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作者序跋的文本阐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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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说作者序跋除了作为研究作者个人心路历程、文学观之外，它还是作品的“第一阐释”，其自身的独特性可以提升后期作品阐释的有效性甚至做出方向性引导，从而有助于回到文学作品的审美阐释源头。所以，小说序跋历来受到读者尤其是批评家的青睐，在文学作品阐释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独特价值。
[关键词] 小说作者序跋;第一阐释;阐释价值;辩证态度
[中图分类号]I054[文献标志码]A
序跋文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序又称叙、序言、引言、导言、前言等，通常写于著作正文之前，用来介绍、评述作品。序又分为自序、他序。跋又称后序、后记、题跋等，主要是呼应、补充序。一本书可以同时有序跋，也可取其一。而小说序跋历来受到读者尤其是批评家的青睐，现当代好多小说家习惯在完成小说创作后，为作品写序跋。如鲁迅、贾平凹、余华等，他们的小说序跋极其精致，尤其是作家贾平凹，他的大多数长篇小说都有序跋文章。而且余华好多翻译到国外的同一部作品在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序言，可见在他们看来作品序跋相当重要。序跋在美学、心理学、阐释学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尤其是小说作者序跋作为第一阐释在文学作品阐释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
一、小说作者序跋阐释价值的提出背景
文学作品阐释使古典名著的魅力经久不衰，同时也丰富了文学批评理论。然而阐释的不断发展也伴随着越来越多的问题：桑塔格以极端的“反对阐释”批判单向度的思想意义阐释;艾柯发现了无限地开放的作品阐释导致“过度阐释”;张江等国内学者则发现我国文学批评界目前存在的“强制阐释”现象。从“反对阐释”“过度阐释”再到“强制阐释”这些对文学阐释病症的批判与暴露表明：文学批评在走向文学的批评道路上越来越远，已经脱离了文学审美的重要属性甚至到最后文学作品也走向附庸的地位。因此，重新回到文本，回到审美批评，进而体现文学的独有地位势在必行。
美国批评家苏珊·桑塔格提出“反对阐释”时指出：“建立在艺术作品是由诸项内容构成的这种极不可靠的理论基础上的阐释，是对艺术的冒犯。”[1]11大量的作品阐释建立在作品内容的批评之上，而对艺术的审美阐释却被逐渐淡化，甚至出现她所说的作品评价只看内容，即使是很拙劣的文学作品只要思想内容值得深究，就变成优秀的作品。而这种病态的阐释是“智力对艺术的报复”，因此她通过极端的“反对阐释”来提倡艺术审美、感受体验。
“过度阐释”是意大利学者艾柯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这是他目睹了无限演绎文本意义的批评现象后提出的，这也是他一反之前的开放性阐释而主张适度阐释的重要原因。他认为这种无限演绎虽立足于文本但却无限地放大了读者的权力，导致文本阐释与文本意图越来越远，因此他提出“文本意图”和“标准读者”作为限制阐释边界的重要标准。虽然其理论存在局限，但是他所反对的“过度阐释”中存在的读者对文本的无限演绎这一文学批评现象值得我们深思，这提醒我们：读者的确应当尊重文本，而非无限扩大自身权力，对文本进行无限演绎。
如果说“反对阐释”所反对的只注重思想内容的阐释是一种“片面解读”的话，那么这种“过度阐释”的解读就是一种“绥靖解读”，即以最初的立足文本到慢慢渗透进而无限演绎、脱离文本的解读方式。而“强制阐释”则可称为“暴力阐释”。
