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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素王”考论

作者:未知

  摘要:孔子一生栖栖惶惶,奔走于列国诸侯之间,以行道为己任。晚年归鲁,作《春秋》,欲垂法于后世。汉代儒家因以孔子为“素王”,并欲行其道于汉代。然“素王”之说,汉人皆无疑议,至魏晋始以为僭妄之说,后世儒家遂讳而不言。文章详考“素王”说的基本内涵及后世儒家的不同态度,并结合古代相关文献,揭示出孔子欲效法汤、武而得国自王的抱负,从而使儒家的政治思想得到更深层次的理解。
  关键词:《春秋》;公羊;孔子;素王;真王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9)04-0078-09
  ①据《汉书·梅福传》,汉武帝时,始封周后姬嘉为周子南君,至元帝时,尊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位次诸侯王。又使诸大夫博士求殷后,而匡衡议以孔子后裔为殷后,曰:“王者存二王后,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统也。其犯诛绝之罪者绝,而更封他亲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义,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绝。今宋国已不守其统,而失国矣,则宜更立殷后为始封君,而上承殷统,非当继宋之绝侯也,宜明得殷后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入远不可得;虽得其嫡,嫡之先已绝,不当得立。《礼记》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师所共传,宜以孔子世为汤后。”然元帝以其语“不经”,遂罢其议。至成帝时,梅福复议宜封孔子后以奉汤祀。(班固:《汉书》卷67,中华书局,1962年,第2926、2927页)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封孔子后孔吉为殷绍嘉侯,更进殷绍嘉侯、周承休侯皆为公,地各百里。(班固:《汉书》卷10,第328页)至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又封绍嘉公孔安为宋公,周承休公姬武为卫公。(范晔:《后汉书》卷1下,中华书局,2000年,第61页)可见,公羊家“存二王后”的学说得到了汉人的普遍认可,并落实为具体的政治制度。
  公羊家对《春秋》义例的阐发,一言以蔽之,即汉末何休所说的“三科九旨”。对汉人来说,其中又以“通三统”最为重要,即所谓“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而在“三科九旨”中,又以“通三统”的内涵最为复杂。其中,既有义理极其显豁者,如“存二王后”之说,汉王朝曾依据此说封周人与殷人之后;①又有黜周、王鲁等说,不仅被视为“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而且至魏晋以后,学者诋议尤甚,以为“大体乖硋”“训人以逆,罪莫大焉”。
  就《春秋》一书的性质而论,显然不同于孔子以前的官修旧史,而对于当世大人及其行事颇有褒贬讥刺,即具有“一王之法”的性质。然而,孔子却有德而无位,故其所作《春秋》具有僭越的性质。正因如此,汉代公羊家不得不假托孔子为“素王”,考其意图所在:一则闰秦统,即按照当时流行的“五德终始”说,而以《春秋》当黑统;一则赋予《春秋》以“王法”的地位,期待汉王朝有以遵行之也。可见,《春秋》一书中所寓的王法,虽然历史上未曾得以真正施行,但是,孔子借助《春秋》而对历史人物及其行事的评价,使儒家主张的王法得到某种“虚拟性”的实现。不过,汉人尚能接受此种说法,至魏晋以后,儒家却颇多忌讳,以为“悖礼诬圣”而不敢言。
