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关于燕北辽西史前历史的认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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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燕北辽西地区的考古发现，随着考古类型学的不断发展，通过考古工作者的长期不懈努力，于20世纪80年代终于确立了小河西、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富河、小河沿等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燕北辽西的史前历史发展脉络逐渐被揭示出来。燕北辽西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的确立和研究，为推进各门学科研究本地区人类文明演进及其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关键词：燕北辽西;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史前历史
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0）02-0008-05]
红山文化自20世纪50年代正式确名，作为燕北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类型为考古学界所共识，其分布范围和存在年代也逐渐廓清。随着考古类型学的发展和燕北辽西地区考古的不断发现，至20世纪70年代后，不断有新的考古类型从红山文化中分离出来，至80年代燕北辽西地区考古文化谱系基本确立起来，本文以考古发现的时间先后，对燕北辽西地区各考古学文化类型予以梳理，以期理清燕北辽西史前历史的发展脉络。
一、小河沿文化的确立与研究
由于考古发现和认识上的局限，20世纪前期对于赤峰新石器时代文化基本上未做类型学上的划分，梁思永1930年的调查，虽然注意到了文物出土的地层以及文物所包含的文化内容与时代的复杂性，但是并没有进一步的研究。1938年滨田耕作、水野清一发表的《赤峰红山后—热河赤峰红山后先史遗迹》把红山后发掘的三个地点划分为“赤峰第一期”和“赤峰第二期”，所谓“赤峰第一期”即以彩陶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而“赤峰第二期”则是青铜文化，也就是说滨田和水野只是解决了赤峰红山后遗址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两种文化形态的类型划分，但先后两种文化形态的时间界限没有交代，实际上燕北辽西新石器时代文化还不能做类型和时代的划分。40年代，裴文中在研究了以往赤峰地区调查、发掘资料后，曾提出过“林西期”和“赤峰期”的观点，可能由于材料的说服力不够，在学术界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中期，尹达鉴于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独特性，建议用“红山文化”定名辽西区史前文化，人们开始注意考古文化类型的研究。1960年敖汉石羊石虎山墓葬中发现了有别于红山文化类型的陶器，发掘者从陶器制作分析当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但又早于青铜时代文化，但仅此一例，还不能做类型学的区分。这种新因素到20世纪70年代又有新的发现，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敖汉旗小河沿发现了三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者注意到遗址出土物与此前在石羊石虎山出土物中的一些陶器非常接近，于是开始正式进行类型学研究，使用“小河沿类型”这一概念。之后发现的翁牛特旗大南沟墓葬群则称之为“后红山文化”，80年代以后又陆续发现了克旗上店遗址、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等，随着“小河沿类型”遗存的不断增多，小河沿文化在70年代末80年代为学术界共识，小河沿文化正是确立。至此，辽西区史前新石器时代又多了一个新类型，20世纪20年代安特生发现的锦西砂锅屯遗址最初被认为是仰韶文化类型，后来又被中国考古学界划入红山文化系统中，直到80年代，才正式找到了锦西砂锅屯洞穴遗址的类型归属，属于小河沿文化类型。21世纪以来学者对于小河沿文化类型展开了全面的研究，赵宾福、张星德、索少芬、李少兵等均有专题论文发表，从小河沿文化的分布、特征、年代、分期，到小河沿文化的源流都有重点研究，而小河沿文化的陶器、葬俗、陶文符号等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富河文化的确立与研究
