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墓葬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 要：对蒙元墓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形制、装饰、随葬品等方面，体现出研究者考古学本位、历史学、艺术史3个取向。针对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缺陷，将来的研究应重视基础性课题，吸收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综合地探索研究，探讨长时段的关键性问题。
关键词：蒙元墓葬;形制;装饰;随葬品;考古学
中图分类号：K87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9）07-0011-05
墓葬是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蒙元墓葬的研究也以考古学为主，因此本文的回顾以考古学研究为主体，兼及相关学科。在早期的考古实践中，宋辽金元时期的墓葬被认为规模小，随葬品不丰富，大量的墓葬发掘过后，资料没有得到及时发表。另一方面，此时段文献资料相对丰富，对考古发现研究的依赖、需求较小，导致辽宋金元墓葬考古研究整体上比较滞后，蒙元时期墓葬研究没有得到应有重视。最近十几年，随着考古学自身的发展以及考古学理论的进步，学术界认识有所改变，晚段考古得到更多关注，西方艺术史研究方法的传入，重视对墓葬壁画的探讨，也促进了晚期墓葬的研究。
整体而言，蒙元墓葬研究尚处于考古发现和时空框架建构的阶段，陆续有元代墓葬从宋金墓葬中被辨识出来[1]，但同时也有关于墓葬形制、墓葬装饰、随葬品以及葬礼、葬俗、文化因素等较为深入的研究性论文。
一、墓葬形制与分区分期研究
最早对蒙元墓进行讨论的是徐苹芳《宋元时代的火葬》[2]，对宋元火葬流行的原因进行了探析。在1984年发表的《金元墓葬的发掘》[3]一文中，徐苹芳最早对元代墓葬进行全面综述，并初步将元代墓葬分为早晚两期，分区域介绍当时发现的重要元墓，注意到元代墓葬与前朝墓葬的承继关系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此文虽然只是概述性的文章，但是建立起元墓研究的框架，筚路蓝缕之功不可磨灭。
秦大树在2004年出版的《宋元明考古》[4]中，将元墓分为三期和南北两大区，在大区内又划分小区，此文是目前为止对元墓分期分区研究最重要的成果，后来的研究似乎还没有突破这个框架。秦大树在其执笔的《山东临淄大武村元墓发掘简报》[5]结语中对山东地区元代墓葬分为3类，对3类墓的形制特点、族属、与周边文化区的关系以及山东地区的地方特点等进行了开拓性的总结。
杨琮的《福建宋元壁画墓初步研究》[6]对福建地区宋元壁画墓的特点与分期及壁画题材和表现特点进行了初步总结。
董新林的《蒙元壁画墓时代特征初探——兼论登封王上等壁画墓的年代》[7]一文，对壁画墓进行了分区，并总结6个时代特征，根据这些特征辨识出6座蒙元壁画墓;《北方地区蒙元墓葬初探》[8]是在他已有研究基础上对北方地区蒙古墓葬的总结之作，概况了不同族群（蒙古人、汉人、色目人）墓葬的特征。
吉林大学魏坚2004年的博士论文《元上都的考古学研究》[9]，单辟一章对元上都城区及附近墓葬进行了概述，并对墓葬族属以及墓葬反映的社会生活进行了研究，并且从中辨析出一部分蒙古人墓葬，对以后的族属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吉林大学张晓光2006年的硕士论文《蒙元时期的蒙古人墓葬》[10]，根据墓志、题记，壁画或线雕中的蒙古人形象和表现题材，以及葬俗等辨析出20余座蒙古人墓葬并予以分期。认为蒙古人墓葬可以分为保留传统蒙古葬俗墓、接受中原葬俗影响蒙古墓以及采用汉地葬俗蒙古墓等3种。虽然具体结论有待商榷，但这种尝试是有益的。
吉林大学马晓光2008年的硕士论文《长江下游地区元明墓葬》[11]，对长江下游元明墓葬整合分析，认为整个元代此区域的墓葬基本为框式墓，可以分为非封固和封固墓室两类，并且这种墓葬形制一直沿用到明朝晚期。
