加的暴力时，好女人往往能表现出自己的行动力。隨着女权主义研究的开展，人们越来越关注童话对少年儿童在性别角色形成方面产生的影响，这是童话的叙事方式本身的特点所致，而且这个问题的确值得继续深入讨论。总体来说，格林童话中的暴力描写表现了童话创作年代的道德和社会观念，通过这些内容，童话提供正常的性别身份和行为的样本，向年少的读者灌输对性别身份的理解。
　　四、结语
　　本文聚焦于《格林童话》的暴力描写，分析“童话”与“暴力”这一组看似相互矛盾的概念在《格林童话》中的共同存在。《格林童话》中存在大量关于身体伤害、威胁胁迫类的暴力描写，这些描写与当代社会的文化价值标准背道而驰。然而，要理解这些暴力的意义和影响，我们必须回到《格林童话》产生的历史语境中。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影响和决定身处其中的人们的价值取向和命运，《格林童话》表现的正是格林兄弟所处的社会生活背景和秩序，特别是市民社会的伦理道德和思想观念。对于当代读者来说，《格林童话》的暴力描写方式在很多方面违背现代文明社会的价值观念，除了造成儿童对暴力现象的漠然，也有可能给儿童心理带来困惑。因此，在儿童阅读这些故事时，需要家长和教师进行引导，不能简单认为童话都是“清新纯洁”的故事，不能因其“经典”地位而忽视了这些暴力残酷细节对儿童带来的影响。
　　参考文献：
　　[1]Bottigheimer，B.Ruth，Grimm's Bad Girls and Bold Boys：The Moral and Social Vision of the Tale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9：168.
　　[2]Gilbert，Sandra M.& Susan Gubar，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2nd Edi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
　　[3]Guggenbühl，Allan.The Incredible Fascination of Violence：Dealing with Aggression and Brutality among children，trans.Julia Hillman.Woodstock，Connecticut：Spring Publications，1996：7-8.
　　[4]Heller，Terry.The Delights of Terror：An Aesthetics of the Tale of Terror.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7：26.
　　[5]Tatar，Maria，The Hard Facts of the Grimms' Fairy Tales.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Revised edition，2003：xxvi，11.
　　[6]陆霞.走进格林童话：诞生、接受、价值研究[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21-24.
　　[7]彭懿.走进魔法森林——格林童话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57-58，71-73.
　　[8]托马斯·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M].马清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135-136.
　　[8]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212.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9/view-1494861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