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世界读懂中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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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乡镇治理与政府制度化》，正好赶上要带学生到意大利访学，临出发到机场时，顺手抄起这本书放进了手提包，准备在飞机上作为消磨时光的读物翻一翻。哪知当我一翻开这本书后就没能放手，整整10小时行程，基本上都是在读这本书。飞机到达罗马时，我还没能读完，但读过的部分早已被我写、划得面目全非。次日，我的学生们被组织到佛罗伦萨参观，可是我心里还是想着这本书，于是就没有去，正好又花了一整天时间，待在学校里把这本书读完了。不仅没有遗憾，反倒感到很是畅快。
　　坦率地讲，这是近年来我读到的一本出自我国学者之手的、难得的好书。该书许多方面都可圈可点。譬如说，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提出的基层政府问题既重要，也尖锐，作者既不刻意回避，也不刻意渲染，而是基于自己扎实的实地调查和长期积累，客观地加以描述与分析；再譬如说，该书将制度与政府制度化确定为研究的核心概念和出发点，可以说是从纷繁复杂的地方政府话题中，既抓住了目前问题存在的要害，也找到了未来改革的要点；还譬如说，在掌握现实情况已经相当全面的情况下，作者没有忘记，将自己的分析，放到中国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和改革开放以来转型过程中加以印证与检验；等等。这些都是这本书所体现出来的特点，也是作者通过这项研究所表现出的良好学术素养。
　　当我从读这本著作中感受到这些的时候，已经足够让我感到收获颇丰了。不过，最让我感到兴奋和高兴的还不是这些，而是这本书所体现出的另外一个更加明显也更加振奋人心的特征，那就是这本书所展示的研究方法（包括写作方法）。这从一个侧面昭示着，历经磨难的我国一代中年学者，伴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其学术研究修养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进与提升，其从事学术研究的水平与能力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准了；这也表明，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很有可能将全面展现出从本土到国际、进而实现本土和国际融合的比较成熟发展的新阶段。
　　为什么这样讲呢？我本人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中国本土、也在国外接受过教育与训练、从事发展和制度研究，特别是农村发展与乡村制度研究的学者，读过国内作者写的很多很好的社会科学作品，但其中不少却很难得到国际学术界认可。这应该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一定不止一个，语言问题当然是一个大家都公认的问题，但也不全都是语言方面问题，如果是好东西，翻译成英语或其他外国语种后，仍然还会是好东西。问题可能主要出在这方面，由于我们长期处于不开放状态，我们自己并不十分清楚，在自己研究领域里，国际上一些学者过去都做了些什么，取得了一些什么研究成果，现在又在做一些什么研究，这些研究都是在什么样的概念（理论）分析框架下做的，是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做的，等等。往往会出现一个很大问题，那就是，即使大家都在讨论同一个话题，但却并不在一个共同的或相似的话语情景或话语体系中，没有共同的或相似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甚至，不同的人对同一个问题的基本理解都相去甚远，于是就通常会出现就同一个问题，即“鸡说鸡话、鸭说鸭话”或者说是“牛头不对马嘴”的情况。客观地讲，这也不能说这是我们中国学者的错，为什么国外学者不多考虑考虑中国学者的思想和观点呢？
　　我猜想，赵树凯也曾有过这样的迷茫。但从他的这本著作中，大家看到的却是这样一种景象：他将一个通常被大家认为是“土得掉渣”的、具有很强中国特色的乡镇政府问题，融入了相关国际话语体系之中，使用了与其研究内容相关的国际上通用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而且也采取了国际上比较通行的、撰写类似著作的写作方法。因此，当读这部著作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到，作者是在与国际上这一学术领域有重大建树的一流学者们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进行真诚的对话、平等的交流、深入的探讨。
　　首先，作者从研究一开始，就在选择基本概念上将“土”和“洋”有机地结合起来了。研究中国问题，特别是研究乡镇政府问题，“土”的概念一定是不可少的，这本书中出现频率比较高的一些“土”概念就有“政社合一”“乡镇撤并”“简政放权”“政社分设”“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两推一选”“两委合一”“一事一议”“三提五统”“统收统支”“分灶吃饭”“农村综合改革”“税费改革”，等等；作者同时也引入了不少“洋”概念来分析与乡镇政府研究相关的问题，包括该书的书名就是由两个“洋”概念组成的，即“治理”和“政府制度化”，书中的“洋”概念更是比比皆是，如“基层政府内卷化”“盈利型经纪人”“基层政府公司化”“地方政府碎片化”“碎片化权威”“基层民主”“地方治理”“地方政商合作主义”“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善治”“政治参与”“治理危机”“政府制度异化”，等等。如果孤立地将这些概念塞进书中的某些地方，特别是这些“洋”概念，我想没有人会对这本书有好感，但这本书好就好在，作者比较恰当地将这些概念结合起来了。我认为，大部分运用都是合理的，这就为“洋”学者了解我们的“土”问题构建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平台，也为我们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为国际学术界所认可的好成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中外学者在这样一个比较专业的研究领域构建起了具有共同可以理解的一套话语体系。
　　其次，作者不仅很重视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而且也十分重视从国际视角来构建自己的理论分析框架。这项研究的框架是一个系统框架，既包括了基层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也包括了上级政府与基层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还包括了基层政府内部的组织、结构、目标、资源及其相互关系。然后通过“制度化”这样一个核心概念将这个分析系统串起来了，在“国家-社会”这样一个系统框架体系下，展开各种具体分析。另外，在作者对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时，也很重视这种理论性框架上的密切呼应，通常都会联系目前国际上相关理论发展的最新进展，并加以梳理和厘清，有助于将自己的分析放到具有国际化意义的框架中做具体展开。
　　再次，作者也很注意研究方法的创新，基本上是采取了背靠宏观、立足微观、着眼中观的方法。这项研究所背靠的宏观主要是指，中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转型期的时代特征，加上全球化和国际化的不断深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市场与民主化进程的关键时期的基本特征；研究所立足的微观是作者深入细致进行的相关案例调查；着眼的中观是对于全国10个省20个乡镇的具体调查与分析。微观和中观分析所运用的资料都是来自现实生活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比较高的可信度。
　　最后，作者写作比较规范，理论、文献、数据、方法等都介绍得很清楚。该著作是一部比较规范的学术研究著作，对于从事相关学术研究的专业研究人员、大专院校的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和博士后研究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与价值。
　　当然，这部著作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但总的来说，我认为，这本书较好地展示、体现出了作者在其专业研究方面所具有的宽广的国际视野、良好的学术素质，是近些年来这一研究领域里的一本好书。
　　（摘自2月27日《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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