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锦织成便不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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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指算来，杨匡汉先生从事文学研究至少有四十年时间了，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早先以对郭小川、艾青、闻捷、李瑛等诗人的专论以及专著《缪斯的空间》（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新诗学》（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构建了自己的诗学体系，成为后学无法绕过去的高峰;继而由专门的诗学研究渐次“转向”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到今天也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了，先后有《扬子江与阿里山的对话——海峡两岸文学比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12月第版）、《时空的共享》（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中华文化母题与海外华文文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玉树临风》（花城出版社2012年版）、《海外华文文学知识谱系的诗学考辩》（与人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古典的回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等诸多研究专著，还有《由意象到图像：母题的生长与演进》（《海外华文文学：学科之名与学理之弦》《生命美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筑梦华文文学》等论文数十篇。这些有分量的文字是其孜孜矻矻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心血，是其不断扩大研究视野和延伸个人学术领域的自然而然的选择。
　　综观杨匡汉廿余年来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其治学用力之处和研究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精于文本阐释，敏于把握创作者的精神脉象。这应该是得益于其长时间的诗学研究，杨匡汉一直葆有异常敏锐的文学感受力，因而能不被文本表象所迷惑，迅速而准确地走进文本核心世界，亦即创作者的心灵世界中。杨匡汉先生曾自曝其学术之短：“不擅长就作品谈作品的鉴赏。”（《玉树临风·自序》）但事实上，就其一直以来的文学研究来看，不擅长单纯的作品鉴赏可能只是与他对文学的宏观研究相比较而言的。因为事实上，从其对海外华文作家作品的研析来看，他每每能在知人论世中醒人耳目，发人所未发，其中真知灼见耐人咀嚼，这充分显现了其深入的观察力和高超的作品鉴赏力。比如在谈到梁实秋的散文时，发现其之所以独善其身，“沿着学者与名士混合型的路向，从追求外界的成功转向追求内心的丰赡”，“维持着清峻、通脱、雅洁的心态和作风”，是和其出身、教养、经历、信仰以及几近坚执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在其人生道路选择、审美情操上的决定性作用大有关系的。对于梁实秋来说，《雅舍小品》的写作正值抗战时期民族灾难深重之时，正是其心灵摆脱痛苦的一种折射，“他追求以人欲为出发点的淡泊恬适的尘世生活和艺术生活，本身也是对汲汲于功名利禄、孜孜于富贵荣华的反叛”（《闲云野鹤，亦未必忘情人世炎凉》）;在细辨叶维廉诗歌的写作肌理和具体路数之后，也注意到其在确凿无疑地走上“纯诗”之路后诗歌创造中的不纯粹，所以即使是在那些外物和自我处于纯粹抒情状态的作品中，叶维廉也会明智地规避托意虚空、软媚纤靡的诗风，“也仍然隐藏有内心的悬虑和人世的苦痛”——这就令人信服地解释了叶维廉何以欣赏并取法闲逸萧散的王维，但更倾心于怀恋沉郁顿挫的杜甫这一看似矛盾的审美选择（《旅雁上云归紫塞》）;在论及聂华苓那部被不少论者认为是写精神分裂的心理小说（《桑青与桃红》时，杨匡汉先生在结合小说故事情节，以及对照小说文本与作者“跋”并抉发“桑青”与“桃红”两个名字的寓意之后，认为小说女主人公由“桑青”变为“桃红”的心路历程，“实在是历史动乱中人生命运的大悲剧”，“实际上是一种在双重边缘性的境遇中流浪无依的人生与命运的历史性写照”，桑青与桃红两个故事的双线并行，是现实世界