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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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芝加哥学派作为美国传播研究不可忽视的一部分，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建立了有关人类传播的思想框架，涌现出许多伟大的传播学者并提出众多影响深远的传播学思想，因而成为探究和学习传播学的基本学派之一。文章从传播技术与社会变迁思想、符号互动传播思想和控制与效果传播思想三大基本角度阐述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传播思想，并延伸探索互联网时代芝加哥学派理论对网络出版的意义，对芝加哥学派思想的持久影响力产生更加深刻的认识。
　　关键词 芝加哥学派；媒介技术研究；符号互动；控制与效果传播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9）235-0180-03
　　早在20世纪初，美国传播学的研究题目还是与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携手共进的，而芝加哥学派就是这场运动的第一个中心[1]。对于志在研究媒介与传播的学者来说，芝加哥学派可谓是他们心中的“麦加”，它对于传播研究的广阔领域与视角以及厚重的人文精神和思辨性都对后世的传播学研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是传播学形成的奠基学派之一。下面将从传播技术与社会变迁思想、符号互动传播思想和控制与效果传播思想三大基本角度阐述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传播思想，并延伸探索互联网时代芝加哥学派理论对于网络出版的重要意义，体会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的深远影响力。
　　1 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研究综述
　　芝加哥学派曾经对传播学的产生做出了巨大贡献，它有关传播的理论思想主要体现在杜威、库利、米德和帕克的著作中。杜威从经验自然主义哲学观出发，形成了自己对于传播的理解：活动参与和经验共享。他认为传播能改变活动参与的双方，使经验共享，使行动合作，传播是人们共同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这种活动包括有机体与自然和有机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有助于人的社会化；他还认为大众传播是社会变迁的工具，并以此影响了其学生库利和帕克，从而衍生出传播学研究的技术与社会变迁角度。库利提出了著名的“镜中我”理论和“初级群体”的概念研究人的社会化，他的传播思想对整个芝加哥学派的发展都有重要作用：通过深入发展“自我”理论，为米德研究符号互动论提供了全新的视角；通过划分初级群体，关注传播技术的作用，以及他对媒介新技术的乐观态度为帕克研究传播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提供了本质的借鉴。帕克在芝加哥学派的鼎盛时期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成为芝加哥学派的学术带头人，带领伯吉斯、麦肯齐等人将城市社会学变为显学；他对符号互动也有研究，是最早以“强调角色”发展米德思想的学者之一，同时在媒介技术与社会变迁以及舆论与社会控制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力。米德对于传播学的贡献主要體现在符号互动论的提出，关于他的传播思想会在下文详细地展开，这里不再赘述。本文将围绕传播技术与社会变迁、符号互动、控制与传播效果的角度论述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
　　2 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
　　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将传播看作民主政治的核心环节，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看作传播的普遍化形式并且具有人本主义倾向，对传播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下面将从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技术和社会变迁角度、符号互动传播思想角度和控制与效果传播思想的角度，通过分析帕克、英尼斯、麦克卢汉等的传播学理论，阐释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的多元与广博。
　　2.1 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技术与社会变迁思想
