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创新社区的构建：生态系统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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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以高校为核心、由高校驱动的创新活动的组织载体或发生域被称之为基于高校的创新社区，即高校创新社区。高校创新社区既可以是一个基于产业链、创新链、服务链、资金链联合的虚拟网络，也可以是一个创新主体、创新资源聚集的地理空间。高校创新社区的构建可能遇到创新主体异质性障碍、主体交互过程障碍以及外部环境障碍等。各创新主体应根据自身的组织优势，准确定位在创新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即各自在系统中的位置、角色、功能和作用，明确在整个创新活动过程中不同阶段、不同环节的责任，并依据“通过异质协同而自我增值”“由互补性而可持续地发展”“在组织惯性中的持续性学习”等创新生态原理，推进高校创新社区建设的理性实践。
　　 关键词：协同创新;高校创新社区;创新生态系统;创新生态原理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0）01-0107-09
　　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经济发展方式已逐渐由传统的大规模生产和线性运行模式演化为后工业化、知识驱动以及更加开放和交互的体系创新模式。高校作为社会最重要的知识生产与创新主体，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并由此催生出以自身为中心的协同创新网络。高校在与外部组织开放式、协同式的创新过程中，能更好地服务社会经济发展，激发组织及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力。
　　一、高校创新社区的演进分析及内涵阐释
　　创新是时代发展的最强音，也是组织持续发展的基本动力之源。最初的创新活动局限于组织内部，表现为组织内部创新模式，创新被描述成由单个组织开展的活动，新的创新、创意被认为是在组织内部创造出来的。因此，各个创新主体间缺乏沟通和交流。组织创新的内部循环模式使得创新过程中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应用开发等各个环节无法形成完整的链条，造成大量创新资源的闲置。知识作为创新活动最重要资源，它具有弥散性、异质性、分立性等特征。组织内部创新模式使得知识无法得到有效共享和整合，形成知识“孤岛现象”，导致知识在现代知识经济社会的应有价值得不到充分的发挥。面对组织内部创新的困境，需要创新模式的变革以推动组织创新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开放式创新模式逐渐兴起。
　　2003年，哈佛大学教授亨利·切斯布洛提出开放式创新（Open Innovation）的概念，主张企业创新要引入外部资源。开放式创新强调组织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环境之间的持续互动，它通过创新资源特别是知识资源在组织间的流动、整合来提升组织创新效益，进而在创新主体的联合与互动中形成具有集聚优势的创新系统。开放式创新意味着创新主体必须突破传统组织边界，在与外部组织的合作中形成长期的战略伙伴而非短效的一般关系，从而提升组织创新能力。社会创新主体（大学、政府、企业等）彼此间良好的合作关系更是能够“促进知识、思想、技术向社会转化，加速‘创新时代’的发展，以实现国家目标。”[1]
　　在智慧社会的图景下，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物理交互”画面，更是溶解、催化、裂解的“化学反应”，乃至繁衍与遗传、选择与适应、合作与竞争的生物学、生态学反应[2]。21世纪初，从生物学、生态学角度研究社会创新发展的兴起，进一步推动了封闭的、物理学的系统创新模式向开放系统的创新模式转变。这种转变表现为“从静态、机械式到动态、有机式”的创新模式变革，突出了创新主体之间、创新主体与创新环境之间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因果互动关系。组织创新活动从研究—开发—转化利用的线性模式到研究协同、开发协同、转化协同的生态模式转变，避免了组织创新活动的僵化与锁定。整个开放式创新系统是一个动态、共生、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系统，在合作共生、共同演化的生态系统中，所有创新主体及组织成员共同承担着整个系统的命运，个体利益的实现以系统利益的实现为基础。2003年，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正式提出“创新生态系统”这一概念，在其编制的《维护国家的创新生态体系、信息技术制造和竞争力》和《维护国家的创新生态系统：保持美国科学和工程能力之实力》两份报告中，均强调从创新生态视角认识美国的创新问题。
