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接受面临的问题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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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存在的突出问题为“以人为本”的“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背离,表征为话语内容的窄化、话语伦理的失落、话语语境的断裂等。拓展话语空间,关照大学生的“生活世界”,提高话语的鲜活力;转变话语方式,由传统单向度的强制灌输向“互动对话”转向,提高话语的“意义共识”;创设“理想的语境”,营造真诚表达的话语氛围,实现师生之间话语的“视域融合”,是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与可接受性的应然选择。
关键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接受;应对
DOI:10.15938/j.cnki.iper.2019.01.021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9)01-0104-04
话语是师生之间思想交流的纽带,它的功能不仅是传达教育信息,话语背后内隐的更是教育者的教育理念,内含发话者的立场、态度、情感、思想及其价值取向等。只有认可并接受,大学生才有可能进一步去接受话语背后的价值观念。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实践中却依然存在“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背离,表征为话语内容的窄化、话语伦理的失落、话语语境的断裂等,致使话语的“意义危机”日益凸显。审思当下话语实践存在的突出问题,探究由“听话”的教育模式向“对话”的教育方式转变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对于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可接受性无疑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接受学的价值意蕴
话语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具有不同的话语体系与话语范式,其内涵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在语言学领域,话语与语言、言语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语言是以语音、语法、语汇等构成的,用声音表达思想观念的符号系统。话语是作为主体的人以语言为载体进行交流的社会实践活动。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语言不是说话者的一种功能,它是个人被动地记录下来的产物……相反,言语却是个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为。”[1]质言之,语言是社会的,主要的;言语是个人的,偶然的,言语活动是异质的,语言是同质的。明晰话语、语言与言语之间的内涵,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同样的语言,不同的话语表达在交往实践中往往会产生不一样的语用效果。
从语源学来说,“话,合会善言也,从言之声,传曰告知话言”;“语,论也,从言吾声” [2];英语中的话语discourse源自中世纪拉丁语discursus,意为表达、叙述、阐释。可见,话语是指在特定的语境下作为主体的人的语言交往实践活动。
在政治学领域,话语总是与权力纠缠在一起,法国思想家福柯就认为“话语不仅仅是语言,一种话语就是一种权力之流的规则系统”[3],尤其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统治阶级总是利用权力掌握话语的主动权与主导权。
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存在着理论话语与实践话语之别,前者侧重于学科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后者侧重于话语语用效果的生成。本文的话语是指后者。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是教育者以语言为载体,通过“对话”,促进受教育者对教育内容的广泛认同与普遍接受的实践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正规的课堂教育教学,还是经常性的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表达在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
其一,“可接受的”话语方式是受教育者情感认同的心理基础。在教育实践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价值追求等并不一定是同质的,“实际对话的最初状态的特点是,参加对话的人一致确认在他们之间存在着行为冲突和归因于关于公认的要求的争执,至少是关于行为规范的争执。”[4]这既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主体性的表现,也符合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规律,接受总是在思想矛盾与冲突化解中实现的。不同的教育对象,尽管“可接受的”标准是见仁见智,但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照要求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需要通过对话、互动,拉近彼此之间的心理距离,如果话语表达方式无法获得受教育者的情感认同,也就无法走入他们的内心世界,受教育者要么产生逆反心理,拒绝接受;要么屈从于外在的压力,导致虚假的接受。因此,话语普遍有效性具备的首要条件就是教育者应选择一种为受教育者可接受的表达方式。