  其实,公羊家尊孔子为“素王”,直接源于“通三统”中的“以《春秋》当新王”说。案,“新王”通常指俗王,即新王朝建立后的世俗统治者。但在公羊家那里,却将《春秋》这种类似史书的著作视为“新王”,无疑有“非常异义可怪”的嫌疑。同时,儒家视《春秋》为孔子所作,而在孔子之前,通常将各诸侯国的官修史书称为《春秋》。因此,如果《春秋》被公羊家视为“新王”,那么,作《春秋》的孔子自然具有“王”的地位。然而,孔子并未真正掌握政治权力,而其褒贬黜陟之权的实施,只是通过《春秋》书法的运用而体现出来。就此而言,孔子作为“王”,只能是“素王”,而非“真王”。换言之,汉人将孔子作为“素王”,仅仅体现在“孔子作《春秋》”这件事情上,而与孔子的具体政治实践无关。正因如此,我们不难发现,汉代不少儒家常常自视为“素臣”“素相”,即将对孔子著述的注疏和阐释当成“素业”“素功”,从而将学者的功业与现实政治人物的功业區别开来。因此,后世儒家多效法孔子,将其政治理想寄托在著书立说的“素业”“素功”之中,至于借助出仕而兼济天下的实际政治活动,则常常视为权宜之计,甚至以为遮蔽了儒家的真正关怀。
  一
  “素王”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天道》: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明此以南乡,尧之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以此处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
  郭象注云:“有其道,天下所归,而无其爵者,所谓素王自贵也。”可见,汉人视孔子为“素王”,其义盖取诸此,即玄圣而处下也。又据《史记·殷本纪》:“汤命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司马贞云:“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质素,故称素王。”(司马迁:《史记》卷3,中华书局,2013年,第122、123页)此说不取“有道无爵”之义,与孔子“素王”之义不同。康有为别有一说,谓“素者,质也”,故“质家则称之素王,文家则称为文王。《春秋》改周之文,从殷之质,故《春秋纬》多言素王。而《公羊》首言文王者,则又见文质可以周而复之义也”。(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卷9,见《康有为全集》第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5页)可见,汉人本以孔子为“文王”,而长素则以孔子为“素王”,其义皆与孔子之道有关,近乎司马迁之说。换言之,有圣德而处君位者为“真王”,有圣德而处臣位者为“素王”。汉人尊孔子为“素王”者,正以此也。
  孔子为“素王”之说,盖由《公羊传》对“西狩获麟”的解释而来,然其义则可由“以《春秋》当新王”之说寻而致。至董子书,始有“素王”明文。董子《举贤良对策》有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以万事,见素王之文焉。班固:《汉书》卷56,第2509页。
  又,董子于《三代改制质文》一篇中历陈殷、周受命而王之事,更继以《春秋》,则《春秋》为新王,其受命亦无异于殷、周之代兴也。董子之后,汉人颇主此说。盖公羊家既视《春秋》为新王,则孔子受命亦如“真王”,必有受命之符矣。故西狩获麟,公羊家以为受命之符,而孔子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孰为来哉”,则自居“素王”矣。   “素王”之说,又颇见于纬书。《孝经纬·钩命诀》云:“曾子撰斯,問曰:‘孝文乎驳不同何?’子曰:‘吾作《孝经》,以素王无爵禄之赏,斧钺之诛,故称明王之道。’曾子辟席复坐。子曰:‘居,吾语汝。顺逊以避祸灾,与先王以托权。’”《春秋元命苞》云:“麟出周亡,故立《春秋》,制素王,授当兴也。”《春秋演孔图》云:“圣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显天心。丘为木铎,制天下法。”又云:“丘为制法之主,黑绿不代苍黄。”黄奭:《汉学堂经解》,甘泉黄氏版补刊印本。凡此,皆纬说也。
