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柳毅传》的叙事艺术与小说文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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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柳毅传》是唐传奇中的优秀之作，其文学史成就，不仅在于其思想价值体现了叙述主体独特的审美意识;更在于其文本创作，在继承前人叙述传统的基础上，在叙事情节、人物角色、叙述空间的建构上，表现出的独特叙事艺术与小说文体自觉性。在其文本叙事中，叙事内容由模式化故事发展为对情节的审美建构，人物的“行动元”功能设置转为塑造具有自身气质与个性的角色，叙事结构从单纯的线性结构转为塑造角色的立体生活空间。
　　[关键词]《柳毅传》;叙事艺术;文体自觉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9）02-0186-03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9.02.082 [本刊网址]http：//www.hbxb.net
　　我国小说文体孕育于神话、传说、史传、志人志怪笔记、经传故事等多种文学样式，至唐传奇发展成为独立的叙事文体。胡人胡应麟指出：“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幻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作意好奇”既指唐传奇作者对小说叙事艺术的自觉探索与运用。这一时代出现了如《李娃传》《莺莺传》《任氏传》《柳毅传》等一批对后世小说文体发展影响深远作品。《柳毅传》是唐传奇中的优秀之作，其文学史成就，不仅在于其思想价值体现了叙述主体独特的叙事审美意识，更在文本创作在叙事情节、人物角色、叙述空间的建构上表现出独特叙事艺术与小说文体自觉性。
　　一、叙事内容：从简单故事模式到情节审美建构
　　叙事的本质是讲故事，是将在一定的时空场景中，通过人、物、环境的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一个个事件，按一定的因果线索组合成为一个完整的情节。小说文本上的情节建构，除事件安排要有严密的因果关系、具有推动故事发展的作用外，事件本身还要具有丰富性、合理性、自足性、多层性，要使具体人物的情态与个性在具体的环境中显现。
　　《柳毅传》的创作有两个源头，一是叙事模式源于印度那伽故事类型中“感恩的那伽女”和“那伽女与人婚评配”。从故事模式来看，《柳毅传》的故事内容总体上可分为施恩一柳毅求助龙女，感恩一龙女感恩嫁给柳毅两个事件。但《柳毅传》全文四千余字，其内容远远超越了这类佛经故事中“施恩一报恩”的简单模式，文本中至少包括了五个大的事件：柳毅应举落第还乡，柳毅龙女牧羊于野，柳毅传书龙女得救，龙宫逼婚柳毅拒婚、柳毅龙女终成眷属。这五个大事件又可以细分出一系列小事件。如“柳毅龙女终成眷属”可细分为“柳毅变卖龙宫馈赠”“柳毅两度丧妻”“龙女化身卢氏”“龙女两度得子”“夫妻互表心意”等。这些丰富的多层次的事件共同组合、创建出了一个起伏曲折、情节丰富的故事。在“龙女报恩”模式中，“报恩”是故事也是情节，指向的是“报恩”;在《柳毅传》中，“报恩”只是素材，是串联叙述主体所创造的审美情节的显性线索，指向的是一个融侠义、神灵于一体的婚恋爱情故事。
　　魏晋六朝志怪小说是唐传奇的另一个文学渊源。《柳毅传》是在撷取化用多种志怪叙述文本的基础上，创作了一系列丰富的叙事单位，并将各单位在遵循文体自足的原则上，进行了自觉审美事件安排创作而成的。如《胡母班》与《淮南军卒》的报信模型、《三卫》中被夫婿虐待的妇人、《颍阳里正》中的行雨、《李靖》中温婉的龙宫夫人形象与行雨等等，都可以在《柳毅传》中寻着踪迹。《柳毅传》各叙述单位以柳毅为主，龙女为辅进行安排，环环相扣，一步步推动着情节的发展：柳毅应举、落第、还乡，龙女远嫁、丈夫恶习不改、诉诸舅姑被弃，野外牧羊，两人的于野外第一次相遇;龙女托信、柳毅龙宫传话、龙宫宴请、钱塘君出场、龙女返宫，两人于龙宫第二次相遇;钱塘君逼婚、柳毅拒婚、柳毅接受龙宫馈赠返乡。至此，“受恩——报恩”已完成，故事本可结束。但作者又创造三个新的叙述单位——洞庭君夫人二度设宴为柳毅饯行，柳毅与龙女于龙宫第三次见面;柳毅两度娶妻亡妻，柳毅娶化身为卢氏的龙女、龙女二次得子后试探柳毅情感，把情节的起伏推上一个新的高潮，也把各叙事单位通过柳毅龙女的爱情发展有机统一为一体，呈现出一个完整的起伏曲折、跌宕契合的情节，从而使读者从一段曲折、离奇、圆满的爱情故事中，获得审美感动与审美冲动。《柳毅传》在情节的创建上，无论是审美性、丰富性、层次性、还是完整性，都远超一般志怪小说，是对小说作为虚构叙事文体的自觉创作。
