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澳大利亚TAFE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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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澳大利亚TAFE模式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的问题,借鉴澳大利亚TAFE教育模式,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的策略,加速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转化,提升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质量。
【关键词】TAFE模式;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
【中图分类号】G7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94(2019)05-0090-04
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转移农村劳动力,加速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转化,同时解决用工荒、用工难问题。笔者分析澳大利亚TAFE教育模式的成功经验,结合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的问题,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的策略,加速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转化,提升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质量,满足和适应城市转型升级而出现的用工需求。
一、澳大利亚TAFE模式及其特色
1澳大利亚TAFE模式与职业教育
TAFE(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是澳大利亚技术与继续教育的简称,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一种模式。经过20多年的发展,澳大利亚的TAFE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职业教育体系,将学历教育与高等技术岗位培训相结合,教学组织形式由传统的学徒制发展成为模块化的班级授课制,是澳大利亚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澳大利亚的TAFE体系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1)澳大利亚资格认证框架AQF(Australia Qualification Framework)。早在1995年,澳大利亚政府为了保证其职业教育的整体质量,开发建立了澳大利亚资格认证框架AQF,共分12级,构建了初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之间以及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之间的通道,制定了各类证书、文凭、学位之间相互沟通与衔接的具体标准。该标准在高中阶段就开始引入。
(2)澳大利亚职业能力认证框架ARF(Australian Recognition Framework)和教学与培训包TP(Training Package)。澳大利亚资格认证框架AQF主要包括澳大利亚职业能力认证框架ARF(Australian Recognition Framework)和教学与培训包TP(Training Package)两大主体内容。职业能力认证框架ARF是界定各州政府教育职权、监督培训部门的注册和审计、进行课程鉴定的国家标准;尤其培训包TP是由行业培训顾问委员会(ITAB)制定,经澳大利亚国家培训局(ANTA)批准后颁发,包括详细的具体的技能能力标准、全国统一的一整套培训计划、各行各业不同岗位和等级的资格体系和评估指南。培训包TP在互联网上发布,并引导学生学习查阅。
(3)质量培训框架AQTF(Australia Quality Training Framework)。它是一套全国标准。是由国家培訓质量委员会(NTQC)组织、各州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管理机构以及各行业共同参与开发,目的是确保注册的教育培训机构身份合法、有资质,以及他们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全国有效。一般AQTF根据市场情况间隔五年修订一次。
2澳大利亚TAFE模式特色
(1)国家政府部门组织,行业参与开发标准,体现市场导向。为了不断完善澳大利亚的TAFE模式,政府一直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组织者,TAFE学院作为实施者,各行业企业作为参与者,三者共同开发全国统一的资格标准体系,将澳大利亚的证书、学位和职业要求一一对应,使教育界与产业界都认可TAFE学院的能力标准和证书体制。由政府部门组织,行业参与开发的标准,及时与行业企业形成互动,极大地推动了职业教育适应市场的发展。有利于教育资源共享,打通各学历层次之间的衔接,对TAFE的进一步发展是极为有利的,更有利于TAFE学院适应市场需要的不同层次,从而体现TAFE模式的市场导向。
(2)办学机制灵活,实施方式多样,注重实践能力考核。TAFE学院采用了“一所学校、多种学制”的灵活、多样教育培训机制。既有正规的,也有非正规的;既有全日制的,也有业余培训等,可以针对根据培训的需要来制定,学制有长有短,灵活多样。另外,TAFE学院的专业、课程设置也都非常灵活,由政府及企业所签订的培训协议需求而定。同时,TAFE学院的学生来源也是灵活、广泛,没有特殊限制,不分民族与国籍,招生范围从初中毕业生到退休老人,全民招生,享受终身教育机会。不需要参加入学考试,人人都有资格成为TAFE学院的学生,真正做到全民教育。
TAFE学院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也灵活多样。教学场所可以是课堂,也可以是工作现场,或者模拟的工作场所,当然也可以网络教学。TAFE学院的课程考核方式也灵活多样,考核方法就有10多种,要求教师选择两种以上的方式进行综合考核,可以是角色扮演、模拟操作结合,也可以是案例分析、工件制作和观察法相结合等,以确保考核公正、严谨。综合考核注重实践能力鉴定,理论考核较为宽松。
(3)投资管理市场化,师资来源严格要求。澳大利亚TAFE教育已经建立了政府、企业和学校市场化的投资管理体制。TAFE学院的办学资金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政府投资,占主导地位,在政府拨款中,又分联邦政府拨款和州/地方政府拨款。但是这部分资金不是政府直接划拨,是通过市场化运作,引入竞争机制,就是政府向各TAFE学院购买某项培训,计算经费,TAFE学院实施培训,考核达到要求,政府购买培训服务;二是学院自筹,占比较小;三是学生交纳的学费。TAFE学院通过市场化运作,为企业、公司以及社团提供有偿服务获取资金。
