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新诗史》新旧版本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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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黄 灿
[摘要]《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大陆部分的写作,是洪子诚对《中国当代新诗史》的一次大调整。修订版对舒婷、顾城、北岛三位诗人的重写,集中体现了洪子诚新的文学史观,以及他对文学史的思考和矛盾。
[关键词]洪子诚中国当代新诗史舒婷顾城北岛
The comparison of the two different edition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Poem
――taking Shuting、Gucheng and Beidao as an example
HUANG Can
Abstrac:Hong Zicheng revises his viewpoint greatly when he rewrite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ainland modern poem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poem(revised edition).The rewriting about Shuting、Gucheng and Beidao obviously reflects his new idea of literal history,as well as his thingking and contradiction about literal history.
Keywords:Hong ZichengThe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poemShutingGacheng Beidao
在中国当代诗歌史研究领域,洪子诚、刘登翰编写的《中国当代新诗史》(后简称初版本)是一部重要的著作。该书于1985―1987年完稿,1988年4月后记于北京,1991年冬略改,1993年5月正式出版。该书的出版在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然而编者在后记中却表达了深深的遗憾,“面对眼前这部书稿,我们主要感觉是遗憾,一种未能企及目标的遗憾。”[1]548言辞恳切,不似谦辞。17年后,在“重写诗歌史”的浪潮中,这一遗憾终于得到某种程度的弥补――两位作者历经三年时间(2002年―2005年)重新编写并出版了《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后简称修订版)一书。在评价其重写的动因机制时,有论者指出,作者认识到“文体自觉”意识的不足,和“祛除文学史‘历史真实’的时间神话,突出文学史写作在本质是一种带有修辞和想像性质的话语方式”的努力,是两个主要原因[2]。
在修订版中,由洪子诚负责的中国内地部分改动较大。很多地方的改动,都体现了洪子诚这一严肃、严谨的文学史家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的深入思考。其中八十年代诗歌创作,距离初版本的编写只有“咫尺之遥”,作者身处其中,为我们提供了“当代人写当代史”的样本。这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无疑是对“朦胧诗”(初版本中称为“新诗潮”)及其代表诗人的评价。通过对两个版本中三位“朦胧诗”代表诗人――舒婷、顾城、北岛的评价的比较,笔者试图找出“身处其中”和“拉开一定历史距离”的作者看待历史的眼光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是如何与洪子诚的文学史观紧密结合的。
(一)