  其后,古文家亦袭用此说。据孔颖达《左传正义》序,贾逵《春秋》序云:“孔子览史记,就是非之说,立素王之法。”郑玄《六艺论》云:“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此古文家言素王如此。又,《淮南子·主术训》云:“专行孝以成素王。”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卷9,中华书局,2017年,第375页。徐幹《中论·贵验》云:“仲尼为匹夫,而称素王。”徐幹:《中论》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应劭《风俗通·穷通》云:“制《春秋》之义,著素王之法。”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卷7,中华书局,1981年,第315页。刘向《说苑·贵德》云:“是以孔子历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于全育,烝庶安土,万物熙熙,各乐其终。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泽不洽。于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后人,思施其德,未尝辍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诵其文章,传今不绝。”赵善诒:《说苑疏证》卷5,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第106页。则汉人多习为此论矣。至于东汉王充,虽非以治经名家,然其书中言“素王”者尤多。《论衡·问孔》云:“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夫子自伤不王也。己王,致太平;太平则凤鸟至,河出图矣。今不得王,故瑞应不至,悲心自伤,故曰‘吾已矣夫’。”黄晖:《论衡校释》卷9,中华书局,2017年,第482、483页。《论衡·定贤》云:“孔子不王,作《春秋》以明意。按《春秋》虚文业,以知孔子能王之德。孔子,圣人也。……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 黄晖:《论衡校释》卷27,第1303页。可见,孔子为“素王”,不独为公羊家所主,实为汉人之普遍意见也。至杜预,始疑此说非通论矣。
  后世谓孔子避制作之僭,以为不过汉人尊孔所致,实未自居“素王”。然考孔子一生言语及其行迹,不可谓无“素王”之志,甚至直欲得国自王也。今据《论语》所载,孔子过宋,自谓“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至畏于匡,则自言“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而孟子述孔子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者,天子之事也。”(《孟子·滕文公下》)可见,孔子既以己有圣德,则自居“素王”也,至其以“斯文”自任,且作《春秋》,又行“素王”改制之事矣。其实,孟子亦有类似自居“素王”之辞。《孟子·公孙丑下》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尽心下》云:“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可见,儒者以“素王”自比,实属平常,实不必惊为“非常异义可怪之论”。
  汉人又有“素臣”“素相”与“素功”“素业”之说。杜预《左传集解序》谓汉人以孔子为“素王”、以左丘明为“素臣”,如《论语谶》云:“子夏曰:‘仲尼为素王,颜渊为司徒。’”《论衡·超奇》亦曰:“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则孔子之《春秋》,素王之业也;诸子之传书,素相之事也。观《春秋》以见王意,读诸子以睹相指。”黄晖:《论衡校释》卷13,第712、713页。又据《汉书·梅福传》,梅福习《穀梁》,然上疏称孔子有“素功”,故其子孙宜封为殷后。此说发明《公羊》“有君而无臣”之义,以为圣人作《春秋》以垂王法,宜有贤臣佐其业,据此,后世儒家著书立说,进则匡正其君,退则发明孔子之道,正“素臣”之事也。
  二
  然自魏晋以降,始有疑“素王”之说者。汉人尊孔子,不过以为“素王”而已,若后儒所疑者,则不过以“素王”非孔子自号,乃汉儒所尊崇,非谓孔子作《春秋》不为“素王”之业也。至于康长素推孔子为“教主”,则去“真王”亦不过相去一间耳。故戊戌间,清廷下旨删除《孔子改制考》书中“孔子改制称王”字样,而长素上疏自陈,且有意混淆孔子为素王与历代帝王尊孔子为王,如唐人始谥孔子为“文宣王”之类,且又谓王乃臣爵,如亲王、郡王之类,诸如此说,适见长素之用心有不可问者。(参见康有为:《恭谢天恩并陈编纂群书以助变法请及时发愤速筹全局折》,见《康有为全集》第四集,第385、386页)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云:
  说者以为仲尼自卫反鲁,修《春秋》,立素王,丘明为素臣。子路欲使门人为臣,孔子以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论也。
  对此,孔颖达疏云:
  孔子既作此书,麟则为书来,应言麟为孔子至也。麟是帝王之瑞,故有素王之说。言孔子自以身为素王,故作《春秋》,立素王之法。丘明自以身为素臣,故为素王作《左氏》之传。汉魏诸儒,皆为此说。董仲舒《对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以万事,是素王之文焉。”贾逵《春秋序》云:“孔子览史记,就是非之说,立素王之法。”郑玄《六艺论》云:“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卢钦《公羊序》云:“孔子自因鲁史记而修《春秋》,制素王之道。”先儒皆言孔子立素王也。《孔子家语》称齐大史子叹美孔子,言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无位而空王之也。彼子余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为此言耳,非是孔子自号为素王。先儒盖因此而谬,遂言《春秋》立素王之法。   案,孔子将死,子路使门人为臣,而孔子以为“欺天”,足見孔子实不欲称王也。故孔疏以为,“贱为匹庶,何损于仲尼”,何必虚称王号,“长僭逾而开乱逆”耶?据此,自董子以后,无论今、古文家,皆谓孔子为“素王”。然杜预释“西狩获麟”,以为非如汉人所言,即“先作《春秋》,乃后致麟也”,实孔子“本意自欲制作,感麟方始为之”也,则杜氏之意,盖欲夺公羊家“孔子自号为素王”之说也。此后凡驳孔子为“素王”者,多祖杜氏之说。盖后世君权恣肆,教权微弱,故孔子以素衣之身而窃取制作之权,立“一王之法”,赏善罚恶,“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实有僭越君权之嫌。故“素王”之说,汉人尚不以为“微言”,而后儒乃视为“微言”也。
  清皮锡瑞虽持《公羊》立场,亦认为此说有自蹈乱臣贼子之嫌。其《春秋通论》云:
  杜所疑者,是“仲尼素王”以为孔子自王,此本说者之误。若但云“《春秋》素王”,便无语弊。……孔子非自称 “素王”,即此可证。若丘明自称“素臣”,尤为无理。②皮锡瑞:《经学通论》,见《皮锡瑞全集》册六,中华书局,2015年,第504页;第492页。
  又云:
  素,空也,谓空设一王之法也,即孟子云“有王者起,必来取法”之意,本非孔子自王,亦非称鲁为王。后人误以此疑《公羊》,《公羊》说实不误。②
  可见,皮氏虽主《公羊》,于此则用杜、孔之说,以为孔子非自称“素王”也。
  廖平之说亦同,其《公羊解诂十论》云:
  素王本义,非谓孔子为王。素,空也。素王,空托此王义耳。《论语》曰:“如有用我者,其为东周乎。”又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今之所谓“素”,即此“如有”“其或”之义。设此法以待其人,不谓孔子自为王,谓设空王以制治法而已。廖平:《何休公羊解诂三十论》,见《廖平全集》册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145页。
  廖平不主《公羊》“王鲁”说,唯存“素王”义,然以“空”训“素”,以为犹言“如有”“其或”,盖虚拟之辞也,则其与杜、孔之说同,皆谓孔子非真自号为王也。
  明高拱谓“《春秋》乃明天子之义,非以天子赏罚之权自居”高拱:《春秋正旨》,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苏舆谓“汉世儒者并以《春秋》为一代之治,盖后人尊孔以尊王之意,非孔子所敢自居也”苏舆:《玉杯》,见《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第29页。,皆用《左氏》义,而驳《公羊》“素王”之说,然非汉儒旧论也。
  然素王之说,后儒多集矢于邵公,以为僭窃悖谬之说,殊不知是说本汉儒旧论,且可上推至董子也。清末康有为遂假董子以明其“孔子改制”之义,曰:
  自汉前莫不以孔子为素王,《春秋》为改制之书,其他尚不足信,董子号称醇儒,岂为诞谩?而发《春秋》作新王、当新王者,不胜枚举。若非口说传授,董生安能大发之?出自董子,亦可信矣。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卷5,见《康有为全集》第二集,第366页。
