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城市群经济中心的选择与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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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中心城市的选择与建设是城市群发展壮大的首要任务，在京津冀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过程中，其经济中心如何选择一直是各方争论的焦点。本文从经济中心的理论基础和区域意义入手，通过梳理世界级城市群核心城市的形成特点，基于城市间联系度和城市中心职能强度模型评价，确定了以北京、天津、石家庄为支撑的“一主两副”经济发展中心，在明确各级中心定位的基础上提出培育建议。
关键词：京津冀城市群 经济中心 城市间联系度 城市职能强度
世界级城市群核心城市的特点
（一）雄厚的经济实力
就经济发展总体看，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多是本国的工商业、金融和经济中心城市，是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例如伦敦之于英国、纽约之于美国、东京之于日本和巴黎之于法国。在经济规模上，国际大都市以其庞大著称，占一国经济总量的比重相当大，不少城市甚至占到20%，2015年東京占日本GDP总量高达60%以上（据世界银行数据推算）。2013年世界银行将人均GDP超过12616美元的国家和地区划分为高收入国家或地区，将人均GDP4085-12616美元划分为中上收入国家，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人均GDP数值远超于这些标准。
（二）巨大的人口规模
当今主要国际大都市在20世纪实现了人口规模的重大扩展。其中，有些城市仍然保持着快速增长势头，有些城市已经进入人口收缩阶段，有些城市出现人口收缩后的再回升，这都是城市成熟性、成长性和城市重整复兴的标志。20世纪，日本人口增加了2倍，东京都的人口增加了5倍，而较东京都行政区划范围更大的“东京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之一。
世界级大都市普遍进入人口缓慢增长阶段，近年来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都以每年0.8%-1.0%的年均增长速度在缓慢增长，而由于人口基数大，人口规模仍然在全国总人口中占据显著份额，在国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东京、巴黎、纽约、上海人口都在千万人以上，伦敦、芝加哥人口也近千万人，2015年东京市人口达1339万人，东京圈高达3592万人（数据来源：日本国家统计局）。
（三）第三产业占优势的产业结构
1970-1990年代，是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转换和优化时期，国内产业和就业构成均发生了质和量的转化，以服务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成为发达国家的主导产业，形成了所谓“后工业化社会”的产业特征。无论是1980年代末期的纽约、伦敦、东京，还是1990年代初期的香港和新加坡，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均在60%以上，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比例也都在60%以上（见表1）。
（四）高端的现代服务业
现代服务业主要是指依靠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理念、管理方法、组织形式发展起来的，主要为生产者提供服务的行业。如占主导性的金融保险、商务服务等高增长服务部门;网络服务、第三方物流服务等新兴服务业部门;以及进行了部分新技术、新转型的传统服务业部门。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化的不断推进，金融业在一个国家和地区内的重要地位不断提高，就目前的国际大都市来看，金融服务业在服务业中的地位都排在前三位。从历次伦敦金融城GFCI国际金融中心指数排名来看，纽约、伦敦、香港与新加坡始终占据国际金融中心排名的前四位。纽约拥有全球最大的黄金交易市场、期货交易市场、美元结算中心与世界第二大外汇市场。伦敦是全球最大的外汇交易市场、国际保险市场、基金管理中心、有色金属交易市场与欧洲期货交易市场。2011年，伦敦金融和专业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占伦敦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约为15%，该行业创造的增加值约占伦敦整个城市增加值的28.3%。
（五）重要的交通枢纽
便利的区位条件为城市发展节约交通成本，有利于城市的对外交往，所以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大多都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或港口（见表2）。纽约有3个国际机场，其中著名的肯尼迪国际机场承担着美国50%的进口货物空运业务和35%的国际客运业务，另有纽瓦克自由机场和拉瓜迪亚机场。而伦敦的航空运输业十分发达，有希思罗和盖茨维克两大机场，其中希思罗机场是欧洲客运量最大的机场。长期以来，伦敦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航运市场，全球所有主要的船舶、造船和租船公司都在这里设有代表机构。
