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儒家传统文化下的高觉新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吴　双

　　摘 要： 在家族文化的熏陶下，高觉新作为长孙，他有维护封建家庭长治久安的责任，没有自己的思想，只会服从。“五四”新思潮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对封建家庭不满却无力反抗，只能采取“不抵抗主义”来逃避现实，以求得家庭的“安宁”。在理想与现实、思想与行动的冲突中煎熬着，他的人生就是一场悲剧，是长子的悲剧，是“不抵抗主义”的悲剧，更是社会和时代的悲剧。
　　关键词： 《家》 高觉新 儒家传统文化 牺牲者
　　
　　儒家传统文化是孝的文化，“孝”的基本内容是“父为子纲”，强调子女对父母之命的绝对服从。巴金《家》中的主人公高觉新，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崇尚伦理道德的国度里，他在那个尊崇“以孝治天下”的封建大家庭里，没有半点自由可言，不敢越雷池半步。高老太爷的“治家”思想与“五四”新思潮的冲突使性格懦弱的高觉新只能在新旧两种势力之间徘徊。但由于受封建伦理观念的影响太深，高觉新最终还是选择了服从、忍耐，做一个自愿的牺牲者。
　　
　　一、家族文化熏陶下的高觉新
　　
　　家族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人的思想、行为和精神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整个世界上，家庭经常是社会的基础，但在中国，家庭成为整个社会”。［１］封建家庭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缩影，要保持其长盛不衰的方法只有一个，那便是封建家族文化。家族文化的力量是强大的、无形的，每个家族成员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它的影响和制约，尤其是长子长孙们。
　　高觉新便是高家的长孙。作为长孙高觉新有他自己的神圣使命：使整个家族长盛不衰，兴旺发达。他的使命决定了家族文化在无形中主宰着他的命运，他是无法与整个家庭相抗衡的。于是他自愿做一个牺牲者，苟活在这个腐朽的封建家庭里，做一个所谓的“孝子贤孙，唯封建家长之命是从。“顺从”似乎成为高觉新的一种本能、一种惯性，无论谁让他办事，无论办什么事，他都会一心一意、毫不反抗地去做。即使自己作出再大的牺牲，他也要去做，以维护封建礼教和封建家族制度，恪守在他的精神上早已根深蒂固的“孝悌为先”的思想。
　　在高家，高觉新作为长子长孙，理所当然是家族的继承人，但他“不仅是生物意义上延续家庭的承担者，更是家庭伦理道德的承传者”。［２］因此，长孙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不允许高觉新有“越雷池半步”的思想和言论。在封建家族文化的长期熏陶下，高觉新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抛弃与梅的爱情，娶了门当户对的瑞珏来维系一个家庭的新兴和后代的繁衍，使之香火永旺，实现高老太爷四世同堂的愿望。高觉新和梅本来是青梅竹马的一对，有一个时期他甚至梦想自己将来的配偶就是梅。但是，梅的母亲有一次在牌桌上与高觉新的继母有了意见，自以为受了委屈，就拿拒婚来报复。而此时父亲对高觉新的一番话如同晴天霹雳：“你爷爷希望有一个重孙，我也希望早日抱孙……李家的亲事我已经准备好了。”高觉新没有说一句反抗的话，也没有一丝反抗的思想，只是做了一个“点头”的动作，以明确表示愿意顺从父亲的话。可是高觉新要为他的“点头”付出代价，他回到自己的房里，关上门倒在床上蒙着头痛哭。是他的“点头”、顺从断送了自己与梅的爱情。父亲的“拈阄”方法使瑞珏走进了高觉新的生活，瑞珏年轻，读过书，会作诗画画。她的温柔体贴和贤惠大度让高觉新对她渐渐产生了感情，让高觉新偶尔也可以忘记悲伤，尤其是有了儿子海臣以后，高觉新也有过幸福的微笑。