“强制阐释”是由我国学者张江于2016年正式提出。“强制阐释”是指，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置的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做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2]257它揭示了我国文学批评与阐释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根本病症：大量读者、批评者对西方文论的强制性场外征用，导致作品成为附庸式的理论的证明材料，作品的本土性、民族性传统被忽视，甚至古代文论的重新发掘也只是站在“古代文论也有与西方文论的相似点”这样的依附性比较上。因此这种病态的批评模式从根本上是一种“寄生”模式。因此强制阐释这种理论暴力既不利于文学作品的阐释又不利于理论的自身建构，阐释发展到出现“强制阐释”这种现象，可以说是阐释走向死亡边缘的信号。而张江等学者的目的是以“强制阐释”这一阐释危机为契机，旨在重建中国文论。因此这种寄生模式必须被摒弃，同时对西方文论应该选择性地吸收借鉴，而非全盘吸收，应拥有理论自信，立足于古代文论、中国文学传统然后结合西方文论、现当代文学的具体文学现象去重建中国文论。因此要重新回到文学阐释，必须重提“文学指征”，回到文学本身。
文学作品阐释由最初的立足文本、侧重审美批评逐渐发展到“片面阐释”“绥靖阐释”甚至“暴力阐释”，这些阐释乱象反映了文学阐释已存在严重的阐释危机，而伴随着这些阐释危机的是阐释本身所存在的不可避免的阐释悖论。
文学艺术阐释的悖论首先存在于文学艺术阐释原意与其发展出现的必不可少的时代鸿沟上。苏珊·桑塔格曾在《反对阐释》中对“阐释”一词作了解释：“谈到艺术，阐释指的是从作品整体中抽取一系列的因素（x，y，z，等等）。阐释的工作实际成了转换的工作……”[1]6即最初的文学阐释是立足于文本，以一种解释的方式对原作或者某种现象的还原，是对言与意的高度和谐的转换。随着阐释的发展，古老的艺术文本的阐释需要与现代社会的思想要求相一致，而实际情况则是文本的原意与现代读者要求之间的不一致，但是在实际的阐释过程中，必须掩盖掉两者之间的不一致。因此表面上合理的、准确的阐释背后隐藏着阐释内容与文本的不一致甚至脱离现象。于是“阐释以修补翻新的方式保留那些被认为太珍贵以致不可否弃的古老文本的极端策略。闡释者并没有真的去涂掉或重写文本，而是在改动它。”[1]7因此，文学艺术阐释便出现了普遍意义上的阐释原意与文学艺术阐释之间的一种悖论，而这种阐释现象是文学艺术阐释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因此这种悖论也是无法避免的。
这种阐释悖论同时也存在于文学艺术阐释的“开放性”与“有效性”的矛盾当中。作品本身的丰富复杂性以及处于不同时空的读者均决定了作品阐释的开放性，然而即使再复杂的文本也是一个确定的文本，它是所有读者阐释的文本基础，阐释的边界并非是无限开放，而是有其有效性。正如张江所说：“文本是自在的，不能否认文本自身所蕴含的有限的确定意义;文本是开放的，不能否认理解者的合理阐释与发挥。确定的意义不能代替开放的理解，理解的开放不能超越合理的规约。我们的结论是，在确定与非确定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点，将阐释展开于两者相互冲突的张力之间。各自的立场都应该得到尊重，无须对具体文本阐释过程中各个方向有限的过度夸张加以过度责难。”[3]8张江认为，文本的相对确定性与读者的独特性两者之间的不一致决定了阐释开放性与有效性的悖论。而他所说的“合理阐释与发挥”、“合理的规约”只是阐释有效性的模糊标准。之所以模糊，是因为文本本身即使是确定的却掩盖不了本身的丰富性，文本本身内在的张力决定了其模糊性，这是谈论阐释有效性的基本前提。因此这也是作品阐释的丰富性与有效性之间存在悖论的根本原因。 作品阐释本身的双重悖论决定了阐释边界的模糊性，但是阐释却不可因此而无限度，以至于出现片面解读、绥靖解读甚至暴力阐释等阐释危机。这些阐释危机均不利于文学艺术作品的阐释，而且也不利于文学批评自身的理论建构。这些阐释危机是批评的警钟，而作为第一阐释的小说作者序跋则是扭转阐释危机的重要阐释资源。为了尽可能避免阐释悖论，也为了有效克服上述阐释危机，作为“第一阐释”的小说作者序跋应该以一种引领的姿态引导读者去解读作品，使批评之风更加健康合理。
二、小说作者序跋作为第一阐释的独特价值
文学作品阐释之所以有学者不断提出阐释的病态现象，是因为作品、作者及读者等均是影响文学艺术阐释的重要因素。理想的小说作者序跋为读者解读作品提供了作品创作背景、引导并启发读者发现新的阐释视角，而且使得作者意图与文本意图实现了完美聚焦，从而保证了阐释的开放性与有效性的辩证统一。