和寓言世界的重合，是精神死亡的“阁楼人”和精神自杀的“流浪人”的叠加，进而品味出聂华苓作为一个文化负载者的创作心迹，“这正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忧郁’而又‘不屈’的故事的重现，是逃难者同祖先的一种对话”（《双重边缘性与母性的声音》）;在重读陈映真成名作《将军族》时，他并不完全认同那种将这篇小说视为对大陆人与本省人之间关系的题材处理或者控诉摧毀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残酷现实的说法，而是基于小说文本所提供的形象组合、恩情寓意和总体情调，由此认定该小说所展现的是一种生命的庄严化，表征着天人合德的传统精神：“贫贱难移、患难之交的恩爱深情和灵魂洁白。”（《母体模态与审美伸展》）……毋庸置疑，在对具体文学文本的解读上，在对作家精神世界的靠近中，杨匡汉先生是一直保留着他细如发丝的文心，每每能道人之所未道，见人之所未见，以远见卓识丰富了海外华文文学作品的意义空间。
　　第二，“问题意识”引领，思考现实人生。从杨匡汉先生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来看，他一直不愿意让自己的文学研究停留在文本的审美层面上，做那种单纯就作品谈作品的工作，他显然不愿意在象牙塔内从事那种封闭的文本以内的研究，自得其乐地陶醉于美妙的字词句篇的赏析与品鉴中。在他看来，“如果不带着问题去思索，文学研究对于自己是无效劳作”（《玉树临风·自序》），他充分而清楚地意识到了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一样“也要面对人群、社会、时代，也要建构意义世界”（《海外华文文学知识谱系的诗学考辩·引言》）。正是意识到现在虽然学界对海外华文文学这一特别风景渐次关注，“然仍以文本之研读见多，理论之介入尚需发力，一些新问题有待敞开”（《海外华文文学知识谱系的诗学考辩·后记》）。有感于此，他在文学研究中往往更多地注入了自己对现实、人生、社会、文化等问题的凝重思考。说到底，没有“就作品谈作品的鉴赏”，这是一个有着强烈问题意识且愿意面对现实发声的学者在学术路径上的自觉选择。他更希望从文本出发，但又不拘泥于文本，在甄别和选择的基础上进入一个更开阔的道路上，探究那些更有待深入辨析与探悉的新老问题，揭示出文学与更广阔的人类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其何以在进入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之后不久即开始关注文学母题并在这方面屡有突破。因为对文化母题的探讨“可以触发一种新的艺术意识，那就是面对今日之世界，用全球的眼光关注‘所有的人’的问题，探究人类生存困境，打通中外文化气脉，走出狭隘的‘艺术经验’，既面对现实又从现实抽离出来，对人生对艺术采取更为‘醒观’和‘兼容’的姿态”（《海外华文文学中的跨界叙说》）。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杨匡汉由诗学到海外华文文学的学术转向，因为这可以帮助他走出狭隘的艺术经验而步入更广阔的人生和艺术的殿堂。在《中华文化母题与海外华文文学》一书中，杨匡汉先生是分别从“文学中母题的意义与价值”“双重边缘性与母性的声音”“海外华文文学中的文化母题”和“母题的艺术变奏”这四个方面来解析海外华文文学是如何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传承和扩展中华文化母题的。其对文化母题的关注，就在于其敏锐地意识到了母题实则是人类过去、现在和今后不断重复的一种精神现象，从文学中的母题这一角度入手，从小处说，可以破译一个作家的个体生命体验密码;从大处说，则可以解析出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一个族群的生活秘史。而这一切都必然直接指向影响作家个体乃至整个族群深层意识的中华文化历史与记忆。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着的丰富的文化母题有助于我们理解海外华文文学的深厚文化传统，而海外华文文学这一在东西方双重文化视野中所呈示出的新异生命脉象，是受惠于中华文化血液的滋养并最终溶于其文心文脉的，中华文化母题维系着海外华文作家的思维方式、情感结构和书写心态，以独特的张力包含着多种可能性追求。 　　职是之故，那些真正优秀的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一定不是某一地或某一国的“私有品”，其身上所洋溢的“中华性”反倒如同一条文化纽带会令其在更广袤的时空中将天各一方的人们之间达成生命、思想和情感上的共鸣与共感。我们看到，杨匡汉在结合诸多作品细致考察了海外华文文学对灶神、山水、郑和、乡愁等中华文化母题在叙述中所产生的因时、因地、因人、因世情而生发的从精神状态到书写方式的种种艺术变异后，体会到作为审美对象的中国文化母题含义的丰富性，并认可这种变异的积极性，他对此的解释颇能启迪心智：“正是由于它们并非只有单一的价值，而是具有立体的和复合的价值。