  可见,孔子为“素王”,实以《春秋》为改制之书且能当“一王之法”也。若孔子为“真王”,则《春秋》之性质无异于历朝之律典矣。
  其后,章太炎尤嫉视康党,乃夷孔子为史家,而必破“素王”之说。其《国故论衡·原经》云:
  盖素王者,其名见于《庄子》,伊尹陈九主、素王之法,守府者为素王;庄子道玄圣素王,无其位而德可比于王者;太史公为《素王眇论》,多道货殖,其《货殖列传》已著素封,无其位,有其富厚崇高,小者比封君,大者拟天子。此三素王之辨也。仲尼封素王,自后生号之。②庞俊、郭诚永:《国故论衡疏证》,中华书局,2008年,第296、297页;第298页。
  则孔子为“素王”制法,不过“素王”诸义之一,且后儒欲以尊孔子所创设故也,非孔子所以自号。章氏因以讥康党所言“素王制法”之说,乃“为汉制惑,非制法也。言《春秋》者,载其行事,宪章文武,下遵时王,惩恶而扬善,有之矣,制法何与焉?” ②
  三
  据前所引王充《论衡》,谓孔子“自伤不王”,乃“作《春秋》以明意”,又谓“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可见,王充把“素王”与“真王”区别开来。在王充看来,行教而致太平,是为“真王”之功;退而作《春秋》,则为“素王”之业。这种区别很是关键,对于我们理解孔子及后世儒家思想极为重要。
  今详考《论语》等先秦典籍所载,不难考见孔子欲效法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王也,则孔子不独自居“素王”,且欲为“真王”也。史籍昭彰,实有不容掩者,唯后儒多讳言之耳,可谓诸“微言”中之尤微者。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之先乃宋愍公之嫡子弗父何,本当有国而让与其弟,则孔子亦世家之胤也。殇公时,六世祖孔父嘉被杀,其后防叔奔鲁,遂降为士籍,乃失国矣。至鲁定公,孔子得为中都宰,后进于司空,以至大司寇,并摄行相事。时孔子有喜色,盖喜其始得国而行道也。当时孔子“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⑤司马迁:《史记》卷47,第2311页;第2308页。。盖孔子以新法治鲁,则鲁将“一变至于道”,而成“王道乐土”矣。公羊家谓《春秋》“王鲁”,殆以此耶?故齐人闻而惧,乃归鲁女乐,而孔子始知其法不行,遂去鲁,期于他国而行其道。其后十数年间,孔子栖栖惶惶,奔走于列国,其志不过欲因以得国,而伸其“王鲁”之志也。
  故孔子出仕于鲁,欲行其教于母邦,至孔子去鲁,犹迟迟其行,盖不得已而谋行道于他邦,遂西见赵简子而反马,又使子贡先楚而期七百里书社之封,然终见沮于楚令尹子西。可见,孔子期为当世大人所用,其志与居鲁无异,皆欲因以得国也。据《史记·孔子世家》,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而楚令尹子西曰:“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司马迁:《史记》卷24,第2328页)诚若是说,时人颇有知孔子欲为“真王”者矣。盖孔子本宋贤公子之后,始则托庇于鲁,非有称祖遗业可凭据,唯得三千帝子之襄佐耳。继则欲赴公山弗扰、佛肸之召,因子路止之,遂不得成行。其后孔子去其母邦,而携众弟子周游于列国间,又焉知未有得国之志耶?然孔子终不得时君所用,又以弗扰、佛肸究有叛臣之嫌,此孔子所以终为“素王”而不为“真王”也。   据《论语·阳货》记载: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据司马迁《孔子世家》,其中尚有这样一段:“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倘庶几乎!” ⑤足见孔子之志不小,盖欲据费地而效周文、武也。
  孔子既见沮于子路,乃有“东周”之说。关于“东周”一语,素有异说。皇侃疏云:“云东周者,欲于鲁而兴周道,故云‘吾其为东周’也。”朱子《集注》云:“为东周,言兴周道于东方。”可见,孔子实有“王鲁”之志。不过,公山弗扰究有叛臣之嫌,而孔子亦终不行。对此,朱子说道:“是时名分亦未定,若谓公山弗扰既为季氏臣,不当畔季氏,所谓‘改过’者,不过令其臣顺季氏而已。”又曰:“然违道叛逆,终不能改,故圣人亦终不往也。”黎靖德:《朱子语类》卷47,中华书局,1999年,第1181页。若朱子所言,则孔子之欲往,不过欲使弗扰改过而已。