　　工业革命激起了人们对机器的神奇想象。20世纪初，大众化报纸的发展相对成熟，广播、电视等新兴媒体的影响力逐渐扩大，遵循着受到传播学三论：“信息论”“控制论”和“效果论”启发而产生的传播思想，一个重要的传播学研究领域逐渐形成，它通过研究传播媒介技术形态的变化洞悉一些传播现象，并探索媒介形态变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被研究者称为“技术主义范式” [2]。被称为早期美国传播学研究的“四大奠基人”之一的杜威对传播的强烈兴趣集中在改进了速度、力量和效率的现代技术上，对于现代技术能够帮助科学研究的潜能充满热情。杜威相信，“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和传播而存在，而且可以说是在传递与传播中存在着”[3]。
　　帕克师从杜威，因此他的传播思想与杜威较为接近。帕克把传播看作促进社会变迁和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他认为传播有两种典型功能，即“参考”和“表达”的功能，传播不仅是思想和事实的反映，更是情感、态度和情绪的相互转换和交流，它使得一些社会团体逐渐联合起来，修正了竞争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对人提出相应的道德秩序要求，从而规范他们的言行[4]。当帕克用这一思想考察媒介技术时，他得出了一种很乐观的结论：传媒将与舆论相互影响。一旦人际网络与传媒相连接，技术就能促进社会的变迁并使得民主成为可能，他将技术视为重建现代民主共同体和推进社会变迁的基石，认为传播技术所带来的后果一定是社会的变迁进步。
　　英尼斯在传播上的研究深受以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影响，但不同于芝加哥学派对技术的乐观态度，英尼斯洞察围绕在传播活动和技术背后的复杂权力活动，他批判各种权力试图通过技术垄断的方式垄断信息从而达到控制人们思想与关系的目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传播偏向论”，认为传播和传播媒介都有偏向，传播的偏向分为口头传播的偏向和书面传播的偏向，传说和诗歌的传播范围小但利于口口相传；印刷品、书籍和报纸等的传播范围广但不利长期保存[5]。他从批判的角度看待媒介技术的革新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媒介本身具有的“传播的偏向”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造成文明内在活力的流失与退化，文明与文化在传递政治制度、思想观念的过程中由于看重其在空间的扩展，忽视内部整合，导致传播被扭曲为单向度的、强势阶层对弱势阶层的传播，英尼斯在书中指出了当代西方文明的危机，“西方对时间的延续问题缺乏兴趣，国家感兴趣的始终是领土的扩张，是将文化同一性强加于人民，专注于当下的执着，已经严重扰乱了时间和空间的平衡”[6]，他认为西方各国在传递各自近代文明的过程中由于物质和技术力量的强大忽视了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态的平衡与和谐，将文化趋同的理念强加于各国人民，这样的文化传播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文危机与生态破坏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蔓延。 　　麦克卢汉是英尼斯的学生，他深信传播媒介的变化必然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迁，在英尼斯逝世后不久，电影广播电视等新媒介崭露头角，社会经历了发展巨变。麦克卢汉打破了“传播内容比媒介载体更重要”的固有认知，提出要将世人“从对媒介影响的麻木状态中唤醒”[7]，强调媒介本身的特性就能对社会产生影响力。麦克卢汉的重要观点有“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即讯息”等，认为媒介载体本身就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当一种新的媒介形式产生并逐渐普及开来为人们所接受，那么不管它承载着怎样的内容，其本身就会对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英尼斯的媒介研究到印刷技术就戛然而止，而麦克卢汉则大力分析了电子媒介的特点，他认为电子技术加速了全球化和本土化，使得“地球村”应运而生。
　　2.2 芝加哥学派的符号互动传播思想
　　符号互动理论是与美国的芝加哥学派有密切关系的传播学基础理论之一，这种传播理论以分析人类的日常交往互动为基础探究人与人相互作用交往的方式与规律，强调符号互动及其意义在人类互动和社会传播中的重要性。社会学家米德被后世学者公认为是符号互动论的奠基者，托马斯、库利、戈夫曼等学者和也进一步发展了这一传播思想。