　　二、叙事人物：从“行动元”设置到“角色”创建
　　人物是叙事文本中最为重要的构成因素，是事件、情节发生的动因。人物在叙事文本中有双重作用，一是“行动元”作用，人物对故事来说最基本的作用就是作为一个发出动作的单位，触发事件推动情节。一是“角色”作用，即人格特征造成的人物自身的同一和独立;其所特有的个性推动情节朝独有的方向发展。成功的叙事人物，不仅要具“行动元”能力，能推动情节发展的功能，还必须是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角色。“他”既要包含着具有普遍意义的共性，提示出社会生活中某种本质和规律，使读者获得人类共同经验;更要在审美创造上具有鲜明生动的个性和自为的意向，其独特性使得文体的叙述和人物命运的轨迹或事件的结构只能依据其自身的逻辑进行发展推进。
　　在模式化的叙述文本中。人物担任的主要是“行动元”的功能。如龙女报恩模式中，龙女与凡人分别承担“报恩”与“承恩”的功能，推动故事的完成。在同一模式中，龙女可以是“蛇女”“仙女”“田螺姑娘”任意具有超自然报恩能力的人或物，凡人可以是书生、农夫、士兵任一因善良而施恩的人物。他们在叙述文本中的功能设置，是缺乏个性的存在，他们自身的气质并不会影响叙述的进程，也不是文本叙事要表现的重点。
　　《柳毅传》情节曲折跌宕独特，要求其人物不仅是有推动故事发展的行动者，还要有独特的个性与气质，使其情节的发展合情合理整体统一。《柳毅传》通过一系列事件塑造了柳毅的正义、意气、有学者操守、不畏强权、有文人风情、善解人意的书生形象。柳毅在科考落第、失意返乡时前往泾阳与友人告别，正是柳毅重友情的“义”，使得其与龙女能在泾阳相遇。得知龙女的凄苦经历后，他“氣血俱动，恨无毛羽，不能奋飞”，仗义为龙女传书解忧。从这时对柳毅言行和心理的描写，都表现出柳毅具有儒侠的正义感，还有年轻侠士不善隐藏情感、喜怒形于色的真性格。龙宫传信，虽为龙宫之辉煌、钱塘君之怒所震撼，在被钱塘君酒后发威逼婚时，却以绝不对“屈于已而伏于心”的不义之事拒婚，并对钱塘君的不当行为加以严词指责，是其学者的操守使然。两次见面对龙女的感情由同情上升到爱慕，第三次见面明白了自己对龙女的心意，并对拒婚之事“有叹恨之色”，是其文人风情使然。经过两娶两亡妻，龙女化身为卢氏，使其两人的婚姻符合现实生活中明媒正娶之义，最后才与龙女结为夫妻，是柳毅的义与道使然。成婚时发现卢氏似龙女去不点破，龙女坦白身份后亦对龙女表达自己的情感，是柳毅的善解人意使然。 　　龙女形象也完全摆脱了其母题中“龙”的自然属性，成为一个典型的封建社会中在自己有限控制能力内追寻婚恋自由的女子形象。龙女起初不甘丈夫的虐待，向公婆申诉;接着又不甘受公婆的欺弃，托柳毅传书洞庭;她备尝过“父母配嫁”的苦果，因此拒绝父母再嫁濯锦小儿的安排;经过一番曲折，最终如愿与柳毅结合。与龙女相关的系列事件中，有两个尚具有龙的“超自然”属性的事件。一是“行雨”。“行雨”是超自然能力，但是在整个故事结构中并不是具有推动故事的功用。龙女有“行雨”的超自然能力，自然也可具有“日行千里”的能力，在受到夫家欺弃之时大可以自行回家;或是在受到柳毅相助后可以运用“超自然”的能力报恩，或是在柳毅拒婚后用超自然能力迫使柳毅顺从，根本无须有后边拒绝再嫁、闭门等待等一系着列事件的发生。二是凭借“超自然”能力，让自己拥有了“卢氏”的身份，但这一行为只是为了使自己拥有“人”的身份，使自己的婚嫁符合人类社会的标准。龙女在《柳毅传》中的形象，除了是一个“人”以外，更有一个有着自己个性特征的“角色”。柔顺但不甘受命运摆布，才会触发送信事件;勇于追求幸福，才会拒绝再婚等行时机嫁与柳毅;性情柔顺在爱情中才会有担忧，性情坦诚才会在夫妻感情日爱深厚、相互信任之时坦白自己的身份。柳毅亦在此时表白了自己对龙女由怜悯到爱慕的情感转化历程。由此，通过一系列事件，便完成一位侠义书生与一位勇于追求爱情的柔顺女子的角色塑造。
　　在《柳毅传》中其他次要人物也都个性鲜明：洞庭龙君儒雅、稳重;钱塘君个性火爆、疾恶如仇也讲道理;寥寥几笔提到的洞庭龙君夫人温婉爱女，龙女叙述中的泾川次子厌薄、泾川舅姑爱子心切不分青红皂白。正是如此多构的角色塑造，才能推动故事情节摆脱简单的报恩模式，成功地使每一个功能事件成为展示典型人物的场景。通过自觉地运用小说文体创作艺术，文本从叙述“施恩”“报恩”，表现社会公共的道德标准，转化为叙述作品角色的私人经验和私人生活，表达角色的经验、情感、感悟。