從文本角度看，小说作者序跋为作品阐释提供了写作背景。小说作者序跋中经常会谈到作品形成的契机、创作过程、作者自身的心理历程，为读者提供许多写作背景。甚至许多作家还会谈到自己的创作观，为读者解读作品甚至阐释作品提供了方向性引导。自从文学批评界将解读作品的重心从“作者中心论”转移到“读者中心论”之后，读者也将作品视为阐释唯一的材料，作家被排除在外。实际上对作品的完整理解应该以文本为中心，同时参考作品产生的背景、作家的创作观等外部资料，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作品阐释的有效性。即“文本内 （正文本）与文本外之间存在着副文本这样一个阐释应循环到的中间地带，这里是文学 ‘内部研究’与 ‘外部研究’的连接带和交汇处。”[4]172而序跋就处于这种中间地带。沈从文曾在《从文短篇小说集》提到了自己的人生经验，而早期的这些经验则成为他创作的重要思想契机，因此他不希望读者只沉迷于他的表面的安静祥和的湘西世界，而是希望读者能够在安静祥和的湘西世界背后“能见到对于生命的偶然”，[5]324因此要深刻顿悟作家的写作意图，必要的写作背景必不可少。而小说作者序跋的存在则为读者解读作品打开了一扇门，通过对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作家个人独有的人生经历的了解、体悟，从而为读者与作品的有效的平等对话提供了基础。
从读者角度看，小说作者序跋可引导读者发现新的阐释视角。文学作品阐释经常会出现读者对作品的误读或者阐释有效性丧失的现象，而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作家的创作意图未能合理恰当地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则是作家的创作意图很难解读出来。在现当代文学中，大多数先锋派文学的作家意图，读者很难通过作品本身直接解读出来，此刻就需要作家的引导性提示，因此为了解读此类作品，读者经常会寻找有关作家的访谈录、散文作为解读的辅助性材料，而序跋则是除了作品本身之外解读作品的最直接的材料，因此序跋中作者的创作观以及对作品的理解便成为读者进入文本的钥匙。正如姚斯所言：“（一部文学作品）可以通过预告、公开的或隐蔽的信号、熟悉的特点或隐蔽的暗示，预先为读者提示一种特殊的接受。它唤醒以往阅读的记忆，将读者带入一种特定的情感态度中，随之开始唤起‘中间与终结’的期待，于是这种期待使在阅读过程中根据这类文本的流派和风格的特殊规则被完整地保持下去，或被改变、重新定向，或讽刺性地获得实现。”[6]29因此小说作者序跋不仅充当宣传者，更重要的是将读者带入一种氛围当中，以预告、隐蔽的信号或暗示，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根据这种暗示的方向，将文本中的空白点通过这条暗示线索衔接起来，进而达到有效阐释。同时作品本身的丰富性决定了读者需要适当性的引导。读者、批评家尤其是普通读者在具体阐释作品时，他们只能以一种阐释角度去解读作品，或者一部优秀的作品即使有多种解读，而有效性阐释却很少，作品的丰富意蕴没有被完全挖掘。此刻则需要作者的适当性引导，但是作者不能直接在作品中表明，因此可通过文本之外的序跋来表达，正如叶圣陶所言：“序文的责务，最重要的当然在替作者加一种说明，使作品的潜在的容易被忽视的精神很显著地展开于读者的心中。”[7]113当然这种说明不应该是直截了当的，而应该是一种隐含的暗示，因为序跋的写作需要保证阐释的开放性与有效性的统一，这是小说作者序跋必须具备的一种创作姿态。
从作者角度看，小说作者序跋通常是作者意图与文本意图的聚焦。优秀的小说作品通常是作者意图与文本意图的高度吻合，这也是所有作家创作的理想状态。同时作家也希望读者能通过解读文本意图，进而与作者对话，实现创作目的。艾柯曾对“文本意图”做过解释：“文本意图并不能从文本表面直接看出来……文本的意图只是读者在自己的位置上推测出来的。”[8]68而一些文学大师经常会将作者意图在文本中完美地表达出来。因此，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尤其是面对一些优秀的经典小说作品，其写作意图如立意倾向、风格、创作观都能恰到好处地从文本中表达出来，从而通过与文本对话获取文本意图，实现作者意图与文本意图的聚焦。余华曾在《活着》自序中提到：“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为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9]3-4作者意图是通过“活着”这一形而下的生活状态引发读者对“活着”本身的一种形而上的思考，同时在整部小说中以一种客观的叙事口吻呈现作者超然的处事风格。而读者通过对福贵坎坷一生却能淡然“活着”的生活态度中体悟到人“为活着而活着”的一种形而上的思索，这是读者对文本意图的准确读解，此时作者意图与文本意图实现了完美聚焦。
理想的小说作者序跋通过为读者提供作品创作背景、引导读者并为其提供阐释视角以及通过作者意图与文本意图的聚焦，实现阐释的有效性。同时读者也应该辩证地看待小说作者序跋，毕竟大多数小说作者序跋并非处于这种理想状态。相反大多数序跋常常是一家之言，并非艺术性地引导，而是直截了当地告诉读者创作意图以及作品的艺术魅力、思想意蕴，甚至某些作家的作者意图并未在作品中完美地表达出来，而这种序跋只会使阐释更加狭隘，因此读者必须以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小说作者序跋。 三、发挥小说作者序跋阐释价值的辩证态度
