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林夕看香港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徐洁
第一次留下有关香港的印象是1997年香港回归，第一次去香港是小学三年级的春节。对那些鳞次栉比无比光鲜耀眼的大楼，我别无他感，只是觉得没法融入，大概作为看客，把自己定义在仰望这个城市，然后离开。相对于那些高耸入云端的大厦，狭小而干净的街道更吸引我的好感。我不知道现在的香港变成了什么样，只是很笼统地知道那里是个潮流之地，那里聚居了很多明星，那里竞争激烈，那里房价高涨，那里一如既往地吸引大家前去购物。
然后我接触到了一本书，林夕的《我所爱的香港》，看了他心中的香港，一个他用心呵护和塑造的心中之城，他的家。他爱这个“家”，笔端充满了对这个“家”的关注和亲情。他看取的不是一时一地的香港，而是全球视野下的香港，转变中的香港；他从种种微末的事件中，观察香港的性格与文化，民生与政情，缺失与坚守，当下与过去，乃至香港与内地、与西方的幽隐关联。其情也真，其感也深，其思也切，其发现无疑也非常敏锐。《我所爱的香港》，不仅仅关于香港。
算上这本《我所爱的香港》，林夕在内地已出满了三本书。但与《原来你非不快乐》、《曾经》相比，《我所爱的香港》落在了一个实处，更得人所爱，也更让人有所省思。
香港地窄人挤，摩天大楼鳞次栉比，生活其间须有强大的心理，但环境作用于人，到底不是谁都能受得了的，所以香港会生病。但林夕这个江湖郎中，只望闻问切，却不开药方，他论评港人的生活观、工作观和精神之疾，都入木三分，时有温情，时有不满，时有期许，从种种细枝末节和幽微之处，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审视并观照着一代香港的性格与文化。
令人想不到的是，林夕这次下笔，竟花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写政情民生。此一点，确出乎外界人的观感，竟不知在词章小道和儿女私情之外，他还有着更大的视野与关怀。林夕用他从艺填词的直觉和敏感一一针砭，条分缕析，看得出他对香港多有不满，更有无情面的直言不讳。但他的批评，却不是政治人物那样在操作意义上发声，更多的是在更高层面替香港反思和自省，他对香港的政治与时事，一如余英时那样，是抱有“遥远的兴趣”，尽一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
深爱香港，而又批评到如许地步，只因为是恨铁不成钢。
对香港，林夕倾注了太多的情意，一如他自己所言：“自小已很喜欢看香港地图，并把火柴盒当做楼宇，砌成太子道、弥敦道、窝打老道。我每条走过的街道街名都有感情，要我移民，不能再在铜锣湾逛光盘店，是不可能的事。”但他对香港用情之深，却终不能如恋爱般连对方瑕疵都爱上，所以他要落笔成文，“香港有病，我所写不能代医，但也希望病人了解病情所在”。在外人看来，做一个香港市民，简直是太好不过的事，众多人处心积虑地要入港定居，港府亦有“优才计划”，孰不知生活于其间的林夕却积责于胸，不吐不快，对香港，他自有更高的要求和说辞，知识阶层素以不满意现状为天职，林夕果然做到了。
深爱之，而又能自设距离作壁上观，且观得恰切，这到底是要有大本领的。
老实说，香港之于林夕，是提供了它地缘和文化养成上的优异之处。从1841年港英时代开始，除却二战日治时期的3年8个月，香港自始至终全盘西化，照搬英国的各种制度规矩和生活，大到资本主义，小到吃喝拉撒，百多年来已渐渐自塑成其自身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说，香港纵然再怎么西化，依然是中国人的底子，它保留着传统中国的价值和文化，尤其是1949年之后的香港，国民政府败退大陆之际，很多人选择去了香港，这些人亦带去了传统中国社会的文化基础和生活点滴。所以，在1841年之后乃至今天两岸三地的格局中，香港即以这种特别保证了其特色与地位，而生于斯长于斯的林夕，耳濡目染良久，被熏化陶冶成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香港文化的一块通灵宝玉，难怪让人爱不释手。
红遍两岸三地的林夕，出道20年来词作3000余首，词写得那么玲珑剔透、洞悉世情，即是拜香港这块中西杂汇的宝地所赐。林夕的词，玩到炉火纯青地步的，还是一个“情”字，男女之情，儿女私情，他歌词的底子，亦是最最中国的，看得到柳永、纳兰容若、李煜的影子，读得出老庄和佛家的韵味，尤其是在近年学佛之后，他笔下渐渐多了一份自省和通明。
近代以来，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激烈碰撞，因有香港这么一块试验田折冲缓和总还是好的，殖民地的名声虽不好听，但也不至于全是坏的一面，更何况今天的香港中西皆好。
这一晃眼就快十年了，不知何时能再次前往中西皆好的香港，儿时的记忆幻化成点点春雨，浇灌出一片美好的春景，带着童年的记忆重游香港，大概会多一点亲切，多一份梦想成真般的兴奋。
台下有话
纪勇
这是一篇成功的作家作品评论，写得颇有见识，也颇具文采。写林夕这个人，重点写他的那部《我所爱的香港》，顺带着点到他的词作，并且带上自己的生活感受，内容可谓宽广。内容的宽广，源自于作者见识的宽广，他读的不是一部作品，在比较中，他读出了特别之处。行文形式是融议于叙，融叙于议，以至于我们若不细心理解，还真分不清哪些是林夕书中的内容，哪些是作者的论述。这样的语言功底，恐怕也不是一两天练就的。
编者注：余英时，1930年生于天津，是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者，被部分学界人士认为是第3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师承钱穆“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的治学理念，余英时认为学术研究本身便具有内在的批判力，学者只要长期从事严肃的研究工作，他们的最后创获自然会对政治与社会透射一种深刻的批判作用，在人文研究方面尤其如此。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9/view-870580.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