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郑伯克段于鄢”史事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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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两周之际，本为王朝根基的宗法制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上自王室，下至诸侯国，大小宗之争愈演愈烈。本文以《左传》隐公元年的记载为切入点，结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中的郑史三篇，对春秋初期郑国君位之争的主角之一共叔段的失败原因进行了探讨。文章从共叔段对封邑的经营成效，出奔后的作为，以及与郑国卿大夫集团的关系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指出其母武姜是他觊觎郑国君位的推手，而其政治谋略和魄力的匮乏，以及郑国特殊的政治生态，决定了他在这场争斗中绝无取胜的可能。发生在郑国的这场君位争夺，是这一时期小宗夺权失败的一个经典案例，更是周王朝宗法制由上而下持续崩坏的一个表征。
关键词 《左传》，清华简，宗法制，共叔段，君位之争，失败因素
中图分类号 K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04-0034-05
西周末期，由于周幽王废嫡立庶，导致王朝政局发生剧烈的动荡，骊山之难，幽王被弑后，周王室又出现平王与携王“二王并立”的异常局面，重大政治事件频发，意味着本为周王朝立国根基的宗法制迭遭破坏。上有所行，下必效焉，挑战宗法制的现象很快波及各个诸侯国。众所周知，东周王朝的建立，凭依的主要政治势力就是晋、郑两国，所谓“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是也。①引人深思的是，春秋初年，晋、郑两国先后发生围绕君位展开的大小宗之争，并以各自的特色，分别成为小宗成功夺权（晋）或夺权失败（郑）的经典案例。
以往学者们对于郑国公室的大小宗之争，多是以郑庄公为核心展开论述，本文转换视角，欲以共叔段为切入点，重新对这场争斗进行探讨。
《春秋》开篇即记载了这件悖逆宗法与人伦的恶性事件——“郑伯克段于鄢”，②其中的详情在《左传》隐公元年有细致的揭露：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严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昵。厚将崩。”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③
最早将它定义为一起悖逆宗法与人伦的恶性事件的，就是《左传》的作者，他有如下评论：“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①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中进一步解释说：“出奔为有罪之词。此若书段出奔共，则有专罪叔段之嫌，其实庄公亦有罪。”庄公之罪在于：“兄本有教弟之责，庄公于弟不加教诲，养成其恶”，而“意在诛之”。②因此，古今学者一致认为在此事件中，双方均悖逆了宗法原则，共叔段一方违“尊尊”之义、觊觎君位，郑庄公一方弃“亲亲”之责、欲擒故纵，二者在道义上都有缺陷，是典型的兄不友、弟不恭，难言谁更占理。
其实，以今人的视角反观这场发生在春秋初期的大小宗之争，可以清晰地看出，共叔段之母武姜是其生发夺位之心的主要推手。而在整个事件的演化过程中，共叔段对于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当时的社会规范等问题，似乎从未认真思考过;西周王室因废嫡立庶而导致王朝覆灭的教训刚刚过去几十年，好像也不曾引起他的重视与反思。综合来看，共叔段显然并不具备与一国之君相匹配的政治资质，他的一系列行为的背后是武姜在推波助澜。
我们先来梳理一下武姜为了能让共叔段登上郑国君位做过的努力。
第一步：争取太子之位，意图一举定乾坤。共叔段并非郑武公与武姜的嫡长子，按照宗法制的原则，他没有嗣位的资格。武姜置当时的社会礼法于不顾，三番五次为共叔段争取太子的位分，这一非分之请因郑武公的严正拒绝而失效。
第二步：争取大邑为封地，作为夺位的根据地。郑武公去世后，被武姜厌恶的太子寤生即位，是为郑庄公。武姜又为共叔段力争军事要地“制”为封邑，庄公非常清楚“制”地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托辞婉拒。武姜再请大邑“京”为封地，得逞。
第三步：确定共叔段在封地势力发展成熟后，欲为内应发动叛乱。
以上是《左传》隐公元年记述的武姜的作为。除此之外，新出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篇中也有相关的记载，可作为武姜力推共叔段上位的补证。简文记武姜之言曰：“今吾君即世，孺子汝毋知邦政，属之大夫。”③这句话透露出，郑武公去世后，武姜并不急于为嗣君郑庄公树立权威，她不仅毫不客气地以“孺子汝”呼之，而且极力劝导郑庄公将权力交付给郑国大夫，让他不要亲理政务。有学者分析说：“武夫人是嗣君的母亲，此时嗣君尚幼，故称之为‘孺子’。因为她情感里没有给他嗣君的位置，故孺子后面加‘汝’，完全没有对君之敬。”由此推测：“武夫人一副语重心长，为孺子着想的面孔，实际的目的只有一个，阻止庄公的顺利登基理政。”认为这是武姜为“暗中支持公子段”而采取的措施。④