也因此，它们可以随着时空的变化和人类自由的发展，不断地被复制或被重构出来，历史地形成由‘一’到‘多’的能动的艺术表现方式”（《同—母题的文本变奏》）;在讨论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性”的话题时，他既肯定了某些海外华裔学者“去中国性”以让本土华文文学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诉求的“合情合理”性，也能走向理性化的沉思，细致地剔挖出“中国性”作为活的文化、宽泛的内容的事实上的存在并陈说其价值，“因为既然选择以华文书写，那么，无论你走到哪里，总会存在与‘中国性’剪不断的纠缠”，进而期待海内外文人墨客能挖掘出作为真正有美学上的中国味道的“中国性”与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相联系的生命意义和情思元素，“通过有含金量的文化母题去体现与表达”（《文化母题与海外华文文学》）;在以个体生命感知为着眼点、以生命直觉和生命体验为出发点考察评判宇宙人生问题时，从移居海外的中国人在处理中西文化冲突时对生命本体的尊重、对自我认知的挺进和对心灵质量的重建这一独特经验与体悟上，杨匡汉看到他们同大陆中原华人同出一辙地将生命哲学寓于艺术境界之中（《生命美学》）;也是因为看到了海外华文文学场域不尽相同于中国本土文学的“异质性”，看到了海外华文文学已然全球性符号互动的跨界现象，他在肯定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意义关系的同时，更意识到了“海外华文文学极需担当的学科建设之重任”（《海外华文文学：学科之名与学理之弦》）;进而期待中国文学研究者“既要有本土立场，同时也要有全球视野”，“在学术交流与对话中有提出有价值的真话题的敏锐与勇气”，“保持尽善尽美一面的文化精神”（《本土立场与世界视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反思》）。
　　第三，打通学科壁垒，实现相关学科的交融互动。众所周知，最初是一些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士开始从事港台文学研究并逐步将研究范围扩展到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社会分工的细化一面让一些新兴的有发展前景的学科浮出水面并渐次壮大，一面也让学科山头林立，令本来应该相通共生的学科之间分庭抗礼。以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来说，如果囿于该学科自身所设定的范围而不融人整个问题语境和历史文化背景，这将严重制约海外华文文学学科的发展。正如杨匡汉所看到的那样，研究中华文化母题和海外华文文学关联的逻辑起点和辩证归宿应该是：“全球目光，华文视野，问题意识，打通断裂。”（《灵根自植——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之我见》）杨匡汉先生亦有十六字治学经验谈：“本土立场，问题意识，还原历史，打通断裂。”这是其数十年学问道路上的心得体会，也是其文学研究中一直秉持和遵循的学术姿态与立场，这自然也直接反映在他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杨匡汉在其一系列专著如《中华文化母题与海外华文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知识谱系的诗学考辩》等和一系列相关的研究论文中都始终遵循着“着眼传统”“着眼整体”“着眼文本”和“着眼‘和而不同’”的原则来“打通断裂”，从而走出了狭隘的艺术经验和无视现实的审美世界，他所致力于的是对学科壁垒间的“打通”——“实行现代与当代之打通、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打通、大陆与台港澳文学之打通、北方与南方之打通”（《学术语境中的香港文学研究》），寄望于跳出既有的“现代即西方，传统即中国”的思维模式，而是追求“会通古今，会通中西，会通文理”（《海外华文文学：学科之名与学理之弦》）;更孜孜于“打通”文学与世界的“断裂”，站在更高的视点上来关注文学，关注现实人生，关注人类的精神生活以及一切世界性、人类性的话题。这令其文学研究能有效结合与调动中国当代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的知识存储来对文学母题的概念特征做出新的理论阐释，从而成功地实现了跨学科和跨文类的研究。因此，哪怕仅仅是对海外華文文学中的乡愁母题、放逐母题、火浴母题、山水母题、围城母题、适性母题和因果母题等任意一个母题的探讨，也都一定会直接间接关联到文化人类学、民间文学乃至人文学科的诸多领域。