　　某种意义上，“今天的科学和技术事业更像一个生态系统，而不是一条生产线”[3]。在知识经济时代，“如果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知识经济，就必须学会如何建设（而并非单纯模仿）一个强有力的知识生态体系”[4]。实践中，生态创新体系的构建由创新主体的独立发展和简单联合协作向协同与系统合作及共同发展转变。换言之，“生态”隐喻揭示了创新系统的活动范式转型，即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各创新组织或群落之间及与创新环境之间，通过创新资源（特别是知识资源）的联结传导构成多主体参与协同创新，形成具有共生竞合、动态演化特征的开放、复杂生态系統。
　　在构建国家创新生态系统、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历史进程中，“大学与城市互动发展成为常态，大学正在从创新资源的提供者向创新引擎的发动者转变，从原来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基础支撑性作用向支撑引领并重转变。”[5]（P72-76）大学作为社会中开展科学研究、进行知识创造的最重要组织，在开放式创新时代需要更具主动性和推动性的表现，大学要成为创新生态系统中核心的“有机体”。作为社会创新生态系统重要的组织实体，大学将教学和科研的历史使命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新使命统一于自身知识生产活动中，大学知识创造活动更具有开放性。大学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在知识社会得以激活和提升，并通过知识创造的组织优势表现出强烈的地理集聚性特征。例如，美国以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依托，在加州北部面积1 500平方英里的狭长地带集聚着大约6 800多家公司总部而形成“硅谷”，依靠大学的知识创造能力硅谷表现出持续性的强大创新能力[6]。加拿大的滑铁卢地区作为最具活力的高科技产业基地之一，主要得益于滑铁卢大学这一关键创新组织，它通过一系列创新决策在创造知识、培养人才的同时，推动了大学—企业之间的知识转移[7]。我国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的环同济知识经济圈，在面积约2.6平方公里的范围聚集着3 200多家企业，超过60%的企业与建筑设计有关，大学与企业间形成良性的创新互动[8]。这些都表明，在知识经济社会，大学驱动型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是开放式创新范式下创新生态系统发展的新趋势。大学在与外部组织的创新合作中正建立起一种伙伴导向的协同创新生态关系，成为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和主要驱动力。 　　高校处于创新生态环境中，其知识创新能力不仅取决于组织本身的能动性和自主选择性，也依赖高校与其他创新组织间广泛而持续的互动和资源共享。高校应努力构建以自身知识生产活动为基础的创新生态系统。作为社会创新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织，高校在创新活动中具有强大的组织和资源吸引力，推动创新主体通过面对面的或依托现代信息媒介技术的交流、分享而相互作用，协同创新。这种以高校为核心、由高校驱动的创新活动的组织载体或发生域被称之为基于高校的创新社区或高校创新社区（Innovation Community Based on University）[5]（P72-76）。
　　“创新社区”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针对企业创新活动的研究中。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为突破创新瓶颈，一方面在企业内部成立实验室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则重视外部用户群体的创新价值，主动将用户群体纳入组织创新活动之中，并注重用户群体创意的收集和吸收，加快企业产品的创新以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形成由虚拟平台联结企业和用户群体的企业创新社区。企业创新社区的形成，也从侧面反映了大学与企业在创新活动特别是知识创新活动上的隔离：大学知识活动的旨趣在于推动知识的积累、延续以及知识体系的完善丰富，而并不面向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这是企业在其内部成立实验室和研究机构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而言，探索式学习（基于学术研究的新知识发现，识别、同化外部有用知识）偏离了企业既有的技术基础，涉及众多未编码的新知识，没有可以“演绎”的知识基础，收益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9]。企业选择探索式学习不是最佳方法，利用式学习（对现有知识、资源的利用与整合，将已有知识转化并应用于新产品）对企业的创新绩效更显著[10]。这也凸显出建设高校创新社区的紧迫性与合理性。大学作为知识型组织在知识创新活动上具有明显的组织优势。大学只有构建以自身为核心的创新社区并将企业、中介服务机构等外部组织纳入其中，才能真正成为创新型社会建设、经济持续发展的“引擎”。
