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间性视域下典籍译者的文化自觉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王阿荣

　　摘 要： 本文以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为切入点，在许明武与葛瑞红宏观的翻译与文化自觉的理论构架下，从文化间性的视域对聊斋名篇《婴宁》的英译进行美美评价和分析，论证了译者的文化自觉在典籍翻译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文化间性 文化自觉 典籍翻译 美美评价 《婴宁》
　　
　　“文化自觉”这个名词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1997年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学人类学研讨班的闭幕发言中提出来的。费孝通先生从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问题中看到了文化自觉，进而扩展到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文化自觉问题。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全球的大背景下，西方文化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冲击着中国文化，而在中国文化的内部，又出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中国文化如何连接传统和现代，沟通西方和东方呢？这一问题的探讨要借助文化间性的视域，从文化间性的历时观看，典籍翻译要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对话；从文化间性的共时观看，典籍翻译要求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对话。在对话的过程中译者要有一种文化自觉，使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样性和传承性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理念。
　　
　　一、文化间性、文化自觉与典籍翻译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引入文化间性的视域，扩大文化自觉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就十分必要了。文化间性是“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继主体间性、语言间性后提出的文化哲学术语，指国际各民族不同文化间的可交流性”［１］。这是从共时性角度对文化间性的解读。从历时性层面看，“文化间性也指同源文化不同历史时期的主体间性”［２］。文化间性来源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是他的交往行为理论中的主体间性在文化领域的具体表现。主体间性和文化间性的前提在于存在异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作为交往主体在翻译文本中是存在相异性的，要将不同的文化主体统一于译本，要求主体间进行对话和协商，以一种“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文化自觉理念来产生既方便译语读者理解和接受、又包含源语文化特质的“和谐”的译本。
　　翻译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是继承本国文化和吸纳外国文化的重要手段，而翻译本身是“一种涉及到不同文化背景的目的性行为。而目的是自觉的一种表现，因此翻译是一种自觉的文化活动”［３］（许明武、葛瑞红，2003:102）。尤金・奈达（Eugene A.Nida）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熟悉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４］巴斯奈特（Bassnett）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她将译者、语言、文化三者的关系比作外科医生、心脏和肌体之间的关系，文化是肌体，语言是心脏。正如医生做手术不能忽视身体周围的肌体组织，译者在翻译时也无法忽视文化这个载体。［５］典籍翻译涉及语内翻译（从文言文到白话文）与语际翻译，对译者要求较高。译者必须有“自知之明”和“他知之明”，通晓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和西方文化。而这三种文化在译本中的冲突和契合呼唤译者高度的文化自觉。这里的文化自觉不仅指“每个文明中的人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反省，做到有‘自知之明’”，而且要求“在欣赏本民族文明的同时，也能欣赏、尊重其他民族的文明”［６］（费孝通，2005:316），最终实现不同文化间的和而不同。这是一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理念。要求译者站在人类学与美学的高度，用美美之心来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衔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
　　典籍翻译负载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对典籍的英译是一个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对话的过程。无论是语际翻译还是语内翻译都要求译者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本文选取古典名著《聊斋志异》中的名篇――《婴宁》的英译作为研究对象，从文化间性的视域探讨典籍翻译中译者的文化自觉的体现，并对其进行美美评
　　价，以期能丰富文化自觉的内涵与外延，从而用文化自觉来指导典籍翻译这一自觉的文化活动。
　　
　　二、文本的文化价值
　　