　　正是因为始终具有这种“打通”意识，杨匡汉在以海外华文文学作为诗学考辩对象时，并没有落进“西方冲击东方回应”通常的研究窠臼之中，亦没有因为看到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中挥之不去的“中华性”就陷入盲目自尊自大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泥沼中，而是在开放、开阔的研究视野的引领下，以“历史文化审美”的眼光，融会贯通，检选华文文学进程中具有关键意义的现象、问题、观念进行细致论析，从中抽取和提炼一些基础性、内在性、规律性的东西，以尽可能回到文学现场还原历史，接近事物本相。因此，他更清醒，清醒地意识到并努力挖掘出海外华文文学在所植根的新土中产生的“新质”——在葆有一定的“中华性”的同时，还会与所在地区、种族以及相应文化传统的人们发生着密切的文化联系，呈现出别有特色的生命意义和情思元素;因此，他更睿智，睿智地洞明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经纬，从“变”中看到“不变”的东西，从“动”中看到“静”的东西，从“散”中看到“聚”的东西，最终以其扎实雄厚的知识积累和澄澈独特的眼光毕其功于营造海外华文文学这一领域中的普适价值观念和崭新的知识体系。在《海外华文文学知识谱系的诗学考辩》一书中，杨匡汉以“海外华文文学的基本观念”这一章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范围、学科特点、理论资源进行整体性、学理性的考量，其意在使考辩对象通明透亮，也为我们更好地把握对象提供一个必要的认知前提和诗学依据;在第二章“相近或相对的关键词”中，他着重考辩了“华文文学/华人文学”“留学生文学/新移民文学”“多元文化主义/后殖民理论”“第三文化空间/他者的空间”“流散/离散”“家园意识/文化回归”“自主性写作/唐人街情结”“游牧/旅行”“记忆/根性”“东方主义/西方主义”“东西思维方式/东西文化差异”“三个华人世界/华人文化版图”“香蕉人/边缘人”“生存性/精神性”“地域性/世界性”“全球化/本土化”等十六组相近或相对的关键词的内涵、界定、延异及应用，对这些关键性基础概念进行认真梳理或厘定的意义，从而令海外华文文学学科有了属于自身的规定性的科学概念和具有学科特色的理论词语，这详尽的考辩让我们看到：只有从跨文化的视角切入，以中西方文论作为理论依据，充分且合理地借助历史的美学的批评理论、全球语境中的文化多元化理论、族群文化建构理论以及文化人类学理论等多种研究方法，才能完成对海外华文文学学科的跨越建构和学术清理，实现对相关学术问题的开放性阐释。在该书第三章“异同中互动的比较诗学”中，杨匡汉解读和论证海外华文文学有别于中国文学的特质、域外汉字文化圈与海外华文文学之互联、美国华文文学与华裔美国文学之互涉、语种的华文文学与文化的华文文学之互训等“同中见异”的内涵与空间特征，从比较诗学研究范式中充实了对海内外华文/华人文学的新的阐释;在第四章“海外华文文学的美学形态”中力求拓展另有新境的审美化视界，从而呈现了文学的复杂性、差异性和互通性;在第五章“海外华文文学的艺术方略”中对跨文化语境中的书写策略进行知识层面上的梳理与探析，由此发现海外华文文学面临的根本性问题，那就是如何写好人的存在状态和呈现人内心的精神依据并呈示出一个作家所独有的艺术个性。显见，杨匡汉很自觉地对海外华文文学领域中诸多重要命题做考辩和诗学论证，其目的在于勉力接近和参与营造海外华文文学这一领域中的普适价值观念与崭新的知识体系，其在这方面的用力有助于研究者正视海外华文文学已然全球性符号互动的跨界现象，推进华文世界诗学秩序的建立。 　　第四，研究视野宏阔，彰显整体的“大文学”观。回观杨匡汉的文学研究，可以发现其从最初单纯的现当代诗学出发，逐渐扩展到中国当代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甚而上溯到了中国古典文学。其在对文化母题的探究中实则打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华文文学和古典文学各学科之间的藩篱，他是有着自己的学术雄心和学术雅量的，但时间和精力等都不可能也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做这样宏大的研究，但是一张“大文学”“世界文学”的地图在他的研究中逐渐变得清晰可见，他以整体思维方式去观察和思考海外华文文学，由此呈现出来海外华文文学多姿多彩的文学经验和特色各异的艺术方式，亦能将畛域分明的各学科之间某些潜在的关联予以清晰的揭示：“其实中国现代文学的滥觞是海外的留学生文学”，“海外华文文学和中国新文学的发生，联系是非常密切的”，“从100多年来文学的整体发展来看，中国文学也好，现代新文学也好，海外的华文文学也好，都应该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所以要让世界文坛知道我们华文文学真实的声音、真实的情况、真实的进展，而且要用我们自己的创作、翻译，让世界上各地区其他语种的人们了解我们真实的想法，我们真实的生存状态。