由于TAFE学院的投资市场化管理,这样对教师的来源要求非常严格,其师资由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构成。专职教师一般要求有3年以上的企业工作经验,并且获得相应的专业资格证书,掌握相关专业技能。TAFE学院的兼职教师选聘也有严格的选拔。一般从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中选拔。兼职教师学历可以不高,但是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技术能力尤其重要。另外,为了适应社会与行业发展的速度,TAFE学院的教师必须定期知识更新和企业实践。 (4)学员具有终身学习理念。TAFE职业教育体系完善,建立了澳大利亚资格认证框架AQF、培训包TP和质量培训框架AQTF,架起了初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之间以及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之间的桥梁,TAFE学分和职业资格证书在各级政府、行业企业之间互认,各类型、各层次的人员在TAFE学院都能找到对应的课程和学习方式。
二、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的困境
农村劳动力转移,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用工难,用工荒”问题的关键举措。但是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是社会转型时期特殊的社会群体,自身总体素质不高,与工业化、城镇化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因此,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教育培训迫在眉睫,从而使他们掌握城镇建设需要的劳动技能,有效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和社会融合,推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近年来,国家也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进行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在执行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还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市民转化。
1政府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政策落实难
随着产业转型升级的深入,政府越来越重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2003年,教育部、农业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联合制定了《2003—2010年全国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总体规划》,2004年又共同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政府部门相继出台了许多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系列文件。但是这些政策的落实有一定的困难。一是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管理工作由多个部门联合管理实施,培训项目、培训渠道和培训方式各自为政,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培训市场的管理混乱,从而落实难;二是新生代农民工培训项目的运行机制欠缺,上级部门分任务、下指标,下级部门抓落实、搞摊派,没有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缺乏相应的激励和监管制度,导致教育培训敷衍了事、“短期化”倾向严重,只是为了培训而培训,不顾培训的质量、特色和效果。由于培训管理和运行机制的问题,导致政府在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政策落实难,进而政策实施的对象没有受益,这样,新生代农民工还是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不能有效市民转化。
2新生代农民工学习渠道不畅
据《中国农民工调查报告》显示,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有六成以上没有参加过任何技能培训。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主要工作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的,整天忙于工作和加班,获得学习的机会较少。他们想获得培训,但是没有渠道。一是没有资格参加职业教育机构的教育培训。在我国,职业教育机构主要通过中、高考录取的渠道招收学生,没有专门开通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招收和培训渠道。教育机构主要是进行学历教育,技能培训只是教育机构服务社会的小部分内容。想学技能的新生代农民工很难得到有资源的职业教育部门的培训和教育;二是用工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的短视化。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职培训参与率只有37%。说明用工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积极性不高,投入较低。他们只追求企业的短期利益,忽视新生代农民工的培养。
3新生代农民工接受教育成本高
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职业教育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越来越高。新生代農民工苦于经济的限制,职业教育的入学学费较高,对他们来说是一笔不菲的开支。这样,有教育培训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因负担不起培训费而不能参加培训。虽然,近几年国家政府部门加大了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职业教育的力度,通过政府购买培训服务的方式开展免费教育培训,但农民工由于时间的关系往往放弃职业技能的培训和教育。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一般是时间长、劳动强度大,许多是自愿加班,延长劳动时间,以增加收入。他们不愿意牺牲工作时间参与职业教育技能培训。从经济和时间上看,新生代农民工接受教育的成本较高,他们从心理上对接受教育培训的意愿不强。
4新生代农民工学习意愿不强烈
截止2017年末,全国新生代农民工总量为1亿多人,而且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很低。其中文盲占1.2%;小学文化程度占18.7%;初中文化程度占70.1%;高中文化程度占8.7%。他们背井离乡,进入城市,目的就是挣钱养家糊口。由于受到自身受教育程度低和社会的双重影响,他们对教育培训的意愿不够强烈,安于现状,融入城市的困难重重。他们认为技能培训和理论学习只会浪费时间,农民工就是卖苦力的,学习无用论甚至影响到对下一代的培养和教育。由于自身条件和学习意愿,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转化。