　　《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短篇小说集的珍品，19世纪中叶传播到国外，已有英、法、德、俄、日等二十多个语种的译本。作者蒲松龄是一位久试不第的秀才，社会边缘人物的文化身份使他以写鬼写妖的方法来刺贪刺虐。《聊斋志异》虽刻画的是狐妖鬼魅，但作者的立足点是广阔的社会文化现实。《婴宁》是聊斋志异中的名篇。少女婴宁狐母生，鬼母养，“容华绝代，笑容可掬”。作者倾注大量笔墨写婴宁之爱笑，她时而捻花一笑，时而倚树狂笑，时而狡黠一笑，时而孜孜憨笑，连结婚拜堂都笑得无法成礼。但在封建礼教束缚下，少女要笑不露齿，笑不出声，否则就有悖纲常，有失检点。篇末，爱笑少女婴宁的笑声戛然而止，凸显了人性美被摧残的悲剧。这样一个鲜活的负载着丰富文化内涵的人物形象与爱哭的林妹妹站在一起，用自己的悲剧命运向人们揭示了封建礼教文化对人性美的摧残。因其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婴宁》被选译的频率比较高。本文所分析的是美国著名中国语言文学研究学者丹尼斯・马尔和维克多・马尔翻译的《聊斋志异选》［７］（Strange Tales from Make-do Studio）中的《婴宁》一篇。
　　
　　三、文本的“美美”评价
　　
　　典籍翻译中的译者文化自觉是指译者对本国传统语言与文化的自知、自信和对他国语言与文化的他知、尊重。“美人之美”主要表现在尊重原作产生的文化土壤。这里的美并不是狭义的美，而是指文化的本来面目。在这个意义上的“美人之美”就是要尊重原作的文化意象、文化隐喻和文化社会结构。但如果在译入语中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文化词，就可以转换或明晰化原作的意象、喻体，达到各美其美，和而不同。
　　下面分别举几个例子来进行文化意象、文化隐喻和文化社会结构各个方面的美美评价：
　　例一：聘箫氏，未嫁而夭，故求凰未就也。(蒲松龄，2001：50)
　　He had been engaged to a girl of the Xiao family，but she passed away before they could be married，so his phoenix-mate was as yet unfound.(Denis C. & Victor H.Mair，2001:，51)
　　这里的“求凰”有中国文化之美。“求凰”是求妻的代词，源于古代凤凰的文化意象。凤凰是传说中的百鸟之王，雄的为凤，雌的为凰。古代“凤凰”指高贵的女子，尤指皇室贵族女子。凤求凰指男子对自己心仪女子的爱慕和尊重，西晋才子司马相如曾以“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来表达对卓文君的爱慕，传为佳话。后人根据他们的爱情故事谱曲“凤求凰”，流传至今。译者直译为“phoenix-mate”，但英语中的“phoenix”与汉语中的不同。在西方神话中，phoenix是不死鸟，长生鸟，与“复活”、“再生”有关。西方文化中凤凰经历涅磐重生的文化寓意显然与文中“凤求凰”继而琴瑟和声、举案齐眉的美好意蕴相去甚远。因此译者在这里虽作出了努力，在“phoenix”后加上“mate”，但未考虑到文化意象在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中的差异，还是未能达到美美与共的境界。笔者认为不妨意译：“so he was still singled.”
　　例二：生见游女如云，乘兴独遨。(蒲松龄，2001：50)
　　Seeing that young women were out walking in droves， Scholar Wang gave into the impulse to stroll by himself.(Denis C. & Victor H. Mair，2001:，51)

　　古代女子平时养在深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上元节可以解禁。平时足不涉户的闺阁女子，乘此机会可以与意中人谈情相会。宋辛弃疾《元夕》词云：“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形象生动地展现了元宵灯会情人们急于约会望眼欲穿的心理。“男妇嬉游”是唐宋以来元宵节的一大人文景观。一群平日被禁锢在深宅大院的女子三五成群地盛装郊游，当然是莺莺燕燕，衣袂飘飘，如云朵般飘逸美好了。在平时被寡母管教甚严的王生眼里更是如仙女乘云来到凡间，其间的美自不待言。但如直译为如云一般的女子恐怕不会使目标语读者产生同样美好的意境。译者将其译为“young women were out walking in droves”丧失了原文的审美意境。“drove”本意为成群的牲畜，也可表示成群的人，但它只写人之多，未写人之美，与前文如云的女子给人的美感相比大打折扣。
　　例三：女曰：“葭莩之情，爱何待言。”生曰：“我所为爱，非瓜葛之爱，乃夫妻之爱。”女曰：“有以异乎？”曰：“夜共枕席耳。”女俯首思良久，曰：“我不惯与生人睡。”(蒲松龄，2001：62，64)
　　Between relatives love goes without saying，
　　“What I mean by love is not the love between gourds on the same vine， but the love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What makes that different?”
　　“They share pillow and mat at night.”
　　The girl lowered her head in thought for a long while，then said，“I’m not used to sleep with people I don’t know well.”(Denis C. & Victor H. Mair，2001:63，65)
　　这段对话是《婴宁》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一段，婴宁“呆痴裁如婴儿”的性格跃然纸上，同时又携带了丰富的传统文化社会结构信息。中国古代家族本位，且一个家族里内外亲疏有别，男女有别，对女子从小进行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教育，但王子服和婴宁的谈情说爱却令人耳目一新。译者的文化自觉意识决定了此段翻译的质量。葭莩是苇杆里的薄膜，指较疏远的表亲关系，泛指亲戚间的感情。译者采用了抛弃原文意象意译的方法。这句在原文中是婴宁对王生说的话。王生说自己是爱拈花之人，婴宁却把这爱理解成了葭莩之爱，婴宁之母是王生的姨母，在古代内外有别，姨母是较疏远的亲戚。婴宁故意逗王生，“我们是亲戚，你爱我那还用说吗？”可见婴宁憨痴纯洁的个性。但译者把这句话以常识的口吻单列出来，似乎是叙述者的插入语，达不到原文的效果。笔者提议译作：“Of course we should love each other because we are maternal relatives.”