可是他的幸福不会长久。为了避所谓的“血光之灾”，瑞珏到乡下生产而难产致死。心爱的女人离高觉新而去使高觉新突然明白：“真正夺去了他的妻子的还是另一种东西，是整个制度，整个礼教，整个迷信。这一切全压在他的肩上，把他压了这许多年，给他夺去了青春，夺去了幸福，夺去了前途，夺去了他所最爱的两个女人。”在家庭的牢笼中，他只会按照别人给他规定好的路线往前走。他只知道自己是高公馆的长孙，要承担起使家族兴旺发达的神圣使命，履行好长孙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做一个传统社会的“孝子贤孙”。高觉新要维护他的那个“大家”，梅的爱情、瑞珏的感情都得放到一边去。高觉新受封建伦理道德的毒害实在是太深，特别是“孝”的毒害，他事事处处都把“孝悌为先”思想视为自己的最高行为准则。封建礼教的毒菌已经渗透到他的每一个细胞当中，融入他的血液里。不论付出多么大的牺牲，他都要按部就班地做。无奈的高觉新在这个到处充斥着传统文化的封建大家庭里，只能苟活。
　　
　　二、新旧思想冲突下的高觉新
　　
　　高觉新不仅生活在思想传统的封建家庭，他更生存在一个新旧交替风云变幻的年代。在这个新旧思想、观念、伦理都在进行着激烈冲突和斗争的动荡年代，腐朽的思想不断受到新时代意识的猛烈侵袭。“五四”运动的发生，报纸上宣传的新思想唤醒了高觉新被忘却了的青春。“他买了一本最近出版的《新青年》，又买了两三份《每周评论》”，这些刊物里每一个字就像火星一样点燃了高觉新和两个弟弟的热情。每天晚上，他和两个弟弟轮流读这些书报，有时甚至还讨论这些书报中所论到的各种问题。他们被新思想吸引住了，高觉新的思想在动荡，他的思想也有了些许的变化。高觉新不再自觉地维护封建家长的意志，如暗中帮助高觉民逃婚这一行为。当高老太爷又要给高觉民包办婚姻时，高觉新没有像以前那样不折不扣地按照高老太爷的指示让高觉民定亲，因为他自己已经饱受了包办婚姻的折磨，失去了与他青梅竹马的梅，他不想让高觉民也成为封建婚姻制度的受害者，走自己的老路，所以他表面上答应了高老太爷，按老太爷的指示去做，但暗地里却帮助高觉民逃婚，他没有让弟弟步自己的后尘。对于性格懦弱的高觉新来说，这一举动多么“伟大”，他没有完全成为封建家族制度的帮凶。但高觉新终究没有彻底觉醒，他从书报中吸收的那一点思想实在太渺小了，根本无法和流淌在他血液中的封建旧思想进行较量。高觉新懦弱顺从的思想性格更是与高觉慧的勇敢叛逆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对比。高觉慧在新思想的鼓舞下，敢于蔑视封建礼教，积极投入社会活动，大胆地与自己的家庭进行反抗和斗争。他参加检查日货、捉奸商游街和学生运动；在家里他无视高老太爷的教训，批评大哥的“不抵抗主义”，痛斥克明等人玩弄的“捉鬼”游戏，鄙视陈姨太制造“血光之灾”的荒诞邪说，坚决反对让瑞珏搬到城外去分娩。在社会和家庭的斗争中，高觉慧认定他生活的家庭是“无可挽救的了”，终于冲出了封建家庭的“牢笼”，奔向了“充满着未知的新的活动的上海”。而高觉新在新思潮的影响下接受了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在处理家庭矛盾时一味地讨好家人，以求得家庭的“安宁”。可以看出，在新旧思想不断碰撞的动荡年代里，高觉新根本不会像高觉慧那样公然违抗长辈们的命令，去做一个封建家庭的“叛徒”。他虽然在心理上不想完全服从长辈们的指示，但在行动上又缺乏反对错误礼教的勇气。所以“他无家可归，只有一条路可走：去寻找一个新的家，将世界创造成人的世界，也使他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３］可是深受封建礼教毒害的高觉新根本无法在这个思想动荡的年代获得自由和独立，做一个真正的人。
　　
　　三、悲剧者的宿命
　　