其二,契合需求的话语内容是受教育者有效接受的内在动力。“文以载道”,话语承载着一定的教育内涵,其表达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如果过分追求话语形式,言之无物,词不达意,以词害意,必然本末倒置。孔子说:“巧言令色,鲜有仁矣”(论语·学而)就是这个道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艺术追求不仅在于话语的表达形式,以便获得受教者的心理与情感上的认同,更在于满足他们的现实需要,激发其内在的接受动力,形成接受的自觉。因为,“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5]接受动力来自于话语内容能够满足受教育者的需要,说到受教育者的心坎上,触及到他们的心灵,引起思想的共鸣共振,方能达到彼此精神相遇的境界,从而引领受教育者的思想观念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深度融合。
概而言之,“话语表达不仅仅是一个修辞学的问题、一个技巧性问题,它涉及你在表达中用一套什么样的语言——精确程度、情感色彩和审美情趣。”[6]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接受存在的突出问题
教育是指向人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也应以“人的取向”为旨归,这在学界已成为共识,但在实践中却往往表现出“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背离,这一方面是由于灌输性话语、权威性话语、控制性话语、说教式话语等传统话语模式在教育中的影响根深蒂固,当然,也存在教育者不甘心话语权的失落,“目中无人”;另一方面,随着人的主体性日益彰显,大学生对外在的强制性话语往往产生心理拒斥,师生之间的话语冲突由潜转显,由内而外,话语的“意义危机”凸显。
1.话语内容的窄化,遮蔽了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内涵的完整性 思想政治教育承担维护国家意识形态主导性的使命,承载社会发展对教育的应然诉求。然而,教育内容的天然合理性并不意味着教育手段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在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背景下,个体的生存压力与社会发展需求往往使得人的内在与外在、物质与精神走向分裂,思想政治教育的功利化、工具化倾向显现,表征为服从于外在的工具性价值而忽视了个体内在品质发展的目的性价值,由此造成教育内容的窄化、教育功能的错位与教育人文关怀的空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使人成为人”的教育引导,涵盖心理疏导、思想解蔽,价值澄清,道德教化,政治引领等内容,也包含知识的获取,技能的培养,情感的培育。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从中学到大学,大多屈从于外在的规范,灌输“正确的观念”,话语内容总是几乎雷同的道德说教、政治教化与规范训导,形成几乎同质的“标准答案”,与此相对应的千篇一律的循环话语内容是那么的耳熟能详,又怎能入耳、入脑、入心?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窄化的必然是遮蔽了其应有的价值与功能。突破传统既定话语内容的窠臼,有效应对话语内容的多样化时代的潮流,为大学生精神世界的整体建构,为他们的完满精神品质的生成奠基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变革的应然选择。
2.话语方式的“单向度”,消解了话语的伦理基础
在话语内容的规定性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性要求的双重规约下,话语方式的可接受性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具有决定性意义。大学生是具有生命觉解和自我意识的主体,他们已具有相对独立的判断与反思能力,任何思想与观念的强制灌输既违背教育的伦理基础,在实践中也是无效的。“话语(以至于任何符号)都是处于人与人之间的范式说出来的,表现出来的东西,都处于说话者的心灵之外,不属于他一人。不能把话语全归于一个说话者。作者(说话者)有其不容剥夺的权利,但听众也有自己的权利。”[7]同时,教育者身份的合法性也成为“社会公理”的天然代言人,“教化者本身也权威化,主动、被动,有意、无意,被寄予一种令受教化者仰视的‘魅’,平民个体只能作为虔诚的听者,被纳入社会的伦常网络之中,‘说-听’关系是单维的、片面的。”[8]尽管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单向度“灌输”的形式发生了某些变化,但只要教育者的角色定位没有发生彻底的改变,教育的评价体系没有质的跃升,单向度的思想灌输必将消解师生之间对话的伦理基础。话语伦理是哈贝马斯首先提出的概念,其目的是提出一项为道德主张提供哲学正当性的纲领,寻求的是某种特殊类型的有效性主张。[9]他认为在理想的话语环境中,交往实践的双方是主体间性关系,平等对话、相互理解、理性共识等成为交往实践有效性的基本原则,尽管这种理想化的设想具有“乌托邦”性质,却为我们今天走出话语困境具有借鉴意义,“受话者对话语内容的理解、认同并达成共识是取得实效的关键”。[10]大学生思想政治观念的变化既不是个体“顿悟”的结果,也不是外在强制“灌输”的产物,而是一个对话——倾听——理解——共识——接受——实践的过程。没有师生之间主体间的交往与对话,话语理解、情感接受、思想共识、行为实践也会成为“镜花水月”。
3.话语语境的断裂,阻隔了话语的理解与共识
在语言学领域,语境一般指语言环境,包含话语的时空域限(物理环境),如话语的时间、场合、情境、文化传统、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等;话语上下文的逻辑关系;话语主客体的背景知识,如交际双方的知识背景、认知特点、思想道德素质、语言能力等。本文探讨的语境主要是话语接受的情境氛围与受教育者的背景知识。众所周知,话语实践是在对话的基础上的思想交流,这就意味着,其一,对话的双方是具有人格獨立与尊严的生命个体,享有充分表达的话语权;其二,对话的双方都有各自的“前见”,表现出思想观念的差异性与独特性;其三,对话的双方需要交流互动,充分表达,方可形成交叉共识。轻松、愉快、真诚的话语环境对于对话双方敞开心扉,弥合分歧,形成共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长期以来,传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思想灌输的流弊,一方面导致教育者往往以社会主流意识代言人的身份自居,忽视甚至漠视师生之间由于立场、地位、角色、需要等诸多因素而存在的差异性,“这些差异为了所谓一致性的利益而受到压制,并且企图使学校中的学习和答问都必须按照一个单一的模式,就不可避免地使学生造成心理上的混乱和故意矫揉造作。”[11]师生之间因思想间距而成为互相熟悉的“陌生人”;另一方面,教育者往往以教育内容的合法性取代教育形式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去语境化”造成话语语境的断裂,文本化解读、经验式叙述、说教式表达、填鸭式灌输、宣传性话语无法走进受教育者的内心深处,阻碍了话语双方形成共识。
