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喜剧中的孤女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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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佳
摘 要：戏剧奇才莎士比亚在为婚恋喜剧创作女主人公的时候多次选用孤女的形象，赋予她们的身份横跨贵族、中产和平民等各个社会阶层。尽管家世、性情不尽相同，这些女性在追求个人婚姻幸福时大都顺利扫除障碍，获得了童话般完美的结局。本文将围绕《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无事生非》和《终成眷属》这四部剧中孤女主人公的人物设计，探讨家世和性情与她们命运发展的关联性，并结合时代背景分析莎士比亚善待孤女的“仙女教母”情趣对此类主题创作的意义。
关键词：孤女;家世;财产;父权
中图分类号：I561.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9）01-0110-04
过去四十年中，莎士比亚的女性观一直都是莎评学者们潜心探究的重点之一。纵观莎士比亚的悲喜剧，他对女性的态度既彰显了对男权社会的维护，又不乏对女性的认可和赞美。故而，不少学者就莎士比亚到底是厌女主义者还是女性主义者展开了热议[1]。不可否认的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塑造了不少令人过目难忘的女性形象，足以证明他对女性这个弱势群体至少有足够的重视和浓厚的兴趣。在他创作的女性群像中，有着一个非常特殊又数量可观的群体——孤女。
无论生活在任何时代，失去父母庇护的孤女一直是人们广泛同情的对象。在受教育、就业和婚姻等各方面，她们本就因为性别弱势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即使克服了重重困难，获得的个人幸福感也往往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然而在莎士比亚笔下，孤女们大多摆脱了凄苦无依的窘境，还超越了时代对女性的限制，把对求爱的主动权紧紧地抓在自己的手里，赢得渴望的理想婚姻，堪称是伊丽莎白时代的人生赢家。笔者通过比较四部以孤女为主角的莎士比亚婚恋喜剧发现孤女们的童话际遇与莎翁精准老道的人物设计有重要的关联。
一、决定命运的家世和性情
衡量一位年轻女性能否在父权体制增强的16、17世纪里获得婚姻选择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先天的出身条件，因为浪漫爱情在现实中仅存在于一个非常有限的社会团体中——王子和大贵族的家户[2]。当这位女性没有可依赖的双亲时，她背后的家世就变得尤为重要了。所幸在莎翁的笔下，大部分孤女的家世都相当理想。如《威尼斯商人》的鲍西娅和《第十二夜》中的奥丽维娅，虽然父母已逝，但贵族嗣女的身份让她们坐拥豪宅良仆、家财万贯。剧本中曾多次直接或间接地描述她们财产（嫁妆）的可观。例如，鲍西娅听说丈夫的好友安东尼奥就要为三千块钱丧命时竟说：“只有这么一点数目吗？还他（夏洛克）六千块钱，或者照这数目再三倍都可以。”而奥丽维娅更是慷慨豪气地对前求爱者公爵表示：“如果您不嫌弃，肯认我做一个亲戚，而不是妻子，那么在一天庆祝我们两家的婚礼，地点就在我家，费用也由我来承担。”相比于前两者，《无事生非》中贝特丽丝的家世略微逊色。即便如此，受到总督叔父照拂的她吃穿用度参照总督女儿希罗（婚配给年轻贵族）的标准，至少也在中产水平之上。莎士比亚如此抬高孤女的家世绝非无意为之，而是为之后她们求取理想婚姻打好现实基础。
除了良好的家世，独特的性情也是莎士比亚在设计孤女人物时经常给出的配置。相比于其他有父母或其中一方监护照顾的少女角色，孤女们的性情中有两个特殊的闪光点：独当一面，主动出击。例如，奥丽维娅作为实际意义上的家主在持家能力方面得到了爱人的高度认可：“井井有条、神气端庄地操持她的家务，指挥她的仆人，料理一切的事情”。除了完成对家族的职责，孤女们还充当家人的守护者和家族矛盾的裁决者。剧中不乏此类的描述：奥丽维娅一方面助养酒鬼叔父托比爵士，一方面又不容他对西萨里奥（奥丽维娅的错爱对象）无理，恩威并施彰显智慧;鲍西娅为拯救丈夫的好友于水火，不惜女扮男装成律师为其出庭辩护;贝特丽丝在堂妹希罗被妄加指责失贞而悲愤昏厥时出言维护：“我敢赌咒，我的妹妹是给他们冤枉的！”更表示：“但愿我是個男人！我要在市场上吃下他（克劳狄奥）的心。”此外，与同剧中其他年轻女性角色相比，孤女的独特性情也表现在她们的恋爱态度上。除了贝特丽丝稍显半推半就，其他三位孤女主角都在求爱中表现积极。例如，鲍西娅和奥丽维娅全程把控了求爱、成婚的步骤，主动给爱人送上定情信物;一心单恋着年轻伯爵的海丽娜没有显赫的出身，财产和能依傍的贵戚，从自荐治愈国王顽疾得以赐婚，再到机智完成伯爵的刁钻考验，她的主动坚持是支撑她扫清婚姻障碍的最大动力。
二、同时代孤女的真实境遇