小说作者序跋作为第一阐释，具有其它副文本不可比拟的价值，即可促进阐释的有效性。同时读者、作者也应该辩证地看待小说作者序跋：辩证地看待作者意图与作者情感倾向的关系、作者意图与文本意图的关系以及小说作者序跋对作品阐释引导的相对性。
辩证地看待作者意图：作者意图不等同于作者情感倾向。艾柯在《诠释与过度诠释》中提出了“作者意图”“诠释者意图”“文本意图”，他认为作者意图、诠释者意图都会导致过度阐释，但却没有区分作者的情感倾向与作者意图的区别，因为在他看来，这些均非有效阐释。读者在阅读小说作者序跋时，当作者意图与文本意图相一致时，作为读者应该清楚作者意图、文本意图不等同于作者的情感倾向，这是作为读者必须遵守的阅读、解读作品的原则，读者更不可因序跋中作者所表现出的情感倾向与自身阅读体验相悖而忽视或否定自我阅读体验，而应当对作品实行精读、细读，细细品味文本意图，以自身阅读体验为主。当读者通过阅读，发现自身的阅读体验与作者的情感倾向相悖时，读者应该通过细读找到确凿的文本材料作为理论支撑来验证自身的阅读体验准确与否，而非轻易否定自我阅读体验或为序跋中的作者情感倾向所左右。贾平凹在《极花》后记中书写了此小说素材来源于一件真实发生的社会事件，朋友的女儿被拐卖，而作者内心也是五味杂陈，他同情被拐卖的妇女，但是他更关心中国农村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凋敝，更关心犯罪背后的深刻原因。后记中作者的情感倾向明确，但是在作品表达中，文本意图更接近作者意图——态度更客观，利用梦境同时呈现两种结果，发人深思。因此读者在阅读序跋过程中，可关注作者意图，同时不可将作者意图等同于作者主观的情感倾向。
辩证地看待作者意图与文本意图的聚焦。普通的小说作者序跋主观性较强，通常会讲述小说创作过程、作品的艺术魅力、丰富意蕴，尤其擅长阐述作品主题、作者意图。在他们看来，作者意图与文本意图两者是相一致的。而实际上，通常情况下文本意图比作者意图更丰富，而作者意图与文本意图的完美聚焦通常只是理想的状态。一方面，作品的丰富性决定了文本意图大于作者意图，作者意图与文本意图两者之间只是部分的聚焦：作品本身具有丰富性，作家经常提到之前的创作意图（如设计的人物形象、情节）常常会在具体创作中有所改变，因为人物形象本身具有丰富性或者层次深度性，作家必须将所写人物“性格化”，即“人物什么模样，说话的语气，以及他的思想、感情、环境……剧中人的对话应该是人物自己应该说的语言。”[10]7因此，刻画人物时作家始终是将人物看成一个立体的人物，即使只是写人物语言，也要考虑到人物所处的时代、地域以及人物自身的性格，因此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往往比作家创作之前的主观预设更丰富、更饱满。同时，小说的情节运行也因为人物自身的丰富性、不可控性而变得更加复杂。因此优秀的作品中文本意图永远比作者意图更加丰富。另一方面，作者意图不同于文本意图，除了作品本身的丰富性之外，还涉及到作家自身的能力素养。作家创作前的作者意图往往与作品创作成功后的文本意图之间存在距离。部分作家在创作之前设立的作者意图，在实际创作过程中会因自身阅历、对所写题材的感触、理解程度或者自身的表达能力以及对材料的驾驭能力等因素的欠缺，都会影响到作品的创作质量，因此，读者阅读到的作品可能与作者意图相距甚远，读者应时刻以自身的阅读体验为主，而非为作者意图所左右。周作人曾在《看云集·序》中说道“我向来总是自己作序的，我不曾请人家去做过……因为我知道是怎么地不好做，而且也总不能说的对或不错，即使用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去写一篇小小的小序”。[11]26可见，在周作人这样的大文豪看来，序跋虽为一篇小文章，其写作难度却不小，因为这涉及到序跋写作的艺术。序跋作者既要准确客观地对作品予以评价又必须恰到好处地把握好对读者阐释的开放性与有效性的引导。