（六）强大的创新能力
国际化大都市的科技资源和科技产业优势明显，成为产生新思想、新技术的基地，表现为科技教育发展水平、高科技人才、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品创新的制度、对研发进行高强度投入的能力等方面的优势，造就了国际大都市作为创新先锋的影响力和作用力。每年日本全国发明专利的42.5%都诞生在东京。2013年伦敦的发明专利授权量为10583项，比2012年的8680项增长21.9%。2013年纽约市的发明专利达到3462项，比2009年增加了83.56%。
（七）较强的核心辐射能力
核心城市对周围城市具有较强的引领和带动作用，由于其作为国际枢纽和控制中心的独特地位，不仅是国内大企业和大企业总部的集聚地，也是跨国公司的首选地。从2014年财富杂志公布的全球500强公司来看，纽约、伦敦、巴黎和东京就占到了97个，全球500强近1/5的总部被四大世界城市所包揽，而剩下4/5的总部分布在222个不同城市。同时，有高科技支持的以视听出版、影视传媒、演艺娱乐、网络资讯和旅游、体育、会展服务为基础产品的文化产业，在世界城市国民经济总产值的份额不断提升，辐射深远。巴黎、伦敦、纽约、米兰等国际大都市一向领全球时尚文化风气之先，无不显示出在文化产品供给上的优势和强势。
京津冀城市群经济中心的选择
（一）城市间的空间联系测度
城市间经济联系量，或称作空间交互作用量，是用来衡量区域间经济联系强度大小的指标，它能反映经济中心城市对周围地区的辐射和联系强度。城市间的空间联系一般具有城市联系强度模型和城市流模型两种形式。城市联系强度模型主要采用引力模型或者改进的引力模型来计算地区联系、中心地联系、城市等级联系、经济联系等。本文采用火车列次代替人次，通过研究城市之间的人流，进一步计算城市间的联系强度。 在Ucinet6软件的支持下，将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各地级以上城市的车次进行可视化处理得到图1。
由此，可以将京津冀城市群按城市关联性强弱关系划分为以下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包括北京市、天津市、石家庄市、唐山市、沧州市、邢台市、邯郸市;第二梯队包括保定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廊坊市、衡水市;第三梯队包括承德市。经济中心应优先选择第一梯队的城市，不仅因为这些城市更易接触市场，而且也更易于与其他城市进行正外部性溢出。
（二）城市中心职能强度分析
中心性的概念是由德国经济地理学家克里斯泰勒提出的，他最早运用电话指数对其进行度量。国内关于中心城市的研究主要从中心城市自身发展状况出发，评价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竞争力。张思锋等（2006）从经济、社会、开放程度、设施环境四个方面构建关于中心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吴良亚（2010）参考“城市价值链模型”和城市竞争力指标体系，从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构建中心城市核心竞争力指标体系;高玲玲等（2015）基于新古典增长模型描述的中心城市对周边区域的作用机制，构建中心城市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鲁金萍等（2015）运用多指标综合度量方法确定中心城市。影响中心城市选择的因素众多，单靠单一指标难以确定，采用指标体系的方式是可取的。然而目前尚未有统一的指标体系，各指标体系由于研究目标、区域特点不同，各有侧重。因此，建立世界级城市群背景下的京津冀中心城市选择需要按照世界级城市群中心城市的发展和现状特点构建科学、具体的指标评价体系。
本文借鉴鲁金萍、孙久文的经验，按照世界级城市群核心城市的发展特点，选取国内生产总值（Gi）、年末总人口（Pi）、产业升级状况（Ri）、金融资产总量（Fi）、货运总量（Ti）、每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Si）、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Ei）、科学技术支出（STi）、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册、件）（Bi）九项指标，分别计算其职能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对各职能指数加总计算算术平均数，求得城市中心职能强度Kei：
对于京津冀城市群范围，本文采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2+11”方案，即整个京津冀地区。结合世界级城市群核心城市特点，选取九个代表性指标，同时考虑到数据的科学性、可得性，所有数据均来自《2015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产业升级指标通过三产产值与二产产值之比求得;由于我国目前缺乏金融资产总量的统计，受相关学者的启发，用金融机构存贷款总规模代替金融资产总量衡量地区的金融发展程度。
根据公式（1）、（2），计算得出京津冀城市群内各城市中心职能强度，借鉴鲁金萍（2015）的划分标准，按照Kei﹥2为一级中心城市、2﹥Kei﹥0.7为二级城市、Kei﹤0.7为三级城市的标准将京津冀城市群进行划分（见表3）。北京、天津Kei值均大于2，并远超其他城市，将二者划分为一级城市，对周围区域的辐射能力较强。尤其是北京作为首都，其金融资产数、科技支出、公共信息提供具有绝对优势。石家庄、唐山Kei大于0.7但小于2，划分为二级城市，其区域辐射能力小于北京、天津，但是大于其他城市，具有一定辐射能力;其余地区为三级城市。