东北师范大学袁传申2009年的硕士论文《山东地区元代壁画墓研究》[12]，对山东地区元代壁画墓的特点、产生背景、衰落原因进行了探讨。
郑州大学侯新佳2009年的硕士论文《蒙元墓葬研究》[13]是目前唯一一篇以全国范围元墓为讨论对象的硕士论文，此文认为仅仅根据墓主采用蒙古名字和墓主人画像着蒙古衣冠来判断墓主为蒙古人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他的分析推进了对于族属判断问题的认识。
内蒙古师范大学爱丽思2011年的硕士论文《中国北方地区蒙元时期墓葬形制研究》[14]，将北方地区元代墓葬分为7个区域，墓葬结构分为6个类型，墓葬壁画和砖雕装饰题材分为6个类型。在研究过程中注意到了墓葬地表遗存并按类别予以介绍和分析，是此文的特色。
内蒙古大学李树国2011年硕士论文《内蒙古地区蒙元时期墓葬的初步研究》[15]，通过对内蒙古地区蒙元时期墓葬的类型、年代、族属等相关问题的分析，结合他在内蒙古地区及蒙古国的考古实践，总结出各类型墓葬在蒙古汗国、元早期和元中晚期的不同特点，尤其深化了对蒙古人墓葬演变的认识。此文是目前对内蒙古地区蒙元墓葬考古发现最全面的梳理和归纳，墓葬形制类型划分比较合理。
北京大学袁泉2009的博士论文《蒙古时期中原北方地区墓葬研究》[16]，是最早对蒙元墓葬进行专门研究的考古学博士论文。在论文基础上作者近年连续发表数篇相关文章，代表着元代墓葬研究的最新认识，主要有：《政治动因下的“蒙古衣冠”：赤峰周边蒙元壁畫墓的再思》[17]《物与像：元墓壁面装饰与随葬品共同营造的墓室空间》[18]《略论“洛一渭”流域蒙元墓葬的区域与时代特征》[19]《洛渭地区蒙元墓随葬明器之政治与文化考》[20]《生与死：小议蒙元时期墓室营造中的阴阳互动》[21]《蒙元墓葬场景营造与空间功能刍议》[22]等，文章运用考古学、文献学与图像学等多学科方法对元代墓葬的墓室空间营造、墓葬发展模式及其背后的政治文化变迁等进行了深入探讨，所得多有创见，但袁文的研究范畴不包括南方地区，因而缺乏南方因素对于北方中原地区影响的讨论。 二、墓葬装饰研究
相对于墓葬形制研究，以壁画、砖雕等为主的墓葬装饰研究数量相对较多，有些探讨也较为深入。同时，这一题材也受到艺术史学者的重视，他们的研究能够启发对墓葬装饰的认识，在此一并加以回顾。
董新林较早地对蒙元墓葬壁画题材进行关注，他在《蒙元时期墓葬壁画题材及其相关问题》[23]一文中，对蒙元墓葬形制进行了分类，将壁画墓进行分区，对壁画的题材和内容进行了总结，并对蒙元时期的社会生活、社会习俗进行了讨论。其后董新林《北宋金元墓葬壁饰所见“二十四孝”故事与高丽〈孝行录〉》[24]一文认为，这一时期北方墓葬中“二十四孝”故事与后世流传的内容有较大差异而与高丽《孝行录》记载吻合，表明中国南北地区民间存在两套“二十四孝故事”系统。
袁泉的《从墓葬中的“茶酒题材”看元代丧祭文化》[25]一文认为，“茶酒题材”图像在具体设位陈器和行为组合上可在丧祭仪制中找到相符合的规定，是对丧祭场景的再现和模拟，通过探讨认为宋元时期墓室具有祭礼里“正寝”功能，宋元时期的丧仪世俗化，形成以茶酒器等日常用器为代表的祭器类型。她的论证注意引用了宋元笔记和礼书等文献资料，因而更加深入。
刘未《尉氏元代壁画墓札记》[26]对该墓的两组孝子图进行考证，梳理考古所见二十四孝图像，认为元明时期逐渐转向多元。他在《门窗、桌椅及其他——宋元砖雕壁画墓的模式与传统》[27]中将宋元时期砖雕壁画墓图像分为假门窗为轴心、以夫妇共坐为轴心、以屏风为軸心等3种类型，梳理了其不同传统形成的历史过程，对图像选择、图像意义等问题进行了阐释，论断准确可靠。
郑岩《夕阳西下——读兴县红峪村元代武庆夫妇墓壁画札记》[28]，从视觉效果和细节方面对武清夫妇墓的壁画进行细致观察，分析其布局及笔法，并与传世卷轴画比较，讨论了该墓壁画的形成过程，认为墓葬美术思想的枯竭导致墓葬壁画的衰落。
邓菲《香积厨”与“茶酒位”—谈宋金元砖雕壁画的礼仪空间》[29]，对砖雕壁画中的墓主画像、庖厨、茶酒以及乐舞杂剧等题材进行分析，认为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墓内完整的宴享空间，是当时丧祭仪式的图像转化，墓葬内的礼仪意味日趋强化。