在父权社会体系中，上层阶级大家长（尤其是父亲）的缺位对贵族孤女的人生影响是深远的。但即使没有父母等权威操控她们的婚姻安排，家族里的重要亲属为了集体核心利益也会试图参与到孤女的婚姻决定中。再加上监护制度的存在，贵族嗣女并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婚姻自主。为了显示君威，加强对贵族的统治，都铎诸王复兴了王室对未成年贵族的监护制。在该制度盛行的时代，地产的年轻无父继承人和女继承人的婚姻是由最高法院拿出拍卖。如果不遵从皇室的决定，继承人很有可能无法继承财产[3]。故而，莎士比亚安排鲍西娅和奥丽维娅自主求爱，私许婚姻的做法是非常理想化的，与贵族女性在现实婚姻中受父母、亲戚干涉，王室摆布的事实相去甚远。
如果从婚妁婚姻体系的关键是财产交换这一点来看，较低经济阶层的子女的确能享有较大的自由选择。但如果对方是个孤女，本就要依附他人生存，且还想要跨越阶层与贵族联姻时，她所面临的困难就不难想象了。相比受总督叔父关照的贝特丽丝，身无长物的海丽娜面对的现实残酷最为写实。根据1601年伊丽莎白女王颁布的《旧济贫法》，英国的贫困人口被分成了三种，其中一种就是生活没有着落的贫困儿童，如孤儿、弃儿、私生子等。这些贫困儿童或被送到上层家庭做仆役，或被送去手工师傅那里做学徒。如果被送到善良的主人家里，这些孩子也能吃好穿好，受到良好的教育，但是他们必须要服从主人的命令，不能结婚，通常也不能获得报酬，直到21岁或更长时间才能获得独立[4]。参照现实，海丽娜寄居在老伯爵夫人家里仅凭的是已故父亲和主人家的旧交情，虽然受过教育，深受老夫人喜爱，但她的家庭地位也不会比普通侍女高多少。因此，哪怕疯狂暗恋伯爵，她也只能私下自怨自艾：“怨恨命运，不该在他们两人之间安下了这样一道鸿沟;她责怪爱神，不肯运用他的大力，使地位不同的人也有结合的机会。”被老伯爵夫人点破恋情时，她祈求对方：“不要因此而恼怒，因为他被我所爱，对他并无损害”。可见，海丽娜深知自己和勃特拉姆伯爵之间的阶级差异足以让她的单恋无望，这种卑微和小心哪怕在她后期与对方奉旨成婚之后依然挥之不去。毕竟在真实年代中，如她这般的孤女往往不是仆役就是学徒，社会地位低下不说，还要看主人家或手工师傅的意愿过活，根本没有机会实现突破阶级和性别局限的“凰求凤”式婚姻。 三、莎士比亚的“仙女教母”情趣
作为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孤女形象，灰姑娘完成人生逆袭离不开仙女教母的鼓舞和魔法。正是有了南瓜车、漂亮舞裙和水晶鞋，美丽的孤女才有机会走进宫廷见到王子，让后者为之倾倒。若然没有这些魔法，灰姑娘再好也是美在乡野无人知。同样的，笔者以为莎士比亚在塑造孤女角色时无形中发挥了“仙女教母”的多重作用。
（一）为孤女创造改变命运的条件
正如前文所探讨的，出色的家世和傲人的财产的确可以让孤女在上层婚姻市场上更受欢迎，但改变孤女命运所需的条件却不是唯一的。以教育为例，若不是精通威尼斯律法，鲍西娅何能在法庭上舌战夏洛克，赢得了爱人和爱人好友的一生感激。同样，作为医生之女的海丽娜若是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如何掌握名医父亲的医术秘方并有理有据地说服国王为其治疾，获得对方的赏识和恩赐，实现向勃特拉姆求取婚姻的前提，正如水晶鞋的罕见，教育对当时的女性来说也依然是稀缺资源。一直以来，识字能力和古典文学教育拉大了男女之间的距离。即使有了文艺复兴，16世纪上层阶级女性仅在一段有限的时间（1520年—1560年）接受过古典文学教育。到了17世纪，教育内容又被传统的女性成就与技艺（诸如音乐、唱歌、跳舞、裁缝及刺绣）所取代。在平民中，仅1/3女性能在1754年的婚姻登记簿上签名，且很有可能此比例在17世纪还要更低[5]。可见，无论在任何阶层女性在教育方面是被剥夺的群体，而海丽娜这般寄人篱下的孤女有机会接受良好教育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的。
（二）給孤女安排情感引路人或庇护者
在这四部婚恋喜剧中，除了奥丽维娅之外其他孤女主角在追求情感方面都有自己的守护天使。按各自发挥的作用，这些情感守护天使又可细分为爱情引路人或庇护者两类。前者有《无事生非》中的阿拉贡亲王和总督叔父，巧妙设局为贝特丽丝点拨欢喜冤家背后的情意;后者有《终成眷属》中的老伯爵夫人和国王，为海丽娜的婚姻提供了家庭支持和财产地位的支撑。若再仔细推敲，虽然《威尼斯商人》中“三匣选亲”的遗嘱和《终成眷属》中包治顽疾的秘方都具有脱离现实的童话光环，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也是已逝的父亲为了女儿获得理想婚姻而留下的重要保障。学者杜萌若认为这是莎士比亚尝试着制造一种将现实主义与童话传奇、社会现实与诗意玄想并置对照且渗透互介的奇特效果[6]。