（三）经济中心的确立
考虑到目前天津与北京尚有较大差距，近期还不具备作为一级经济中心的能力，因此仅选择北京作为一级经济中心，即主中心，天津为副中心。唐山虽然按照指标计算结果，勉强划入二级经济中心，但是其距离京津太近（据google地图在线测量，京津行政区距离约为110公里，京唐行政区距离约为150公里，津唐行政区距离约为100公里），在如此小的空间范围内不宜再设副中心。
因此，根据城市间的关联性及城市职能强度分析，结合京津冀各城市的区位及发展现状，选择北京作为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天津、石家庄作为次级中心，其余城市作为外围地区，构建京津冀的核心-外围空间结构。
京津冀“一主两副”经济中心选择的必要性
（一）北京独立承担经济中心面临诸多挑战
在京津冀区域，北京与周围地区相比，无论是人口规模、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还是信息技术都要显著高于周围地区，区域内发展差异比较明显。但是北京作为首都，职能包袱沉重，与之相伴随的环境社会问题也严重制约了北京的发展，独立承担经济中心重担面临诸多挑战。
第一，人口规模持续膨胀带来资源环境承载压力过大。北京作为一个自然资源并不丰富的城市，随着近年来人口增长持续加快，城市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已达极限，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成为城市未来发展的显著制约，给资源平衡、环境承载、公共服务和城市管理带来严峻挑战。2016年年末全市常住人口2172.9万人，其中外来常住人口807.5万人，常住人口的比重为37.2%（数据来源：北京市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口发展中还存在继续向中心城集聚现象，分布極不均衡，其中78%的人口聚集在六环以内。
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区域内人均耕地面积持续减少，2014年北京市人均耕地面积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2.67%。北京作为一个重度缺水的城市，2014年水资源总量20.3亿m3，人均水资源量仅为95.1m3，不足全国人均水资源水平的5%，远低于国际人均水资源量10000m3的重度缺水标准（数据来源：《北京市统计年鉴（2015）》、《中国统计年鉴（2015）》）。目前北京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已达92%，地下水位严重降低，水质恶化日趋严重。同时北京市能源资源严重匮乏，对外依存度极高，自供能源仅占能源消耗总量的6%，且资源利用效率较低，环境污染大，城市规模的快速扩张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第二，资源大规模消耗及空间集聚造成人居环境质量不断降低。除水、土地、能源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沉重压力外，随着城市建设规模的扩张蔓延和资源的大量消耗，交通、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也产生了突出的供需矛盾，“大城市病”现象突出，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问题也愈来愈严重，人居环境、出行环境的质量不断降低，不断威胁到社会的稳定运行，也严重影响到城市发展的动力。 随着人口大量增加和集聚，北京的人口密度不断增加，绿化面积和开敞空间逐步减小。2014年北京市人均绿地、广场用地为5.177m2/人，低于全国7.866m2/人的平均水平。同时，水、电、气、热等城市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也滞后于城市快速发展的需求，居住生态环境质量的进一步提升受到较大制约。另外，城市交通拥堵问题严重。2000年以来，机动车保有量以年均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至2011年6月底已超过490万辆。2010年，全市常发交通拥堵路段多达1134条。城市交通拥挤造成的额外燃料消耗、时间损失、大气污染和噪声等，加大了出行者的出行成本、降低了出行效率、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
（二）天津承担部分经济中心职能具备区位优势
近年来，由于天津工业结构技术层级较高，受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影响不大，经济稳速增长，天津市“十三五”规划更提出了年均GDP的增速为8.5%。2014年天津人均GDP、货运总量、每万人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等中心职能指数均超过北京，在京津冀区域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于北京受到自然资源、社会条件方面的限制，由天津来承担部分经济中心职能也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可。