吉林大学王博2006年的硕士论文《蒙元时期墓葬壁画题材与布局浅析》[30]，对蒙元墓葬壁画的题材和布局两方面进行分析，重点关注墓主人画和山水画，强调了道教的影响作用。
四川大学薛豫晓2007年的硕士论文《宋辽金元墓葬中“开芳宴”图像研究》[31]，明确了“开芳宴”图像的基本组成要素以及各文化区域的图像特点，认为“开芳宴”图像的衰落是蒙古人入侵造成的。
南开大学李敏行2007年的博士论文《元代墓葬装饰研究》[32]，对元代墓葬的装饰布局和组成元素进行了相当细致的分析，并对装饰所反映的元代物质文化、精神信仰和艺术审美进行了探讨。
另外，申云艳《元墓壁画中的山水图》[33]、孙大伦《元墓壁画中的水墨写意性》[34]、《陕西蒲城洞耳村元墓壁画的艺术特征》[35]等主要从美术史的角度讨论墓室壁画的题材、构图、笔法等内容。
廖奔《宋元戏曲文物与民俗》[36]、安徽大学方成军2003年硕士论文《宋元戏曲文物的考古学观察》[37]等利用墓葬壁画砖雕对宋元戏曲进行研究。
邓菲《图像与仪式——宋金仿木构砖雕壁画墓图像题材探析》[38]、张鹏《勉世与娱情——宋金墓葬壁画中的一桌二椅到夫妇共坐》[39]、易晴《宋金中原地区壁画墓“墓主人对（并）坐”图像探析》[40]、赵丹坤《北方蒙元墓葬墓主人形象与族属问题的再思考》[41]等注意对图像功能与意义的把握，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随葬品研究
杨哲峰在《从蒲城元墓壁画看元代匜的用途》[42]一文中利用元墓壁画备酒图中的器物组成以及墓葬、窖藏出土的器物组合，考证匜为注酒用的酒具，基本确定了这一器物的功用。
扬之水《元代金银器中的马盂和马杓》[43]充分利用出土器物、同类型不同材质器物和文献互证，并借助文学材料进行器物研究，开阔了器物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她的《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44]也是采用同样方法的佳作。
孟原召《唐至元代墓葬中出土的铁猪铁牛》[45]，观察到宋元墓葬中出土的铁猪、铁牛在形制、数量、位置及出现区域的变化，通过考古发现与葬书等文献的结合研究，论述了铁猪、铁牛的压胜性质和镇墓、镇邪作用。
谢明良《北方部分地区元墓出土陶器的区域性观察——从漳县汪世显家族墓出土陶器谈起》[46]，认为元代陕西行省境内曾经存在着一股模仿《三礼图》礼器为墓圹仪物的风潮，洛阳地区元墓所出仿古陶器则是仿照《宣和博古图》所载古器。许雅惠《〈宣和博古图〉的“间接”流传—以元代赛因赤答忽墓出土的陶器〈绍熙州县释奠仪图〉为例》[47]则在谢文的基础上提出民间祭器非直接承袭《宣和博古图》，而是自《绍熙州县释奠仪图》转介而来。两位学者的器物研究与礼制、礼器与礼图结合紧密，反映出台湾学者对于礼制研究更为熟悉与敏感。
杨杰《陕西地区出土蒙元陶俑类型分析》[48]《陕西关中蒙元墓葬出土陶俑的组合关系及相关问题》[49]将陕西地区出土陶俑分为5个类型，认为陶俑在关中一带的流行是受到宋元新理学与唐宋堪舆术的影响。
葛承雍《蒙元时代胡人形象俑研究》[50]将元墓出土胡人俑分为8类，认为这是蒙元时期色目人形象的体现。
吉林大学董杰2009年的硕士论文《中原地区元墓出土瓷器初步研究》[51]对元代中原地区瓷器的类型、特征、分期、流通使用及瓷器手工业的生产情况作了较全面的阐述。此文主要就瓷器本身进行讨论，基本不涉及与墓葬的关系。类似的研究还有吉林大学秦晓杰2009年的硕士论文《内蒙古东北地区出土元代瓷器初步研究》[52]。 内蒙古农业大学袁永春2010年硕士论文《元代北方家具的初步研究》[53]，以考古材料、壁画、绘画等资料对元代北方家具进行分期研究，并对元代家具风格和文化元素进行了分析。
西北大学赵学江2011年的硕士论文《蒙元关中服饰文化研究》[54]，利用大量墓室壁画和陶俑等考古学资料对蒙元时期关中地区男女冠服、袍服、足服、发式等进行了梳理分析，为随葬陶俑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四、总结与前瞻
（一）蒙元墓葬研究的3个取向
1.考古学本位的取向。对墓葬形制、随葬品等进行严格的类型学划分，关注分区与分期的基本问题，以期对墓葬进行准确断代，总结区域墓葬特征，在此基础上讨论族属文化等相关问题。