　　在译“我所为爱，非瓜葛之爱，乃夫妻之爱。”时译者转化了原作的意象。瓜葛都是藤蔓类植物，关系密切，指血亲之爱，比葭莩之爱更亲密，表现了王生急于向心上人表明爱意的心情。译者在此译为“the love between gourds on the same vine”，把同是藤蔓类植物的意象转化为长在一条蔓上的葫芦，既形象又保留了原作的意蕴，达到了各美其美的效果。
　　王生与婴宁的这段对话极具戏剧性和美学效果。婴宁故意表现得憨痴可爱，一步一步让王生表明心迹。可在痴情的王生绞尽脑汁，终于吐露他对婴宁的爱是夜共枕席的夫妻之爱而非亲戚之爱后，婴宁却回应了一句“我不惯与生人睡”，令人喷饭。戏剧效果和美学效果很强。译文略去了原文的众多“曰”，再现了原文的戏剧性场景，使这段译文节奏紧凑，可与原文媲美。只有明白中国古代男女有别，尤其是女子要遵从三从四德，原文和译文的戏剧性才能凸显出来。译者具备了这种文化自觉，很好地传达了原文的戏剧性和美学效果。
　　但是，文中也出现了因文化自觉缺失而导致的误译。如“有女郎携婢，捻梅花一枝”译为“There was a women walking arm-in-arm with a maid and toying with a twig of plum blossoms.”(Denis C.& Victor H.Mair， 2001:50，51）古代封建制度等级森严，小姐和丫头郊游时当然不能像朋友一样手挽手，肩并肩了。笔者提议改译为：“There was a young lady attended by her maid， holding a twig of plum blossoms between her fingers.”还有一处，“未几，婢子具饭，稚尾盈握。”译为“Soon the maid served a meal. On the table was a dish of young chickens small enough to fit in the palm of one’s hand.”(ibid:58，59)译者对“稚尾盈握”的理解有错误，国家教委古籍整理［七・五］规划重点项目丛书中，对这个词的解释为“指菜肴中家禽的肥嫩，古人认为鸡鸭之类的幼禽，尾部抓着还不满一手，是属于不该吃的东西（语出《礼记・内侧》――雏尾不盈握，弗食。）‘稚尾盈握’意味着已经丰肥可吃”［８］（刘烈茂等，1996：58）。正因为文化自觉的缺失，译文与原文所表达的意思南辕北辙，恰恰相反。还有一处“母令与少女同寝止。”译为“the mother made her stay with the other young women.” (Denis C. & Victor H.Mair， 2001:68，69）这里“少女”的翻译不妥。这句话意为王生的母亲让婴宁和小女儿住在一起。［９］少女是小女儿的意思，而不是现代汉语中年轻女孩的意思。笔者提议译为：“the mother asked Yingning to stay with her young daughter.”可见文化自觉意识的缺失会导致对文本的误读进而误译，更谈不上美人之美，美己之美，各美其美了。
　　
　　四、结论
　　
　　典籍翻译涉及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民族性与世界性。要求译者既要有“自知之明”，又要有“他知之明”。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提高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需要，由内而外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已成为当务之急。这是一个由文化自卑到文化自信的过程。译者只有本着对本国传统语言与文化的自知、自信和对他国语言与文化的他知、尊重，才能实现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末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理念，促进异质文化间和同源文化间的对话交流。
　　
　　参考文献：
　　［1］韩红.文化间性话语中语义研究的自我理解［J］.外语学刊，2004，（1）.
　　［2］郑德聘.间性理论与文化间性［J］.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4）.
　　［3］许明武，葛瑞红.翻译与文化自觉［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
　　［4］Nida，Eugene A.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
　　［5］Bassnett，Susan.Translation Studies［M］.London: Routledge，1980.
　　［6］费孝通.费孝通九十新语［C］.重庆出版社，2005.11.
　　［7］蒲松龄.丹尼斯・马尔，维克多・马尔译.聊斋志异选［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1.
　　［8］刘烈茂，欧阳世昌等.聊斋志异选译［M］.成都：巴蜀书社，1996.
　　［9］蒲松龄原著.白话全本聊斋志异［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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