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素王”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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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孔子一生栖栖惶惶，奔走于列国诸侯之间，以行道为己任。晚年归鲁，作《春秋》，欲垂法于后世。汉代儒家因以孔子为“素王”，并欲行其道于汉代。然“素王”之说，汉人皆无疑议，至魏晋始以为僭妄之说，后世儒家遂讳而不言。文章详考“素王”说的基本内涵及后世儒家的不同态度，并结合古代相关文献，揭示出孔子欲效法汤、武而得国自王的抱负，从而使儒家的政治思想得到更深层次的理解。
　　关键词：《春秋》;公羊;孔子;素王;真王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9）04-0078-09
　　①据《汉书·梅福传》，汉武帝时，始封周后姬嘉为周子南君，至元帝时，尊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位次诸侯王。又使诸大夫博士求殷后，而匡衡议以孔子后裔为殷后，曰：“王者存二王后，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统也。其犯诛绝之罪者绝，而更封他亲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义，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绝。今宋国已不守其统，而失国矣，则宜更立殷后为始封君，而上承殷统，非当继宋之绝侯也，宜明得殷后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入远不可得;虽得其嫡，嫡之先已绝，不当得立。《礼记》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师所共传，宜以孔子世为汤后。”然元帝以其语“不经”，遂罢其议。至成帝时，梅福复议宜封孔子后以奉汤祀。（班固：《汉书》卷67，中华书局，1962年，第2926、2927页）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封孔子后孔吉为殷绍嘉侯，更进殷绍嘉侯、周承休侯皆为公，地各百里。（班固：《汉书》卷10，第328页）至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又封绍嘉公孔安为宋公，周承休公姬武为卫公。（范晔：《后汉书》卷1下，中华书局，2000年，第61页）可见，公羊家“存二王后”的学说得到了汉人的普遍认可，并落实为具体的政治制度。
　　公羊家对《春秋》义例的阐发，一言以蔽之，即汉末何休所说的“三科九旨”。对汉人来说，其中又以“通三统”最为重要，即所谓“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而在“三科九旨”中，又以“通三统”的内涵最为复杂。其中，既有义理极其显豁者，如“存二王后”之说，汉王朝曾依据此说封周人与殷人之后;①又有黜周、王鲁等说，不仅被视为“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而且至魏晋以后，学者诋议尤甚，以为“大体乖硋”“训人以逆，罪莫大焉”。
　　就《春秋》一书的性质而论，显然不同于孔子以前的官修旧史，而对于当世大人及其行事颇有褒贬讥刺，即具有“一王之法”的性质。然而，孔子却有德而无位，故其所作《春秋》具有僭越的性质。正因如此，汉代公羊家不得不假托孔子为“素王”，考其意图所在：一则闰秦统，即按照当时流行的“五德终始”说，而以《春秋》当黑统;一则赋予《春秋》以“王法”的地位，期待汉王朝有以遵行之也。可见，《春秋》一书中所寓的王法，虽然历史上未曾得以真正施行，但是，孔子借助《春秋》而对历史人物及其行事的评价，使儒家主张的王法得到某种“虚拟性”的实现。不过，汉人尚能接受此种说法，至魏晋以后，儒家却颇多忌讳，以为“悖礼诬圣”而不敢言。