作为区域经济中心，既要增强经济辐射能力，带动周边区域发展，也要搭建对外沟通交流的桥梁，及时引进资金、技术和信息，而天津拥有中国北方最大的综合性港口和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天津港，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天津港作为北方第一大港，处于京津冀城市带和环渤海经济圈的交汇点上，拥有遍布全球主要港口的航线和四通八达的公路、铁路网络联结，与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个港口，建立了长期通航和贸易关系。天津港是首都北京的海上门户，北京经海运外贸进出口总值的90%以上经天津港下水。天津港也是环渤海中与华北、西北等内陆地区距离最短的港口，综合运输成本最低。天津港还拥有较为完善的仓储、运输设施，而且天津港不断的填海造陆，能够为发展现代物流提供足够土地资源，具有发展现代物流的资源优势。
（三）石家庄副中心的设立可以弥补京津辐射不足
经济中心的扩散方式除了紧邻扩散、迁移扩散外，大多数是通过等级扩散方式进行，需要由次级城市来进行传播，即经济中心的层级性。目前京津冀城镇体系结构失衡，京津两极过于“肥胖”，周边中小城市过于“瘦弱”，城市群结构存在明显的“断层”。同时北京与周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过大，区域的“核心-边缘”二元结构突出，形成了明显的“城沟”和“断裂点”，主城区成为孤岛，中心城市的聚集效应不能有效地扩散。因此导致一方面北京核心地区经济功能过密，大量第二产业亟需外移;而另一方面城市能级落差太大，周边的一些地区很难接受京津地区的辐射效应，不利于加快京津冀的经济一体化发展。面对京津巨大的“虹吸作用”，河北的各类资源不断流向发达的京津地区，河北與京津的经济水平差距越来越大。2015年河北的邢台、保定、衡水人均GDP仅为京津水平的1/4左右，除唐山、石家庄之外的其他大部分城市也勉强处于1/3左右的水平。巨大的经济落差，使河北大部分城市接受中心城市辐射的能力有限，难以分享中心城市的发展成果。因此需要在京津与落后的腹地之间设立经济副中心，做好经济中心与广大腹地之间的“二传手”。
石家庄不仅是河北省的省会城市，还是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产业基础较好，无论经济实力还是科技水平，在河北省都领先于其他城市。《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制定河北省“十三五”规划的建议》将石家庄定位为京津冀城市群“第三极”。从地理区位看，石家庄地处河北省南部落后地区的中心位置，中心辐射区位条件俱佳，建立以石家庄为中心的次级增长点，通过石家庄的发展，带动周边城市，可以较好的辐射带动北京和石家庄之间的落后地区发展。
京津冀“一主两副”经济中心的培育
京津冀城市群要实现建设成为“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必须要把提升首都北京的国际地位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对于北京而言，“四个中心”的定位阐明了北京未来的发展必须要依靠创新驱动，走高端、高效、高辐射的发展道路，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精尖”;天津市应当充分利用良好的工业基础积极承接北京的科技创新辐射，成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为“中国制造2025”助力，依托区位优势，加强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石家庄作为河北省的政治、经济、科技、金融、文化和商贸物流中心，围绕建成京津冀第三极、城市群南部副中心城市的目标，重点发展全国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基地，国家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形成带动冀中南地区的综合服务平台。京津冀城市群经济中心定位见表4。
（一）推进北京全球经济管理控制中心建设
第一，做大做强总部经济，助力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北京拥有中国最大的总部经济，是众多国有企业、跨国公司、民营企业的总部所在地。2014年，北京已有48家世界500强企业总部，超越东京位居全球城市第一，拥有外资跨国公司总部企业和研发机构714家，商务服务业集聚区入驻企业超过4500家。通过与雄安新区的分工协作、错位发展，积极吸引、做大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各类总部企业，大力发展高端产业的高端总部，建设“和谐宜居之都”，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精尖”。引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资金奖励、人才引进、服务保证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优化不同性质类型总部企业的结构，提升民营和外资类总部企业的规模实力。