　　三、叙事结构：从线性结构到立体场景结构
　　杨义先生在《中国叙事学》中指出，“结构既内在地统摄着叙事的发展进程。又外在地指向所体验到的人间经验和人间哲学。而且还指向叙事文学史上已有的结构。”在叙事自发的阶段，文学经验指向的人间经验和人间哲学，是人类群体所共有的知识与情感体系，其目的是塑造人类文化的同一性，叙事以故事的形式呈现。“故事必须是关于他人的”，“故事构成了人们共同知识、共同经验和共同命运”，其传达的是“共同的生活经验和世代相传的智慧”。因此，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经传故事等，在其缤纷多彩的表现形态下，往往存在着一个大体相似的叙事结构，包括模式化的语言、模式化的场景、模式化的角色、模式化的叙述功能。正如普罗普在《民间故事形态学》中所说，故事“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千奇百怪，五彩缤纷，另一方面，它如出一辙，千篇一律”。但当叙事发展到自觉阶段，文学经验指向作者自我体感到的世界，文体叙事的结构方式就不再只是指向共同的生活经验，而是“根据作者的人间哲学与结构的内在逻辑，对四面八方、日积月累的生活素材进行幻化、深化和典型化，从而形成富有质感、生命感和文化尝试的艺术形象和艺术世界。”叙述主体开始自觉地依据自身的审美和角色的个性特征，创造一个基于角色生活空间的立体场景。
　　《柳毅传》叙事总体依旧遵循着“施恩一报恩”故事的结构。但如果其文本结构仅停留在此，那《柳毅传》只不过是又一个志怪志人的奇异故事。其之所以能成为唐传奇中的优秀之作，因为在其“施恩一报恩”结构的表层结构下，还有一个作者精心安排的隐性结构，即柳毅与龙女爱情发生的立体生活场景建构。俩人第一次见面的交谈，柳毅对“蛾脸不舒，巾袖无光”的龙女心怀同情，第二次见面，龙女“自然蛾眉，明珰满身，绡毅参差”，当柳毅“迫而视之，乃前寄辞者”时，爱情在龙女前后形象的殊异，给书生带来的心理震撼中悄然萌生。第三次是见面是拒婚离开，柳毅心中有憾。第四次是新婚时发现妻子面似龙女，但问而不究。每一次会面，都是一个角色生活场景的建构：泾阳荒郊河畔、金碧辉煌的龙宫、“满宫凄然”的离别之场、用物丰盛新婚之所、谈心的帘室之间，在线性时间上淡化叙事的传奇性，搭建了一个四维的生活空间，使叙事接近生活的原生态。读者在解读文本时，也会跟随着生活场景的转换，更多地把注意力从“报恩”一事投入到对两人“婚恋发展”的关注。
　　唐传奇的叙事结构，还深受史传叙事法的影响。史传叙事多采用线性叙事结构，除了传的姓名、籍贯、身世后，再选取传主从生死的几个重要事件，依编年顺序，展示传主的人生历程。在时间线性结构上，传记的各叙述事件之间是没有必然因果关系的平行关系。《史记·项羽本纪》写项羽少时求学，与他后来自刎乌江，这两个事件可能有个人性格命运的关联，但在事件的发生因果上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唐传奇早期的作品《古镜记》采用的就是这种线性结构。它记载了八个与古镜相关的事件，虽然从古镜出现到离开，通过故事开头和结尾和古镜的持有者，可以视为一个完整的故事体系。但这个八个故事的发生，与作为主要叙述对象“古镜”的角色发展、成长没有必然的联系。在故事体系内，这八个事件可以调整变动而不影响故事的整体呈现。《柳毅传》依旧保持着史传的传统。开篇“仪凤中，有儒生柳毅者，应举下第，将还湘滨”，介绍人物的籍贯、背景。结尾“陇西李朝威叙而叹”表明作者“叙而不作”，并对人物发表简短评议。但《柳毅传》的叙述空间建構却超越了史传的平行结构，除前文所述的显性的生活场景的建构外，还有通过分层叙述建构的角色生活的多层次场景：龙女叙说夫家之事，洞庭君叙述钱塘君的故事，龙女诉说与柳毅别离后的经历，都在不同的维度扩大了叙事空间，拓展了叙事结构，塑造一个更为立体、丰富的角色生活空间。
　　结语
　　作为小说从自发走向自觉阶段的优秀作品，《柳毅传》在叙事内容上还能看到模式化叙事对其的影响，角色塑造的多向多构上还存在着生硬，在叙述结构的比例详略疏密上亦显生涩，但作者已经开始具有较强的小说文体意识，开始自觉运用小说叙事的方法，追求文学空间的美学效果并取得了不菲的艺术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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