　　其实，公羊家尊孔子为“素王”，直接源于“通三统”中的“以《春秋》当新王”说。案，“新王”通常指俗王，即新王朝建立后的世俗统治者。但在公羊家那里，却将《春秋》这种类似史书的著作视为“新王”，无疑有“非常异义可怪”的嫌疑。同时，儒家视《春秋》为孔子所作，而在孔子之前，通常将各诸侯国的官修史书称为《春秋》。因此，如果《春秋》被公羊家视为“新王”，那么，作《春秋》的孔子自然具有“王”的地位。然而，孔子并未真正掌握政治权力，而其褒贬黜陟之权的实施，只是通过《春秋》书法的运用而体现出来。就此而言，孔子作为“王”，只能是“素王”，而非“真王”。换言之，汉人将孔子作为“素王”，仅仅体现在“孔子作《春秋》”这件事情上，而与孔子的具体政治实践无关。正因如此，我们不难发现，汉代不少儒家常常自视为“素臣”“素相”，即将对孔子著述的注疏和阐释当成“素业”“素功”，从而将学者的功业与现实政治人物的功业區别开来。因此，后世儒家多效法孔子，将其政治理想寄托在著书立说的“素业”“素功”之中，至于借助出仕而兼济天下的实际政治活动，则常常视为权宜之计，甚至以为遮蔽了儒家的真正关怀。
　　一
　　“素王”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天道》：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明此以南乡，尧之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以此处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
　　郭象注云：“有其道，天下所归，而无其爵者，所谓素王自贵也。”可见，汉人视孔子为“素王”，其义盖取诸此，即玄圣而处下也。又据《史记·殷本纪》：“汤命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司马贞云：“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质素，故称素王。”（司马迁：《史记》卷3，中华书局，2013年，第122、123页）此说不取“有道无爵”之义，与孔子“素王”之义不同。康有为别有一说，谓“素者，质也”，故“质家则称之素王，文家则称为文王。《春秋》改周之文，从殷之质，故《春秋纬》多言素王。而《公羊》首言文王者，则又见文质可以周而复之义也”。（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卷9，见《康有为全集》第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5页）可见，汉人本以孔子为“文王”，而长素则以孔子为“素王”，其义皆与孔子之道有关，近乎司马迁之说。换言之，有圣德而处君位者为“真王”，有圣德而处臣位者为“素王”。汉人尊孔子为“素王”者，正以此也。
　　孔子为“素王”之说，盖由《公羊传》对“西狩获麟”的解释而来，然其义则可由“以《春秋》当新王”之说寻而致。至董子书，始有“素王”明文。董子《举贤良对策》有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以万事，见素王之文焉。班固：《汉书》卷56，第2509页。
　　又，董子于《三代改制质文》一篇中历陈殷、周受命而王之事，更继以《春秋》，则《春秋》为新王，其受命亦无异于殷、周之代兴也。董子之后，汉人颇主此说。盖公羊家既视《春秋》为新王，则孔子受命亦如“真王”，必有受命之符矣。故西狩获麟，公羊家以为受命之符，而孔子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孰为来哉”，则自居“素王”矣。 　　“素王”之说，又颇见于纬书。《孝经纬·钩命诀》云：“曾子撰斯，問曰：‘孝文乎驳不同何？’子曰：‘吾作《孝经》，以素王无爵禄之赏，斧钺之诛，故称明王之道。’曾子辟席复坐。子曰：‘居，吾语汝。顺逊以避祸灾，与先王以托权。’”《春秋元命苞》云：“麟出周亡，故立《春秋》，制素王，授当兴也。”《春秋演孔图》云：“圣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显天心。丘为木铎，制天下法。”又云：“丘为制法之主，黑绿不代苍黄。”黄奭：《汉学堂经解》，甘泉黄氏版补刊印本。凡此，皆纬说也。
