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交媒体中媒介伦理问题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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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当今时代，越来越多的信息获取让传播的方式发生了变革，也开始进入“后真相时代”。本文通过对“重庆时代天街杀人案”的回顾与剖析发现，目前在新闻信息的传播中，社交媒体更在意新闻的时效性而不加求证，忽视了新闻的真实性，同时，虚假的信息也带来越来越多的谣言。本文试图从新闻伦理的特点以及新闻专业主义出发来建构现行社交媒体的健康伦理。
　　关键词：后真相时代;社交媒体;伦理失范;重庆时代天街杀人案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0）01-0070-02
　　一、引 言
　　传播技术随着人类生产生活的不断发展也高速进步，社交媒体不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工具，而是更多地扮演着公众获取信息来源的角色。但同时，它也存在一些不足，它使得新闻信息的传播不再规范统一化，变得碎片化，更加导致了假新闻的不断出现[1]。而在技术的发展之下，盛行的算法模式也让受众接收到的信息更加固化，从而产生了“信息茧房”，这也让人们进入了“后真相时代”，我们很难看到嘈杂舆论之后的真相，而更倾向于相信社交媒体呈现的第一信息，即使它是未加求证的。这种信任的异化也加速了谣言的产生，从而导致网络暴力的出现。
　　在2019年5 月27日“重庆时代天街杀人案”中，舆论多次反转，社交媒体便在其中充当了“恶”的角色。这之中到底是否有触及新闻伦理的底线？在“后真相时代”，我们将怎样建构一个真正健康的媒体伦理环境？这是本文将要探讨的问题。
　　二、“重庆时代天街杀人案”中社交媒体存在的媒介伦理分析
　　（一）真实性与时效性的博弈
　　在以往的新闻写作过程中，写作者一般是在事情发生后，再对整个事件进行了解并选出可靠的事实，从而写出一篇真实的稿件，这是新闻专业主义所存在的基础[2]。而在“后真相时代”的信息爆炸中，很多人在网络上跟风转载假新闻却无法得到遏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影响。
　　2019年5 月27日晚，一名身穿饿了么员工制服的男子在重庆时代天街前的马路上公然杀妻，并坐在被害人身前向路人诉苦，称妻子对自己不忠。目击网友将视频上传，在网上引发热烈讨论。可怜的受害者没有第一时间等来法律的公正裁决，反而是被网民们大肆抨击。个别媒体和网络用户对事件未加充分调查，便贸然发布了对受害者的不实报道。媒体引用凶手视频中的自白，在对被害人出轨一事无任何证据的前提下，发出不实报道。
　　在整个事件中，一些自媒体为了流量，第一时间发布了未经证实的臆测新闻。谣言愈演愈烈之后，受害者的亲属及好友出面，摆出证据驳斥谣言。从此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后真相时代”中的人际传播不可小觑，它的影响力将新闻的真实性与时效性摆放在对立面，加剧了社会矛盾。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传统新闻往往呈现出线性传播的特点，而社交媒体变成了求证更加困难的网状传播。在这种前提之下，专业媒体需要时间求证新闻的真实性，但这种时间差却给了社交媒体空隙，他们抢先发布信息，主导了舆论的走向。
　　（二）信任异化成为网络谣言的土壤
　　信任异化最开始是从政治上的不信任演变过来的，它包含两种形态，分别是无原则的信任和强迫性不信任。信任异化起源于当前时代背景下的信任焦虑、互联网政治中系统信任的解体和后现代背景下道德与情感信任的变化，而最终它将成为谣言的温床，直致衍生出网络暴力。美国学者约瑟夫·克拉伯将人们接收外界讯息时，选择性地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接受信息的心理称之为“选择性心理”。这种心理会下所接受到的讯息与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有一定的关联，而社交媒体的大行其道也加速了这种心理机制的产生[3]。