没有上述守护天使的关怀，孤女们有些会因为财产（嫁妆）丰厚而被别有用心的求婚者蒙蔽，有些会因为境况窘迫而疲于生存，无暇追求婚姻幸福。现实生活中，能为少女提供指引和庇护的往往是她的父母或近亲。但是鼠疫、饥荒外加落后的医疗条件造成了16、17世纪人口的高死亡率（尤其是幼儿），让人与人之间形成深度关系非常困难。在这样的低情感社会里，即使上层阶级的父母与子女关系也相当疏远[2];而下层阶级的父母为了生存，早早把子女送去做学徒、仆役，自然也难以与孩子建立深厚的感情。故而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孤女们能得到旁亲、甚至权贵的关心和庇护也给剧本增添了几分童话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莎士比亚前期的婚恋喜剧作品中家长或代理家长常扮演的角色是子女自主婚姻的阻碍者，而到了后期的作品中他们大多转变成为子女自主婚姻的促成者。莎评专家怀疑这一变化与莎士比亚渐长的年纪有关[7]。在创作《终成眷属》时，他的两个女儿刚好都到了适婚年龄。故而在该作品中开明的老伯爵夫人和国王很有可能是莎士比亚对女儿的父爱关怀在剧中的投影，导致家长的形象变得温和，对结局中年轻男女的自主婚配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对孤女进行基督教教义的内化
在基督教文化中，教母的职责是见证一个的孩子受洗，并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传授基督教教义，帮助他成为一个合格的基督徒。莎士比亚在设计故事时不仅发挥了为孤女大开金手指的“仙女”属性，也扮演了对孤女进行信仰道德教化的“教母”属性。莎士比亚是不是虔诚的基督信徒目前学界尚无定论，但在教堂受洗且多次在作品中谈及宗教问题的他无疑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在他的笔下，孤女们忠贞、谦卑、恭顺、慷慨，富有同情心，符合基督教教义对女性提出的美德要求。这些有理想、有追求的女性把爱情和婚姻作为自己的归宿和目标。无论出身多么高贵，多么具有人文主义情怀，她们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把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和界定内化成对自己的约束[8]。正如鲍西娅对丈夫说：“刚才我还拥有着这一座华丽的大厦，我的仆人都听从着我的指挥，我是支配我自己的女王，可是就在现在，这屋子，这些仆人和这一个我，都是属于您的了。”莎翁如此着笔一方面受到了基督教伦理观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为迎合统治阶级的等级秩序观和父权法律体制。因为在16世纪上半叶一位女性持有、处理自己财产的法律权利是限于婚约中所载她能宣称属于自己的东西。借由婚姻，夫妻成为法律中的一人——而那人就是丈夫。他获得对妻子所有个人财产的绝对掌控权[9]。
四、孤女童话的意义
作为极具人文情怀的剧作家，莎士比亚在婚恋喜剧中对大多数女性角色的刻画还是积极正面的，肯定了伊丽莎白时代女性的温顺、贞洁和贤德。至于为什么多次选用孤女这一特殊形象作为女主角并给她们安排童话般美好的结局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无论是莎翁对孤女凄苦漂泊的同情，还是作为两个女儿的父亲而对孤女群体产生的父爱映射，作品本身的演出多少有助于让观众注意到现实社会中的这一特殊人群。没有了戏剧中的童话光环，孤女们是被社会边缘化的贫困群体，再加上性别弱势，她们的命运充满了艰辛。正是因为这样，关注孤女命运的文学作品更显得难能可贵，为后来以孤女为主角的文学创作，尤其是19世纪涌现的女性文学作品，如《简爱》《海蒂》和《小公主》等）的兴起留下了历史参考版本。
参考文献：
〔1〕王玉洁.莎士比亚：原初女性主义者还是厌女主义者[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5）：136.
〔2〕劳伦斯·斯通.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68-129.
〔3〕王倩文.15-17世纪英国贵族婚姻生活的主要特点[J].绵阳师范学院院报，2011，（09）：126.
〔4〕马芃原.工业革命时期英国贫困儿童救助问题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5.11-13.
〔5〕杜萌若.威尼斯商人中的现实与童话[J].天津外国语学院院报，2008，（01）：65.
〔6〕Stephen Greenblatt.The Norton Shakespeare[C].Norton&Company，2008.460.
〔7〕王莎烈.莎士比亚喜剧中的女性观[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4）：100.
〔8〕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四大喜剧[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5.
〔9〕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Ⅱ-Ⅲ[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 徐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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