　　高校创新社区既可以是一个基于产业链（不同社会企业、大学衍生企业的组合）、创新链（大学、政府和企业科研机构等知识生产主体的组合）、服务链（政府、科技和金融服务机构的组合）、资金链（政府、企业、投资机构等的组合）联合的虚拟网络，也可以是一个创新主体、创新资源聚集的地理空间。创新主体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有利于实现社区组织和成员间隐性知识的转移。随着物理距离的增加，隐性知识的边际转移成本迅速上升，隐性知识转移绩效显著下降。而创新主体之间形成紧密的网络关系对构建竞合共生、协同演化的創新生态系统起到更为基础性的作用。这有利于创新社区突破地域、时空界限，促进系统内创新主体及创新资源的异质性互补和整合创造更多的创新可能和机会。组织创新活动不仅是跨越组织边界的开放式过程，而且是克服地理区域边界的网络化现象。高校创新社区始终保持着社区边界的开放性，这促使组织间乐于进行双赢的创新资源共享。不同的创新主体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建立起多元的合作关系联盟，同一主体位于不同创新价值链之上，形成多元创新主体组成的创新网络环境，“网络效应所带来的收益递增创造了非线性甚至指数型的规模收益。”[11]（P75）正是创新主体、创新资源的高流动性，增强了网络的密集性，强化了他们作为传播渠道的作用。技术信息和市场信息以及其他无形资产如组织文化、信任通过这些渠道扩散开来[11]（P193），形成了一个更为宏观的基于高校的创新社区（如图1）。此时的创新模式“就达到了生物学中所说的互惠共生状态”[12]。高校创新社区动态进化过程中的创新主体在地理空间的集聚和网络空间的扩展，造就了“低成本创新的前景、更快捷的市场和与他人分担风险的机会”[13]（P107）。
　　高校创新社区的形成与发展推动着大学的双重转型，即大学在创新创业活动中从被动服务转向主动对接引领、从封闭式的自我发展模式到与社会互动发展模式的转变。在高校创新社区中，各创新主体形成广泛的协同关系：一是战略协同，创新主体在协商的过程中形成彼此认同的创新发展愿景，制定指导共同行动的创新战略规划，并建立有效的创新社区治理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形成具有指向性的价值网络;二是知识协同，各创新主体在创新活动中充分利用各自的知识优势进行活动分工以提高创新社区的创新效率，同时注重知识的共享，形成能体现整合性的知识网络;三是文化协同，创新组织的良性互动和持续性的资源共享密切了彼此间的关系，营造出积极进取、勇于创新的创新氛围，形成凸显激励性的创新文化网络。在高校创新社区的协同网络中，各创新主体在愿景、知识、文化、利益等维度上的匹配，促使创新社区内合作各方产生信任、理解，形成协同创新氛围。大学则在努力保持自身知识生产中心地位的同时，更致力于通过科学研究与“第三使命”的协同发展来提高知识创新能力，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所在区域经济发展的“知识中枢”[14]。
　　二、高校创新社区的组织架构与运行模式
　　高校创新社区是由掌握多类型创新资源的不同创新组织，基于各自的发展需求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和网络空间上的拓展而形成的、以高校为核心的创新生态系统。对这一创新生态系统的认识可从构建主体、构建要素、边界拓展及构建机制等四个方面展开：（1）构建主体。高校创新社区是由大学、政府、企业、科研组织以及金融、投资服务机构等多元组织构成的创新生态系统，各组织共同参与创新活动的各个环节，最基础的是知识生产、知识应用、知识扩散三个环节，这三个环节构成创新生态系统的知识生产子系统、知识应用子系统和知识扩散子系统。（2）构建要素。知识、信息、人员、资金、技术、场地等都是高校创新社区的构建要素。构建主体的多样性和与之相伴的创新资源多样性使创新社区中创新要素（最主要的就是知识资源）更可能在异质性主体间共享、联结和整合，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新知识、新产品、新技术。（3）边界拓展。一是组织边界的拓展，包括：组织内部边界的扩展，如大学内部跨学科建设;组织外部的边界扩展，如大学与大学、大学与科研院所的同质性组织联合以及大学与企业的异质性组织的联合。“如果没有跨界合作，创造一个新科技平台的尝试会受到有局限的视野的阻碍，也容易忽视一些关键性的机会。”[13]（P107）二是组织知识边界的扩展，包括突出强强联合的同质性知识边界拓展以及表现优势互补、资源集成的异质性知识边界拓展。创新可能以线性或非线性的方式发生，但是跨越边界是产生创新的重要催化剂。