　　其后，古文家亦袭用此说。据孔颖达《左传正义》序，贾逵《春秋》序云：“孔子览史记，就是非之说，立素王之法。”郑玄《六艺论》云：“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此古文家言素王如此。又，《淮南子·主术训》云：“专行孝以成素王。”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卷9，中华书局，2017年，第375页。徐幹《中论·贵验》云：“仲尼为匹夫，而称素王。”徐幹：《中论》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应劭《风俗通·穷通》云：“制《春秋》之义，著素王之法。”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卷7，中华书局，1981年，第315页。刘向《说苑·贵德》云：“是以孔子历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于全育，烝庶安土，万物熙熙，各乐其终。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泽不洽。于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后人，思施其德，未尝辍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诵其文章，传今不绝。”赵善诒：《说苑疏证》卷5，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第106页。则汉人多习为此论矣。至于东汉王充，虽非以治经名家，然其书中言“素王”者尤多。《论衡·问孔》云：“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夫子自伤不王也。己王，致太平;太平则凤鸟至，河出图矣。今不得王，故瑞应不至，悲心自伤，故曰‘吾已矣夫’。”黄晖：《论衡校释》卷9，中华书局，2017年，第482、483页。《论衡·定贤》云：“孔子不王，作《春秋》以明意。按《春秋》虚文业，以知孔子能王之德。孔子，圣人也。……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 黄晖：《论衡校释》卷27，第1303页。可见，孔子为“素王”，不独为公羊家所主，实为汉人之普遍意见也。至杜预，始疑此说非通论矣。
　　后世谓孔子避制作之僭，以为不过汉人尊孔所致，实未自居“素王”。然考孔子一生言语及其行迹，不可谓无“素王”之志，甚至直欲得国自王也。今据《论语》所载，孔子过宋，自谓“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至畏于匡，则自言“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而孟子述孔子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者，天子之事也。”（《孟子·滕文公下》）可见，孔子既以己有圣德，则自居“素王”也，至其以“斯文”自任，且作《春秋》，又行“素王”改制之事矣。其实，孟子亦有类似自居“素王”之辞。《孟子·公孙丑下》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尽心下》云：“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可见，儒者以“素王”自比，实属平常，实不必惊为“非常异义可怪之论”。
　　汉人又有“素臣”“素相”与“素功”“素业”之说。杜预《左传集解序》谓汉人以孔子为“素王”、以左丘明为“素臣”，如《论语谶》云：“子夏曰：‘仲尼为素王，颜渊为司徒。’”《论衡·超奇》亦曰：“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则孔子之《春秋》，素王之业也;诸子之传书，素相之事也。观《春秋》以见王意，读诸子以睹相指。”黄晖：《论衡校释》卷13，第712、713页。又据《汉书·梅福传》，梅福习《穀梁》，然上疏称孔子有“素功”，故其子孙宜封为殷后。此说发明《公羊》“有君而无臣”之义，以为圣人作《春秋》以垂王法，宜有贤臣佐其业，据此，后世儒家著书立说，进则匡正其君，退则发明孔子之道，正“素臣”之事也。
　　二
　　然自魏晋以降，始有疑“素王”之说者。汉人尊孔子，不过以为“素王”而已，若后儒所疑者，则不过以“素王”非孔子自号，乃汉儒所尊崇，非谓孔子作《春秋》不为“素王”之业也。至于康长素推孔子为“教主”，则去“真王”亦不过相去一间耳。故戊戌间，清廷下旨删除《孔子改制考》书中“孔子改制称王”字样，而长素上疏自陈，且有意混淆孔子为素王与历代帝王尊孔子为王，如唐人始谥孔子为“文宣王”之类，且又谓王乃臣爵，如亲王、郡王之类，诸如此说，适见长素之用心有不可问者。（参见康有为：《恭谢天恩并陈编纂群书以助变法请及时发愤速筹全局折》，见《康有为全集》第四集，第385、386页）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云：