　　米德认为大众传播是基于有意义的符号之上的一种行动过程。这里的“行动”是指某个人在特定情境下的全部反应，不仅包括人的实际行为，也包括对特定人和事物的注意和看法。米德的符号互动包括自我互动、文化影响和人类互动具有的意义性。米德在他的著作《心灵、自我与社会》中提出了他相关的符号互动论思想，一是人具有创造和运用符号的能力；二是共享定义的产生和表意符号的生成是传播的基础，米德指出若要进行交流，符号必须对所有有关个体都意味着同样的东西，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具有共同意义的特殊符号，正因为人类对共享定义有着共同的认同，他们才可以进行有效的传播和交流；三是传播在本质上是不同生活经验间的交流，这一观点后来在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施拉姆下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传播在本质上是不同生活经验间的碰撞，因此在研究跨文化传播时要从不同文化个体的文化和生活差异出发，了解并争取消除差异，传播才能更有的放矢。
　　戈夫曼是受到米德影响的符号互动论者，也是“拟剧论”的倡导人。他主要研究在日常较为短促的人际交往中经过社会化的人如何在别人面前制造印象，以及其他人对这一印象予以怎样的回应。“拟剧论”是他在第一部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提出的，这种理论把人们看作戏剧中的演员，他宣称人们按社会剧本要求扮演各种角色，表演要接受观众的评判。这种角色表演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自我呈现”，向他人表现自己，以便他人可以如期待一般看我们。“拟剧论”遭到杰克·道格拉斯等人的批评，他们认为它考察自我太过静态化，我们的自我在各种社会互动中实际是有不同的，如库利的镜中我，我们通过别人的看法了解我们自己但是不同的人对我们的看法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与不同的人在一起时的“自我”也是不同的，是动态和变化的，但戈夫曼想象某种稳定不变的自我并在所有互动中制造最好的印象。戈夫曼后来也承认，“印象管理”仅仅是社会现实的一个方面，不能代表全部。拟剧论侧重于研究如何定义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情境以及人们的交往互动行为，加深了对符号互动传播思想的认识。
　　梅罗维茨虽接受“拟剧论”，但他批评戈夫曼以静态视角分析人与人之间互动行为的方法，他同时指出戈夫曼侧重于研究短促的面对面交往，没有对大规模的以媒介为基础进行的符号互动进行进一步研究。为了修正其观点，梅罗维茨将麦克卢汉、英尼斯的媒介理论以及戈夫曼的拟剧论融合，将原本静态的拟剧论进一步发展为动态的情境分析，提出“媒介情境论”，认为情境是一个信息系统，由“某人处于某地点”和“某人的行为被何人观察到”两种情形构成，由媒介所造成的信息环境比通常意义上的物质场所更重要。例如饭店服务员在“前台”和“幕后”的讲话不同，但如果他们在议论顾客时不幸被顾客听到，那么这种议论就变成了不恰当的“前台”行为，决定传播行为是否恰当的不是物质场所，而是身处的媒介环境。这一理论用动态和可变的眼光分析情境和行为的关系，认为一个人所处的情境不同，其行为也必然不同；同时不同的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发不同的情境，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他的理论成功融合英尼斯、麦克卢汉和戈夫曼三人理论的精华，有其独特的思想价值。
　　2.3 芝加哥学派的控制与效果传播思想
　　在针对大众传播的研究中，对传播者所做的控制分析大致可分为宏观与微观两个角度：前者研究蕴含于传播活动中的潜在控制因素，后者研究在具体的传播过程中所做的控制。正如麦奎尔所言，大众传播理论大部分研究的是效果问题，所有传播问题的研究最终都要归结到效果上，所以对于大众传播中的控制和效果研究，传播学者给予了很高的关注。
　　帕克对于控制和效果传播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他对报纸的研究上。他在《城市：对于开展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几点意见》一文中对宣传和社会控制的关系做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报纸就是帮助政府实现部分社会调整功能的，“社会宣传”成为了一种有专门技术，又有特别知识团体支持的职业活动，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重要手段，舆论建立在等级社会中。在此基础上，帕克继续研究移民报刊对外来移民和主流社会融合的促进作用。他的研究主要体现于《移民报刊及其控制》一书中，书中将报纸看作是一种社会控制手段，引导来自不同地域、具备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移民更快地适应美国城市生活，将传播视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控制力量。
　　布鲁默对于大众媒介传播效果的研究也很深入，他针对大众传播真实过程中的诸多变量，提出了大众媒介研究效果的几条原則：一是要努力测定受众面对媒介影响的敏感性；二是任何特定的媒介影响都应该同那些在角落运行的其他媒介影响相联系；三是一个特定的媒介效果应该从广度上获取。他还认为对大众传播效果的研究应该尊重大众媒体的特性，针对不同的媒体采取不同的分析方法。