　　在“重庆时代天街杀人案”中，公众的信任异化和选择性心理加剧了网络谣言的迅速蔓延。即使是在官方发出公告之后，也仍有人相信自媒体不实的报道。这是因为在“后真相时代”，人们不再只相信权威发布的信息，信息的爆炸让人们在价值认同观上产生了偏差，同时社交媒体也使得人们更加自由地表达自我。所以一些人在某一问题达成了一致后会迅速“抱团”，他们共同认知的观点会被强化。因而，社交网络中的信任呈现自由化与反体制的趋势，并且逐渐趋向于观点自我固化[4]。
　　（三）无视媒介伦理的新闻增多
　　近年来，新媒体对传统新闻行业造成了巨大冲击，新闻行业的竞争不断增大。其中一部分传统媒体为了自身利益及关注度，无视新闻报道的导向原则与新闻伦理，撰写未经证实的报道来博取关注[5]。而此时，新媒体还不是社会主流媒体，也没有完善的管理体系，也同样导致了很多有违伦理规范的新闻出现[6]。大量的虚假新闻和炒作充斥着我们的生活，严重干扰了新闻本身的功能和价值的体现。
　　三、构建“后真相时代”社交媒体的健康伦理生态
　　（一）构建成熟的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专业主义是在大众传播时代产生的，是对新闻工作者有序进行新闻生产并服务公众的一套规范[7]。在信息社会中，信息生产和议程设置不再只由传统媒体把控，但这并不代表着新闻专业主义已经是过去式。对此，学者吳飞在“交往理性”的理论基础上，延伸出了“新闻专业主义2.0”的概念。他认为，未来的新闻专业主义将不再局限于新闻行业的从业人员，而是扩展到每个接触到新闻传播的个体之中[8]。
　　（二）坚持媒体伦理底线
　　构建一个健康的媒介伦理生态环境必须要让整个新闻行业的从业者都紧守底线，将新闻的真实性、客观公正性等放在首位，对新闻行业的从业者都没有例外，而且要更加注重制度上的要求，将各种发生的情况做一个具体的规定，全面有效地将哪些可做哪些是底线标明，加以约束。
　　（三）加强新闻监管的强强合作
　　由于目前新闻法的不够完善，只依靠法律来进行约束不够彻底，也容易有漏网之鱼。新闻行业应该内部自查，行业内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建立一个对新闻报道中出现伦理缺失现象问责的组织。特别是在社交媒体中，由于其不易监管的特性，应该由社交媒体运营商自身和新闻媒体形成合作，对社交媒体中出现的明显违反媒介伦理的发言或假新闻予以打击，封号处理，同时追究其责任。这也牵扯到我们相关的新闻法律，要尽快在这类违反新闻伦理的问题上完善相关的法律，也能让相关的组织有法可依，更能起到一个震慑作用。
　　四、结 语
　　当前的传统媒体不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是事实，社交媒体的壮大确实威胁着媒介伦理，也让新闻的社会公信力降低，更是将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自由性置若罔闻。对于大环境而言，构建一个健康的媒介伦理环境是非常必要的，必须让新闻回到公众信任的舞台上，让新闻真正成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利器。
　　参考文献：
　　[1] 张爱军，秦小琪.网络时代“后真相”次生政治舆论的双重功能及其平衡策略[J].探索，2018（5）.
　　[2] 南塬飞雪，胡翼青.后真相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的危机[J].青年记者，2017（6）.
　　[3] 刘巧旖.试析益智答题类节目的回潮与创新——以江苏卫视“一站到底”节目为例[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2）.
　　[4] 全燕.“后真相时代”社交网络的信任异化现象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17（7）.
　　[5] 陈信凌，陈可新.新闻职业伦理逻辑下的专业迷狂——对一个新闻伦理经典案例的再解读[J].编辑之友，2019（3）：63-67.
　　[6] 魏永征，周琳.媒体在名誉权案中的举证问题——从证据视角说“世奢会”案[J].新闻界，2014（12）：21-23+71.
　　[7] 张华.社群化传播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的重构[J].中国报业，2018（3）.
　　[8] 付松聚.大数据视阈下数据新闻传播悖论及消解策略探析[J].中国出版，2018（2）.
　　[责任编辑：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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