三、基于澳大利亚TAFE教育模式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路径研究 1政府重视,政策精准
澳大利亚TAFE教育是政府部门主导、组织国家层面的职业资格认证框架,行业企业参与具体的职业培训包的制定,然后在各州推广实施,这个培训包各州政府和各行业企业都认可,社会影响力较强,实施面广。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教育中也应该借鉴TAFE模式的职业教育体系,政府教育部门联合专业部委和行业企业联合会,针对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的职业岗位编制职业教育培训包,规范岗位技能要求和培训内容,统一标准,将岗位技能划分为不同等级,在全国推广,由职业教育机构和社会培训机构按照执行,实行同一工种,统一培训内容和考核标准。这样,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培训获得相应的学分积点,可以累加,可获得更高的技能等级。在不同省份、不同时间学习的学分积点互认,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学习的兴趣和获得感。同时,针对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的具体工种、岗位精准施策,量身定制培训内容和考核标准,让每一个新生代农民工,不管你从事什么岗位都能对应你的教育培训需求,找到学习培训包进行学习,提升技能,实现全面教育,更快地市民化。
2建立教育培训机制灵活的学习方式
TAFE教育中的实施者是TAFE学院。它根据澳大利亚职业资格认证框架和培训包的要求,开展“一所学校、多种学制”的灵活、多样教育培训机制。可以参加正规的学历教育,也可以参加非正规的短期培训学习;如果你有时间,可以全日制的学习;如果你时间有限,可以参加业余培训,可以针对培训的需要来制定,学制有长有短,学习方式灵活多样。我国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也可以借鉴TAFE的经验和学习模式。我国的职业教育结构在招生、学制设置、学习方式和考核方式上可灵活多样,但是学习内容严格按照培训包的内容和技能标准的要求。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数量较大,年龄、文化程度各异,各自的工作岗位需求不同,学习的内容也不同,这样就要求我们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要因人施策,设置灵活的学制和学习方式。比如职业教育机构在招生机制上,应打破传统的考核录取体系,使每个公民都有资格报名学习。教育主管部门针对职业教育机构的考核也要进行改革,灵活施策。 3投资主体多元,倡导主动受教育观念,形成社会影响力
澳大利亚TAFE教育的经费来源虽然以政府投入为主导,但是学院自筹经费和学员学费也是有力补充。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政府的投入也比较大。2014年至2016年,中央政府投入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工程12.5亿元。但是政府的经费投入要精准,好钢要使在刀刃上,将有限的经费发挥巨大的效益。另外,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鼓励用人单位或行业企业、社会名流设立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基金,投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参与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帮助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素质,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加速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转化。还有就是新生代农民工要建立学习培训要花费金钱的理念,自己出资参加培训,倡导主动受教育观念。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的现实条件和困难,可以发挥金融杠杆的作用,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目前的小投入,通过教育培训,提升技能,未来高收入,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培训中获益,提高其参与教育培训的积极性,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形成社会影响力,树立受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典型,使新生代农民工看到希望愿意为自己的未来投资,同时也解决新生代农民工教育资金的问题。
4以立法的形式,促成“培训—就业—市民化”的长效机制
由于TAFE职业教育体系完善,全社会对TAFE职业教育的认同,澳大利亚人人参加TAFE学习,为全民教育和终身学习提供了坚实基础。当前,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城镇化建设的主力军,但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普遍偏低,文化程度不高,个人自愿参加培训的意识薄弱,并且60%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参加过职业教育和培训。国家可以通过立法的形式规定所有新生代农民工均须参加继续教育与培训,突破口就是用工企业,法律规范用工企业必须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职业教育培训;落脚点是中、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目前,我国中、高等职业教育机构数量较多,分布城市较广,离新生代农民工和用工企业较近,他们利用现有的教育资源,开展形式多样的针对各个层次各个工种的教育培训,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的权利,在社会上形成“就业靠竞争,竞争靠技能,技能靠培训”的长效机制,从而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形成终身学习的理念,进而实现高技能就业,加强市民转化的竞争力。
综上所述,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刻不容缓,需政府、企业、职业教育机构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四位一体,全方位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服务意识,提升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质量,加速市民转化,增强我国劳动生产力的竞争力,服务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解决企业的用工难、用工荒问题,继续推进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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