舒婷是初版本中最先评述的诗人。(在代表诗人简介中的排序是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但北岛并未单独评述。在修订本中的排序是北岛、顾城、舒婷、江河、杨炼。)这一排序是耐人寻味的。初版本十一章《崛起的诗群》(下)共分三节:第一节作为运动的新诗潮;第二节新诗潮的前卫诗人;第三节新诗潮的“新生代”,大致呈现出总(背景介绍)――分(朦胧诗)――分(第三代诗人)的结构,并有意把“朦胧诗”与“第三代”等量齐观,将二者整合进“新诗潮”,又将“新诗潮”整合进“崛起的诗群”中。这种对文学现象不断整合和归根溯源的整体性文学观,应该说是体现了初版本全书的编写方针的。在引言中作者曾提到:“对于中国新诗的这一‘当代’发展阶段,我们希望勾勒出它在时代(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心理)的推动与制约下整体的发展状况与态势,考察这一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诗歌在题材、主题、艺术形式上的特征和变化,以及诗潮波动、演化的脉络和轨迹。……通过对诗人的研究,由点的分析到面的聚合,达到对诗界整体状况和发展趋向的把握。”[1]2也许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洪子诚发现了舒婷身上的独有的价值――她是联接主流诗界和地下诗坛的纽带,是最早获得社会部分承认,并带来巨大社会影响的朦胧诗人。在洪子诚看来,舒婷代表着朦胧诗的“整体状况和发展趋向”,因而对其评价多为正面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作者并非对这种整体观没有任何警惕。在初版本引言中,他也非常恳切和遗憾地指出:“为了保持全书体例和分析方法的一致性,对于近年正在兴起而尚待被更多了解和时间检验的新诗潮的'新生代',也不准备转换另一种批评视角和研究方法,这也许是我们意识到的本书最难以令人满意之处。”[1]2从中不难发现洪子诚对“朦胧诗”独特性的注意,和他对以整体观来规范“朦胧诗”的担心。
这种警惕和遗憾在修订版中得到了果断的纠正。与初版本相比,修订版对舒婷的评价是较低的,甚至言语中颇有讥讽之意,如“舒婷诗在思想艺术的创新上显得较为不足,不过,她却因此拥有最多的读者,最先得到‘主流诗界’有限度的承认,也最先获得出版诗集的机遇。”[3]194又如:“用一连串的比喻性判断句来强调这一宗旨的《致橡树》,常被看做是她的重要作品。”[3]195不难看出,尽管洪子诚经常反省“自身的诗艺把握能力”,他仍然把艺术价值作为修订版的一个重要评判标准,选诗也多从艺术价值角度出发。较之初版本“身处洪流”的激动和把握时代的冲动,修订本中的作者显得更为冷静、客观,也更贴近诗人的真实个体和具体的文本本身了。同时,与初版本相比,洪子诚在修订版中拓展了评述的范围,对围绕舒婷的“创作史”、“批评史”、“接受史”都进行了含蓄的评价。这种“扩容”使文学史不再是单纯的作家评论和作品分析,而是的连接更广阔、更开放的史家笔法,成为文体自觉的一种突出表现。
(二)
如何面对、评述“顾城之死”,是历史留给文学史家的一道难题。在修订本中,由“童话诗人”指向“死亡诗人”的转折有两处,这两处当可算是修订本中顾城部分最重要的两处,然而作者的处理仍有些许可资商榷之处。
第一处是:“虽然他执拗地讲述绿色的故事,在诗和生活中偏执地保持与现实的间隔,实行‘自我放逐’,不过,与现实世界的紧张关系,使他为有关人生归宿、命运等问题所缠绕,特别是‘死亡――那扇神秘的门’成为后期诗歌的持续性主题,并越来越散发出神秘的悲剧意味。”[3]193这一处评述点出而未真正说明两个问题:为什么诗人实行“自我放逐”却无法摆脱“与现实世界的紧张关系”?为什么“紧张关系”又使他为有关人生归宿、命运等问题所缠绕?杨匡汉在评价洪著《中国当代文学史》时曾说到洪子诚的“点化”,“点到为止,这是老刀笔。”[4]352这是对作者的赞扬。然而在面对“童话”向“死亡”转化这一问题时,评述者要面对的不仅是记录、书写历史的外部研究的问题,更面对的是创作主体内心分裂、放弃生命这一内部研究的问题。这样高度概括地处理诗人的内心剧变,是否略有疏漏之嫌呢?
第二处转折是:“1987年以后,顾城生活在国外。诗歌写作和现实生活的双重困境越发尖锐。”[3]193从时间上来说,这一描述与第一处转折大致重合。如果说第一处转折略显突兀,那么这里的描述几可用“断裂”来形容。作者在《<朦胧诗新编>序》中,曾对顾城有过一段极为相似的评述,“1987年以后移居国外,遭遇诗歌写作和现实生活的双重困境。”[4]277通过比对这两句话我们不难发现,在《<朦胧诗新编>序》中,洪子诚是将移居国外当作顾城创作与生活的巨大转变来描述的,并没有有意识地从诗人的一贯创作(包括80年代前中期)中寻找死亡因子。大概是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在修订版中作者将其改为“诗歌写作和现实生活的双重困境越发尖锐”,以期建立与1987年前的历史的延续。但是这样做是不够的,因为第一处转折就没有对“紧张关系”和“归宿、命运等问题的缠绕”进行充分论证,间接导致后面有意接上的尾巴也唐突了。总之,修订版在处理顾城诗心转变的问题时,洪子诚力图体现出一种前后延续、有始有终、因果相连的程序性,但最终还是呈现出明显的断裂感。与初版本相比,诗人的死亡给作者带来沉重的评述压力,不仅无暇多谈“童话”部分的艺术特点(这是初版本的主体),更一度放弃艺术标准,转而起用道德标准进行评价。