（4）构建机制。高校创新社区的形成与发展具有自组织性，使得高校创新社区这一创新生态系统形成有序的发展状态，实现自我完善。同时，维持创新社区的持续发展和创新活力也应强调宏观计划性和面向未来的主观能动性。高校创新社区的构建机制包括协商互动机制、资源整合机制、利益共享机制、风险管理机制、激励约束机制等等。 　　在由大学、政府、企业以及科研机构等多元组织构成的高校创新社区中，各组织间的互惠性合作增强了创新活动的正外部效应，彼此间互动构成的协同创新网络形成一个自增益循环的“大学-产业-市场-政府”四位一体的创新生态系统（如图2）。“当今社会，很少有机构能像大学这样，到处都是有创意、聪明又积极主动的人，到处都有可以开拓、有价值的项目。”[15]在知识型社会中，大学是协同创新的焦点和中心。一方面，大学在创新社区中将外部组织创新资源引入组织内部进行吸收内化并实现再创造，提升自身内向型开放式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大学努力将内部有价值的知识和科研成果输出到外部以促进知识商业化，提升组织外向型开放式创新能力。与大学不同，政府是科学研究的主要投入者，也是创新生态环境的主要建构者，它主要通过政策、制度供给等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以稳定多元组织、个体协同创新的紧密程度。企业在创新社区中的优势则是知识资源的快速商业化，为创新活动提供丰富的市场信息、营销经验以及相对充足的投资资金。资本部门（如金融机构、投资机构）、科技中介服务部门及行业协会共同组成协同创新辅助支撑网络，在创新社区中发挥信息处理、风险分散、降低交易和信息成本等自发性功能，对各类创新活动起到良好的协调作用。
　　在高校创新社区中，知识是最重要的创新资源，创新主体正是在知识社会化—外化—组合化—内化的转化流程中实现不断创新，提升了组织间的知识协同效应（如图3）。知识协同效应包括效率性知识协同效应和增长性知识协同效应，前者指知识共享、转化利用速度加快、成本降低，后者指组织知识存量的扩充和知识结构的完善。在这个过程中，创新社区组织联合进行创新活动的“合理性验证”，即创新“概念证明”，论证创新活动是否可行、是否有价值及如何更好地实现其价值。这一阶段对促进大学学术研究的商业化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各类创新组织在创新活动中各有优势，共同联合进行创新活动的合理性验证有利于克服传统内部创新模式下的“假阴性”和“假阳性”问题[16]。“假阴性”是指某些创新项目看起来毫无价值但其实很有开发价值，只是由于创新主体认识上的局限、评估失误或者是短期内创新效益难以显现而导致创新项目终止;“假阳性”是指某些项目在可行性分析中由于组织的过于乐观被预测有很好的创新前景，进而推动大规模的投入和推广，但实际的情况和结果却不理想。正是通过创新主体联合的创新性验证，使得社区创新活动变得更有效率，避免不必要的创新资源浪费，提高了组织创新活动效益。
　　当然，进行验证后再进行的创新活动并不能保证都能成功。然而，“即使研究不幸失败，最终无法获得具体产品，只要这一研究方式能够保留下来，就可以将其研究结果作为人类共同的知识财富累积起来，最终为今后的研究所用。”[17]创新主体在联合创新过程中促进了知识的“组合化”，即从显性知识中获取新的显性知识，并形成相互联结的知识网络。各主体通过对创新网络中知识的吸收、消化，即对知识的“内化”形成自身创新发展更坚实的知识基础。正是在创新知识的整个循环链条中，创新主体的组织动态能力，即创新知识吸收能力、创新资源整合能力、创新网络关系构建能力以及创新感知能力得到增强。也正是在创新资源良性循环的创新生态系统中，最终形成组织间高效的创新扩散。创新扩散应该成为社会变迁的普遍过程，当新的观念出现后，人们扩散、采用还是拒绝，皆可能带来不同的结果，社会也随之发生变革[18]。在创新扩散的过程中，应使个人、集体的创新以及对创新的评价和应用融入整个社会，更好地实现创新的社会价值。
　　三、高校創新社区建设的方略
　　高校创新社区是各类创新组织的集合，而组织又是资源的集合。组织之间以及组织所具有的资源之间具有异质性特征，这种异质性特征为组织间基于资源互补的协同合作创新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形成了阻碍资源在组织间流动的壁垒和障碍。首先是在主体异质性层面，表现为组织异质性障碍、文化异质性障碍。在高校创新社区中，作为非营利性组织的大学自然是追求学术引领，而企业作为社会营利性组织则致力于商业开发。前者遵循学术逻辑，而后者依循市场逻辑。再加上大学的科层组织管理机制使其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反应不够灵活，而企业在这方面更具有优势，从而造成组织异质性障碍。组织角色定位上的差异导致组织活动价值观和知识生产理念的冲突形成文化异质性差异，组织在创新活动中的目标发生错位，利益共同体难以形成。
　　其次是在主体交互过程层面，表现为资源互动障碍、关系协调障碍以及交互学习障碍。资源互动障碍是指大学主要掌握学术性知识，而企业主要掌握的是技术性知识，并且两者间存在资源占有的排他性倾向，导致组织异质性资源整合存在困难。在创新活动中，主体间的文化差异、信息沟通平台缺失导致信息不对称以及活动契约的不完备性等原因造成关系协调障碍，在创新成果价值评估、利益分配过程中难以达成一致的协议。在组织协同创新过程中，通过知识学习更新、丰富创新主体知识储备是提升创新社区持续性创新能力的关键，但由于各主体间知识积累程度及知识掌握类型不同形成的知识学习门槛，造成创新主体间的交互学习障碍。
