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操纵论的角度看严复与林纾翻译的历史文化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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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苏 超
摘要: 本文运用操纵理论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文化环境,阐述了这一时代特殊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分析了严复和林纾翻译的赞助人,并指出, 只有结合近代中国社会的种种客观因素才能给严复和林纾的翻译一个正确的评价。
关键词: 翻译 操纵理论 历史文化语境
近代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一直延续到1919年辛亥革命。期间,无数优秀的中国人都在不断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向西方学习,将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译介给国人,使其开阔视野,知己知彼。严复与林纾正是近代中国两位主要的翻译家。学者们曾对他们的翻译作过大量的研究,但大多是从传统翻译理论的角度出发。而传统翻译理论是以原文为出发点,强调文字的一致性。正因为如此,很多关于严复与林纾翻译的评论都存有一定的偏见,或者说是不够全面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特拉维夫大学的佐哈尔教授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并指出翻译在一个国家的文化多元系统中占有一定的位置。从此,翻译不再仅仅处于语言的层面,“文化转换”开始在翻译研究中显现。理论学家开始意识到翻译不是存在于真空中,而应关注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赫尔姆斯发展了这一理论,并提出“从译语文学角度看,所有的翻译都会出于某一原因,对原文进行一定程度的操纵”。(赫尔姆斯,1985:11)这一理论为研究严复与林纾的翻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笔者将从这一新的角度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对严复与林纾翻译活动的影响。
1.翻译操纵理论简介
自“文化转换”在翻译研究中出现以后,翻译研究便从以前的以原语为中心的研究方式转向以译语为中心的研究方式,且学者们更多地关注翻译时的历史文化语境。
操纵理论的代表学者勒弗菲尔提出了两个控制因素,并指出他们控制着一个社会的文化系统,使其不会与社会其它子系统脱离。这两个控制因素中一个处于文化系统内,另一个则在其外。具体而言,第一个因素由“专家”来代表,在文化系统中“专家”是指评论家、批评家、老师和译者。他们会不时地给那些与当时的主流文化,即当时的诗学观与意识形态相背离的文学作品以压力。第二个控制因素在文学系统之外,被称作“赞助人”(个人或者机构)。他们有能力促进或阻碍一个文学作品的撰写、传播与重写。因此,意识形态、赞助人与诗学观控制着文化系统,从而控制着文学作品的产生。当然,翻译作品也受到这些因素的控制。将具体分析近代中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赞助人与诗学观。
2.近代中国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主要关系到某一时期的社会形态。同时,某一特定时期译入语的主流文化与存在于此时的翻译作品是相互作用的:意识形态决定着译者将使用的基本翻译策略和在翻译过程中遇到问题所采取的处理方法;翻译作品则对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反作用。
自封建制度确立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政治独立、经济自给的国家。但从十九世纪后半段开始,这一切都改变了。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这给原本骄傲自大的中国人以重大打击,也标志着中国人民灾难的到来。
在中日甲午战争和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之后,中国濒临灭亡,而中国人也将沦为奴隶。因此,当时的主导政治意识是唤醒中国人民,赶走外国侵略者,以期重建往日的辉煌。严复和林纾生活在近代中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他们目睹了中国一步步从封建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自身的政治意识是相对复杂的。
严复在英国留学时曾对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过详细的研究,他想通过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来“医愚”。因此,在翻译中,他推介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些理论来唤醒当时的中国人。同样,林纾在其翻译作品的《前言》和《后续》中也明确表达了他的政治意识。在《黑奴吁天录》的《跋》中他写道:“余与魏君同译是书,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林纾,魏易,1981b:206)然而,在另一方面,严复与林纾深信王道,他们对清王朝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们期望中国进行改革,但这场改革应该由皇帝来领导,并且,应该是一场循序渐进的改革,而非革命,他们希望中国也能采取君主立宪制。
3.赞助人
赞助人是影响翻译作品的传播与接受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既可以是个人,如吴汝伦,又可以是一个群体,如社会团体、出版商或媒体。赞助人可以有力地促进他认为优秀的翻译作品的传播,也可以有效地阻止他认为不合时宜的翻译作品的出版与发行。(勒弗菲尔,1992:19)
3.1严复的赞助人
严复清楚地知道他的目标读者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和清朝的统治阶级。因此,他必须找寻一个人来提升自己在文学圈中的地位,从而有利于他所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的传播。他很明智地选择了吴汝沦。吴汝沦是桐城学派的代表人物,在文学界久负盛名。他擅长于中国古典文学,也对洋务颇有兴趣。吴汝沦是《天演论》的第一位读者,他很喜欢严复在书中优美的措辞及表达方式。在序言中,吴汝沦写道:“抑汝沦之深有取于是书,则又以严子之雄于文,以为赫胥黎氏之指趣,得严子乃益明。文如几道,可与言译书矣。”(严复1981:vii)虽然吴汝沦主要称赞的是严复的措辞而非书中进步的思想,但他的这些评论却有力地提高了严复在文坛的地位,也大大促进了严复作品的传播。
3.2林纾的赞助人
林纾绝大多数的翻译作品都是小说,而小说在当时是被认为粗俗文学的。因此,林纾如果想用小说来宣传他的思想,首先就要想办法提高小说的地位。在这方面,康有为和梁启超起了很多的作用,因此,也可视为林纾的赞助人。康有为从实用的角度强调了小说所具有的教育意义。梁启超大力倡导政治小说,并指出,在西方,哲学家和政治家都会通过写小说来指导和教育人民大众。他甚至认为,政治小说是促使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马祖毅,1998:212)通过宣传小说的社会功效,小说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从而为林纾所翻译的小说带来了大批的读者。
4.诗学观
要确保翻译的成功,译者的译书不仅不能与当时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相冲突,反而必须与当时的诗学观相一致。意识形态主要决定着社会形态,而诗学观决定着某一特定时期的文学。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文化与文学研究应为某些社会意识形态服务,正如古语所说“文以载道”。自古以来,文人们都有很强的责任心,他们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因此,他们常常“文以言志”。严复与林纾正继承了这一思想,他们寄希望于翻译以言志,以唤醒国人,从而拯救当时濒临灭亡的中国。
从以上分析可知,近代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它所具有的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对当时两位伟大的翻译家严复与林纾产生着重大的影响,正是在这些客观历史因素的影响下,严复与林纾对他们的翻译作品进行了特有的操纵,从而形成了带有他们强烈个人色彩的翻译作品。当然,我们只有结合当时的特定历史文化语境才能正确理解他们的翻译并给予确切的评价。
参考文献:
[1]Hermans,Theo.Ed.,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London and Sydney:Croom Helm,1985.
[2]Lefevere,Andre,Translation,Rewriting,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London:Routeledge,1992.
[3]林纾,魏易译.黑奴吁天录.北京:商务出版社,1981.
[4]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5]严复.天演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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