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市民化意愿：基于文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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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在国家日常社会、经济活动中扮演的角色愈加的重要，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给城市带来巨大发展，但他们对自已是否在城市定居的意愿却并不明确，其中有各种意愿在影响着他们的去留。本文在现有的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影响流动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全面综述，同时以时间为线索，考察了居留意愿的纵向变化趋势，为全面深入的分析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居留意愿提供参考和建议。
　　【关键词】居留意愿 影响因素 流动人口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工业化、城镇化的进一步深化，流动人口已经成为城市化建设的主要力量，国家卫生计生委与2016年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显示，我国的流动人口规模达到2.47亿人，每六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流动人口。流动人口在国家日常社会、经济活动中扮演的角色愈加的重要，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外出是我国加快推动城镇化进程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华丽篇章的时代注脚。（钱文荣，2013）
　　目前关于居留意愿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部分是利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来研究居留意愿问题（朱宇，2004;陈文哲、朱宇，2008;孙承杰，2005）;另一部分则是利用数量统计模型对居留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盛亦男，2016;李珍珍，2010;罗恩立，2012）。这些研究给探索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提供了良好的研究素材，
　　一、流动人口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1.个人特征
　　个人特征主要包含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等。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受教育程度等等在流动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有研究表示男性相比于女性，更容易在城市劳工市场找到心仪工作，因此男性农民工更愿意定居城市（姚俊，2009）;一些学者研究都表明年轻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具有更强的留城意愿（侯红娅等，2004）。有学者表示职业类型总体上显著影响农民工居留意愿（罗恩立，2012），受雇农民工与自雇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影响因素也存在一定的显著性差异（李树茁，2014）
　　2.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包含婚姻情况，家庭成员随迁情况，住房条件等。婚姻因素对居留意愿的影响没有达成共识，有学者（王桂新，2010）认为婚姻能显著影响居留意愿，有学者认为（黄乾，2008）婚姻的影响不显著。从某种意义上说进城务工人员定居城市的标志是在城购房，因此住房性质会显著影响居留意愿，自购房农民工留城意愿强于租房农民工（周建华，2014）。举家迁移到城市务工的农民工更容易在城市定居（戚迪明，2012）。苏丽锋（2017）的研究显示本地家庭规模较大、子女在本地居住对市民化具有明显的提升效应。
　　3.社会因素
　　包括经济收入，社会关系网络，家乡联系，社会保障等。经济收入是研究市民化意愿必不可少的一环，从以往研究来看收入越高者越愿意留在城市（夏怡然，2010;肖艳平，2012），王春兰（2007）认为真正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有影响的应该是收入与支出两项的综合结果。有学者的研究表示与家乡联系越紧，流程意愿更低（黄晨熹，2011），同时社会融合程度越高，与城市居民交集越多，越倾向于留在城市。王桂新（2015）考察我国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状况及其市民化意愿发现就业保障、社会保险、住房保障及教育保障等社会保障状况对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尤以养老保险和子女教育等社会保障状况的影响更显著。
　　4.心理因素
　　姚值夫（2014）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务工动机、农村生活、城市生活境遇等的认知，农民工的经济动机和非经济动机（悦中山等，2009）。胡军辉（2015）采用HLM模型指出了群体间和群体内的相对经济剥夺感受在塑造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中的反馈结构，指出农民工市民化意愿随相对剥夺感增强而强烈，但边际意愿倾向递减。心理融入水平从主观意愿和客观体验两方面影响着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张华初，2015）。张鹏等（2014）研究发现，幸福感和社会融合对于提高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落户意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5.其他因素
　　除了上述四类被学者纳入分析模型意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因素被引入模型来观察市民化意愿的变化情况。流动人口进城在客观上受到巨大经济利益的推动和拉动，但是户籍制度的影响仍根深蒂固（孟兆敏，2011）。朱宇（2004）表示即使没有户籍制度这一障碍，流动人口中的大部分还是没有把在流入地定居作为其最终目标。也有学者表示户籍制度的存在增强了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的意愿（夏顯力，2012;王春兰，2007）。刘茜（2013）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将来自不同组织类型的社会资本分为强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和弱关系型政治两类，认为政治社会资本比一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更大。流动因素也是不可忽略的影响因素，流动时间越长越愿意留在城市的认识基本达成共识（杨雪，2017;周元鹏，2010），当进城务工人员被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吸引，户籍地与工作城市的巨大落差会影响居留意愿，尤其是新生代流动人口。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在不同的城市，采用不同的抽样方法和分析方法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进行研究，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国内关于城市定居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框架愈加成熟，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法不断的丰富着相关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影响居留意愿的因素方面存在许多分歧，不同学者得到的结果不尽相同，有些研究结论较为一致，但是，有些研究结论还存有争议（张航空，2014）。各个议题的研究对象不同，所使用的主要数据或数据组合不同，这一些差异都表现出我国流动人口的复杂性。研究的多样性是学术繁荣的一种体现，同时也应该重视与此相关联的一些问题。
　　（1）由于研究对象、研究地区的不同，并且研究数据选取的不同，研究形成“各说各话”的现象，不同研究争论加大。男女性别居留意愿强弱的争议，户籍制度对居留意愿的影响争议，各类影响因素显著性争议，特别是对流动人口整体居留意愿的预期上，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整体偏弱，有的学者指出当前流动人口留城意愿强烈。
　　（2）目前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大多为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的数据，推断全国性情况的代表性欠缺。具有特定地区的研究结果并不具有普遍性，所得的结论仅仅具有比较和启示的作用，地区变量是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今后的研究还需范围更广，数据更有代表性的居留意愿研究。
　　（3）研究数据的获取大多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不可避免的会遇到抽样框选择的问题，多数研究因抽样存在缺陷导致数据代表性和真实性不够。目前获取城市外来农村劳动力代表性和真实资料是我国劳动经济学实证研究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数据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也导致了研究结论的大相径庭。
　　（4）研究所分析的居留意愿可以算是一种“未来决策”，使用截面数据分析未来的决策，准确性是值得怀疑的，纳入模型中的一些数据缺少时间维度上的延展，例如家庭成员变化、社会经济因素改变等，这些因素的发生、迁延与演进过程与居留意愿的显著性变化是不可知的。因此需要对模型中的一些数据进行持续行的追踪，
　　二、总结
　　调查一般将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分为“愿意定居”，“说不清楚”以及“不愿意定居”三个维度，笔者发现愿意留在城市人口比例增加的同时，“说不清楚”意愿的人口比例却大多稳定在三分之一，这说明居留意愿的增长态势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对于这类流动人口的研究，弄清迷惘的原因，寻找合适的方法加强其对留城的意愿对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同样重要。在省内流动成为常态的大背景下，各地政府更应该相应中共十九大的号召，紧抓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尤其是中小城市，要主动承接大城市的扩散效应和城市集群的联动效应，大、中小城市紧密联系，集体抓好新时代的中国特色新型城市化建设。市民化不只是给与流动人口市民的身份，还需提供优质的社会保障，正确审视流动人口的需求，建立相应的社会保护体系是有必要的，特别是在流动人口愈加注重长期保障问题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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