我们的命运，我们的朝气，我们的奋斗，我们的理想、梦想，等等，也都应该让他们得知。所以说，研究海内外的当代的华文文学，应该在一个更大的世界背景下来考量，而且也只有在一个总的、大的世界文学和文化格局当中，才能真正找到我们中国当代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应有的归属”（《古典的回响》）。杨匡汉在文学的多重空间里沉潜与运思，在对学科壁垒的突破中来呈现他整体的大文学观。因此，他更重视文学地理学，期望从这一角度出发来建立华文文学的文化、文学地理概念以及相关知识命题，他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健康发展是抱有这样一种期待的：华文文学书写者所写不必囿于华人经验，还应该是一个世界人的问题，用中华文化母题及其变奏表达全人类共通的东西，叙说人类集体灵魂中的苦痛与憧憬;华文书写应该吸纳新鲜的甚至“糙杂”的但是活在唇舌上的语言;不能指望华文创作或者理论研究解决社会和人生问题，但是其可贵之处在于能否提出问题;华语文学世界容易出现历史的、地域的和文学的割断，因此应把华文文学创作中的“故园想象”要放置到对母国的精神牵挂，而在文学创作中要能体现出东西方文化的互动交融，文学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应向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民俗学乃至自然科学敞开怀抱。这实际上是杨匡汉为他理想中的海外华文文学发展所设计的具体路径。事实上，杨匡汉也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者提出了自己的告诫：“大可不必生活在别人制造的概念、模式中，迷失而不自知。”（《海外华文文学中的跨界叙说》）所以，当有人无限放大西方世界的种种价值观念，并照搬照用西方理论方法而迷失了自己时，杨匡汉先生却能以有着文化自信力和创造力的“本土化策略”来应对：期待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者们能站到一个公共对等的文学平台上，汲古润今、汲洋润华，发掘中华文化丰富的古典资源，并以当代意识激活而自铸新词;独立思考超出本土范围的相关性文学问题以穿越“西方中心”，促进文化融合;而当有人抱残守缺、自我封闭，以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来应对“世界文学”的冲击时，杨匡汉则明确告诉我们：世界性华文文学的价值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种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文学家在回答世界和人生命题时艺术地展现出来的文化精神，唯有克服民族和地区自身的局限才能从中找到人类精神层面一些共同的高尚的东西，这是当今中国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的一种发展趋势。（《古典的回响》）
　　第五，理性思辨与诗意表达交相辉映，实现诗与哲学的完美统一。杨匡汉的学术研究文章，语言灵动飞扬，在准确而犀利地表达观点，让读者对其所论问题有通彻认识的同时，也让读者如沐春风般地感受到汉语言文字的无限魅力，一切如杨匡汉所说的那样：“汉语语言，它是一种文化诗学、悟性诗学、灵性诗学、感性诗学。”（《古典的回响》）“他喜欢淡泊自守，在安定与清静中沉思默想、进入学域——自然是作为学者必要的性情和功夫;可他同时更是一位诗人，向往着流动——流动的色彩、乐声、画面、胜景、语言、人脸，并在艺术与美的演出活动中投下了躁动不安的诗心。他时而过于吝啬自己的感情，时而又不惜放纵自己的激情。正是在这一‘放’一‘敛’之间，他以学的心者灵去写诗，又以诗人的心态做学问，于欹斜槎口中彰显谨严，于抽象之理中蕴含饱满而不外溢之情。”这是杨匡汉先生谈论叶维廉诗歌时所做的切中肯綮的评价。如果移用过来说明杨匡汉的学问探索之路以及他一直以来的文风，也恰如其分，这其实正是他在学问道路上的夫子自道，是其真实的人生写照和精神投影，他将自己的智慧、情感、理念、渴求全都融进了他所挚爱的文学和他所言说的对象上，将文学、将学术视作生命，用生命去追求文学，追求学术，探求新知。杨匡汉先生谈过自己的学术理想：“我希望以理性与感性的結合介入文学研究，而文学研究的高端是诗和哲学，一直心向往之。”（《本土立场与世界视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反思》）他在自己的研究中也正努力践行着“诗”与“哲学”的完美统一。