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在高等教育中的应用：挑战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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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最有意义、对生活影响最大的技术可能是社交媒体，因为它们被融入商业、娱乐和教育活动中并扮演重要角色。一般认为这些工具应用于高等教育正式课程/专业中有诸多好处，本文对此进行概述，讨论其不足和挑战，重点分析这些工具使用上的便利和价值与（用户）失去对数据的控制之间的矛盾。我们很可能会继续看到自己出于公私目的使用社交媒体所产生的数据继续被使用的情况，包括经过授权和未经授权的使用。分析了人们为了应对这个挑战而提出和尝试的一些解决方法，并简要介绍其中两种。第一个方案强调由机构自身创建和管理自己的社交媒体，第二个则是一种新兴技术方案，允许用户控制自己的数据但同时又能在多种社交环境下享受分享和发展的好处。
　　【关键词】  能供性;挑战;高等教育;机会;隐私;社交媒体;解决方案;监控
　　【中图分类号】  G420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9-458x（2020）2-0021-11
　　导读：近年教育领域研究热点之一是社交媒体与教育的融合。“技术尝鲜者”教师、研究者乃至决策者似乎对社交媒体教育用途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假设，即社交媒体对教育有积极促进作用，甚至能创新教育模式和产生颠覆性影响。毋庸讳言，基于这种假设的研究、实践和决策从一开始便有失偏颇，难以产生具有推广应用意义的经验和成果。诚然，社交媒体与教育的融合势不可挡，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即使初衷良好，也不能忽视或低估其消极一面。正如联合国《新技术策略》报告所指出的，技术并非没有风险（risk-free），它们甚至可能被恶意滥用或产生有违初衷的不良后果。①或许正因如此，“作为长期倡导基于技术开展教育创新的老兵”，本文作者特里·安德森教授对社交媒体教育用途“喜忧参半”，应邀为英联邦学习共同体《学习促进发展期刊》（Journal of Learning for Development）撰写此文阐述自己的观点。安德森教授为人谦虚，说这是一个退休教授对这个热门话题的一点看法而已。我拜读之后对他的“喜忧参半”很有同感，于是在他的支持下把这篇文章译成中文，以飨读者。
　　文章首先根据相关研究成果介绍社交媒体对教育的促进作用，包括协作和合作学习、交互、媒体/数字素养、学习动力、参与机构、社会和政治活动、获得社会资本、注意力管理和自我组织能力、课程学习、正式和非正式学习的融合、生成学习、多媒体交流技能、资源搜索和策展、成果传播和合作研究，以及终身学习等方面。此外，社交媒体还可能有助于“促进教师和研究者的专业发展和提升网络素养”。如此看来，这似乎是一个各方共赢的局面。然而，从文章所引用的一项大型研究（n=6，139）的成果可以看出，高校教师的社交媒体用途并非主要是为了服务教学（我认为，或许不仅教师如此，学生的社交媒体用途估计主要也不是为了学习），“也不了解社交媒体与正式教学活动融合的价值和设计”。另一方面，鉴于社交媒体具有新兴性特点，而且其种类繁多，用途各异，功能又一直在发展，对社交媒体教育用途的成效和价值难以做出全面评价。当然，社交媒体促进教育教学的潜能不容否定。
　　文章接着分析社交媒体应用于高等教育的挑战。第一，如同其他大众媒体一样，“社交媒体本身固有的商业性以及其旨在促进广告商品和服务消费的商业模式与教育目的格格不入”。事实上，社交媒体的使用不是无偿的。它们会持续向我们推送商品和服务的广告，而我们的使用数据又被它们用于“对我们‘数据化’（datafy）、量化、跟踪、监控和分门别类”，继而进一步向我们推销特定广告。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未经（我们）同意和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从公民话语权和个人以及机构隐私的角度讲引起我们的关切”。第二，社交媒体的“过滤气泡”想象与教育的宗旨相悖，缺少对育人必不可少的“批判性成分”，即使有时不乏纷争，但激烈甚至是恶语相向的“文斗”同样不足取。第三，大型中心化社交媒体机构通过算法使得我们只能接触到它们为我们“精准挑选”的信息，从而达到影响我们的行动的目的。第四，数据（隐私）没有得到应有保护。然而，虽然存在各种“隐患”，但是目前还没有出现更好的商业模式，“我们别无选择”。
　　那么，社交媒体在正式教育中的实际使用情况如何呢？有研究表明，“人们对社交媒体的积极看法和实际使用程度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上面提到的有6，139名高校教师参加调查的研究以及其他相关研究都显示实际使用情况不容乐观，“在正式教育中使用社交媒体的障碍似乎不比其潜在优势少”。即使在远程教育机构，这种情况也不见得更加乐观。文章还介绍了虚拟教学倾向量表（Virtual Teaching Dispositions Scale）。