　　再次，在外部环境层面表现为社会环境障碍。主要表现为宏观创新引导激励政策不够完善、财税政策制定缺乏可操作性、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以及法律法规更新不及时，不能高效指导创新活动的开展。在社会大环境上，尚未形成鼓励冒险、容忍失败的创新创业文化氛围，产学之间、大学与政府之间以及大学与融投资机构之间合作开展创新活动的意愿不够强烈。
　　“生态系统的稳固是通过在实践网络和实践团体内部产生的共同实践、面对面接触、对等关系和快速信任而建立起来的。”[11]（P32）没有创新主体之间共同的实践行动，就不可能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创新生态系统。高校创新社区内，单独强调大学、科研院所的作用或是只强调企业的作用，都忽视了创新生态系统生命力的核心动力——网络化;过于强调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或过于强调市场的自发调节性，同样是忽视了创新发展的基本规律[19]。各创新主体应根据自身的组织优势准确定位在创新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即各自在系统中的位置、角色、功能和作用，明确在整个创新活动过程中不同阶段、不同环节的责任，利用创新主体的各自所长互惠互利、共同进步，最终实现共享、共赢与共创。以大学为核心建立高校创新社区，创新主体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使得知识共享与转化的成本随着组织间的地域靠拢而不断下降，提高了知识在组织及个人间的传播速度并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 　　组织间群聚性网络关系对社区成员参与创新活动广度、深度及强度有重要促进作用。各创新主体在社区中通过组织协同能够及时捕捉创意和需求并得到有效的反馈，使创新活动尽可能避免“创新断层”，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探索未被发现或占据的潜在创新生态位，从而激发组织创新活力。“硅谷不是政府造出来的，也不是产生于僵化的体制。只有一种自由的创业体制、分散的决策过程才能创造出硅谷这样的奇迹。”[11]（序言P4）在高校创新社区的建构过程中，各创新主体应遵循着共同的创新生态原理：一是通过异质协同而自我增值，即异质性创新主体通过协同合作增强自身创新能力;二是通过互补性而可持续地发展，即创新主体在获取自身进行创新活动所缺乏的异质性资源过程中实现可持续发展;三是在组织惯性中的持续性学习，即创新组织在保持、提升自身所具有的优势基础上，应积极向其他组织学习以改善在创新活动中的劣势。
　　知识经济时代，“大学应该扮演那种创新的中央引擎与本国科学技术企业的导航的角色”[13]（P107），大学也应成为高校创新社区建构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高校在创新活动中要同时兼顾内部公共关切和外部公共关切两个方面。高校内部公共关切强调推动内部的变革实现大学创新发展。不同类型的高校在社会创新生态系统中应找准自身的角色定位，确立组织发展的重点和创新方向，以强化创新优势并形成自身特色。高校只有形成自身的发展特色才能在创新生态系统中占据不会被替代的创新生态位，依靠优势和特色不断拓展发展空间。研究是创新生态系统的最重要核心活动之一，如果没有繁荣的研究群落构建基础，该创新生态系统就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20]。大学应注重保障基础研究经费的持续投入，这是获取重大原始性创新成果的基础。大学更应该积极推进跨学科机构的建设和跨学科研究的开展以提升自身科学研究的水平，这是吸引外部创新组织向大学聚拢的重要条件。大学可建立跨学科性的、面向实际问题解决的研究中心，选用有着与产业界和大学共事的丰富经验的人员（形成“跨界群体”）担任中心负责人，并定期在创新社区内举办学术与科技论坛。“产业和大学之间往复不断的联系模糊了两者的界限，并因此创造出了复杂而精致的社会关系网络。这种社会关系网络使得学术研究注重起了实际现实的问题，并且让产业活动与最新的科学技术结合在了一起。”[11]（P202）