当然,这种道德标准的使用是非常隐晦的。王光明评价洪子诚的文学史,说它的优点是“努力克服主观视野的遮蔽性。”[3]103在正文部分,作者确实是力求持中、公允、冷静、旁观的姿态,但在最后,仍然还是表达了自己对人们“美化诗人之死”的态度:“在一段时间里,顾城的死被从生命、从道德、从文学、从哲学、从诗歌等形而上层面,不断加以阐释,不断引申出各种寓言,各种象征。”[3]194这段话中不乏批评之意,关键是,它引出一段重要的注释――修订版194页注①中张枣、钟鸣的评价,鲜明地指出这种美化的荒谬和危害。作为作者,在如此敏感问题上选用两则类似的评价作注释,应该也蕴含了自身的立场。这一注释与正文部分的评述一正一奇,构成了对话。这种对话一方面揭示了诗人之死对作者的巨大冲击,使之觉得有充分表达立场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契合了洪子诚关于“个人经验”的看法:“它的‘价值’,并不存在于它的自身,而是在与另外的经验、叙述的比较、碰撞中才能呈现。对当代史的研究而言,它的重要性是有助于建立必需的历史观察、叙述的‘张力’。”[4]103
(三)
朦胧诗代表诗人北岛,在初版本中并没有专门的介绍。此种现象及其原因,似乎可以作为“当代人不宜写当代文学史”的佐证。但在修订版中,洪子诚将其排在“五位诗人”之首,作了重点的评述。这一评述体现出两个特点。
其一是将北岛作为“白洋淀诗群”与“五大诗人”的联接点,并有意归纳出朦胧诗的整体脉络,把“五位诗人”纳入这一运动的有机整体中。近年来随着史料的不断充实和研究的不断拓展,对“朦胧诗运动”的认识和描述越来越丰满和逼近历史的真实。一种有机、整体的发展历史观逐步取代了只讲“五位诗人”的片面、静止的历史观。修订版对“朦胧诗运动”的评述,当可算作这种进步的集大成者。在修订版中,洪子诚力图勾勒出一条“60年代地下诗歌”/贵州黄翔等诗人――食指――“白洋淀诗群”――“五大诗人”的线索。这是一条由“地下”逐渐走向“地上”的线索,而《今天》则被视为“朦胧诗运动”的发端和培育“五大诗人”的摇篮。
对朦胧诗源头的追溯,得益于《沉沦的圣殿》[5]、《持灯的使者》[6]等研究“朦胧诗”之前地下诗歌的专著。对于这些学术成果,洪子诚表现出开放的学术品格,不仅在修订版中多处引用,更撰文《当代诗歌史的书写问题》专门评价这两部专著,肯定了诗人的诗歌史论述的独特价值。[4]307-319
在大量史料的支撑下,“朦胧诗运动”评述体现出一种“还原历史”、“触摸历史”的努力,这是洪子诚一直努力追求的文体自觉。而北岛被放置在“白洋淀诗群”的参与者,《今天》的创办者以及“五大诗人”之首的三重位置上,他成了描述“朦胧诗运动”的关键人物,也成了章节评述的枢纽。
第二个特点是巧妙处理“内容”上的意识形态争议,把中心放到对诗艺的形式分析上来。修订本中利用一段注释[3]190指正了人们对《回答》与历史事件的联系的误读,并名正言顺地把中心放到诗歌主题和意象分析中来。在对三位诗人的评述中,作者对北岛的诗歌的形式分析是最为鲜明,也是最为精彩的,从中可以看出洪子诚对北岛的欣赏与认同。
纵观三位诗人在两个版本诗歌史中的变化,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国当代诗歌史》(修订版)的一些编撰特征:
第一,高度的文体自觉。在初版本的后记中,作者曾不无遗憾地指出:“我们未能更自觉、更集中地从文体的角度来审查当代新诗的进程。”[1]548修订版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很大的弥补,不再局限于作家作品,而是对文学现象进行更开放和冷静的评述。
第二,“拉开距离”的冷静笔法。如果说初版本是洋溢着乐观主义的片面单纯的整体史观,则修订版更多体现出“置身事外”的冷静与理智。
第三,“还原历史”、“触摸历史”的努力。修订版最让人尊敬的地方莫过于作者尽力克服自己主观判断的偏误,进行还原历史原貌的尝试,以及在“历史的合理性”与“今人的评价”之间寻找一种平衡的努力。
第四,评判标准的不稳定性。修订版在对舒婷的评述中,作者似乎过于否定自己在初版本中对她的赞赏。在对顾城的评述中,则主要关注诗人内心的分裂和人们对诗人之死的反响。而有关北岛的内容则回避了评价史和接受史,与对舒婷的评述构成了很大的区别。
作为一位严谨的文学史家,洪子诚先生在修订本中所做的努力令人钦佩。17年的沉淀和思考,使他对“朦胧诗”的思考更加理智、全面而深刻。比较两本文学史,我们不仅可以触摸八十年代文学那一段风起云涌的历史,更能触摸一位执着、沉潜于中国当代诗歌的可敬学人孜孜以求、不断进取的精神史。《中国当代诗歌史》及其修订版中体现的文学史观,以及作者在处理历史时的方法和矛盾,都是洪子诚先生留给当代文学研究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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