　　说者以为仲尼自卫反鲁，修《春秋》，立素王，丘明为素臣。子路欲使门人为臣，孔子以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论也。
　　对此，孔颖达疏云：
　　孔子既作此书，麟则为书来，应言麟为孔子至也。麟是帝王之瑞，故有素王之说。言孔子自以身为素王，故作《春秋》，立素王之法。丘明自以身为素臣，故为素王作《左氏》之传。汉魏诸儒，皆为此说。董仲舒《对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以万事，是素王之文焉。”贾逵《春秋序》云：“孔子览史记，就是非之说，立素王之法。”郑玄《六艺论》云：“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卢钦《公羊序》云：“孔子自因鲁史记而修《春秋》，制素王之道。”先儒皆言孔子立素王也。《孔子家语》称齐大史子叹美孔子，言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无位而空王之也。彼子余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为此言耳，非是孔子自号为素王。先儒盖因此而谬，遂言《春秋》立素王之法。 　　案，孔子将死，子路使门人为臣，而孔子以为“欺天”，足見孔子实不欲称王也。故孔疏以为，“贱为匹庶，何损于仲尼”，何必虚称王号，“长僭逾而开乱逆”耶？据此，自董子以后，无论今、古文家，皆谓孔子为“素王”。然杜预释“西狩获麟”，以为非如汉人所言，即“先作《春秋》，乃后致麟也”，实孔子“本意自欲制作，感麟方始为之”也，则杜氏之意，盖欲夺公羊家“孔子自号为素王”之说也。此后凡驳孔子为“素王”者，多祖杜氏之说。盖后世君权恣肆，教权微弱，故孔子以素衣之身而窃取制作之权，立“一王之法”，赏善罚恶，“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实有僭越君权之嫌。故“素王”之说，汉人尚不以为“微言”，而后儒乃视为“微言”也。
　　清皮锡瑞虽持《公羊》立场，亦认为此说有自蹈乱臣贼子之嫌。其《春秋通论》云：
　　杜所疑者，是“仲尼素王”以为孔子自王，此本说者之误。若但云“《春秋》素王”，便无语弊。……孔子非自称 “素王”，即此可证。若丘明自称“素臣”，尤为无理。②皮锡瑞：《经学通论》，见《皮锡瑞全集》册六，中华书局，2015年，第504页;第492页。
　　又云：
　　素，空也，谓空设一王之法也，即孟子云“有王者起，必来取法”之意，本非孔子自王，亦非称鲁为王。后人误以此疑《公羊》，《公羊》说实不误。②
　　可见，皮氏虽主《公羊》，于此则用杜、孔之说，以为孔子非自称“素王”也。
　　廖平之说亦同，其《公羊解诂十论》云：
　　素王本义，非谓孔子为王。素，空也。素王，空托此王义耳。《论语》曰：“如有用我者，其为东周乎。”又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今之所谓“素”，即此“如有”“其或”之义。设此法以待其人，不谓孔子自为王，谓设空王以制治法而已。廖平：《何休公羊解诂三十论》，见《廖平全集》册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145页。
　　廖平不主《公羊》“王鲁”说，唯存“素王”义，然以“空”训“素”，以为犹言“如有”“其或”，盖虚拟之辞也，则其与杜、孔之说同，皆谓孔子非真自号为王也。
　　明高拱谓“《春秋》乃明天子之义，非以天子赏罚之权自居”高拱：《春秋正旨》，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苏舆谓“汉世儒者并以《春秋》为一代之治，盖后人尊孔以尊王之意，非孔子所敢自居也”苏舆：《玉杯》，见《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第29页。，皆用《左氏》义，而驳《公羊》“素王”之说，然非汉儒旧论也。
　　然素王之说，后儒多集矢于邵公，以为僭窃悖谬之说，殊不知是说本汉儒旧论，且可上推至董子也。清末康有为遂假董子以明其“孔子改制”之义，曰：
　　自汉前莫不以孔子为素王，《春秋》为改制之书，其他尚不足信，董子号称醇儒，岂为诞谩？而发《春秋》作新王、当新王者，不胜枚举。若非口说传授，董生安能大发之？出自董子，亦可信矣。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卷5，见《康有为全集》第二集，第366页。
　　可见，孔子为“素王”，实以《春秋》为改制之书且能当“一王之法”也。若孔子为“真王”，则《春秋》之性质无异于历朝之律典矣。
