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舜水的教育思想及其对日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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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朱舜水是一位在中日交流史上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学者，他生活于明清之际，明亡后旅居日本二十余年。朱舜水在日本多年的教育活动中，培养了大批日本学者，他丰富独特的教育思想也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本文从根源、核心和发展三个方面简要地介绍朱舜水的教育思想及其对日本的影响。
关键词：朱舜水；教育思想；影响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9）27-0071-03
朱舜水（1600—1683）名之瑜，字鲁屿，浙江余姚人。他出生于没落的封建地主家庭，幼年家道中落，后随兄寄籍松江，青年师从东阁大学士张肯堂，并深受其影响。朱舜水早年曾投身科举，但他后来深感明王朝的衰败腐朽，遂断科考之念。中年参与反清复明斗争失败后流亡日本。抵达日本后，他首先在长崎居住六年，后应水户藩主德川光国的邀请到江户及水户讲学，传播中国的制度、思想、文化等。朱舜水在日本“为建学，设四科，阐良知之教，日本于是始有学”，因此，日本国人称之为“朱夫子”。朱舜水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讲学于日本的教育家，其教育思想既有传统的中国元素，也结合了日本社会文化的实际，也对江户时代日本社会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
一、其教育思想的根源——儒学
朱舜水出身于晚明的封建地主家庭，他的教育思想具有浓厚的儒学色彩。
朱舜水非常重视教育，他认为教育是治国的头等大事，国家的兴衰与教育的兴旺与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在《劝兴》一文中指出：“敬教劝学，建国之大本；兴贤育才，为政之先务。宁有舍此而遑他事者乎？舍此而营他事，则僻邪诞慢之说，竟进而杂糅之矣。欲求政教休明，风俗淳美，何可得哉！”
朱舜水十分推崇儒学中的“仁、义”，并将这种理念贯穿于其教育实践中。他认为执政者必须要以“仁义”为重，以贤治国，教导德川光国“龙非仁义无以为灵，人非仁义无以为国”。龙行“仁义”，得以“滋生万物”，人行“仁义”，方能政治修明。他希望德川光国可以在治理领地时“仁义兼施，赏罚明允”，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实现“大治”。“舜水时谏光国，其言剀切，光国每纳之”。在朱舜水的教导下，德川光国以仁义治藩，节俭爱民，躬勤政事，在他治理下的水户藩内政修明。
除了向德川光国等执政者传授儒学外，朱舜水更积极借助他们的力量推广儒学，并为日本培育了诸多儒学人才，其中安东守约便是朱舜水到日本后所收的第一位日本学生。安东守约（1622—1701）字鲁默，号省庵，是德川幕府时期有名的朱子学者，是朱子学主气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主要著作有《耻斋漫录》、《省庵文集》等。除了安东守约外舜水弟子还有安积觉、小宅生顺等人。朱舜水在日本的诸多弟子虽然属于不同的学派，但他们却都为日本朱子学，都对儒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朱舜水还和传统儒家学者一样，非常重视学校教育。他在《学校议》中也曾论述道：“庠序学校诚为天下国家之命脉，不可一日废。”他认为学校是国家的命脉，只有有学校才有教育，有了教育才可以培育人才，有了人才国家才能兴旺发达。江户时代早期的日本教育还不是十分发达，对此朱舜水曾对学生说：“兴国学事是国家大典，而在贵国更为重，仆深有望于贵国。”当听说德川光国要在江户兴办学校时朱舜水“甚为喜之”，并对其门生安东守约说：“今贵国有圣学兴隆之兆，是乃贵国兴隆之兆也。”朱舜水对日本学宫的修建、释奠礼的制定与考试制度的制定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宽文五年（1665），德川光国邀请朱舜水到江户主持学校的规划设计。朱舜水参考古今学校制度作《学宫图说》一文，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学校规制，并亲自为学宫设计图纸，制定学规。之后，德川光国又请朱舜水制定了《释奠仪注》，制定释奠礼，并亲率儒生学习、参拜。在《改定释奠仪》一文中朱舜水详细规定了释奠官员及执事人役和各项礼仪礼制。