2.历史学的取向。采用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关注礼制、堪舆、理学、信仰等对墓葬的影响，讨论社会结构、礼制变迁、文化因素等相关问题。
3.艺术史的取向。特别关注雕塑、壁画等墓葬装饰，强调对图像的细读，应用礼仪空间、粉本、母题、格套等艺术史的概念，探讨壁画题材的来源含义、墓室营造与壁画绘制的工匠系统、墓室空间的设计布局等，丰富了墓葬研究的讨论维度。
不同的研究取向与学者的学养训练、学科背景、研究旨趣等有关系，不过这3种取向都是概而言之，事实上各位学者也都注意到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以期得到更为深入全面公允的结论。
（二）蒙元墓葬研究存在的问题
1.境外资料的引進与使用不足。漠北蒙古是蒙元王朝早期统治的核心区域，在整个蒙元时期都具有特殊的地位，也是蒙古文化保留较为完整的区域，但囿于语言、地缘等的限制，国内对蒙古国蒙元墓葬的考古发掘资料及相关研究成果介绍较少，国内学者的讨论也极少涉及此区域，相信随着国家间文化交流的增加，这一缺陷会得到弥补。
2.对单体墓葬的研究多，成片家族墓地的研究少，未能上升到社会考古的层次。目前的史前考古、三代考古等研究比较充分的领域，都已经注意从墓葬布局探讨家族形态、社会结构等课题，蒙古墓葬考古研究可以借鉴相关的理论成果。
3.综合性的研究仍有所欠缺。墓葬形制和分区分期的整体研究数量较少;墓葬装饰的文章数量较多，但有些释读过于随意，甚至存在误读现象，对墓葬装饰的讨论不应离开墓葬这一载体;随葬品研究一般就个别类型文物进行讨论，缺乏整体上进行把握的文章。
4.缺乏长时段的研究。目前的研究还没有充分挖掘多元文化对于蒙元墓葬的影响，没有将蒙元墓葬放在中国墓葬发展史的大背景下进行考量，对其独特性缺少准确认识，在墓葬发展史中的地位认识不够。
总之，元代墓葬的研究是薄弱的，迄今尚没有一本专著进行探讨，与汉唐等时期的墓葬研究不能同日而语，与元代墓葬的考古发现不相适应。
（三）蒙元墓葬研究的探索性前瞻
首先，仍要坚持墓葬编年的基础性研究。目前对蒙元时期墓葬的判断日趋准确，但考古实践中仍存在金元、宋元、元明不分的情况，也存在发掘报告判断准确而后期研究中又有误判的情况，反而造成了混乱。究其原因，此时期墓葬本身能提供的判断依据往往偏少，另一方面对蒙元墓葬的特征认识还不够深入，对于过渡期的墓葬形制没有准确的把握。所以基础性的研究仍然不可偏废，不能因为新方法新理论的引入就忽视基本问题的探索。
其次，要破除学科界限，坚持探索综合性的研究方法。利用考古学方法对墓葬形制、随葬品进行类型学分析，对墓葬年代、族属特征、区域特征进行准确把握，结合文献史学分析历史背景、社会形态、礼制礼俗、思想信仰等影响墓葬的多元因素，同时吸收艺术史学对图像分析的成熟方法，相信会取得更大的突破。
再次，在基础研究、区域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大视野、长时段的探讨。横向来说蒙元墓葬考古研究要放在辽宋金元大历史背景下进行思考，注意辽宋金元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南北朝的特点，借鉴魏晋南北朝考古学与文献史学、辽宋金元文献史学研究的成果;纵向来说要将蒙元墓葬放在中国墓葬发展史中进行讨论，分析其承前启后的历史定位以及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在这个框架下应特别关注两个问题：一是所谓内亚性的视角，契丹、女真、蒙古是具有一定共性的北方民族，在全球史的语境下从内亚性的角度探讨墓葬的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具有成长性的课题;二是注意礼制、堪舆的影响，注意葬礼与丧礼的互动，这是影响中国墓葬发展的根本性背景。
参考文献：