　　其后，章太炎尤嫉视康党，乃夷孔子为史家，而必破“素王”之说。其《国故论衡·原经》云：
　　盖素王者，其名见于《庄子》，伊尹陈九主、素王之法，守府者为素王;庄子道玄圣素王，无其位而德可比于王者;太史公为《素王眇论》，多道货殖，其《货殖列传》已著素封，无其位，有其富厚崇高，小者比封君，大者拟天子。此三素王之辨也。仲尼封素王，自后生号之。②庞俊、郭诚永：《国故论衡疏证》，中华书局，2008年，第296、297页;第298页。
　　则孔子为“素王”制法，不过“素王”诸义之一，且后儒欲以尊孔子所创设故也，非孔子所以自号。章氏因以讥康党所言“素王制法”之说，乃“为汉制惑，非制法也。言《春秋》者，载其行事，宪章文武，下遵时王，惩恶而扬善，有之矣，制法何与焉？” ②
　　三
　　据前所引王充《论衡》，谓孔子“自伤不王”，乃“作《春秋》以明意”，又谓“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可见，王充把“素王”与“真王”区别开来。在王充看来，行教而致太平，是为“真王”之功;退而作《春秋》，则为“素王”之业。这种区别很是关键，对于我们理解孔子及后世儒家思想极为重要。
　　今详考《论语》等先秦典籍所载，不难考见孔子欲效法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王也，则孔子不独自居“素王”，且欲为“真王”也。史籍昭彰，实有不容掩者，唯后儒多讳言之耳，可谓诸“微言”中之尤微者。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之先乃宋愍公之嫡子弗父何，本当有国而让与其弟，则孔子亦世家之胤也。殇公时，六世祖孔父嘉被杀，其后防叔奔鲁，遂降为士籍，乃失国矣。至鲁定公，孔子得为中都宰，后进于司空，以至大司寇，并摄行相事。时孔子有喜色，盖喜其始得国而行道也。当时孔子“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⑤司马迁：《史记》卷47，第2311页;第2308页。。盖孔子以新法治鲁，则鲁将“一变至于道”，而成“王道乐土”矣。公羊家谓《春秋》“王鲁”，殆以此耶？故齐人闻而惧，乃归鲁女乐，而孔子始知其法不行，遂去鲁，期于他国而行其道。其后十数年间，孔子栖栖惶惶，奔走于列国，其志不过欲因以得国，而伸其“王鲁”之志也。
　　故孔子出仕于鲁，欲行其教于母邦，至孔子去鲁，犹迟迟其行，盖不得已而谋行道于他邦，遂西见赵简子而反马，又使子贡先楚而期七百里书社之封，然终见沮于楚令尹子西。可见，孔子期为当世大人所用，其志与居鲁无异，皆欲因以得国也。据《史记·孔子世家》，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而楚令尹子西曰：“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司马迁：《史记》卷24，第2328页）诚若是说，时人颇有知孔子欲为“真王”者矣。盖孔子本宋贤公子之后，始则托庇于鲁，非有称祖遗业可凭据，唯得三千帝子之襄佐耳。继则欲赴公山弗扰、佛肸之召，因子路止之，遂不得成行。其后孔子去其母邦，而携众弟子周游于列国间，又焉知未有得国之志耶？然孔子终不得时君所用，又以弗扰、佛肸究有叛臣之嫌，此孔子所以终为“素王”而不为“真王”也。 　　据《论语·阳货》记载：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据司马迁《孔子世家》，其中尚有这样一段：“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倘庶几乎！” ⑤足见孔子之志不小，盖欲据费地而效周文、武也。
　　孔子既见沮于子路，乃有“东周”之说。关于“东周”一语，素有异说。皇侃疏云：“云东周者，欲于鲁而兴周道，故云‘吾其为东周’也。”朱子《集注》云：“为东周，言兴周道于东方。”可见，孔子实有“王鲁”之志。不过，公山弗扰究有叛臣之嫌，而孔子亦终不行。对此，朱子说道：“是时名分亦未定，若谓公山弗扰既为季氏臣，不当畔季氏，所谓‘改过’者，不过令其臣顺季氏而已。”又曰：“然违道叛逆，终不能改，故圣人亦终不往也。”黎靖德：《朱子语类》卷47，中华书局，1999年，第1181页。若朱子所言，则孔子之欲往，不过欲使弗扰改过而已。
