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视角之下的中国甲马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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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必须承认，学术界对甲马的研究主要得缘于国外学者的视角。国外民俗学者的介入研究打开了真正意义上甲马研究的窗口，为本土学者转向自身民俗文化研究提供了前鉴，在此背景之下，本土学界才开始了甲马研究的步伐。本文基于此，对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做一述略，以期为甲马文化传承学术研究史的建构做些许补充，为后来者从多角度研究这一文化提供史鉴。
　　关键词：甲马 民俗版画 他者视角
　　“甲马”也叫“纸马”“神马”，是民间祭祀、禳灾、祈福时所用的木板雕刻印制的纸画。“甲马”承载着人们对美好事物的期许，是起着传递信息作用的祈福祭祀载体，一直自发地流传在民间民俗生活之中，延续至今。
　　对于中国甲马（纸马）的研究肇始于外国传教士，研究动机也是为了便于传教。清末，国外传教士因为不了解中国民间信仰崇拜，在传教期间冒犯了諸多民众在信仰上的成见，传教活动遭到民众的强烈抵触。为了能在中国更顺利地传播基督教，西方传教士意识到了研究中国人的宗教背景的必要性，于是在传教过程中研究中国的民风民俗、民间崇拜、佛教道教信仰成为很多传教士的研究课题。
　　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费佩德（RobertFerris Fitch，1873-1954）等外国传教士都对中国宗教、民俗进行过研究。
　　其中，在民俗版画研究中，有着丰硕研究成果的研究者之一是法国传教士禄是遒（Henri Dor6，1859-1931）。为了让新近传教士快速在中国传教，在中国生活多年的他开始研究中国民间宗教，并基于大量的田野调查，写成《Researches into Chinese Superstition》（直译为“中国迷信研究”，现出版被译为“中国民间崇拜”）一书，其中收录了部分江浙地区的甲马和咒符，对于甲马研究，颇具参考价值。作者生活于“人类学、比较宗教学”的草创时期，虽然作者力求“科学”，但其著作中的文字表述存在诸多“基督中心论”倾向，将佛教、道教和其他民间风俗与基督教进行比较，并且视中国诸多民俗为“迷信”，认为其荒谬、可笑、狭隘，文字表述主观色彩浓厚，字里行间带有鄙夷色彩。但从民俗研究视角来看，这部著作作为早期的“中国民俗大全”有着非常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队克勋（Clarence Burton Day，1889-1987）是继禄是道之后另一个对中国甲马有深入研究的美国学者兼牧师，花费十数年研究中国民间信仰，写成《ChinesePeasantCult-BeingA Studv 0fChinesePaperGods》（《中国农民信仰——中国甲马的研究》）一书。该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记录了甲马在民间活动中的使用情况，第二部分讲述了中国农民的宗教价值观念、信仰的神祗等，第三部分论述了江浙民俗信仰在民国初期的变迁，附录部分还列出了四百多位神祗。书中开篇便对研究的主体对象“马张”进行了界定和介绍：“‘马张’这个说法在杭州周边地区到宁波这一带都很流行，在其他地方这些纸神还有许多别的叫法，杭州城里人习惯叫它们‘马儿’;在余姚，人们管它们叫‘画像’;在满洲里和说普通话的北方地区，他们被称作‘纸马’或‘甲马’，或者在其他方言中被叫作‘马纸’‘画像’或‘纸马’。”与其他研究中国民俗的人不同的是，队克勋“从不比较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优劣，而是从哲学的层面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传统的民间宗教信仰的根深蒂固”。因此，他对马张的制作流通过程也做了详细的记录，在书中列举了各种各样包括浙江、山东、四川、江苏、福建、湖南等地的马张使用实例，还展示了马张印版。该书不仅是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研究甲马的著作，也是一部记录了在特殊历史环境下正在发生剧变的民间信仰的社会学著作。
　　除了传教士以外，其他学者也曾研究过中国甲马。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大概就开始有人收集中国年画了。“收集中国民间年画及甲马等并编印成册，以英国出版的《中国风俗画》（Custom ofChina）为最早。该书于1800年出版。”其他研究甲马的出版物还有：荷兰汉学家高延（Jan JakobMaria deGroot，1854-1921）的《厦门历年时节》、爱德华·沙畹（EmmanuelEdouardChavannes，1865-1918）的《中国美术中的祈愿之表现》、阿列克谢耶夫（AleksyevVasilivMihaylovich，1881-1952）的《财神》、马伯乐（HenriMaspem，1883-1945）的《中国近代之神话》、杜伯秋（T.P.Dubosc，1903-1988）的《中国民间画像》、永尾龙造的《支那民俗志》、泽村幸夫的《中国民间之神》、本山桂川的《满洲之民艺》等。这些出版物中都有关于甲马的记载，但并未对甲马进行过深入的探讨;但可以窥见的是，甲马作为中国民俗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很早就进入了研究者们的视线内;只是，彼时的甲马还等待着另一个对它感兴趣的研究者的再次发现。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文化艺术领域的回暖，专门研究甲马的著作开始涌现出来。“1973年，西德汉堡赛尔卜斯特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中国纸马门神》图册，作者为盖尔诺特·卜伦纳尔。此书从汉堡博物馆收集的400幅纸马中选出95幅，其中除去12幅门神、财神画像外，其余为江苏和北京各地纸马。”不难看出，早在改革开放之前甚至是更早的年代，甲马在民间日常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或者说甲马的表现形式和艺术特色已经吸引了国外学者的目光，以至于专门有人收藏，还进入了国外博物馆。
　　云南地区的甲马也受到了国外学者的特别关注。“1995年10月在东京日本民艺馆举办的中国‘云南纸马特别展’，展出了近500幅云南纸马作品。”其中便有部分大理甲马，我们目前无法确切得知这些甲马的具体收集年代，但可以确定的是，早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便有国外研究者开始关注和收集大理白族甲马。
　　除了进行大量的田野调查外，该学者还一直活跃于各大民俗文化国际会议，并于2005年出版了《神像睨符[甲属子]集成——中圆雲南省漠族·白族民同信仰詰》一书。该书的出版意义重大，是国外研究者以“他者之眼”对中国边陲地区俗神密码的独特解读。大理地处西南边陲，汉、白、彝、回等民族杂居，在俗神文化方面显现出极大的民俗生活的随意性和复杂性;特别在大理地区，对于民间本土诸神的信仰，以及诸多教派的混杂，大大增加了考察的难度。该书作者非常注重实地证实研究，凭借着在云南考察生活多年的经验，以人类学关注视角，对滇西一大理地区的白族、汉族民间甲马信仰文化进行了翔实的记录;书中还对许多大理甲马纸图像及其相关的使用场合、使用方法、神话传说等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是学界不可多得的经典文献。该书更是以日文出版，为日本学界及其民众了解中国边陲民俗，认识大理民俗文化，提供了准确翔实的资料。
　　数百年的甲马文化传承历史中，究竟创造了多少画面，已经无人得知;在浩瀚的甲马版画中，展现的是民间的乡土文化气息、民间生活的广角影像。越来越多域外学者的关注使得这个曾经被历史遗忘的领域开始变得清晰起来;无论是从民俗学、人类学、符号学还是艺术学角度来看，甲马文化携带的文化价值都深邃浩瀚，有待更多的人去挖掘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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