这一方面体现在其一系列研究文章的诗意而哲理的命名和表述上——他往往结合所阐述的话题恰到好处且精致传神地引用或化用了前人的诗词或名句加以点睛式地命名，诸如“直挂云帆济沧海”“唐山流寓话巢痕”“飞鸟犹知恋故林”“旅雁上云归紫塞”“山麓分手，又在高峰汇聚”“鸣凤藻耀”等;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其文章的具体表述和精神内涵上，无论是缜密细致的构思，还是流畅如行云流水的文字，都既包含深刻的哲理，又富有浓浓诗意，他以一字之易巧妙化李清照《渔家傲》“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为“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绿”，化愁为喜，造出新境，为海外华文作家的成就而欣喜（《海外华文文学的基本观念》）;“人类的归宿往往是在路上，而不在表层是宁静的海湾”（《旅雁上云归紫塞》）;“宇宙间的最大奇迹就是它的可理解性。天地有大美。美在发现。而对真与美的理解，正是人类自身的知性活动。这样，无论是科学家或艺术家，都将以各自的方式去思维与探索，去接近和理解客观世界的各种可能性，在混沌吐纳中发现精神的大义”（《哥白尼的天体与文学家的天望》）;“天空可以得到，大地不可失去。在天空与大地之间翱翔，才可能使中华文化母题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得以深度的演绎与广度的拓展，并赋之以更具多样性的艺术笔墨”（《海外华文文学中的跨界叙说》）;“人类总是使用自己意识世界的特殊编码，来认识周边的事物和考量的对象——就连我们的直觉和知觉都成为与现实世界的一个接口”（《直挂云帆济沧海》）……从这一系列发自肺腑的充溢着智慧的表述中，我们不难感受和领略到杨匡汉先生那颗跳跃着的诗人之心以及睿智儒雅的学者风范。杨匡汉先生提到叶维廉是一个“把诗魂和学魂系在不断寻觅的路上”的诗人，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一个“诗魂和学魂”始终行走“在路上”的不断超越自己的“思想者”？ 　　在《玉树临风》一书的“后记”中，杨匡汉先生引经据典地提到“玉树”在古今汉语词典里的多义：它既可谓神话传说中的仙树，也可谓白雪覆盖的树，可谓槐树的别称，亦泛指与琼花并誉的美好的树，自然也指代姿貌秀美、才干优异的少年。杨匡汉先生是以“玉树临风”来比喻在四海播扬着香烈的成长中的世界华文文学，显然对华文文学以及华文文学研究的美好发展前景有着热切期待和坚定信心。在《古典的回响》一书中，他更有这样的明确认定：“10年或者20年、30年、50年以后，我们世界华文文学恐怕要变成中国大西北地区的胡杨。胡杨的特点就是：活着要绿上一千年，死了要站立一千年，最后腐朽了，它不朽一千年！所以我想，作为古典的回响的世界华文文学，也定会像胡杨那样，一代一代、一个世纪一个世纪不断地生存下去，活下去，我们不会死亡，而只会更加兴旺——这就是我们对世界文坛的回答。”当然，杨匡汉并非天真的乐观主义者，在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和研究抱持充分信心的同時，他也有深深的忧患，传统士人的济世情怀和精神气象在这当中显现无遗，所以会不迭地激情发问：“在海外华文文学领域，有多少作家真正以自己独有的个性、艺术的良知去介入并拓展了历史的记忆？有多少作家的书写真正从深处与原乡或异邦的土地相联系以至有灵魂的沟通？有多少文学作品去见证其他艺术样式无法描绘的人性存在和染乎世情的变化？有多少文学家笔下出现了诸如堂吉诃德、高老头、葛朗台、于连、安娜·卡列尼娜、玛丝洛娃、爱玛、格里高尔、帅克、葛里高里、阿Q等对人与时代做双重探求的‘共名’型人物形象？又有多少当下的作家在面对权力、金钱、名利时，不仅耐得住寂寞，更能守住文学立场，守住精神情操，守住作为审美的语言艺术那点纯美、圣洁的理想和精致、灵动的表达？毕竟，海外华文文学所寻求的那种有普适意义又独具审美魅力的伟大杰作，至今还没有出现于世界文学之林。”（《海外华文文学知识谱系的诗学考辩-结语》）他的发问振聋发聩，已经不仅仅是面向海外华文文学的“天问”，更是对整个华文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追问。
　　从杨匡汉一直以来的文学研究，从其字里行间所流溢出来的浓情诗意，我们不难体味出一个诗意盎然的文学研究者透过岁月风尘以超然视野、诗意情态来寻觅智慧，与烦琐生活拉开距离的努力和决心。他的每一篇学术论文、每一部学术著作都是以诗意的表达方式来经营的，在斐然文采中达到对思想对学术的完好捕捉和传输。所谓“文质彬彬”，所谓“玉树临风”，这也应当是杨匡汉先生对自己人生方式、学术姿态的一种自勉，亦是其对后学的一种期冀。前人有言：“文锦织成便不磨”，杨匡汉先生以其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皇皇巨著实则完成了自我精神历程的全面检阅，并继续毫不松懈地行走在路上，其在研究中显现出的鲜明心性值得我们仔细玩味，流溢出的问题意识值得我们深刻反思，表露出的开阔胸襟值得我们紧紧追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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