　　《论语·阳货》还记载了一段类似的事情：晋赵简子的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而孔子亦欲往，同样见沮于子路。孔子则曰：“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此语实有“君子虽在浊乱，浊乱不能污”之意，孔子似不以佛肸之叛为嫌。孔子又曰：“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此语亦与“东周”之意同，可见孔子不欲为“匏瓜”，试图据中牟而有为也。可以说，孔子面对公山弗扰与佛肸相召，都面对着共同的伦理困境，即二人皆是叛臣，尤其对于重视君臣大义的后世，绝不能接受孔子“欲往”的初心。因此，后世儒家便想出种种说辞，而为孔子从叛辩护，至于孔子效法文、武的本志，更是有意讳而不言。譬如，皇侃疏引江熙云：“夫子岂实之公山、弗肸乎？故欲往之意耶？泛示无系，以观门人之情，如欲居九夷，乘桴浮于海耳。”则以孔子非真有应召之意，不过欲藉此观门人之情耳。程子则曰：“佛肸召子，必不徒然，其往义也，然终不往者，度其不足与有为也。”程颢、程颐：《河南程氏外书》卷6，见《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388页。又曰：“圣人以天下无不可有为之人，亦无不可改过之人，故欲往。然而终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6年，第178页。 诸说皆辩诬之辞，非真知孔子之志者，而终以叛臣为嫌也。至太平天国期间，人云左宗棠、魏源有异志，亦以君臣大义责之也。
　　清刘逢禄尝有论曰：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弗扰为阳虎之党，夫子不见阳虎，而欲往公山，何也？曰：夫子未尝恕公山也。曰“岂徒哉”，犹言非吾徒也。“如有用我者”，天也。周自平王东迁，谓之东周。《春秋》之作，以平王开乱贼之祸，鲁定公、季平子、阳虎、弗扰，皆叛者也。天用夫子，当复西周之治，岂犹为东周乎？《史记》述夫子之言曰：“昔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倘庶几乎！”此不为东周之意也。刘逢禄：《论语述何》下篇，见《刘礼部集》卷2，道光十年思误斋本。
　　《论语》中“吾其为东周”一章，历来诸家释训不一。今逢禄假《公羊》义释之，又证以《史记》所载孔子之语，则知孔子应弗扰之召，殆非仕鲁之比，乃欲据其地以为开国之基，犹“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也。惜乎弗扰“非吾徒”，非辅士之比，盖未能真信顺孔子者也，而众弟子亦不知孔子之志，以为仕于阳虎之类，则视孔子之志小矣。
　　又，戴望《论语注》云：“如有用我者，当继文、武之治，岂犹为东周乎？明天命已讫也。”郭晓东：《戴氏注论语小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57页。康有为则曰：“岂徒哉，言必用我也。为东周，言费小亦可王，将为东方之周也。……其卒不往者，殆公山早败，或诚意不足耳。”康有为：《论语注》卷17，见《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517页。长素可谓深知孔子之志者，故惜孔子未早往，或以弗扰诚意不足，亦非辅士之伦，则孔子似未嫌弗扰为叛臣，唯以其“非吾徒”，故迁延未果耳。诸说皆深明孔子欲得国自王之意也。王充则谓孔子应公山之召，乃“行道”也，“为东周，欲行道也”（黄晖：《论衡校释》卷9，第499页），则孔子之“行道”乃自王以行道，非若后儒所谓“得君行道”也。惜乎孔子不见大用于母邦，又失弗扰、佛肸之召，其后奔走于列国，而终始无片土以行其教矣。
　　至哀公十一年，孔子自卫反鲁。时孔子体疲志衰，“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则无复“真王”之志矣，乃寓王法于《春秋》，唯期后王有以行其道而已。则孔子为“素王”，实属不得已，非其“素志”也。天幸汉儒有以继之者，乃极言孔子“为汉制法”，盖欲藉君权以行《春秋》之法。至此，孔子“素王”之志，遂因汉帝而成万世之业矣。否则，孔子不过犹如今人眼中之道德家、教育家，抑或一良史耳。是以孔子作《春秋》，实因无土地以立其国，无人民以信其教，遂以“素王”自居而垂法后世耳，而汉人欲时君遵用孔子法度，乃造为“赤制”以神其说，其智术殆犹神道设教耶？
　　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公羊传》云：
　　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