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接受的应对策略
探析当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接受面临的突出问题,拓展话语空间,关照他们的“生活世界”,提高话语的鲜活力;转变话语方式,由传统单向度的强制灌输向对话转向,提高话语的“意义共识”;创设“理想的语境”,营造真诚表达的话语氛围,实现师生之间话语的“视域融合”,是提高话语有效性与可接受性的应然选择。
1.拓展话语空间:关照大学生的“生活世界”,提高话语的鲜活力
当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总是习惯于墨守在既定的话语框架中,以高高在上的理论灌输者的姿态,强迫人接受,很少顾及接受者的心理感受,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没有准确把握学生的思想脉搏。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走出传统话语的误区,既要回归大学生的“生活世界”,避免陷入空洞与形式主义的弊端,又要超越生活本身,引导学生看清现象背后的本质,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在多变中定方向。
2.转变话语方式:由单向度的灌输向互动对话转向,提高话语的“意义共识”
改变传统的话语方式,建构积极的对话关系,走进大学生的内心世界,满足学生成长发展的需求和期待,需要教育者的话语表达切实做到:第一,尊重。在交往实践中尊重受教育者的人格尊严与人格独立,承认其应该享有充分表达的权利。尊重受教育者的合理的内在需要,尊重个体独特的个性,尊重他们的合理诉求,尊重观念形态建构的主体性,当然也包括尊重彼此的意见分歧。第二,包容。师生之间的价值冲突,思想相左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教育者必须保持宽容的心态,采取疏导、鼓励式话语从正面积极引导,在交流互动中形成“意义共识”。当然,需要强调的是包容并不是无原则性地迁就,并不是没有自己的原则、立场、观点。相反,教育者的主体责任就是采取受教育者可接受的话语表达方式,减少分歧,扩大共识,促进话语意义的共融、共识与共享。第三,开放。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及其话语表达具有特定的时代内涵与历史域限,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一个思想更加开放、价值更加多元、观念更加多样、个性更加解放,利益需求更加多变的时代,不仅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巨大的冲击,也消解了教育者的话语权威,那种枉顾时代的文化变迁,固守传统思维模式而抱残守缺必将人为地造成师生之间的话语鸿沟。 3.创设“理想语境”:营造真诚表达的话语氛围,实现话语的“视域融合”
教育者的话语表达要说到受教育者的心坎上,触及他们内心最柔软的区域,获得受教育者的理解与认同,既需要创设轻松愉快的话语情境,为对话提供积极的心理暗示,做到彼此坦诚相待,又需要了解、把握受教育者的“前见”,在交流互动中实现“视域融合”。为此:一是确立和谐的师生关系。和谐的师生关系是师生之间平等对话、坦诚相见、互信互任的基础,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语境创设的应然要求。教育的本质是“唤醒”而不是知识、技能的输出,相应地,“教师的职责现在已经越来越少地传递知识,而越来越多地激励思考;除了他的正式职能以外,它将越来越成为一位顾问,一位交换意见的参加者,一位帮助发现矛盾点而不是拿出现成真理的人。”[12]正是教育者角色定位的变化颠覆了传统师者的绝对权威形象,教师成为话语情境的“领导者”而非外在的“专制者”,学生成为对话的积极参与者而非消极被动的旁观者。二是创设真诚表达的话语“场域”。教育情境不同于教育环境,教育情境更多地关涉活动主体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的、心理的、主体的”体验、氛围和人际互动。教育者可以创设良好的对话情境,内在于情境之中的师生敞开心扉,在这里没有外在的强制,没有严苛的规训,有的是独立的人格,宽广的胸怀、开放的心态以及交往双方的对话与敞亮,是人与人的精神的契合,这也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可接受性的关键。三是把握受教育者的“认知结构”,实现话语的“视域融合”。接受不仅取决于教育者,还依存于受教育者的接受能力(接受背景)。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受教育者总是从已有的观念出发,从自己的具体的现实境遇出发,理解、接受教育信息,这一过程不是直线形的“接受-被接受”的关系,而是接受客体进入接受者的“视野”,通过“同化”与“顺应”机制,实现对已有“成见”的更新改造。因此,把握受教育者的思想认知特点,遵循接受规律,实现传授主体与接受主体的“视域融合”,使得接受者不断修正已有的“不合理的成见”,从而逐步提升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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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学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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