〔1〕孙传贤.焦作市西冯封村雕砖墓几个相关问题的探讨[J].中原文物，1983，（03）：51-54;罗火金.焦作元代墓葬及其反映的社会情况[J].许昌师专学报，1980，（01）：66-68;刘未.尉氏元代壁画墓札记[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03）：40-42;董新林.蒙元壁画墓时代特征初探——兼论登封王上等壁画墓的年代[C].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一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363-370;郝军军.金代墓葬的区域性及相关问题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6.
〔2〕徐苹芳.宋元时代的火葬[J].文物参考资料，1956，（09）：21-26.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607-609.
〔4〕秦大树.宋元明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5〕秦大树.山东临淄大武村元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5，（11）：39-48.
〔6〕杨琮.福建宋元壁画墓初步研究[J].考古，1996，（01）：75-81.
〔7〕董新林.蒙元壁画墓时代特征初探——兼论登封王上等壁画墓的年代[C].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一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363-370.
〔8〕董新林.北方地区蒙元墓葬初探[J].考古，2015，（09）：114-120. 〔9〕魏坚.元上都的考古学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4.
〔10〕张晓光.蒙元时期的蒙古人墓葬[D].长春：吉林大学，2006.
〔11〕马晓光.长江下游地区元明墓葬[D].长春：吉林大学，2008.
〔12〕袁传申.山东地区元代壁画墓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9.
〔13〕侯新佳.蒙元墓葬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09.
〔14〕爱丽思.中国北方地区蒙元时期墓葬形制研究[D].呼和浩特：内蒙古师范大学，2011.
〔15〕李树国.内蒙古地区蒙元墓葬的初步研究[D].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2011.
〔16〕袁泉.蒙古时期中原北方地区墓葬研究[D].北京：北京大学，2009.
〔17〕袁泉.政治动因下的“蒙古衣冠”：赤峰周边蒙元壁画墓的再思[C].边疆考古研究第12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341-355.
〔18〕袁泉.物与像：元墓壁面装饰与随葬品共同营造的墓室空间[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02）：54-71.
〔19〕袁泉.略论“洛—渭”流域蒙元墓葬的区域与时代特征[J].华夏考古，2013，（03）：105-114.
〔20〕袁泉.洛渭地区蒙元墓随葬明器之政治与文化考[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10）：61-78.
〔21〕袁泉.生与死：小议蒙元时期墓室营造中的阴阳互动[J].四川文物，2014，（03）：74-82.
〔22〕袁泉.蒙元墓葬场景营造与空间功能刍议代[C].文物、文献与文化：历史考古学青年论集第一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78-119.
〔23〕董新林.蒙元时期墓葬壁画题材及其相关问题[C].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庆祝佟柱臣先生八十五华诞纪念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856-885.