小说作者序跋对作品阐释的引导具有相对性。解构主义者斯皮瓦克认为，文本与序言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所指”与“能指”的关系，据此他进一步阐释了“序言”的特点：“序言，大胆的通过另外的方式重复和重构作品，展示的仅仅是这样一种已经存在的情形对作品的重复总是异于作品本身。实际上，这里并不存在一个与这些不同的重复相异的‘作品’，换句话说，‘作品’总是一个已经存在的‘文本’，而这个文本是同一性和差异性之间的游戏所建构的。一篇写好的序言暂时确定了一个地点，在其中，阅读与阅读之间，作品与作品之间，作者、读者和语言之间永远在相互刻写着……”[12]4斯皮瓦克认为，序言在重复作品的过程中，并非只是保持同一性的重复，而是在重复中重构着自身。斯皮瓦克的看法极具解构性，他虽更注重重复过程中的重构，甚至序言本身的独立性，但却从侧面反映了一个事实：序言并非对作品的简单重复，而是作者、读者和语言之间永远的相互“刻写”。因为作者、读者、语言之间的共通性决定了阐释的基础，彼此的差异决定了阐释的丰富性——永远相互刻写着。因此，这也决定了序跋的引导性并非绝对的引导，作者意图的引导性也只是相对的，毕竟语言本身的含混、作者意图与文本意图的不对等以及不同的读者所具有的不同的关注点都会影响读者对作品的阐释，而作家作为一种特殊的读者其对作品的解读视角也是有限的。因此，小说作者序跋对读者解读作品的引导只能是相对的。
辩证地看待小说作者序跋，要求读者必须具备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小说作者序跋，因为理想的小说作者序跋应该是开放性与引导性的统一。序跋的主观性很强，是作者情感思想的体现，是“一家之言”，因此小说作者在写序跋时，应当适当节制，尽量保持客观，对作品作引导性的说明。这种预先设置的阅读氛围，可以有效引导读者进入文本状态，同时又以“预告、隐蔽的信号、熟悉的特点或隐蔽的暗示”这种间接的引导又不失开放性的姿态，启发读者阅读文本，极大地发挥了读者对文本的开放又不失有效性的解读。序跋作者通过暗示、隐蔽的方式启发读者注意文本的特殊部分，这种开放式的写作其实也是一种“空白艺术”，读者仍然可以根据作者提示及其文本线索，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解读作品。同时读者需始终立足于文本，确保阐释的有效性。正如艾柯所言说：“在神秘的创作过程与难以驾驭的诠释过程之间，作品‘文本’的存在无异于一支舒心剂，它使我们的诠释活动不是漫无目的地到处漂泊，而是有所归依。”[8]95因此，读者面对文本应立足于文本，在相信自身的判断、感悟能力的同时，以开放性与引导性的小说作者序跋作为阐释的起点，从而确保作品阐释的开放性与有效性的统一。
四、结语
小说作者序跋作为“第一阐释”可以为读者、批评家的有效性阐释提供帮助。同时读者也应该具备自身的判断能力，立足于文本，具备鉴别序跋优劣的批判能力。而小说序跋作者也应当以一种开放性与引导性相统一的写作姿态去引导读者，进而提升作品阐释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2]张江.强制阐释论[J].都市文化研究，2017（1）：257-278.
[3]张江.开放与封闭——阐释的边界讨论之一[J].文艺争鸣，2017（1）：6-14.
[4]金宏宇.中国现代文学的副文本[J].中国社会科学，2012（6）：170-183+209.
[5]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6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
[6]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7]叶圣陶.叶圣陶序跋集[M].北京：三联书店，1983.
[8]艾柯.诠释与过度诠释[M].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
[9]余华.《活着》中文版自序[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10]老舍.出口成章[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11]戴瑞林，李慧瑛.周作人序跋艺术管窥[J].龙岩学院学报，2011（6）：26-29.
[12]李应志.解构的文化政治实践——斯皮瓦克后殖民文化批评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2008.
[13]高虹.石峰.论当代小说《茧》的叙事动力与审美品格[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72-80.
[14]王兰燕.主流片营救叙事的突破：从《战狼2》到《红海行动》[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8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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