　　高觉新作为高家的长孙，“在他出世的时候，他的命运便决定了”他的一生。由于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高觉新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孝悌为先”的思想。作为封建家族制度的继承人，长辈们对他寄予了延续封建家族的厚望。因此，他从小就“受了谦逊有礼的家教”，长辈们用严肃正经的手段塑造着他，使他饱受封建礼教的熏陶，祖祖辈辈传下的“孝悌”观念紧紧地禁锢着他的思想，束缚着他的手脚，使他不得不对很多事情都百依百顺，“不说一句反抗的话，而且也没有反抗的思想”。高觉新本来也有一个美好未来。他自小就很聪慧，在私塾得到先生的赞美，他甚至有毕业以后再到上海或北京的有名大学里去继续深造，到德国去留学的梦想。但父亲却对他说：“到外面去读书，爷爷也一定不赞成。”由此断送了高觉新的前程。后来，父亲又告诉他：“你爷爷希望有一个重孙。”于是高觉新的终身大事就又被别人决定了。这都因为他是高家的长子，高觉新没有选择的权利。“在高家，老太爷的话就是法律，‘我说是对，哪个敢说不对？我说要怎么样，就要怎么样做！’”［４］在这样一个封建家族里，面对这样的封建家长，身为长孙的高觉新绝不敢去违背封建伦理制度，只能服从。“服从”已经成为他的一种行为惯性，即使在新思想的影响下，对封建家庭产生不满，他也没有起来勇敢抗争，而是事事不抵抗，从而在“爱与憎的冲突，思想与行动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中徘徊。他要小心地陪着婶娘们打牌，要听从叔叔们无理的指责，同时又要让自己的弟弟能够接受……他做这一切仅仅为了维护一个家庭的安宁。最终高觉新用“不抵抗主义”“把《新青年》的理论和他们这个大家庭的现实毫不冲突地结合起来。他一方面能够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又顺着旧的环境生活下去，自己并不觉得矛盾”。但是，如果平静的生活出现波澜，高觉新就要遭受思想上的折磨，他甚至都没有勇气听别人说“把幸福挣过来的话”，面对这样的痛苦，他只好“承认自己是一个懦夫”。但事实上他又不是一个完全的懦夫，然而他却缺乏奋争的勇气。所以，他唯一可走的路就只有一条：“处处让步”，继续在矛盾和苦闷中苦苦挣扎。
　　高觉新生存在一个思想观念极其腐朽的封建大家庭里。这个家庭就像一堵必然要倒塌的墙，里面却必须有人顶住，这样才能够拯救那些受到“倒塌”威胁的家人。高觉新恰恰就是高公馆的那个顶墙人，而弟妹们却成为了可以暂时安全逃脱的家人。同时，高觉新又生存在一个新旧思想、伦理都进行着激烈冲突和斗争的动荡年代里。于是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牢牢地套住了高觉新，高觉新的命运充满了矛盾，他的人生道路代表了第三种命运：应该反抗却没有反抗，既不甘心维护旧制度，又没有勇气走新道路，由此成为封建制度的牺牲者。
　　高觉新的悲剧是封建社会造成的，也是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造成的。高觉新最终没能走向新生，是因为封建思想的束缚，封建思想是如此沉重，以致他的反抗是微不足道的，是徒然的。“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而且即使流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５］因此，高觉新就成了那个社会和时代的悲剧。高觉新的悲剧预示着封建家庭的没落和灭亡，预示着封建制度必然走向崩溃和灭亡。
　　
　　参考文献：
　　［1］樊浩.中国的伦理概念系统及其文化原理.复旦学报，1993，（3）.
　　［2］李楠.老舍小说与家庭文化.南都学刊，1999，（5）.
　　［3］郭永玉.孤立无援的现代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47.
　　［4］曹书文.家族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192.
　　［5］鲁迅.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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