1960年至1962年，考古工作者在巴林左旗先后调查、发掘了富河沟门遗址、南杨家营子遗址和金龟山遗址。发掘结果以《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发掘简报》发表。发掘者认为富河沟门遗址出土的器物群，有别于红山文化的陶器、石器，应属于辽西地区新发现的一类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存，并使用了富河类型这一概念。1979年刘观民、徐光冀对富河遗址和金龜山遗址出现的新的文化因素，通过与红山文化特征的认真比对，提出了“富河文化类型”的主张，并认为富河文化类型晚于红山文化。在年代问题上佟柱臣的主张与刘、徐的观点大体相同。苏秉琦先生较早的注意到了“富河文化类型”，认为“红山文化与富河文化的交错地带在老哈河和西拉木伦河一带，这两种文化在这一带有早晚之分，但从分布来说，红山文化向西南延伸，富河文化则向东北方向延伸。但是，真正足以代表红山、富河两种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早期或其原始阶段的遗址是什么样子，还有待于今后的工作予以回答。”1984年徐光冀发表《富河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一文，较全面地论证了富河文化的类型特征、年代等问题，从而使这一新的文化类型逐渐为学术界所接受。但是，这种新的文化类型仅发现于乌尔吉木伦河狭小的区域内，而且也只发现几处，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太多关注，90年代以后，随着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的发现，以及富河文化的继续发现，使文化类型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化，“富河文化类型”又受到考古学界的重视，主要集中于文化类型的比较和年代方面，专门文章有朱延平的《富河文化的若干问题》，刘国祥的《富河文化及相关问题研究》和《兴隆洼文化与富河文化比较研究》，赵宾福等的《富河文化与赵宝沟文化的地方类型》，李婉瑛等的《关于富河文化的几个问题》等。在研究东北地区新石器的论著中涉及富河文化的不下数十篇之多。
三、兴隆洼文化的确立与研究
1980年巴林右旗那斯台调查时发现有别于红山文化的新因素，便引起考古学家的主意。1982年在敖汉旗兴隆洼又进一步发现了那斯台的新文化因素。1983年对兴隆洼进行发掘，获得了丰富的资料，为兴隆洼文化的定名奠定了基础。发掘者认为“兴隆洼遗址为代表的遗存，既有特征鲜明的器物群，有一定的分布面，又有一定的存在时期，具备了考古学文化定名的基本条件，可称作兴隆洼文化”，从1983年至1992年，兴隆洼遗址共进行了5次不同规模的发掘，已发现房址120多座、室内墓葬11座、灰坑或窖穴近200座。出土了一批典型的陶、石、骨、蚌器，基本搞清了兴隆洼文化的内涵。在1985年发表的简报中正式提出兴隆洼文化的命名。兴隆洼文化类型获得了考古学界的共识。随着越来越多的兴隆洼文化类型遗址的发现，学者对兴隆洼文化的分布、年代、聚落、农牧业和手工业发展情况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关于兴隆洼文化的类型、年代、分期、聚落等问题，有杨虎的《试论兴隆洼文化及其相关问题》，刘国祥的《兴隆洼文化聚落形态初探》和《兴隆洼文化与富河文化比较研究》，赵宾福的《兴隆洼文化的类型、分期与聚落结构研究》，索秀芬、李少兵的《兴隆洼文化聚落形态》和《兴隆洼文化的分期与年代》等等。关于兴隆洼文化经济形态问题，有王小庆的《兴隆洼与赵宝沟遗址出土细石叶微痕研究——兼论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生业形态》，李新伟的《地理信息系统支持的兴隆洼文化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研究》，罗运兵的《大甸子遗址中猪的饲养和仪式使用》。其他研究兴隆洼文化的有陈星灿的《史前居室葬俗研究》，杨虎、刘国祥的《兴隆洼文化居室葬俗及相关问题探讨》，刘国祥的《兴隆洼文化居室葬俗再认识》，叶舒宪的《中国玉器起源的神话学分析——以兴隆洼文化玉玦为例》等，不一而足。 四、赵宝沟文化的确立与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在赤峰市敖汉旗相继发现了赵宝沟和小山两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采集到一些以压划几何纹为主要特征的夹砂黄褐陶和夹细砂黑陶标本，其文化特征不同于已知的考古学文化。苏秉琦先生在观察和研究了采集的标本以后，予以关注，并称这类遗存为“赵宝沟类型”。他认为对这种遗存要做发掘工作以取得确切的地层关系，搞清遗存的文化内涵。1984—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对小山遗址作了发掘。发掘房址2座，出土较丰富的陶、石器。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刘晋祥率队发掘赤峰市敖汉旗赵宝沟遗址。该遗址发现半地穴式房址80余座，清理了17座，灰坑5个，石头堆遗迹1处。