　　高校外部公共关切强调大学面向社会办学以加强同外部组织间的联系。为构建高校创新社区，大学不能只关注科学研究，也应注重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以及开展对社会发展更有实际推动作用的学术创业。而且，大学要想更好地发挥其经济功能和社会作用，适应并引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重视学科专业结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三者之间互动与关联机制的形成[21]。以学科—专业—产业链作为大学新的组织形式，提升学术研究成果转化率，将知识优势转化为创新创业优势。大学与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外部创新主体可通过共建实验室、共同兴办新型企业、共同培养人才等多种方式实现组织创新协同，从而消除创新裂痕以建立更加高效、组织化的创新生态系统。“社会服务与教学科研是相长的，教师通过服务社会能使教学贴近实际，使科学研究更能解决实际问题，这理应成为评价高校教师的标准之一。”[22]大学应通过管理制度、特别是教师评价与职称评定制度的变革来鼓励教师积极面向社会发展问题开展学术研究，支持教师与企业、科研机构研究人员合作进行创新创业活动。在创新社区中，应“为大学教师提供必要的信息和激励机制，使他们摆脱仅专注于科学研究的传统，转而投入到更具前瞻性且整合了技术发展和商业化努力的综合性创新过程之中。”[23]这有利于形成创新社区内高质量劳动力的良性流动机制，促进创新知识在整个社区的传播，更在于鼓励专业人才找到实现他们最大价值的位置。
　　“國家意志的引导和机制安排是协同创新网络有别于简单的创新活动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缺乏政府的机制安排、政策制定、环境营造，单单凭借创新主体自身的力量很难推动协同创新的持续开展。”[24]高校创新社区的建构和运行管理不能仅仅由单一主体完成，政府是高校创新社区的宏观指导者和调控者，这对于营造一个高效、可持续发展的高校创新社区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政府应该做的是，大胆实施一系列有利于调动企业家创业积极性的政策;要想法设法创造一种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栖息地环境。”[11]（序言P4）一方面，政府作为政策供给者，推动高校创新社区建设的政策工具主要包括供给面政策工具、环境面政策工具和需求面政策工具三个维度[25]。供给面政策工具包括信息网络、图书馆、数据库建设等科技信息支持，持续提供研发经费和专项资金以及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支持;环境面政策工具指完善资本市场和融资体系的金融支持、税收优惠以及促进协同创新发展的法律法规建构;需求面政策工具主要是政府通过政府采购、服务外包等方式引导、促进创新主体间的协同合作。另一方面，相关实证研究表明，政府经费投入的比重达到一定程度后，潜在地存在着政府对大学创新实践干预强度提升的风险[26]。
　　今后的发展中，政府应加强对高校创新的宏观引导，避免过多的直接干预，为高校自主创新及创新社区的建构留出更大空间。首先是在地理空间布局上，应选择自然环境良好的地区并完善当地基础服务设施，政府通过激励政策引导大学、企业、投资机构等创新主体在该地区汇集。或是以高校为中心，在税收补贴、财政支持等措施的鼓励下，其他创新组织在大学周围设立研发机构、办公场所，形成创新集聚优势。“基于外溢的知识大多为默会性知识，难以长距离传递，它基本上是一种本地化的公共物品。从大学到企业的知识外溢是高度本土化的。技术创新根植于地域空间，地理邻近对于知识外溢具有极大的正效应。”[27]创新外溢主要存在于临近区域之内，“距离并非是无关紧要的，远距离的联系不足以支持创意的往复持续流通”[11]（P30-31）。因此，在高校新校区建设规划中应适当预留高校创新社区形成的地理空间。建设用地不仅只是满足学校教学、科研需要，也应特别规划一部分土地作为高校以外的企业、科研机构、融投资机构等组织聚集的空间。这有利于充分发挥特定区域创新资源和关系簇群优势，提升创新主体本地化的领悟新创意和新方向的能力，推动社区进行快速螺旋式的创新活动。其次是高校创新社区运行机制的设计。机制设计包括正式契约和非正式契约两种，前者指明确的规章条例并强制执行的显性契约，后者更多强调通过信任、声誉等约束的关系契约。“在一个看重声誉的体制中，得自机会主义的当期收益必定会被未来的成本抵消”，“声誉效应有所改善，那么管理上的机会主义会减少，治理成本会下降”[28]。在协同创新活动中，创新资源的共享容易出现创新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这就需要构建由政府主导、其他创新主体联合组成的高校创新社区协同治理平台，通过协商治理机制、知识产权制度、利益共享机制、风险分担机制等制度设计，来理性规划社区创新活动、维护协同创新网络。 　　此外，在组织差异性明显的创新社区中，企业已有知识存量和研发能力的不足将导致其无法掌握和内化源自组织外部的高异质性知识，难以将组织内外部知识进行有效联结和整合[29]。在知识经济社会，“一家公司的竞争力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其思维运行的速度。我们也因此见证了‘互联网的时间压缩’现象”。“企业家必须确保关键的研究与开发及时优质地完成，他的任务主要是驱动产品开发过程，使其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朝着竞争性创新的方向发展。”