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渔猎经济在红山文化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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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智文
摘 要：史前时期，经济形态的不同，会对当时的文化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红山文化作为我国东北地区十分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其经济形态是多样性的，既有了发达的原始农业，又保留着东北辽西地区传统的渔猎采集经济。在红山文化经济形态中，渔猎经济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红山文化时期的食物获取、生产生活以及文化交流领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关键词：红山文化;渔猎经济;地位
中图分类号：K87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9）08-0007-04
红山文化是分布于我国东北地区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其地理范围大体为东起辽河中游、西至河北张家口附近、南抵京津北部地区、北到西拉木伦河，中心区域则主要在西拉木伦河、老哈河以及大小凌河流域附近。考古测年结果显示，红山文化的存续时间大约在距今6500～5000年之间[1]。随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辽宁省喀左东山嘴祭坛和建平牛河梁遗址坛、庙、冢的发现，使学术界清晰地认识到，红山文化在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近些年来，围绕红山文化研究的课题层出不穷，但是在研究红山文化的聚落、生产生活、宗教祭祀等领域都离不开红山文化经济形态的研究。在史前社会，经济方式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
一、红山文化的经济形态
考古学意义上的经济形态一般是指社会的物质生活资料生产与获得的方式[2]。对红山文化经济形态的研究，是学术界一直关注的重点。红山文化经济结构主要有农业、采集业、渔猎以及各种形式的手工业经济。但对于各项经济结构所占的份额，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大部分学者认为，红山文化时期已经有了发达的农业，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形态;另一种则认为红山文化的经济形态并非完全以农业为主，而是渔猎经济和农业共同占有一定的比重。总之，红山文化经济形态的研究离不开农业经济和渔猎经济，两者所占的份额最大，在出土的器物中多有体现。
红山文化时期遗址中出土了一系列与渔猎生活有关的投射、捕捞和切割工具，如白音长汗遗址[3]、小东山遗址[4]和牛河梁遗址[5]中均发现了投掷的石球等;白音长汗遗址还发现了用于捕捞的网坠;红山文化各遗址中均有一定数量石镞的出土，在哈民忙哈遗址[6]、红山后遗址[7]、二道梁遗址[8]、康家湾遗址[9]、魏家窝铺[10]和牛河梁遗址等都有出土。石镞是红山文化时期非常重要的狩猎工具，其镞头为尖状，两侧有利刃，中脊突出明显，适用于捕猎活动。石叶两端斜直有刃，刮削器是扁薄的带刃石片，有的刃面呈锯齿状，刃面较为锋利，多是长条状和近似椭圆形[11]。石叶和刮削器很有可能是用于切割猎物的工具。此外，在老牛槽沟遗址和哈民忙哈遗址中出土了许多骨角牙器，如：骨刀、骨匕、骨锥、角锥、蚌刀等[12]，这些都是渔猎采集经济的重要生产和使用工具。红山文化中期开始出现成套的农具，发现了一系列掘土、收割和加工谷物的配套工具。大量遗址中都发现有适合耕种的石耜，耜是红山文化的典型掘土工具，相当于现在耕种的犁;在西水泉[13]、二道窝铺[14]和海金山[15]等遗址发现了长方形和桂叶形石刀，是当时主要的收割工具;在二道梁、白音长汗和那斯台等遗址发现了成组的谷物加工工具石磨盘和磨棒[16]。说明当时红山文化的农业有了显著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并形成完备的生产加工体系，中后期农业有了一个质的发展。
红山文化时期遗址分布密集，发现了几处大型聚落遗址，证明其人口有了迅速的增长，虽然当时的农业发展以及配套的生产工具已经成熟，但是农业的发展水平受自然条件以及生长周期等各方面的制约。对于当时的人类而言，渔猎采集业不仅带来了肉食，还方便快捷。红山文化遗址都发现了大量野生动物遗存，在白音长汗遗址、牛河梁遗址、东山嘴等遗址相继发现了鹿、野兔、狍、獐、熊以及一些贝类等动物遗存，另外在红山文化房址、灰坑等都有动物骨骼遗存。通过这些可以看出渔猎业在红山文化人群的食物来源以及生产生活中占有很大比例。
红山文化各遗址出土了大量的不同类型的生产工具，说明当时农业和渔猎都有了比较完备的配套设施，各类经济生产工具的成熟，使得生业方式向着多样化发展，说明其经济形态绝不是单一性的，农业日渐成熟的同时，渔猎经济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红山文化玉器所反映的渔猎因素
玉器是红山文化的典型器物，红山文化时期是当时北方制玉的巅峰时期，所发现的玉器种类繁多、造型优美、工艺复杂，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文化内涵。尤其牛河梁遗址发掘的坛、庙、冢中伴随着大量的玉器出土，随葬玉器的多寡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有着密切的联系，证实了玉器和宗教祭祀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由此可见，玉器在红山文化时期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紅山文化的玉器可分为三大类：装饰类、动物类和礼仪类[17]。其中动物型玉器占有很高的比例，在红山文化祭祀遗址、墓葬中均出土了大量以动物为题材的玉器。动物造型的玉器多达二三十种，有渔业活动中常见的龟、鱼、海贝等造型，还有蝙蝠、鸮、鸟、蝈蝈等在打猎中经常见到的动物种类。这些玉器形象生动、造型逼真，是对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事物进行抽象与写实结合的体现。通过玉器的动物造型可以窥探出红山文化时期的生业方式，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渔猎和采集经济在红山文化时期具有普遍性。