　　拉斯韦尔发表的《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对于传播学的研究和发展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从内部结构上分析了传播过程的要素，另一方面从外部功能上概括了传播活动的作用。拉斯韦尔认为，一个传播过程包括五大要素：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产生什么效果，即著名的“5W”模式，他又提出了五种与之对应的传播研究：即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和效果分析。拉斯韦尔对于控制传播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他对传播活动的作用及社会功能的正面论述上。他认为媒介的第一种社会功能是监视环境，媒介要时刻注意社会上的“风吹草动”，控制并监视舆论的走向，准确、客观并且及时地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境；第二种功能是联系社会，就是将社会的每一个部分有机结合为一个整体，从而更好地处理与应对环境的变化。监视环境体现在新闻报道上，要求真实迅速，而联系社会体现在评论中，要求合情合理地分析和解释；第三种功能是传递遗产，即大众媒介要承担宣传精神遗产、科学文化知识和价值观念。如果把社会看作一个人，媒介的监视功能相当于眼睛和耳朵，联系功能好比大脑和中枢，判断并处理信息，而传递遗产则是遗传细胞，使其特征得以传承。 　　3 结论
　　芝加哥学派虽已衰落，但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却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对当今的社会与传播事业仍有着深远而持久的影响。芝加哥学派思想对于互联网时代的今天有多方面的影响，笔者仅选择了与专业相关的网络出版方面，简析芝加哥学派对当前网络出版的意义。我国的网络传播在近几年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媒介格局日趋多元，受众的构成更加多样，通过网络推送的内容信息也根据不同受众的喜好出现定制化的倾向，传播理论的研究也开始探索受众能动性提高对传播效果的影响。麦克卢汉将媒介、受众和社会的关系归纳为一种新媒介一旦出现，无论它传播何种信息，都会引起社会的变化。他的后继者梅罗维茨对此作了更详细的解释，就是新媒介的运用往往会导致新情境的产生，受众为了适应新情境在很大程度上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可见，以媒介主导的行业有固有的模式：媒介的进步发展、受众产生变化进而引发行业的变革[8]。作为网络传播的一个分支，网络出版改变了传统印刷出版中受众的劣势地位，受众的能动性加强，同时由于媒介内容的庞杂与媒体间竞争的日趋激烈，媒体开始运用多种方式吸引受众目光，受众的需求也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受众地位获得显著提高。针对这些新特点，网络出版必须重视受众需求，深入挖掘受众热衷的选题并根据不同的受众群体采取不同的出版方式；重视受众的主观能动性，扩展与受众沟通，从而更好地了解受众的需求，这是网络出版自我完善和发展的不二法门。网络出版者应践行芝加哥学派“传播是为人类进行”“促成良性的传播效果，为社会营造为大多数群体认同的文化价值体系”的传播观念，规范自身的出版行为，提高作为出版人的社会责任感，使得网络出版在影响力不断加大的同时向着良性积极的方向发展。正是互联网以及媒介发展为网络出版带来的变革，给了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重生的沃土，也证明了其历久弥新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米歇尔·马特拉.传播学简史[M].孙五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3.
　　[2]陈力丹，等.传播学纲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9.
　　[3]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163.
　　[4]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從莫尔斯到麦克卢汉[M].曹静生，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127.
　　[5]徐雁华.传播技术学派先驱哈罗德？伊尼斯传播思想研究[D].上海：上海大学，2012.
　　[6]英尼斯.传播的偏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7]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87.
　　[8]王鹏.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对当前网络出版的意义[J].新闻世界，2012（6）：247-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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