武姜一心一意要让爱子共叔段登上郑国君位，为达目的可谓极尽了一切手段。然而，共叔段的作为却一再证明其难堪大任。
首先，從他对封地“京”的经营分析。
据上引《左传》隐公元年的记载可知，武姜“及庄公即位，为之（共叔段）请制”，被拒，又“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之后，共叔段就在其封地“京”进行了一系列的经营活动，先是“命西鄙、北鄙贰于己”，接着便“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在他自认为时机成熟后，便“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至此，共叔段气焰汹汹地完成了叛乱的所有准备。然而，他的一切活动均在其兄郑庄公的掌握之中，在获悉共叔段叛乱的准确日期后，郑庄公先发制人，“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郑庄公开始反击后，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京叛大叔段”，这五个字放在共叔段看似势在必得的一系列筹备活动之后，让人读来觉得颇为滑稽，试言之如下。 《左传》隐公元年并没有记载武姜为共叔段争取封地“京”的具体时间，司马迁在《史记·郑世家》中将此事系于“庄公元年”，⑤我们判断司马迁之所以如此确定这一时间节点，可能是受了《左传》隐公元年“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请京”一句中的“及”字的影响，认为武姜为共叔段请制、请京应该是庄公即位之初就发生的事。循着司马迁的思路，我们来推断一下共叔段经营“京”地的年限。郑庄公元年为公元前743年，共叔段欲发动叛乱、庄公反制及平叛在鲁隐公元年，即郑庄公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722年。这就是说，如果共叔段在庄公元年就领有了“京”地，到庄公二十二年，他已经在此地经营了22年之久。22年经营的结果，却是郑军一到，京叛大叔，根据地完全没有起到坚强后方、得力保障的作用。这样的结局，让人哑然失笑，不由得联想到春秋晚期晋卿赵氏对封地晋阳的经营。可以说赵氏与共叔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赵氏在简子、襄子两代宗主统领时期，依靠封地晋阳两次化险为夷，先后击垮政敌范氏、中行氏和知氏，最为危险的是以知氏为首的知、韩、魏三家联合围攻晋阳时，决水灌城，“城不浸者三版”，晋阳“城中悬釜而炊，易子而食”，①而“民无叛意”。②这成为春秋时期卿大夫经营封地最为成功的案例，也反映了赵简子和赵襄子两代赵氏宗主超强的政治素质。相较之下，共叔段的执政能力实在贻笑后人。
当然，共叔段经营“京”地的年限还存在另一种可能。依照杨宽先生对先秦社会的研究，周代贵族男子要在举行冠礼后才能“开始享有贵族成员参与各种政治活动和各种礼仪的权力。按礼，国君和卿大夫行‘冠禮’后，才可亲理政务”，由此“开始享有贵族成员统治人民的特权”。③如果杨宽先生所论可信，那么，共叔段经营“京”地的时间要从其举行“冠礼”之年算起。那么，周代贵族男子是在什么年龄举行冠礼呢？《荀子·大略》说：“古者……天子诸侯子十九而冠。”④《礼记·曲礼上》记载：“男子二十冠而字。”⑤《穀梁传》文公十二年曰：“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⑥虽然各书所记略有差异，但周代贵族男子举行冠礼的年龄大约为20岁是基本可以肯定的。下面，我们来推算一下共叔段的年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在郑武公十年条下记“娶申侯女武姜”，在十四年条下记“生庄公寤生”，在十七年条下记“生大叔段，母欲立段，公不听”。⑦郑武公十七年为公元前754年，共叔段于此年出生，依古人据虚岁计算年龄的原则，郑庄公元年共叔段只有12岁，武姜是否在这一年就为其请封，史书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左传》隐公元年所言“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请京”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武姜确实是在郑庄公元年就为共叔段请封，一种是武姜在共叔段行“冠礼”之年为其请封，这两种情况都在郑庄公在位年限之内。即使是第一种情况，共叔段也可能因年纪尚小而不就封，这样就谈不上对封地的经营。况且，据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武姜既然力阻嗣君郑庄公亲政，她如何开口让年纪更小的共叔段去封地直接统领百姓呢？到郑庄公九年（前735年），共叔段已20岁，具备实地就封的资格了，则由郑庄公九年至庄公二十二年“郑伯克段于鄢”，共叔段在“京”地满打满算经营了14年的时间。14年的经营也不能算短，百姓依旧不附，庄公兵马一到，京众迅即倒戈，虽然这其中肯定有郑庄公暗中采取防范措施所起的作用，然而，这正是兄弟二人较量，显示哪一方更有政治手段的过程。很显然，共叔段落败了，他的政治才能与其兄郑庄公相比有天壤之别。
总而言之，共叔段看似在长时间地苦心经营封地“京”，但实际上华而不实，劳而无功。