我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有着悠久的渔猎文化传统，从兴隆洼文化时期到赵宝沟文化时期，尽管原始农业已经出现，但渔猎经济一直是这里的先民的主要生产生活方式。兴隆洼文化时期就有玉器出土，一直到红山文化时期，玉器无论从种类、造型、工艺都有了质的飞跃。红山文化时期人口的增加，文化的繁荣，必然有强大的经济体系作支撑，但前期农业发展程度较低，渔猎经济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长时期的渔猎经济，同样为玉器种类的多样性提供了依据。细石器是适应于采集和渔猎经济的需要而存在，随着农业的出现而逐渐消失，红山文化的细石器数量约占石器总数的三分之一，为当时的先民在玉石挑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有可能是红山文化玉器增多的主要原因。 郭大顺先生认为玉器的起源和早期发展与渔猎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指出日本的绳纹文化以细石器和渔猎文化十分发达而著称，该文化同样也拥有发达的玉器[18]。可以看出渔猎文化对于玉器的起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渔猎文化同样能够孕育文明，在文明的起源中应当受到足够的重视。
牛河梁遗址相继有183件玉器出土[19]，遗址中大型石棺墓随葬的玉器数量远远多于小型墓葬，随葬玉器的多少，直接凸显出墓主人身份地位的高低。孙永刚教授认为，红山文化玉器与萨满教的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红山文化玉器的形制和使用制度都从属于萨满教，与此同时，萨满教正是作为当时东北狩猎社会（狩猎、捕鱼、采集）的主要精神信仰，支配着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20]。牛河梁遗址中动物形制的玉器占大多数，这些玉器往往与祭祀有关，张光直先生认为中国巫师的通天手段的工具就是不同的动物，动物本身作为一种牺牲，它的灵魂就是巫的助手可以帮助巫师升天入地[21]。红山文化时期成批的动物造型的玉器构成了这一文化的显著特征，玉器作为主要的祭祀工具，它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渔猎经济的影响。
三、渔猎经济带来的文明交流
五千多年以前的红山文化就出现了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等大型公共礼制性建筑，以及较高的手工业水平和复杂化的社会等级结构。苏秉琦先生认为红山文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文明的诞生要素，并率先进入了古国阶段[22]。红山文化的文明起源相对较早，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距今五千多年前的诸多文化中，红山文化先民汲取了周边文化的精华并结合自身文化发展的特色，屹立于五千年前的文明曙光之中，说明渔猎经济同样可以孕育出文明。
赵宾福教授认为，考古学文化在与同时期外界文化交流过程中有着不同的形式，有的采用“外输式”，有的采用的是“内收式”的交流方式[23]。外输式顾名思义，其文化圈具有很强的扩散性，以向外输出为主;内收式则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包容性，以学习借鉴和向内吸收为主。红山文化时期的对外文化交流就是以“内收式”为主，在二道窝铺、蜘蛛山、老牛槽沟等红山文化时期的遗址中发现的红顶钵和彩陶，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自中原后岗一期文化和半坡文化晚期的影响;另外红山文化晚期出现的错叠三角形、网格、三角勾连纹图案，则是庙子沟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彩绘图案，这些图案在红山文化晚期诸多遗址中出现，可能是受河套地区庙子沟文化的影响[24];在牛河梁遗址中发现的彩陶纹饰勾连花卉纹，应是来自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
红山文化与外界文化交流的“內收式”主要表现为对周邻先进文化因素以及中原先进文化的吸收，这应同红山文化的经济形态有很大的关系。通过对红山文化魏家窝铺遗址的植物浮选可以看出，虽然有了黍和粟，但是所占比例甚少，还是主要以渔猎采集为主的经济方式[25]。渔猎经济具有很强的流动性，活动地点具有不确定性，所以更容易突破自身活动范围的限制，对待外部文化也会采取一种包容和开放式的态度来学习和引用。反观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式，更多的受限于土地的范围，流动性相对差一些，采取的态度更多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一种保守的态度。渔猎经济的不稳定性，也恰恰使其对先进文化给予更多的包容和尊重，学习和模仿能力更强一些。红山先民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并与本文化内涵相结合，形成一个高度发达的文化体系，文化的交流碰撞，快速地推进了这个时期文化的发展，使辽西地区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这也是红山文化在距今五千年前能够孕育出文明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红山文化在吸收其他先进文化的同时，也会对周边其他文化进行扩散和影响，各文化之间相互融合发展才会构成中华文明起源的多样化。
四、结论
红山文化历经1500年左右的时间，由于气候、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原因，某一单独经济形态的主导性肯定不能贯穿于红山文化的始终。红山文化中前期，继承了辽西地区的渔猎采集经济传统，是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到了中后期，配套的农业生产工具的出现，使得原始农业迅速发展起来，慢慢占据了主导性地位，但是这个时候，渔猎经济也一直存在，只不过从主导性变为辅助性。但是渔猎经济贯穿于红山文化发展过程的始终，对红山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
在距今五、六千年的西辽河地区，红山文化最先诞生了文明的曙光，不是偶然性的。西辽河地区的渔猎采集经济在红山文化时期有了迸发式的发展，渔猎经济带来的冒险与开放式的生活，是其他以农业为主的文化所不能比拟的，使红山文化能够兼收并蓄。渔猎文化贯穿于红山文化的始终，红山文化祭祀活动发达，在与上天的沟通中，玉器起着很好的桥梁作用，而玉器的使用和早期发展与渔猎经济又有着密切的关系;渔猎经济的发展丰富了红山文化的生产生活和文化交流。经济形态的多样性往往决定其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不同，渔猎经济的延续，使得红山文化继承了辽西地区的发展传统，随着人口的增加、文化的碰撞，使得渔猎经济和农业进行融合，红山文化又有别于其固有的传统形态，形成一个独具特色的考古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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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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