第二，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强化“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功能。北京要想打造成为“科技创新中心”，就需要不断提高自身创新能力、创新环境和创新收益。首先，北京应依托自身优势，加强前沿技术和基础领域的研发投入力度，加强产学研用的合作，推动产业联盟等新产业自组织发展，在新兴技术领域抢占技术制高点，推进相关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发展，提升北京在全球经济与本轮新技术革命中的影响力。其次，北京也应依托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优势条件，应发挥大国首都优势和雄安新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叠加和联动优势，率先开展体制机制创新和人才政策突破，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集聚全球最优秀的人才、最优秀的资源、最有影响力的市场和企业的平台，打造成为全球科技创新高端人才和企业总部汇集地。最后，依托雄安新区的转化空间，推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落地，强化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对接，通过全球科技成果在北京的交易，提升中国科技成果的影响力，同时也为中国企业吸纳国外技术成果创建有效途径。 第三，发挥自身优势，促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其他城市相比，北京在金融发展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具备较强实力与广阔平台来发展金融产业。北京应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在吸引聚集国际金融组织、巩固提升总部金融机构，壮大发展地方金融机构;支持金融控股集团的多元化发展，提高混业经营能力等;借助多层次金融市场，构建全方位发展新平台，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
（二）加快天津先进制造和航运中心建设
天津要全方位拓展与北京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主动承接北京的部分城市功能，形成与北京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新经济制高点。天津先进的制造业优势为北京发挥服务业优势提供了广阔市场，为城市群其他城市的制造业发展提供重要引领和支撑作用。依托天津港的区位优势，加强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加快从中转型和加工增值型港口为基础的初级阶段向资源配置型港口为基础的高级阶段的过渡转型，明确环渤海国际航运资源配置中心的具体功能定位。以整合港口资源、提升资源配置能力，对接国家战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强化软件建设、实现功能全面升级为基本发展路径。
（三）积极促进石家庄第三极建设
石家庄应充分发挥省会城市的功能和比较优势，积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大战略之中，迅速把握发展机遇，承接京津科技、教育、医疗、物联、金融等第三产业功能疏解来促进一体化协同发展，加快建设成为全省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科技中心、金融中心、文化中心和商贸物流中心。積极引进京津技术和人才，强化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结合交通优势，发展综合货运枢纽体系;强化高端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带动河北冀中南地区加快发展，增强与京津的协调联动和功能互补能力，全方位拓展合作广度与深度，形成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支撑。
参考文献：
1.姚士谋，汤茂林，陈爽等.区域与城市发展论（第二版）[M].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9
2.屠启宇等.金字塔尖的城市：国际大都市发展报告[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孙久文，罗标强.基于修正引力模型的京津冀城市经济联系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6（8）
4.何利.中原城市群经济引力空间格局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7（3）
5.刘建朝，高素英.基于城市联系强度与城市流的京津冀城市群空间联系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3（2）
6.张思锋，郭怀星，姜红星.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的陕西中心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06（3）
7.吴良亚.区域中心城市核心竞争力的评价体系及其政策因应[J].改革，2010（4）
8.高玲玲.中心城市与区域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证[J].经济问题探索，2015（1）
9.鲁金萍，杨振武，孙久文.京津冀城市群经济联系测度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15（1）
10.冯，王如渊.东北地区与三大经济中心金融发展水平比较[J].统计与决策，2007（3）
11.艾洪德等.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4（7）
12.谢高地等.北京城市扩张的资源环境效应[J].资源科学，2015，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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