二、其教育思想的核心——讲求实理实学
朱舜水的教育思想深受他当时所处时代的影响。元明以来，程朱理学一直作为政府所推崇的官方哲学，而在长期的发展之中，这种学说却逐渐变为了一种脱离了现实而不着边际的虚学。朱舜水认为这种“虚学”于国于民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因此他与之相对，提倡“实学”。他向自己的学生介绍自己的学说“如被帛菽粟，衣之即不寒，食之即不饥”。它们有别于“说玄说妙”、“天花乱坠”的“邪道学说”。他还介绍道：“吾道明明现前，人人介具，家家皆有。”朱舜水自诩为朱子学派，但他对朱学也是多有批判。他曾批判宋明理学如“棘端刻猴”，“工虽巧，无异于世用也”。他认为宋儒虽然把道理辨析得极为细致，但这对于社会毫无用处甚至是有害的。朱舜水所提倡的儒学是讲求实际、提倡实践、重视实行的“实学”。他主张“圣贤之学，俱在践履”，“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当时日本朱子学出现了空疏的学风，而朱舜水的这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当时的日本朱子学。朱舜水的得意门生安东守约是促成日本朱子学向实学方向转变的关键人物。他对朱舜水说：“近世一种阳儒阴佛之辈，涂人之耳目者，不暇枚举……守约无他长，只好圣贤之学，未至者也。然知愚儒可怪，异端可排，伏乞書自上古圣贤至明儒道统图以赐之，岂不后生之幸乎！”朱舜水常开导安东守约不要拘泥于一家之说，因此安东守约的学说有博采众家之长的特点，同时守约还在朱舜水经世致用的学风的影响下提出了“理气合一”的观点，并在《耻斋漫录》中对自己所理解的“理”与“气”进行了解释。以安东守约为代表的省庵学继承发展了朱舜水的倡导实学、经世致用的思想，具有唯物主义倾向。
此外，朱舜水还对当时日本上层脱离实际、空谈佛理的思想进行了批判。日本的佛教于6世纪中叶由中国经朝鲜传入，传入后颇受历代日本统治者推崇。朱舜水曾对自己的学生说：“况不佞儒日本遍地皆佛。嘘佛之气，足矣飘我；濡佛之沫，足矣溺我。”他指出佛理空虚害人程度最深：“其最烈者，无如彼释氏之言，如佛图澄、鸿摩罗什、达摩、惠能、志公之徒，遂能举天下之人心而摇之。高明者、昏愚者、贱者、善者、恶者，一鼓牢笼于其术中，惨亦甚矣。”他将佛学比作最能动摇人心，足以败坏人心风俗的学说。在朱舜水批佛兴儒思想影响下，一些日本学者也开始排斥佛教。例如德川光国曾下令将九百九十七座新建寺刹、三千余个滥建祠庙全部毁弃，并勒令百余名僧徒还俗。日本朱子学古学派也开始认识到了佛学的虚无，逐渐转变其学术思想，更加注重实学实用。 此外，朱舜水还将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介绍到了日本。朱舜水在《答源光国问十一条》与《答安东守约问八条》中对明代科举制度进行了十分详细的介绍，内容涉及乡试、会试、殿试等诸多方面。这为日本学习中国学校及考试制度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他亦对科举制度的弊端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将八股文、科举制度归结为明朝灭亡的一大原因，他说：“大明之党有二：一为道学诸先生，而文章之士之黠者附之，其实蹈两船，占望风色，而为进身之地耳。一为科目诸公，本无实学，一旦登第，厌忌群公，高谈性命。一居当路，遂多方排斥道学，而文章之士亦附之。仆平日曰：明朝之失，非鞑虏能取之也，诸进士驱之也。进士之能举天下而倾之者，八股害之也。”朱舜水批评当时的取士制度只会使得学者醉心功名，死读经典，写出华而不实的文章，而不务实学，于社会无益而有害，希望自己的学生可以引以为戒。他要求自己的日本学生可以儒家经典为根本但不能固守门户，拘泥前说，他要求：“看书贵得其大意，大意既得，传统皆为刍狗荃蹄。”不得“泥定某人之解”，要有自己独到的想法和见解。朱舜水对科举八股的批判推动了日本创造性学风的产生，同时他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醒了日本学者在文教方面必须注重实学，不能使其走向工具化的方向。在封建制度走向成熟的江户时代日本没有实施科举制以及后世日本实学派学者对明清科举制的批判不能说与朱舜水的介绍和批判毫无关系。
