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可译的相对性及其翻译策略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储旭

　　摘 要： 所谓的可译与不可译实际上是一个“度”的问题，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就是可译的相对性。为了达到最大限度的文化传递，对于相对可译性的语言，作者主张采用“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手段。
　　关键词： 文化可译 相对性 翻译策略
　　
　　一、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在翻译界，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一向就是争论的焦点。最早提出不可译性的是意大利诗人但丁（Dante），他在《飨宴》（Convivio）一书中盛赞俗语的优点，得出文学作品不可译性的结论。而意大利的翻译理论家阿雷蒂诺（Leonardo Bruni Aretino）翻译亚里士多德的作品，认为有效的翻译在任何语言之间都是可能的。
　　我们认为，承认不同语言与文化之间具有可译性，是翻译的理论基础。因为不同语言间的共同点远远超出不同点，语言间的共同点使源语向目的语的转换成为可能。此外，语言、文化的可译性还与文化具有跨民族、超地域的趋同性和可融性的特点相关，各民族之间总是存在着文化认同，而这种认同的文化地位仅次于最具普遍性的人类认同维度，即作为人的认同维度。但我们又必须承认语言间的差别不仅体现在不同的语言符号上，也体现在对客观世界本身的不同看法之上，因为语言对人类的思维、世界观的形成起着某种支配、主导作用，所以不同的语言和文化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而由于这种特殊性的存在，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在互译过程中会出现种种障碍。例如，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有时很难将源语的各种意义，如文化意义、风格意义等都翻译至目标语，只能翻译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意义，有时甚至连一种意义也无法准确传递，这时无论采用直译、音译或释意都会造成意义在一定程度上的损失。这就使得一些翻译理论家认为不同的语言文化间存在着“不可译性”。英国翻译理论家卡特福德（J.C.Catford）还认为，不可译有两类：一是语言不可译，二是文化不可译。而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则进一步认为，语言不可译是直接的，而文化不可译却要复杂、困难得多，且文化的不可译往往是反映在语言层面上的不可译。
　　二、文化可译的相对性
　　我们认为，语言文化间的可译与不可译是同时存在的一对矛盾，持有绝对可译性和绝对不可译性的观点都是不科学的，它否认了任何事物都在不断发展这一真理，而认为语际之间的翻译具有相对不可译性和相对可译性，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承认可译性是有局限性的，是以承认可认识论为出发点的，是一种积极的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态度。承认语际之间的翻译是可能的和可行的，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承认可译性限度，即承认翻译困难和翻译的局限性，这也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所以，所谓的可译与不可译实际上是个“度”的问题，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就是可译的相对性。
　　可译的相对性有两层含义：其一，译者本身是个文化人，必定带有自己的文化烙印，加之自身经历和知识结构有限，并不总是能够准确无误地理解并译出原语所蕴涵的全部文化信息。其二，译语读者也会囿于已有的文化框架，并受认知度和对文化敏感度的局限，不太可能获得与原语读者相同的文化信息，并产生相似的心理反映。
　　三、文化可译相对性的体现
　　1.词汇层面
　　每种语言的词汇是最易于反映出该语言文化的丰富性的。而这种反映民族文化事物特征的词汇本身的翻译常常就是相对的。文化差异导致的词汇层面的相对可译性体现在几个方面：其一是文化词空缺，即译语中缺乏表达原语某些反映特有文化事物的词语。以北京2008奥运会吉祥物“福娃”为例。“福娃”体现了中国文化特色，寓意“吉祥”“、喜庆”、“祝福”，同时也传递出中国人民热情邀请世界各国人民共聚北京，共赴2008奥运盛典的心声。但是负载浓厚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福娃”在英语中没有相对应的词语，经过译界多方努力、商讨，“福娃”最终译名定为Fuwa。至于西方人究竟能理解多少，又有何感受，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西方人对Fuwa的理解和感受与中国人对“福娃”的理解和感受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要英译“福娃”，除了用汉语拼音之外，似乎找不到更佳的办法。第二种情况是，词汇的概念意义相同而内涵意义却大相径庭的词语。一种语言文化对某物所赋予的联想意义在另一种语言文化中不存在或是被赋予了不同的联想意义。这时原词语的翻译便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如汉语中的“月亮”与英语中的moon。一提到“月亮”，中国人便会想起李白的诗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月亮”可能引起的联想往往是与“游子”、“故乡”、“亲人”、“团聚”、“中秋”有关。而对于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来说，月亮所引起的联想与中国人当然大不相同。看见月亮，他们或许会想到火箭、登月、外层空间等。这类词语虽然概念意义相同，但联想意义却不同，且各自已建立起固定的联想意义。两者互译时，译者会感到相当困难，往往顾此失彼。第三种情况是，某些词语本来是记录源语中的某种特殊文化事物的，但在使用过程中，该词语又被赋予了一种新的意义，使原有的所指意义消失而发生转义。这类词语的翻译也具有相对性。如英语中的Trojan horse，汉语虽可译为“特洛伊木马”，但不了解古希腊人与特洛伊人之间长达10年的特洛伊战争，读者是无法从译文得到源语的“颠覆阴谋/分子”的转义的。这类文化词语的可译度会随着两种文化交融的不断深入而逐渐提高。
　　2.句子层面
　　文化差异不仅体现在词语层面上，也反映在句子和篇章的层面上。例如：John can be relied.He eats no fish and plays the game.如果将其译为：约翰是可靠的。他不吃鱼，还玩游戏。仅仅传达了原文的表层意思，根本未能触及原文的内涵意义。这里涉及英国历史上的宗教斗争。原来，旧教规定斋日只许吃鱼，而新教徒拒绝在斋日吃鱼。“不吃鱼”在这里表示“忠诚”，“玩游戏”则表示“遵守规则”。有了这样两种说法，此句似应译为：约翰是可靠的。他既忠诚，又守规矩。但此译文似乎离原文太远。许渊冲先生主张译为：约翰是可靠的。他忠实到斋日不吃鱼，凡事都循规蹈矩。但这里添加的“忠实到斋日”和解释性的“凡事都循规蹈矩”与原文出入是一目了然的，看来这句话的可译性也只能是相对的。
　　3.语篇层面
　　语篇角度来说，诗歌往往是被认作是语言尤为凝练，情感尤为丰富的文体。中西语言、文化的实质差异给中西诗歌的互译造成了重重困难和险阻。为论证文化可译的相对性，我们不妨就李白的《静夜思》与许渊冲的英译文做比较。
　　静 夜 思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Thoughts on a Silent Night
　　Before my bed is a pool of light；
　　Can it be frost upon the ground?