  《论语·阳货》还记载了一段类似的事情:晋赵简子的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而孔子亦欲往,同样见沮于子路。孔子则曰:“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此语实有“君子虽在浊乱,浊乱不能污”之意,孔子似不以佛肸之叛为嫌。孔子又曰:“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此语亦与“东周”之意同,可见孔子不欲为“匏瓜”,试图据中牟而有为也。可以说,孔子面对公山弗扰与佛肸相召,都面对着共同的伦理困境,即二人皆是叛臣,尤其对于重视君臣大义的后世,绝不能接受孔子“欲往”的初心。因此,后世儒家便想出种种说辞,而为孔子从叛辩护,至于孔子效法文、武的本志,更是有意讳而不言。譬如,皇侃疏引江熙云:“夫子岂实之公山、弗肸乎?故欲往之意耶?泛示无系,以观门人之情,如欲居九夷,乘桴浮于海耳。”则以孔子非真有应召之意,不过欲藉此观门人之情耳。程子则曰:“佛肸召子,必不徒然,其往义也,然终不往者,度其不足与有为也。”程颢、程颐:《河南程氏外书》卷6,见《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388页。又曰:“圣人以天下无不可有为之人,亦无不可改过之人,故欲往。然而终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6年,第178页。 诸说皆辩诬之辞,非真知孔子之志者,而终以叛臣为嫌也。至太平天国期间,人云左宗棠、魏源有异志,亦以君臣大义责之也。
  清刘逢禄尝有论曰: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弗扰为阳虎之党,夫子不见阳虎,而欲往公山,何也?曰:夫子未尝恕公山也。曰“岂徒哉”,犹言非吾徒也。“如有用我者”,天也。周自平王东迁,谓之东周。《春秋》之作,以平王开乱贼之祸,鲁定公、季平子、阳虎、弗扰,皆叛者也。天用夫子,当复西周之治,岂犹为东周乎?《史记》述夫子之言曰:“昔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倘庶几乎!”此不为东周之意也。刘逢禄:《论语述何》下篇,见《刘礼部集》卷2,道光十年思误斋本。
  《论语》中“吾其为东周”一章,历来诸家释训不一。今逢禄假《公羊》义释之,又证以《史记》所载孔子之语,则知孔子应弗扰之召,殆非仕鲁之比,乃欲据其地以为开国之基,犹“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也。惜乎弗扰“非吾徒”,非辅士之比,盖未能真信顺孔子者也,而众弟子亦不知孔子之志,以为仕于阳虎之类,则视孔子之志小矣。
  又,戴望《论语注》云:“如有用我者,当继文、武之治,岂犹为东周乎?明天命已讫也。”郭晓东:《戴氏注论语小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57页。康有为则曰:“岂徒哉,言必用我也。为东周,言费小亦可王,将为东方之周也。……其卒不往者,殆公山早败,或诚意不足耳。”康有为:《论语注》卷17,见《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517页。长素可谓深知孔子之志者,故惜孔子未早往,或以弗扰诚意不足,亦非辅士之伦,则孔子似未嫌弗扰为叛臣,唯以其“非吾徒”,故迁延未果耳。诸说皆深明孔子欲得国自王之意也。王充则谓孔子应公山之召,乃“行道”也,“为东周,欲行道也”(黄晖:《论衡校释》卷9,第499页),则孔子之“行道”乃自王以行道,非若后儒所谓“得君行道”也。惜乎孔子不见大用于母邦,又失弗扰、佛肸之召,其后奔走于列国,而终始无片土以行其教矣。
  至哀公十一年,孔子自卫反鲁。时孔子体疲志衰,“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则无复“真王”之志矣,乃寓王法于《春秋》,唯期后王有以行其道而已。则孔子为“素王”,实属不得已,非其“素志”也。天幸汉儒有以继之者,乃极言孔子“为汉制法”,盖欲藉君权以行《春秋》之法。至此,孔子“素王”之志,遂因汉帝而成万世之业矣。否则,孔子不过犹如今人眼中之道德家、教育家,抑或一良史耳。是以孔子作《春秋》,实因无土地以立其国,无人民以信其教,遂以“素王”自居而垂法后世耳,而汉人欲时君遵用孔子法度,乃造为“赤制”以神其说,其智术殆犹神道设教耶?