[11]（P93-112）企业试图仅仅依赖自身的创新资源取得竞争优势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他们只有不断完善组织结构并充分利用创新价值链关系开展协同创新，才能更好地适应现代市场环境。企业应积极在组织内部设立研究机构或实验室以提升自身知识吸收能力和科研能力，这样才能与大学、科研机构展开持续性创新合作。企业应积极与大学合作展开针对企业人员创新能力提升的继续教育培训，使企业克服创新过程中“失衡的技能”问题，即持续性的创新所要求的更高水平的技术和能力与企业员工现有知识和技术水平不匹配的困境。大学也应重视企业在技术创新、市场开发方面的优势，通过企業单位订单式参与、行业专家参与学科专业设计及评估，聘用行业专家建立起新型师资队伍等建立产教融合的教育合作机制[30]。在高校创新社区中，企业的发展问题可通过资金投入形成委托项目的方式交予大学负责，并与大学合作充分挖掘大学学术知识潜在的商业价值。企业与大学形成建设性的合作关系，并将自身创新事业发展的前景与拓展的集体共享，并寻求反馈以有效评估和理性规划组织活动。
　　（论文的研究与写作受益于宁波大学胡赤弟教授的启发与指导，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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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occurrence domain of innovation activities as an organizational carrier by universities is called the innovative community based on university， or university innovation community. University innovation community is a virtual network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industry chain， innovation chain， service chain and capital chain. It provides a geographical space for innovative subjects to meet with innovative resources. There are many obstacl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innovation community， such as heterogeneity and interaction process barriers of innovative subjects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al barriers. Each innovation subject must accurately locate its position in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according to its own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s， that is， their position， role， function and role in the system， and clarify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different stages and links in the whole innovation activity process. The rational practice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on community in universities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innovation ecology such as self-increment through heterogeneous collabor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rom complementarity， and continuous learning in organizational inertia.
　　Key words：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novative community based on university; innovation ecosystem; innovative ecological principles
　　（责任编辑  陈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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