　　Eyes raised，I see the moon so bright；
　　Head bent，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
　　首先，原诗标题“静夜思”至少存在着以下三种可能的关系组合：静夜（形）思（名）、静夜（副）思（动）、静（形）夜思（名），而英文标题实际上只译出了一种，即第一种关系组合，但要在英文中重现原文的三种可能的关系组合无疑是不太可能的。
　　其次《静夜思》无人称代词“我”，这是符合古汉语的叙事模式的，而英译文中非得补上人称代词，这也是为了符合英语的叙事模式。原诗人称代词的缺席的“我”似可以理解为作者或游子或读者，而英译文补上人称代词后似只能理解为作者了。

　　最后，原诗中的“明月”暗喻合家团圆“地上霜”暗喻清冷孤寂，这一实一虚也很难在译文中重现。
　　总的来说，中诗以委婉简隽胜，英诗以深刻直率胜。中诗以意境、微妙胜，英诗以鲜明、铺陈胜。诗歌译者要想两全，必定是困难重重。
　　四、文化可译相对性下的翻译策略
　　异化、归化，是就翻译中所涉及的文化转化而言，前者以源文化为归宿（source language culture oriented），后者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target language culture oriented）。即“异化”提倡译文应当尽量去适应、照顾源语的文化及原作者的遣词造句习惯。而“归化”则恰恰相反，主张译文适应、照顾目的语的文化习惯，为读者着想，替读者扫除语言文化障碍。
　　文化翻译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两种文化的互相了解，进行跨文化交际活动。为了达到最大限度的文化传递，对于相对可译的语言，我们主张“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手段。
　　在处理这些文化可译相对性的语言时，应尽量保留源语言的内容和总体风格，进行归化处理，以求把源语信息用目的语的民族习惯性语言表达出来，让目的语读者容易理解与接受。例如：
　　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一贫如洗
　　like a hen on a hot girdle――如热锅上的蚂蚁
　　as stupid as a goose――蠢得像猪
　　as stubborn as a mule――倔犟得像头牛
　　而同时我们也应指出，在进行归化处理时，不能过分强调符合目的语的民族的语言习惯，有时，为了译文准确性，不得不舍弃目的语中类似的对应词，而采用异化处理。例如：英语谚语“love me，love my dog”似乎与汉语成语“爱屋及乌”是对等的，但实际上是不同的。根据中国谚语大词典，汉语的“爱屋及乌”是指“爱一个人会爱及其屋顶上的乌鸦”，后来扩展至“爱一个人，也会爱所有与之相关的事物”。但英语谚语“love me，love my dog”通常用这样的方式理解：
　　（1）If you love me，you must love my accompaniments，you must put up with my defects.A rather selfish maxim.（Brewer’s Dictionary of Phrases and Fables）
　　如果你爱我，你必须得爱我的一切，忍受我的缺点，一句自私的箴言。
　　（2）Anyone who wishes to remain friendly will have to accept and tolerate all that belongs to me，all my personal habits and opinions，etc.（Longman Dictionary of English Idioms）
　　任何一个想与我保持友好人必须接受，忍耐一切属于我的东西，个人的观点，习惯等。
　　我们把两者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英语重点在“我的”，它表达一种自私的，对他人的过分严厉的态度；而汉语中，强调的是表达爱意之人过于奉承的态度。尽管两者都有共同点“爱”，但它们使用环境和意义不同。因此，把“love me，love my dog”译为“爱屋及乌”不能确切地表达源发语的意义，译为“爱我就爱我的狗”更为贴切。
　　所以，不管采取归化还是异化，译意的准确，文化的传递才是最重要的。怎样将相对可译的文化译得更为精准，怎样将不可译转化成可译，才是我们最应关注的。译者还应在平时注重文化积累，拓宽自己的知识框架，扩大自己的文化范围，这样才能在翻译中更为灵活地选择采取“归化”或者“异化”的翻译处理，将文化翻译的相对度提高到最大。
　　五、结语
　　人类文化总体上看具有广泛的共性及渗透性，文化信息符号有相当一部分是可译的，在双语中有契合对应或平行对应。但同时由于历史不断发展，不同民族的思维、语言、文化之间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差异。不同文化之间的共性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文化差异使得不同语言为载体的文化在翻译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甚至有的文化显得不可译。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应当努力将不可译转化到可译，最大限度地提高文化可译的相对性。同时译者自身要扩展自己的文化范围，最大程度地减少文化可译的受限制因素，灵活运用合适的翻译方法，使得文化翻译得到更精准的表达，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得到更好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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