  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公羊传》云:
  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
  《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自属王者之事,然孔子既感获麟而作,则其自伤“吾道穷”,诚以己终不得为“真王”,而道不得行于当世也。故退而作《春秋》,以为“素王”之业,盖以尧舜期于后世帝王,能用“《春秋》之義”而行拨乱反正之业。汉人谓孔子为“素王”,又谓《春秋》为“汉制”,诚真知孔子者。故至汉武时,朝廷能“独尊儒术”,正《公羊》所谓“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也。则“素王”之说,于汉尚不为微言,亦未必是甚尊孔子之辞。即便孔子自号“素王”,亦不过自伤之辞耳!故孔子为“素王”之说,汉时尚非微言。至于孔子及身以褒贬当世大人之“微辞”,于汉儒又何所忌讳耶?故亦不以为微言也。终两汉四百年,汉儒多能谠言论世,其缘由或在于此耶?据《汉书·眭弘传》,昭帝时,眭弘推《春秋》之义,以为“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帝命”,因受诛焉。其后宣帝即位,始应弘“从匹夫为天下”之说。案,弘自谓其说本董子“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之语,然后儒多谓弘不守师说。其实未然,盖因孔子本有以匹夫而自王之意,董子虽未明言,然公羊氏口授微言之旨,弘当有所授受。故弘之受诛,非以儒者效孔子为“素王”,实以汉人犹明瞭孔子为“真王”之微言,而欲有以继之也。   案,王充尝受业于太学,亦肄习章句之学,故其《论衡》颇用公羊家言,而尤具卓识者,则在发明孔子为“真王”之志。盖汉儒自眭弘受诛之后,唯谓孔子为“素王”而已,独仲任有胆识,敢为此论耶!诚若此言,孔子本有继周为“真王”之志,晚年归鲁,始假《春秋》以行“素王”之事矣。后世多讳言此说,而仲任已预设此论矣。《论衡·问孔》云:“或曰:孔子不自伤不得王也,伤时无明王,故己不用也。凤鸟、河图,明王之瑞也。瑞应不至,时无明王;明王不存,己遂不用矣。”(黄晖:《论衡校释》卷9,第483页)盖后人莫不以此语乃孔子伤其不遇明王也,如《论语》邢昺疏云:“此章言孔子伤时无明君也。”戴望虽本《公羊》治《论语》,亦不明此义,曰:“此孔子伤世无明王也。明王出,致太平,则凤鸟至,河出图矣。”仲任《论衡·问孔》则驳此说,曰:“夫致瑞应,何以致之?任贤使能,治定功成;治定功成,则瑞应至矣。瑞应至后,亦不须孔子。孔子所望,何其末也!不思其本而望其末也。不相其主而名其物,治有未定,物有不至,以至而效明王,必失之矣。孝文皇帝可谓明矣,案其《本纪》,不见凤鸟与河图。使孔子在孝文之世,犹曰‘吾已矣夫’。”(黄晖:《论衡校释》卷9,第483页)则孔子即便身逢明主若汉文者,犹有“吾已矣失”之叹,则孔子之志,盖欲得国自王也。
  孔子晚年作《春秋》而寓新法,然其规模尝大略施行于鲁矣,惜乎未曾真有国耳。虽然,今观《公羊传》颇褒让国之德,如鲁隐公、宋宣缪、卫叔武、吴季札之让,又于曹公子喜时、邾娄叔术之让国,著贤者子孙亦当有国,则足见孔子之微意也。盖孔子以先祖之让国,故今宜有国,实合乎《春秋》之义耶!虽然,孔子未得国以行道,然其假《春秋》以行王者之事,孰曰非宜哉!至汉成帝时,孔子以圣庶而夺嫡,其裔孙得为殷后,则孔子改制,损周文而用殷质,又不过象其先祖之贤,以备王者取法焉。
  今考《春秋》《礼》《论语》所载孔子改制,不过惩于周制之崩坏,乃损周文而益殷质,至于折衷虞、夏、殷、周四代古制,以成“一王之法”也。且《春秋》王鲁,则孔子本欲施行于当世,盖为时王制法而已,非尽如汉儒所谓“为汉制法”,亦非如后儒所言“为万世制法”也。故虽若鲁定、哀之微弱,及齐景、卫灵之中材,孔子犹期于一试。孔子尝自叹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可见孔子制法,本欲自试,或假君权以行道耳。唯晚年归鲁,知道终不行于当世,乃托《春秋》而行素王之事,诚属不得已。故司马迁列孔子于《世家》,盖深知孔子之志在建国也。
  四
  孔子若有国以行其教,则自为“真王”矣。至孔子晚年返鲁,唯以删述六经为事,至有“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之叹,盖自知其衰,将不久于人世,遂作《春秋》,欲藉此以垂法于后世耳,则所谓“素王”之业者,乃不得已而为之。孔子卒后,诸弟子及后学之徒皆不复有建国之志,不过欲假君权以行孔子教法耳。其后两千年间,儒士于时君多采取合作态度,其缘由正在于此。
  孔子此种志向,后世唯公羊家能知之。子贡谓孔子“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论语·子罕》),刘逢禄释曰:
  天纵之,谓不有天下。圣又多能,周公、孔子二圣而已。②③刘逢禄:《论语述何》上篇,见《刘礼部集》卷2。
  逢禄以为,孔子“不有天下”,盖以孔子不得国而行其道,即未为“真王”也;若“圣又多能”,“圣”乃内圣之义,而“多能”则指周公、孔子能握有政权而为创制立法之主。盖对于中国文明有根本影响者,历史上莫过于周公与孔子,皆因二圣乃立法者也。故中国上古以来之圣人,上有尧、舜、禹、汤,下有伯夷、叔齐与柳下惠,皆不过有圣德而已,然未必“多能”,故不足为立法者。
  孔子又自谓“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逢禄释曰:
  夫子受命制作,垂教万世。《书》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知天命之谓也。②
  逢禄以为,孔子知天命,乃受命制作《春秋》也。时孔子尝用事于鲁,后虽奔走于列国,盖所制作已了然于胸,唯期得国以施行耳。至获麟后,乃知天不欲其为真王,遂将其制作寓于《春秋》以垂于后世耳。
  又,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逢禄释曰:
  此言盖在获麟之后与?获麟而死,天告夫子以将没之征。周室将亡,圣人不作,故曰“孰为来哉”,又曰“吾道穷矣”。③
  麟者,何休以为“太平之符,圣人之类,时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将没之征”。盖其时孔子已衰,又适闻获麟之兆,乃知不久于人世而终不得行道矣,因自伤“吾道穷矣”。故其作《春秋》,盖期为后世制法而已。汉儒欲劝诱时君入道,遂谓《春秋》为“赤制”也。
  至晚清康有为,则谓《春秋》托隐公为始受命王,实有深意,曰:
  孔子《春秋》所以托始隐公者,以其不自为君也。盖孔子亦不自为君也,故托于隐公。隐公让国之贤,宜为君者也;而孔子受天命制作,宜为王者也,故托于文王。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卷1,见《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32页。
  案康氏之意,孔子其先有让德,犹隐公之让也;隐公既有让国之贤,则宜为君者,故孔子受命制《春秋》,则或及身宜为“真王”耶!然隐不正位,犹孔子终不正位,至汉始得尊为“素王”矣。长素谓孔子为“教主”,然似不别“素王”与“真王”。其曰:“孔子为教主,称‘素王’。《春秋》作新王受命,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庄子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康有为:《孟子微》,见《康有为全集》第五集,第414页)此以孔子作《春秋》,故为“素王”也。又曰:“天下归往谓之王,盖教主也。”(康有为:《论语注》卷13,见《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482页)“盖天下归往谓之王,今天下所归往者,莫如孔子。佛称法王,耶称天主,盖教主皆为人王也,天下同之。天下不往墨子,故不得为王。既天下归往孔子,安得不为王乎?此道德之王,王有万世。若当世人主,以力服人,只可称为霸,如秦始皇、汉高祖、明太祖、亚历山大、成吉斯、拿破仑皆然,不得称为王也。后世人不知道,误以人主为王,则不知力服、德服之分,王霸之别,反疑教主之称王。则此大惑者。”(康有为:《孟子微》,见《康有为全集》第五集,第415页)此段议论极分明,盖以孔子为教主无疑,然就其作《春秋》以改制而言,则为“素王”;而就其為天下人所归往而言,则为“人王”,即“真王”也。至于后世之人主,虽稍得人民之归往,然毕竟与孔子之得民不同,于此可见王霸之分。
  又,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孟子·公孙丑上》)长素据此而论曰:“必如尧、舜、孔子,乃能以德教服人心,乃当王之一义。故《春秋》以孔子为新王,所谓善教以德行仁,为后世之教王也。教王为民所爱,天下心服,入其教者,迁善而不知,过化存神,东西南北,无思不服,同流天地,非孔子孰当之?此孟子特发明孔子为教主之义也。”(康有为:《孟子微》,见《康有为全集》册五,第451、452页)
  可见,孔子既不为时君所用,又不得封邑而别建国,故其所改制,不能行于当世矣。至于汉人尊孔子为“素王”,实以“孔子之术”得行于汉世也。然就孔子本人而言,虽有自居“素王”之意,然不过自伤己之有德而无位,故终不得及身行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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