　　《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自属王者之事，然孔子既感获麟而作，则其自伤“吾道穷”，诚以己终不得为“真王”，而道不得行于当世也。故退而作《春秋》，以为“素王”之业，盖以尧舜期于后世帝王，能用“《春秋》之義”而行拨乱反正之业。汉人谓孔子为“素王”，又谓《春秋》为“汉制”，诚真知孔子者。故至汉武时，朝廷能“独尊儒术”，正《公羊》所谓“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也。则“素王”之说，于汉尚不为微言，亦未必是甚尊孔子之辞。即便孔子自号“素王”，亦不过自伤之辞耳！故孔子为“素王”之说，汉时尚非微言。至于孔子及身以褒贬当世大人之“微辞”，于汉儒又何所忌讳耶？故亦不以为微言也。终两汉四百年，汉儒多能谠言论世，其缘由或在于此耶？据《汉书·眭弘传》，昭帝时，眭弘推《春秋》之义，以为“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帝命”，因受诛焉。其后宣帝即位，始应弘“从匹夫为天下”之说。案，弘自谓其说本董子“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之语，然后儒多谓弘不守师说。其实未然，盖因孔子本有以匹夫而自王之意，董子虽未明言，然公羊氏口授微言之旨，弘当有所授受。故弘之受诛，非以儒者效孔子为“素王”，实以汉人犹明瞭孔子为“真王”之微言，而欲有以继之也。 　　案，王充尝受业于太学，亦肄习章句之学，故其《论衡》颇用公羊家言，而尤具卓识者，则在发明孔子为“真王”之志。盖汉儒自眭弘受诛之后，唯谓孔子为“素王”而已，独仲任有胆识，敢为此论耶！诚若此言，孔子本有继周为“真王”之志，晚年归鲁，始假《春秋》以行“素王”之事矣。后世多讳言此说，而仲任已预设此论矣。《论衡·问孔》云：“或曰：孔子不自伤不得王也，伤时无明王，故己不用也。凤鸟、河图，明王之瑞也。瑞应不至，时无明王;明王不存，己遂不用矣。”（黄晖：《论衡校释》卷9，第483页）盖后人莫不以此语乃孔子伤其不遇明王也，如《论语》邢昺疏云：“此章言孔子伤时无明君也。”戴望虽本《公羊》治《论语》，亦不明此义，曰：“此孔子伤世无明王也。明王出，致太平，则凤鸟至，河出图矣。”仲任《论衡·问孔》则驳此说，曰：“夫致瑞应，何以致之？任贤使能，治定功成;治定功成，则瑞应至矣。瑞应至后，亦不须孔子。孔子所望，何其末也！不思其本而望其末也。不相其主而名其物，治有未定，物有不至，以至而效明王，必失之矣。孝文皇帝可谓明矣，案其《本纪》，不见凤鸟与河图。使孔子在孝文之世，犹曰‘吾已矣夫’。”（黄晖：《论衡校释》卷9，第483页）则孔子即便身逢明主若汉文者，犹有“吾已矣失”之叹，则孔子之志，盖欲得国自王也。
　　孔子晚年作《春秋》而寓新法，然其规模尝大略施行于鲁矣，惜乎未曾真有国耳。虽然，今观《公羊传》颇褒让国之德，如鲁隐公、宋宣缪、卫叔武、吴季札之让，又于曹公子喜时、邾娄叔术之让国，著贤者子孙亦当有国，则足见孔子之微意也。盖孔子以先祖之让国，故今宜有国，实合乎《春秋》之义耶！虽然，孔子未得国以行道，然其假《春秋》以行王者之事，孰曰非宜哉！至汉成帝时，孔子以圣庶而夺嫡，其裔孙得为殷后，则孔子改制，损周文而用殷质，又不过象其先祖之贤，以备王者取法焉。
　　今考《春秋》《礼》《论语》所载孔子改制，不过惩于周制之崩坏，乃损周文而益殷质，至于折衷虞、夏、殷、周四代古制，以成“一王之法”也。且《春秋》王鲁，则孔子本欲施行于当世，盖为时王制法而已，非尽如汉儒所谓“为汉制法”，亦非如后儒所言“为万世制法”也。故虽若鲁定、哀之微弱，及齐景、卫灵之中材，孔子犹期于一试。孔子尝自叹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可见孔子制法，本欲自试，或假君权以行道耳。唯晚年归鲁，知道终不行于当世，乃托《春秋》而行素王之事，诚属不得已。故司马迁列孔子于《世家》，盖深知孔子之志在建国也。
　　四
　　孔子若有国以行其教，则自为“真王”矣。至孔子晚年返鲁，唯以删述六经为事，至有“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之叹，盖自知其衰，将不久于人世，遂作《春秋》，欲藉此以垂法于后世耳，则所谓“素王”之业者，乃不得已而为之。孔子卒后，诸弟子及后学之徒皆不复有建国之志，不过欲假君权以行孔子教法耳。其后两千年间，儒士于时君多采取合作态度，其缘由正在于此。
　　孔子此种志向，后世唯公羊家能知之。子贡谓孔子“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论语·子罕》），刘逢禄释曰：
　　天纵之，谓不有天下。圣又多能，周公、孔子二圣而已。②③刘逢禄：《论语述何》上篇，见《刘礼部集》卷2。