　　作者在接下来一节表达了对隐私和数据所有权的关切。本节引用哈拉里（Harari）“现代人进化”系列丛书第三部关于社交媒体数据的论述，即“我们……既是非个人能控制的外部力量进行决策的受益者也是其受害者”，然而这实则“危及我们自由民主根基”。接着又引用朱博夫（Zuboff）2019年的新书《监控资本主义时代：在权力新前沿为人类未来而战斗》涉及“注意力经济”（Attention Economy）時代数据的经济价值观点。一言以蔽之，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如上所述，我们实际上是用我们自己的数据换取社交媒体的“免费”服务。
　　鉴于存在的风险，作者提出必须管理社交媒体在教育中的应用。文章以作者受阿尔伯塔教师协会（Alberta Teachers Association）委托对该省K-12课堂在线学习情况的调查为例，说明教育“谷歌化”（Google-ization）现象已经近乎泛在化，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我们的隐私和我们对自己的活动和思想的控制受到极大威胁”。作者发问：“社交媒体在教学上和提高学习动力上的作用是否如此之高，以至于机构有理由集体对潜在风险置之不理、继续使用这些产品？”文章接下来简要介绍两种解决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安德森和同事乔恩·德龙（Jon Dron）开发的一个校内社交媒体平台Athabasca Landing①，其最大的特点是“既能保住控制权又能确保数据用于教育（而非商业或政治）目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Athabasca Landing尚未被机构或教师所接受。第二个方案是去中心化社交媒体应用程序，文章以万维网发明者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正在负责研发的Solid平台为例，其最大特点是“允许用户保留对自己数据控制权”，从而达成“选择、改变和提升自己的学习体验”的目的。当然，作者也承认，不是说因为有机构自己研发的平台或者去中心化的平台，社交媒体应用于高等教育的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从教育研究的角度看，“太多研究都是属于案例研究和描述性研究，缺乏实证数据，尤其是教学效果的实证数据。”安德森教授在这方面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人。第一，大量研究都是经验总结之类的案例和描述性研究，科学性和严谨性不足。第二，研究对象以“教育技术尝鲜者”为主体。换言之，代表性不足。再者，研究者难以获取全面的社交媒体数據，因为这些都是社交媒体机构的“私有财产”。凡此种种，都对研究结果产生消极影响。
　　读罢这篇文章，我的第一反应是文章所述的社交媒体与高等教育融合的情况具有普适性，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其他技术与各级各类教育相融合的情况。本刊“国际论坛”多篇文章涉及这些问题，而我也多次在“导读”中表达了个人的意见和建议，因此这里不再赘述。我觉得我们在开展技术与教育融合的实践与研究之前，必须先弄清楚这种融合的目的是什么。换言之，是技术与教育的关系。诚如贝茨所言，我们“不是反对技术的教育用途，而是主张明智使用技术。”②技术是工具，服务教育的工具，而不是反之。工具是中性的，技术并非解决教育问题的灵丹妙药，更不能因“错失恐惧症”（Fear of Missing Out）而跟风，得当使用能产生好的结果，反之则会导致不良后果。因此，在我们决定采用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任何（新）技术之前，一定要全面衡量利弊，不能用“浪漫情怀”代替询证决策。
　　我曾应邀在2018年中国教育技术协会信息技术教育专业委员会第十四届年会上做了题为《远程教学创新——来自“蛇梯棋”的启示》的发言，我提出五个坚持的循证创新观：1. 坚持实事求是的创新观。任何教学创新都有其适用范围，也有自身的局限。“梯子”和“蛇”与创新一路同行，任何失败都不足为奇，因此不能报喜不报忧，研究报告要如实、全面、客观呈现试验结果。2. 坚持基于系统论的创新观。技术不是灵丹妙药;技术能够发挥辅助作用，但是教育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把教育“分包”给技术，一了百了。3. 坚持迭代研究的创新观。一蹴而就的创新难以产生有信度和效度的成效;任何教学创新都必须假以时日才能见成效，在这个漫长过程中坚持迭代研究，才能不断完善，最终取得科学的研究成果。4. 坚持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创新观。只有理论没有实践，这与空谈无异;只有实践没有理论，则可能误入歧途或迷失方向，更难以取得有推广应用价值的经验。5. 坚持循序渐进的创新观。以点带面，循序渐进扩大试验范围，彻底解决规模化和推广性的问题。当然，五个坚持的循证创新观还没有涉及教育教学以外的“潜在风险”，这些恐怕是非教师一己之力所能处理好的问题。总而言之，对于技术的教育用途，我们不能没有浪漫情怀，但也不能小觑潜在风险，这样才能使现实不再骨感。
　　衷心感谢安德森教授对本刊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和厚爱！（肖俊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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