出土丰富的陶、石、骨器，获得了一批十分重要的遗物，特别是陶器表面多种多样的几何形纹饰独具特色。1997年出版了1986年度发掘报告。该报告对于研究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探讨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考古学文化谱系，以及对陶器纹饰所反映相关问题的认识，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赵宝沟遗址因文化性质单纯，文化内涵丰富而成为赵宝沟文化的命名地，之后发表的《內蒙古敖汉旗赵宝沟一号遗址发掘简报》中首次提出了“赵宝沟类型”的考古学概念。随着西辽河地区“赵宝沟类型”的不断发现，赵宝沟文化逐渐被学术界所共识，并对这一文化类型展开进一步的研究。综合性研究的有索秀芬、李少兵的《试论赵宝沟文化》，董新林的《赵宝沟文化研究》，刘国祥的《关于赵宝沟文化的几个问题》，席永杰、滕海建的《赵宝沟文化研究述论》等文章，对赵宝沟文化的特征、分布、年代、源流等都做了一定的探讨。关于赵宝沟聚落问题的有刘国祥的《赵宝沟文化聚落形态及其相关问题研究》，陈淑卿的《赵宝沟聚落结构的微观考察》，赵宾福的《赵宝沟文化的聚落形态问题》等，对赵宝沟文化聚落布局、结构以及聚落形态进行了较细致的分析。关于赵宝沟的年代、分期以及原流问题，有赵宾福的《赵宝沟文化分期与源流》，孙宇航的《赵宝沟文化陶器分期及渊源研究》对赵宝沟文化陶器特征、类型、分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运用比较的方法对赵宝沟文化的源流作了较深入地探讨。关于赵宝沟文化的经济问题，有刘晋祥、董新林的《浅论赵宝沟文化的农业经济》。刘国祥的《赵宝沟文化经济形态及其相关问题》等，均从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入手，对赵宝沟文化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状况进行了分析。赵宝沟文化陶器灵动的动物纹饰则成为学术界探讨史前人类精神世界的主要资料而展开讨论，并与中华文明起源联系起来。
五、小河西文化的确立与研究
虽然小河西文化是辽西地区目前最早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但是人们对小河西文化的认识要晚于其他几种文化类型。从敖汉旗小河西遗址被调查和发掘，考古学者认为它不同于以往的文化类型，到大新井子、榆树山、西梁等相同类型遗址的陆续发现，小河西文化才逐步从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史前遗存中分离出来，确立了小河西文化。小河西文化由于分布的范围比较小，发现、发掘的遗址也较少，因此目前研究的论著相对较少。主要有索秀芬、李少兵的《小河西文化初论》《小河西文化聚落形态》，赵宾福等的《小河西文化检析》，乌兰的《西辽河地区小河西文化聚落的微观分析》等数篇以讨论小河西文化命名、文化内涵、特征、年代以及聚落问题的文章。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学界基本形成燕北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的认识，并从整体上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关于各期文化的年代和分期，有杨虎的《辽西地区新石器—铜石并用时代考古文化序列与分期》，最为系统的是几篇博士论文，如陈国庆的《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对辽西地区的“每一个考古文化的重要遗存进行分析和研究，以有层位的遗存为分期的切入点，进而对整个考古文化进行分期，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本地区新石器时代诸考古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并以此构建本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时空框架和谱系关系”。杜战伟的《中国东北南部地区新石器文化的时空框架与谱系格局的研究》之第二章《辽西地区新石器文化编年研究》，对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分别进行了界定、分期以及年代的判断，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辽西地区新石器文化的时空框架与谱系格局。如今，燕北辽西地区史前文化的分区与分期、类型划分等基础性研究仍在不断地被充实，史前原始宗教面貌、地位及作用研究、史前文化与古史传说相印证等研究仍在努力探索中，全面复原燕北辽西地区史前社会仍在继续。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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