其次，我们对“大叔出奔共”进行分析。
由《左传》的记载可知，春秋时期各国贵族在政争中失败后出奔的事例比比皆是，出奔的结局大体不出以下三种：
1.在出奔国养精蓄锐，重新崛起。如齐国的田氏家族。这一家族在陈国的政治斗争中失利后，逃奔齐国，在齐国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不仅扎稳了家族根基，而且逐渐掌握了齐国的政权，最终成功夺取政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田氏代齐”。
2.出奔后，重新返国夺权。这样的例子也很多，如：与共叔段的父亲郑武公一起股肱周室，护持周平王成功东迁的晋文侯，就曾有如此经历，据《史记·晋世家》记载：“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殇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殇叔……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袭殇叔而立，是为文侯。”⑧郑国也有这样的例子，共叔段的侄子郑昭公、郑厉公，都是出而复入，顽强不息地争取自己的权力。①
3.出奔后默默无闻，从此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共叔段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自《左传》隐公元年记“大叔出奔共”，史书中再没有其奋发有为、重返郑国的事迹。而其兄郑庄公在他出奔后，并未懈怠，先是“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②给了武姜一个下马威和警示，之后，又接受颍考叔的建议与母亲武姜和好。这一连串的动作，终于促使武姜从此放弃了对共叔段的支持。成为弃子之后的共叔段完全没有自救的能力，从《左传》隐公十一年郑庄公说“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来看，③出奔后的共叔段显然处于一种消极的状态，苟活于世，未曾做过再度返国的努力。郑庄公也没有像对待母亲武姜一样，主动与之和解，召其回国。从共叔段的称“共”来看，他应该是终老于“共”地了。④可知，在失去母亲武姜的扶持后，共叔段可谓一蹶不振，一败涂地，陷入无翻身之力的境地。
再次，我们对共叔段与郑国卿大夫集团的关系进行分析。
晁福林先生有言：“在周代国家政治中，卿大夫并不是一种恶势力、反动集团，而是维护国家政治正常运行的不可或缺的力量，说他们是贵族专制体中的原始民主力量的体现是可以的。”⑤郑国因为历史的原因，政权运转过程中贵族民主制传统与同时期的其他诸侯国相较显得尤为浓厚，这一点既在传世文献中有体现，又在新出简书中有补充。试言之如下。
《左传》昭公十六年记郑国执政卿子产之言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藋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故能相保以至于今。”⑥杨伯峻注曰：“犹言共同合作。”⑦这里的“商人”并非专指从事贸易的人，更多是指保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殷商遗民。郑国的初封已晚到周宣王时期，封地“郑”，据学者研究是殷商遗民聚居之地，此时的西周王朝早已过了鼎盛时期，日迫西山的情景日益显露，颇具政治远见的郑国始封君郑桓公与封地内的“商人”达成互助互保的誓约，对于郑国政权的稳固是极为现实而有效的，这些商人很多就是郑国卿大夫集团的组成人员。简言之，子产的话告诉我们：郑国公室与卿大夫集团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形成，是有历史渊源且被双方一致认同和坚守的。 《清華大学藏战国竹简》（陆）里面收录了郑史三篇，这三篇之中对于上文所述的郑国政治特点有更为形象的记述。《郑文公问太伯》篇记有郑文公对卿大夫的倚重之辞：“譬若鸡雏，伯父实被覆，不穀以能与就次。”⑧这是说正因为有太伯这样的卿大夫，就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护持着嗣君，作为嗣君的郑文公才能顺利即位，执掌朝政。而《郑武夫人规孺子》篇里卿大夫更是不顾嗣君母亲武姜的政治态度，完全对嗣君郑庄公负责，极力表达对嗣君的忠诚，力劝嗣君亲政，否则众卿大夫就会“惶惶焉……毋措手止”。⑨学者一语中的：“卿大夫与国君相互依存的关系在清华简第六册的郑史三篇中表现得十分突出。”⑩
由上所述可知，郑国这样特殊的政治生态，决定了郑国君位的继承者必须得到卿大夫集团的支持，这是政权稳固的重要因素。但是，不论从传世文献还是从新出简书来看，共叔段似乎从未得到这个集团的支持。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里卿大夫集团的代表人物边父、《左传》隐公元年里的祭仲与公子吕等，都是坚定地站在郑庄公一边的，可见，从郑庄公即位以来直到其兄弟公然反目的20余年时间里，卿大夫集团始终坚守与郑国公室的誓约，充当着郑国君位守护者的角色。而武姜只是在郑庄公即位之初做过利用卿大夫集团限制郑庄公权力的努力，却没见她在争取卿大夫集团支持共叔段方面有过什么作为，更未见共叔段本人有主动争取卿大夫集团支持的任何举动。没有卿大夫集团的支持，成功夺权的几率基本没有，武姜与共叔段对于君位的觊觎完全成了一厢情愿。