朱舜水的“实学”思想对日本文教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三、其教育思想在日本的发展——“尊王爱国”式教育思想
朱舜水特别重视道德教育，尤其是封建礼教。“礼”对于国家而言，即代表着上下贵贱之等。朱舜水重视礼教实际上就是肯定了封建等级制度。朱舜水从日本社会实际出发，提出了“尊王爱国”的教育思想。他说：“建学立师，乃所以习长幼上下之礼，申孝悌之义，忠君爱国而移风易俗也。”他把“建学立说”与“忠君爱国”联系起来，把“礼教”与移风易俗联系起来，想要借助礼教来改良社会风气，以此强化国家治理。朱舜水所谓的“礼教”，其核心为“孝”。他在《孝说》一文中提到：“圣贤千言万语，无非教人以孝而已。夫岂无他道之可言哉？盖以孝之道，大而能周，约而能博，微而能著，积厚而生生不息，足以与天地而无敝也。……孝之为大道也！孝之为道，治平天下之极则，非止于独善其身而已，君子可不知所务乎？”因为“孝”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着密切联系，所以朱舜水主张通过对以“孝”为核心的“礼教”的学习，来达到“尊王爱国”的目的。
朱舜水的“尊王爱国”教育思想对德川光国的“尊王一统”思想有着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朱舜水对于《大日本史》的编纂方面。《大日本史》的编纂起始于德川光国时期，他先是在水户藩邸设立史局，后又于宽文十二年（1672）将史局移至小石川屋敷，并命名为彰考馆，在此地聚集了安积觉、佐佐木十竹、栗山潜峰等诸多文人学者进行编纂。此书由朱舜水门生安积觉任主编，朱舜水虽未直接参与编写，但被聘为此书的思想指导。此书最为重要的特点就是尊王一统和大义名分思想，这些都是直接来源于朱舜水的影响。板仓胜明评价此书“国家文明，生若义公，以有为之材，举旷世之典，聘舜水朱之瑜，讲究春秋之大义，就僧契冲发明古语之难析，史馆诸人，亦极一时之选。列神功于后妃，揭大友于帝纪，以南朝为正统，盖公之义例，可为万世之史法”。书中所宣扬的尊王一统思想直接影响了日本日后的尊王倒幕、大政奉还运动。此书的执笔安积觉，是朱舜水的得意门生，而写信邀请朱舜水“著日本史记”的是与他亦师亦友的安东守约，这更加说明朱舜水在《大日本史》的编纂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促进了日本史学的发展。
朱舜水的教育思想根植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之中，他批判理学佛学等“虚学”，推崇实理实学，强调以“孝”为核心的礼教，将“尊王爱国”的教育思想与日本社会实际相结合，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朱舜水的教育思想与教育活动进一步扩大了儒学在日本的影响，为日本培养了诸多优秀的儒生，对日本后来几百年的政治、文教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评：“舜水之学不行于中国，是中国的不幸，然而行乎日本，也算人类之幸了。”日本后藤新平伯爵也评：“明季徵君朱之瑜，邻邦所贡之至琛又至宝也。道义则贯心肝，学术则主王业，不得行怀抱于故国却传衣钵于我邦……我之所得之瑜也固大矣。”
综上三点，简要分析了朱舜水对日本影响较大的几点教育思想及对当时日本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但从中我们也要看到：
首先，关于朱舜水的反佛思想也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朱舜水的反佛思想是着眼于它与儒家学说纲常名教相对立之说，而不是全面去否定它。据《朱舜水集》中的书信记载，朱舜水在日本与许多僧人有来往。并且，佛教在日本盛行已久，根基深厚，客居日本的朱舜水绝不会以过激的态度去批判佛学。此外，朱舜水在自己的学说中也曾借用佛家的逻辑推理与思维形式，他反对的是其形而上的部分，并非全盘否定。
其次，朱舜水学说的影响亦有其局限性。朱舜水虽在日本所收学生众多，但他的大多数学生在他到达日本与他交往之前已经久负盛名。例如日本古学派代表人伊藤仁斋、山鹿素行，木下学派代表人木下顺庵等等，他們之间多为相互学习交流，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师生。在地域方面，其主要影响地区在于水户藩。在受众方面，舜水学大多流行于日本上层之间，更多的日本下层人士则是信奉“阳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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