〔24〕董新林.北宋金元墓葬壁饰所见“二十四孝”故事与高丽孝行录[J].华夏考古，2009，（02）：141-152.
〔25〕袁泉.从墓葬中的“茶酒题材”看元代丧祭文化[C].边疆考古研究，2007，（00）：329-349.
〔26〕刘未.尉氏元代壁画墓札记[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03）：40-42.
〔27〕刘未.门窗、桌椅及其他——宋元砖雕壁画墓的模式与传统[C].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三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227-251.
〔28〕郑岩.夕阳西下——读兴县红峪村元代武庆夫妇墓壁画札记[C].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三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253-272.
〔29〕邓菲.“香积厨”与“茶酒位”—谈宋金元砖雕壁画的礼仪空间[J].艺术史研究（第14辑），2013;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图像与仪式：中国古代宗教史与艺术史的融合[M].北京：中华书局，2017.200-230.
〔30〕王博.蒙元时期墓葬壁画题材与布局浅析[D].长春：吉林大学，2006.
〔31〕薛豫晓.宋辽金元墓葬中“开芳宴”图像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07.
〔32〕李敏行.元代墓葬装饰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2007.
〔33〕申云艳.元墓壁画中的山水图[J].文史杂志，1999，（04）：42-43.
〔34〕孙大伦.元墓壁画中的水墨写意性[J].文博，2006，（04）：70-73.
〔35〕孙大伦.陕西蒲城洞耳村元墓壁画的艺术特征[J].考古与文物，2006，（02）：93-96.
〔36〕廖奔.宋元戏曲文物与民俗[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
〔37〕方成军.宋元戏曲文物的考古学观察[D].合肥：安徽大学，2003.
〔38〕邓菲.图像与仪式——宋金仿木构砖雕壁画墓图像题材探析[C].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一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285-312.
〔39〕张鹏.勉世与娱情——宋金墓葬壁画中的一桌二椅到夫妇共坐[C].古代墓葬美术研究（一）.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313-328.
〔40〕易晴.宋金中原地区壁画墓“墓主人对（并）坐”图像探析[J].艺术研究，2011，（02）：73-79.
〔41〕赵丹坤.北方蒙元墓葬墓主人形象与族属问题的再思考[J].中原文物，2017，（01）：74-83.
〔42〕杨哲峰.从蒲城元墓壁画看元代匜的用途[J].中原文物，1999，（04）：71-74.
〔43〕揚之水.元代金银器中的马盂和马杓[J].中国历史文物，2008，（03）：24-35.
〔44〕扬之水.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0.
〔45〕孟原召.唐至元代墓葬中出土的铁猪铁牛[J].中原文物，2007，（01）：72-79.
〔46〕谢明良.北方部分地区元墓出土陶器的区域性观察——从漳县汪世显家族墓出土陶器谈起[J].故宫学术季刊，2002，（04）：143-168.
〔47〕许雅惠.《宣和博古图》的“间接”流传—以元代赛因赤答忽墓出土的陶器《绍熙州县释奠仪图》为例[J].（台北）国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2003，（14）：1-26.
〔48〕杨洁.陕西地区出土蒙元陶俑类型分析[J].文博，2013，（05）：29-39.
〔49〕杨洁.陕西关中蒙元墓葬出土陶俑的组合关系及相关问题[J].考古与文物，2015，（04）：85-91.
〔50〕葛承雍.蒙元时代胡人形象俑研究[J].文物，2014，（10）：57-65.
〔51〕董杰.中原地区元墓出土瓷器初步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9.
〔52〕秦晓杰.东北内蒙古地区元墓出土瓷器初步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9.
〔53〕袁永春.元代北方家具的初步研究[D].呼和浩特：内蒙古农业大学，2010.
〔54〕赵学江.蒙元关中服饰文化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11. （责任编辑 徐阳）
Abstract： By combing the important papers on the structures， decoration and funerary objects of the tombs of Mongol-Yuan Dynasty， the current research has three orientations： archaeology， history and art histor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shortcomings， it is believed tha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still pay attention to basic issues， absorb the research results from relevant disciplines to explore comprehensive research methods， and discuss key issues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Keywords： Tombs of Mongol-Yuan; Review; Foresight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9/view-14993838.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