综上所论可知，在春秋初年的郑国君位争夺中，共叔段其实自始至终都无胜算，与其兄郑庄公的沉稳老练相比，其政治谋略和魄力均显匮乏，面对国内因为特定历史原因而形成的政治生态，共叔段既没有深刻认识，更无精准施策，因此，他的落败并非意外。
在两周之际的政治舞台上，郑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是名副其实的东方诸侯领袖，其国内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对于其他诸侯国而言无疑具有标杆意义。共叔段夺位失败，郑庄公巩固了君权，从浅层次来看，这意味着大宗对于小宗的胜利，是对宗法制的一次成功维护。然而，如果从深层次追究的话，这一事件其实依然是周王朝宗法制崩坏持续蔓延的表现，它再一次证明单靠制度的约束就可维护旧秩序的时光真的一去不复返了，从此，武力对于宗法制的护持或冲击成为东周王朝的特色，一个新的时代不可阻挡地来临了。
【作者简介】白国红，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先秦史研究。
【责任编辑：王湉湉】
A New Discussion Of The Historical Event About Zheng Bo Defeated Duan At Yan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s Record ：The Analysis Concentrate On The Gong Shu Duan
Abstract： Patriarchal system，which was once regarded 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riod， suffered an unprecedented impact during the era betwee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from the royal family to the vassal state，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direct 1ine of descent and collateral branch became more and more fiercely. In this article， which select the records of 1st years of Duke Yin of Lu state of Zuo Zhuan as starting point and combine with the records of 3 articles of The history of Zheng state in Tsinghua Bamboo Slips Ⅵ， failure factors of Gong Shu Duan，who was the main character of the struggle for the throne of the Zheng state in the early spring and autumn history，was discussed. The article discusses from three aspects： the results of Gong Shu Duan’s management of fiefdoms，his performance after his exile and his relationship with nobility in Zheng state， and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Wu jiang was the driving force for his behavior of coveting the Zheng state’s throne. Meanwhile， his shortage of political strategy and courage， as well as the special political environment of Zheng state， determined that Gong Shu Duan have littel chance to win the battle. The struggle for the throne happened in the Zheng state is not only a typical case of failure example for collateral branch to usurp the throne in this period， but also a symbol of the Zhou dynasty’s patriarchal system’s continuous broken， from upper aristocracy to lower aristocracy.
Key Words： Zuo Zhuan， Tsinghua Bamboo Slips， Patriarchal System， Gong Shu Duan， Struggle for the Throne， Failure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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