　　逢禄以为，孔子“不有天下”，盖以孔子不得国而行其道，即未为“真王”也;若“圣又多能”，“圣”乃内圣之义，而“多能”则指周公、孔子能握有政权而为创制立法之主。盖对于中国文明有根本影响者，历史上莫过于周公与孔子，皆因二圣乃立法者也。故中国上古以来之圣人，上有尧、舜、禹、汤，下有伯夷、叔齐与柳下惠，皆不过有圣德而已，然未必“多能”，故不足为立法者。
　　孔子又自谓“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逢禄释曰：
　　夫子受命制作，垂教万世。《书》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知天命之谓也。②
　　逢禄以为，孔子知天命，乃受命制作《春秋》也。时孔子尝用事于鲁，后虽奔走于列国，盖所制作已了然于胸，唯期得国以施行耳。至获麟后，乃知天不欲其为真王，遂将其制作寓于《春秋》以垂于后世耳。
　　又，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逢禄释曰：
　　此言盖在获麟之后与？获麟而死，天告夫子以将没之征。周室将亡，圣人不作，故曰“孰为来哉”，又曰“吾道穷矣”。③
　　麟者，何休以为“太平之符，圣人之类，时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将没之征”。盖其时孔子已衰，又适闻获麟之兆，乃知不久于人世而终不得行道矣，因自伤“吾道穷矣”。故其作《春秋》，盖期为后世制法而已。汉儒欲劝诱时君入道，遂谓《春秋》为“赤制”也。
　　至晚清康有为，则谓《春秋》托隐公为始受命王，实有深意，曰：
　　孔子《春秋》所以托始隐公者，以其不自为君也。盖孔子亦不自为君也，故托于隐公。隐公让国之贤，宜为君者也;而孔子受天命制作，宜为王者也，故托于文王。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卷1，见《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32页。
　　案康氏之意，孔子其先有让德，犹隐公之让也;隐公既有让国之贤，则宜为君者，故孔子受命制《春秋》，则或及身宜为“真王”耶！然隐不正位，犹孔子终不正位，至汉始得尊为“素王”矣。长素谓孔子为“教主”，然似不别“素王”与“真王”。其曰：“孔子为教主，称‘素王’。《春秋》作新王受命，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庄子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康有为：《孟子微》，见《康有为全集》第五集，第414页）此以孔子作《春秋》，故为“素王”也。又曰：“天下归往谓之王，盖教主也。”（康有为：《论语注》卷13，见《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482页）“盖天下归往谓之王，今天下所归往者，莫如孔子。佛称法王，耶称天主，盖教主皆为人王也，天下同之。天下不往墨子，故不得为王。既天下归往孔子，安得不为王乎？此道德之王，王有万世。若当世人主，以力服人，只可称为霸，如秦始皇、汉高祖、明太祖、亚历山大、成吉斯、拿破仑皆然，不得称为王也。后世人不知道，误以人主为王，则不知力服、德服之分，王霸之别，反疑教主之称王。则此大惑者。”（康有为：《孟子微》，见《康有为全集》第五集，第415页）此段议论极分明，盖以孔子为教主无疑，然就其作《春秋》以改制而言，则为“素王”;而就其為天下人所归往而言，则为“人王”，即“真王”也。至于后世之人主，虽稍得人民之归往，然毕竟与孔子之得民不同，于此可见王霸之分。
　　又，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孟子·公孙丑上》）长素据此而论曰：“必如尧、舜、孔子，乃能以德教服人心，乃当王之一义。故《春秋》以孔子为新王，所谓善教以德行仁，为后世之教王也。教王为民所爱，天下心服，入其教者，迁善而不知，过化存神，东西南北，无思不服，同流天地，非孔子孰当之？此孟子特发明孔子为教主之义也。”（康有为：《孟子微》，见《康有为全集》册五，第451、452页）
　　可见，孔子既不为时君所用，又不得封邑而别建国，故其所改制，不能行于当世矣。至于汉人尊孔子为“素王”，实以“孔子之术”得行于汉世也。然就孔子本人而言，虽有自居“素王”之意，然不过自伤己之有德而无位，故终不得及身行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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